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市政论文,中国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众参与”和“市政参与”的话题在网络上并不少见，而“市民市政参与”方面的国内学术会议，也早已引来国际学术机构的襄助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①成为世界性话题。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和市民市政参与问题还会继续受到关注。事实上，民间参与市政早已不是新现象，近代中国就曾有多彩多姿的民间市政参与。当然，与近代中国城市相比，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已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今天的城市毕竟是由近代城市演变而来的，不管它们如何演变，城市事务的处理，归根结底，还是应以为市民谋幸福为宗旨，不能回避民间市政参与问题。因此，研究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无疑可以为当下中国城市的民间市政参与提供借鉴。遗憾的是，史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仍缺乏初步的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状况，进行回顾，并稍参末议，以为研究同好抛砖引玉。 一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的主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蓬勃发展，其重要标志是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的近代城市史研究成为“七五”期间国家级研究课题，②继而，“八五”“九五”等与近代城市史研究有关的国家级项目成果③及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通史论著纷纷面世。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有学者呼吁近代城市史研究者应关注市民自治，以及市民对城市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钩稽清理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中有关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关系的史料，从市民与政府尤其是市民与城市关系角度，进一步探讨市民的公共观念、自治意识、民主意识。④事实上，在此期间，相关研究如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方面的研究，已悄然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新生点，并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新生面。到目前为止，有关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民间组织的市政参与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主体有两大类，即群体与组织性的民间市政参与和个体性市政参与。其中，群体与组织性的民间市政参与对近代中国市政的影响较个体市政参与要大，相应的对于这类市政参与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而目前受到研究者关注的参与市政的近代民间组织和群体主要有商人及商会(商界)、民间消防组织、民间慈善组织等。 1.商人及商会(商界)的市政参与 江浙商界的市政活动较多地受到学界关注，有关江浙商界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涉及民间市政参与问题。朱英运用市民社会的理论，论述了清末民初上海、苏州等城市的商办自治团体，其主体意识觉醒及其参与市政的情形和影响，认为商办自治团体的成立，使市民社会的自治权利在商会的原有自治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其具体表现在：不但使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市政的建设与管理权，而且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公共事业、善举、财政税收，以及其他循例归地方绅董办理的所有事宜；其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城市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的在野社会力量，比较迅速地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发展。⑤这是国内较早揭示地方自治与民间市政参与关系的研究成果。王恩重论述了上海绅商如何建立民办市政机构及其对城区建设的影响，认为闸北、南市绅商主动建立市政机构的行为，与公共租界华人掀起的参政运动，同样反映了民族主义的高涨。⑥张海林在探讨苏州现代市政建设时，论述了苏州商人等社会力量在城市消防和卫生管理方面的作用，认为商办消防队和卫生机构的建立，借鉴了西方市政经验，它们属于现代市政组织形态，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苏州城朝现代化方向迈进。⑦孙京指出，镇江商会在市政建设的过程中积极为市政建设经费筹措资金。⑧沈松平、张颖对宁波商人1920-1937年在改善城市交通、加快公用设施建设、发展卫生事业、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加强社会控制，开展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市政参与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⑨ 周松青探讨了清末民初上海的地方精英——多数是商界头面人物，在参与地方自治运动的时候，如何组织市政机构，在道路、交通、教育、社会保障诸方面如何作为，以及他们组织的地方自治机关如何与地方政府处理关系和如何争取市政自主及以失败告终等。⑩他还深入探讨了民国中期和末期，以商界为主的上海各界精英，在实践地方自治的过程中，是如何通过民意机构参与市政的。他对民意机构的参政效果总体评价是相当积极的。(11)这样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探讨上海商界的市政参与，但是，由于地方自治落实到城市时，其基本内容就是市政，因此，周松青对于近代上海地方自治问题的深入探究，实际上是目前有关上海商人或商界市政参与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宋美云对天津商会参与整治城市公共环境的论述，比较深入地涉及市政参与问题。她指出天津商会创办了天津防疫保卫医院，成立了维持市政会、街市研究会等组织，它们从三个层面参与了天津城市环境的整治，即协助政府参与整治、主动与政府取得联系、向政府建议并亲自主持整治工作。她认为“商会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将决定政府目标实现的进程。……城市公益事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公众的积极参与，使他们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从而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由于商界的参与和介入，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持久性”。在此基础上，她以性质为标准将天津商会的市政参与方式进行了区分。(12)宋美云对近代天津商会市政参与的论述，对于我们从整体上审视近代中国商界的市政参与具有启发意义。韩占领则对中国纳税人公会和保管团积极参与天津英租界市政管理的情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民间市政参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租界居民的权益，使英租界的市政制度具有民主色彩。(13)宋瑞琴在探讨天津商会对清末民初天津城市社会生活的影响时，论及市政参与对城市社会的影响。(14) 山东开埠城市商人及商会的市政参与活动也受到学界关注。聂家华论述了开埠之后济南消防发展情形及商办水会对市政的影响，指出济南消防形成了官主民辅两方面结合格局，消防力量得以强化，水会从组织形式和整体功能上已由传统的社区互助框架下的民间互助组织，转变为城市现代市政组织的组成部分。(15)桂晓亮则在论述济南商埠商会时指出，商办市政一般来说主要指的是一些工程量少，技术难度小，与商民关系非常密切的工程建设，最为典型的就是水会的建立。水会的出现弥补了政府消防行政的缺陷，保护了商民，对商埠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济南商会还积极关注城市卫生和交通运输。(16)这些有关商办市政的论述，显然属于商会(商界)市政参与的范围。曲春梅对烟台、青岛和威海卫三地商人参与市政管理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市政管理等地方公共事务，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由于市政无统一管理机构，且政府行政管理力量缺失，烟台商会不仅要在市政管理方面承担起治安与卫生管理以及市政工程建设的重要职能，还直接负责基层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甚至还要支付当地政府机构的行政费用。其参与市政管理的程度远远超出其职能范围，在市政管理方面起到的作用相当重要。而青岛华商通过负责华人事务的中华商务公局推出了四位董事，由他们列席参事会，代表市民参与市政。威海卫商埠商会也积极参与了英国殖民政府治下的地方市政建设与管理活动。但威海卫和青岛商人及其商会，在参与市政管理的深度与广度上，都远远不及烟台商会。(17)像这样就一定区域内不同城市的民间市政参与进行的比较研究，在当前学界实不多见。 周子峰指出，20世纪20年代，地方商绅、侨商与厦门海军官僚共同参与了厦门市政建设，形成了厦门市政建设运动，构成了厦门市政运动的主要内容。(18)何其颖论述了侨商积极投身厦门的市政建设，指出侨商对促进厦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此外，曾祥祯指出，抗战时期泰和商民自愿或被迫为市政建设提供的资金，成为泰和市政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20)此外，方秋梅论述了民初汉口商界的市政参与活动，并探寻这些市政参与活动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联，梳理出辛亥革命给民初汉口商界带来的积极影响。(21) 2.消防组织的市政参与 消防组织的市政参与是目前学界频频关注的研究领域。上海和汉口的民办消防分别是全国和内地民办消防中力量最强的，其市政参与也较为突出。 小浜正子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以商人为基本主体、以上海救火联合会为主的上海民间消防组织及其活动，剖析了该组织与上海市政府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在不同时段，尤其在清末民初，上海各救火会参与消防市政的基本情形，以及这种参与对近代上海公共性所产生的影响，由此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公共领域内进一步相互渗透的关系。(22)方秋梅则以上海救火联合会为中心，探讨了清末民初上海商界市政主体意识觉醒及市政参与，认为上海救火联合会的成立、发展及其市政参与，是上海商界市政参与的成功范例，对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上海商界市政参与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增进了中国城市尤其是江浙地区各城市的现代性。关注这种通过区域性社团交流网络产生的示范效应，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的现代性问题，探求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向，均有积极的意义。(23) 学界对近代汉口民办消防给予了关注，并较好地揭示了近代汉口民间消防市政参与的历史轨迹，以及与此相应的消防领域中官民力量的消长和两种类型消防之间的关系。陈新立论述了清代汉口善堂等民间组织参与消防的情形，认为罗威廉高估了民间消防市政参与的地位与作用，而低估了官府和国家在城市消防中的地位与作用。(24)方秋梅将民初汉口各联合会为主的民办消防置于商人自治型市政的范畴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汉口民办消防组织在民国中期以后，失去了此前在城市消防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变成了官办消防的附属组织。胡启扬论述了1927-1937年汉口保安公益会参与城市消防的情形，指出改组保安公益会之后，民间消防力量在整体上得到提升，并继续在汉口城市消防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同时，政府通过制定大量的城市管理和消防法规，对整个城市消防力量和应灾机制进行规范，并不断强化官办消防机构及政府对市政消防事务的直接参与。民间虽然保持了在汉口城市消防中的实际主导地位，但这种地位不断被削弱，民间因之由城市近代化事业的主动推进者转变为被动参与者，官办机构则日益取代民间组织在管理城市公共事务中的地位，民间力量已难以对其形成有效制衡，市政管理因之偏离了城市近代化的方向。(25)刘琼对民国末期汉口消防的研究认为，在抗战以后汉口消防双轨制中，官办消防警察占主导地位，但民间消防组织起着主力作用，二者互相配合，均对稳定城市社会，保障城市安全和促进城市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26) 学界还对广州、南昌等城市的民办消防进行了专门研究。陈享冬认为整个民国时期广州的消防体制始终是一种混合消防体制，广州的民办消防与官办消防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民初两者各自为政，既协作配合，又存在矛盾；民国中期之后，随着近代市政体制的确立并不断完善，公安局逐步加强了对各种民间消防组织的控制，并最终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民国末期，随着政府对城市近代化资源的控制及对整个城市社会影响的日益加深，民间消防组织受官办警察的绝对支配，缺乏自主权利，市民逐渐成为被动的、不自觉的参与者，而未能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27)彭志军对民国时期南昌消防事业的论述，清晰地展现了南昌民办消防尤其是商会救火会与商团、商会的关系及相应的组织变化，认为民办和官办消防力量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商办消防组织的性质，随着商会性质的演变发生了改变，最后变成了半官半民的消防组织。(28) 3.善堂善会的市政参与 中国近代的善堂善会也曾参与市政，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以梁元生对清末善堂善会与市政之间关系的论述，最为深刻，也最有说服力。他的研究揭示了清末上海商界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从而参与市政的缘由，清末许多善堂处理的事务已经不仅限于救济范围，而且牵涉到地方公益乃至市政事务，慈善事业因而与社会公众事务或市政相糅合，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公众事务，与市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故善堂组织和慈善事业实际上为商人提供了一个管理公众事务甚至厕身市政(即参与市政)的机会，以及与地方官员士绅共议联治的场所。也就是说，商人之所以愿意参与善堂善会事务，投身慈善事业从而参与市政，很大程度上是其出于争取社会地位和声誉和在地方资源分配及权力运用方面处于有利地位的考量。(29) 小浜正子对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演变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与市政的关系，实际上也涉及善堂善会的市政参与问题。她指出，在19世纪，上海的同仁辅元堂参与了与市政相关的事业，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同仁辅元堂将市政工作交给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办理，由此善举成为市政的起点，并开始被纳入社会事业中。(30) 此外，相关民间协会的市政参与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方秋梅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前期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市政参与的主要表现和影响，并分析了该组织成功参与市政的原因。她指出，近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现代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民间力量的市政参与实现的。(31) (二)民间市政参与与市政体制的变动 民间市政参与的情况与市政体制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有关民间市政参与与市政体制变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应该受到关注的问题。 罗威廉运用公共领域的理论，深入考察了张之洞督鄂之前汉口的商业与行会，认为19世纪的汉口已开始了最具近代性的变化进程，明确的城市意识的兴起，自我觉醒的阶级差别的出现，基于行会的商人集体自治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扩展，即行会参与消防、道路建设、治安、福利、教育等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实质的市政管理机构。它表明19世纪的中国已出现实质上的城市自治，而这是代表中国城市本土化发展达到最高水平的地方——汉口城市社会演变的结果，自治性的市政管理机构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得到全面的发展。(32)罗威廉还着重论述了汉口的善堂、水龙局等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演变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诸如参与或主导城市消防、治安、道路建设、社会福利等公益活动或市政改良活动，使得19世纪汉口的非官方公共领域逐步扩展，形成民众福利领域中全城范围的社会自治体系。而中央政府在城市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间接的，从而进一步论证了他有关汉口在19世纪已经实现了城市自治的观点。(33)在论述的过程中，罗威廉并未将“市政”存在的标准局限于是否具有“市”的建制，同时又承认中央政府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汉口自治，而是认定汉口实质上已经被官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单位，汉口居民在那个时段已经形成了地方认同感，行会、善堂等日渐发展的城市社会内部力量的市政参与，实际已将既有的官治市政管理体制，改变成了商业社会自身主导的城市自治。显然，罗威廉极力想通过论析民间市政参与活动导致的非官方公共领域扩展来证明19世纪汉口市政体制变化，以及20世纪初辛亥革命爆发动因的内生性。他的观点既得到了中国近代市政史研究领域学者的积极呼应，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涂文学以1930年代汉口市政改革为中心，在探讨城市早期现代化时对汉口商人的市政参与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认为汉口在前现代具有深厚的市民自治传统，汉口市政直到民初一直由民间主导，而民国中期以后的市政体制变革，导致政府与商人角色发生转换，汉口商人丧失了对城市事务的参与权利和话语权，汉口市政由民间主导转变为政府主导，官僚治市取代了商人自治。他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罗威廉的观点。同时，他批评国内市政史研究西化的痕迹太重。(34) 方秋梅则对罗威廉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民间市政力量在汉口的兴起是官府与民间互动的结果，日趋积极的民间市政参与未必导致罗威廉所说的那种转变——城市自治取代官治。其所力图论证的19世纪汉口乃至中国存在着实质性城市自治不过是虚像；罗威廉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西方中心史观，国内学者应关注城市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她还探讨了民国时期商界市政参与的变化与近代汉口市政体制变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民初汉口市政处于商人自治与官治并行的过渡状态，民国中期之后市政府借助国家的社团立法与市政立法，确立了市政主导权。市政府的官治挤压了商人自治：汉口商人组织被迫重组，商人的市政参与逐渐丧失自主权和主动性，商人自治型市政发生了蜕变，民间在消防、社会救济等领域，主要是以一种服从的辅助者身份来参与，或扮演的是仆从的角色，而不是像民初那样以相对独立的市政主体参与市政，从而丧失了当初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35) 张利民对清末上海与天津地方自治和城市管理机制的比较研究，也涉及民间市政参与与市政体制变动关系的问题。他将清末上海和天津的城市管理的模式分别概括为民办和官治，认为天津地方自治的开展是官治的结果，上海地方自治的开始是民间积极参与市政和官方支持的结果，上海的自治机构可以视为具有一定近代性质的以城市为单位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雏形。(36)他的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上海与天津两种城市管理模式的区别，实际上既是不同城市的官府赋予各自民间力量以不同的市政参与权所产生的结果，也展现了不同市政体制下民间市政参与的差异。 市民的市政参与意识与市政体制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少数研究成果对市政参与意识与市政体制变革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孙颖分析了近代广州市政主体意识觉醒的原因，认为清末地方自治开展以后，广州出现了一批热心研究自治、提倡自治和进行市政改革的社会群体，他们撒下了市政观念的种子，相当一部分市民对市政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或者认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促进了市民市政意识的觉醒。(37)邱红梅对近代汉口市民的市政主体性意识的形成、表现及其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汉口市民的市政主体性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开明绅商觉醒，发展到各种市民团体觉醒，再到市民群体觉醒的渐变过程。而市民的市政主体性意识是汉口市政建设的基石，也是政治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表现，它在汉口的市政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38)张德美认为，绝大多数市民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尚未觉醒，这是1922年北京城市自治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39) 近代中国租界华人争取市政参与权的参政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打破洋人对租界市政管理权的垄断，维护华人的权益。其实质就是华人要求变革租界市政体制。近代上海租界华人的实力最强，华人参政运动影响最大，其市政主体意识亦十分浓烈。学界对近代租界华人参政运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上海租界的华人参政运动。民国人蒯世勋简明扼要地回顾了租界华人的参政运动。(40)卢汉超指出华人参政运动是上海人民对租界制度抵制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参政是指租界内的中国居民要求对租界事务拥有发言权，争取在租界的行政机构中设有自己的代表。(41)小浜正子认为，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旨在争取华人得以享受同等的行政服务，并创立能够代表华人利益的制度。最终，193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华人不论作为都市行政的主体还是客体，都大大加重了分量，而工部局只能做出让步和改变。(42) (三)民间市政参与的制度化、合法性及参与限度问题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既然与市政体制变动息息相关，那么，在民间市政参与的过程中，既有的国家法制和市政制度，是否为民间参与市政提供制度性保障？是否赋予民间以参与的合法性？又在多大程度允许民间参与市政？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何一民在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趋势时，对近代中国市民阶层参政议政兴起与发展的经过进行了梳理，认为清末民初是以地方绅商为代表的早期市民阶层参政议政，清末立宪自治运动之后，部分城市居民有了选民资格，各城市市民已开始参政议政的实践。民国以后，城市公民资格得以确立，市民有了更多的参政权利。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确立市民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诸权。而近代合议制度的初步形成，是近代城市行政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明显进步。何一民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制度化问题的论述，侧重于法律文本的分析。(43) 刘春林纵向梳理了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的历程，论述了市政当局对促进民间市政参与及其制度化所做的努力。德占时期，青岛商界的市政参与主要由1902年成立的华人议事会——中华商务公局作为代表实现。沈鸿烈执政青岛时期，以市长为首的市政府，在促进民间参与市政方面，进行了制度化的安排，如资助专门的市政研究机构和团体，使之发挥城市智囊团的作用；设立经济讨论会、卫生事务讨论会、编纂委员会等，使市民得以参议市政。在市政当局的积极推动与鼓励下，官商之间就参与市政经费的筹措和市政工程建设，构成了较好的协作关系。(44) 王云骏对1927-1937年南京市民的政治参与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京市民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构成了市民参与的主要方面。而市民组织与政府的抗争，则试图建立一种社会权力的制衡，体现了市民组织的现代意义。但是，近代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国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无法对市民社会的扩展提供真正的制度性保障，本属自愿结合的市民组织，最后成为国家政权实行社会控制的工具，这是整个民国时期社团组织贯穿始终的一个特点。(45)也就是说，市民参与的制度化缺陷，是市民直接参与市政的愿望难以实现的真正原因。王煦、李在全则指出，由于现实政治并没有为近代中国市民直接参与市政决策提供空间，故而民间市政建议行为只能是一种个别的而非制度化的现象。(46)佟银霞对刘纪文主政南京市政时期(1927-1930)南京市民参政的论述，也涉及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制度化、合法性问题。她认为南京市民参与市政的权限得到了扩大，市政参与意识也有所增强。市民通过市参事会加入市政机关，通过市民团体诸如工会、商业协会参与市政、监督市政。市政体制的变动，市政改革的推行，使市民在享受宽敞马路带来的舒适中达到对新的市政参与的认同，开始通过团体形式积极参与，并担负起建设市政的责任。同时，南京商民的觉悟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提出意见建议，主动地参与市政、监督市政。(47) 黄海波通过对1905-1909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地方自治实践进行梳理，指出该局成为官方权力以外的民间权力中心，体现上海华界地区市政管理体制的大胆创新。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该局的这一地位并未得到法律的确认，它只是一个“非法”的民间市政管理机构。(48)白华山深入分析了上海市民是如何通过体制内组织，如建设讨论委员会、财政讨论委员会、上海市临时参议会——参与市政的，指出中小商人的缺席和失语，充分表明了市民参政的有限性和参政市民的有选择性，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参政在近代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上海临时市参议会的设立，实则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市政府的合作提供了可能，上海工商界通过临时市参议会，成功地实现了与政府的合作，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参政的目的。然而，在国民党政府的强力干预下，上海临时市参议会在上海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减弱。(49)安克强则将市政纳入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分析了上海市参议会为什么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参与市政的理想组织，并提出恰恰是1930年国家颁布的《市组织法》剥夺了城市居民参与和指导的权力，其根源在于国民党政权不想再看到在大城市出现任何对其权力的挑战和反抗。(50) 学界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制度化、合法性及限度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我们对近代民间市政参与与市政体制变动关系问题的认识。 (四)民间市政参与的类型、方式与模式 有关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类型与方式问题，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对此给予了关注。方秋梅按照市政主体的不同，将市政类型划分为官办型、商人自治型、商营型三大类。其中，商人自治型、商营型实际上就是民间市政参与的两大类型。(51)宋美云以性质为标准，将天津商会的市政参与分为三种方式，即：组织性参与、政策性参与及组织间合作。这对于从整体上审视近代中国商界的市政参与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52)罗桂林按城市公共产品的不同供应方式，将1927-1937年福州市政分为“官办”、“商办”、“公办”与“官民合办”四种。市政工程为“官办”方式，电气事业为“商办”化，消防事业为“公办”传统，救济事业为“官民合办”。(53)而陈常妹则将商人经营南昌水电公用事业的管理模式分为两种，即商办官督和官办商协。(54) 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论述了民间市政参与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郭文毅、吴宏岐对民间学者季平有关西京(即西安)的城市规划建议进行了评议，认为季平的西京市区规划方案，是目前所见有关西安的最早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但其可操作性不强。(55)王煦、李在全则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民间的城市规划建议和方案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全局性和专业性的特征，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为市政当局规划城市提供了参考。(56)张文宁对宁波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的论述，则论及绅商组织的路政工程局参与城市的规划建设。(57)邹东则梳理广州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民间市政参与，包括：民间对政府市政规划和建设工作的批评；《时事日报》媒体参与规划建设的大型工程项目；市民以行政诉讼的方式参与市政等。(58) 还有个别成果则比较综合地论述了个体城市市政发展过程中的民间市政参与问题。如：王煦对民国时期北京市政建设中的民间参与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析，既梳理了北京市政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的民间参与市政，又对民间参与因素对北京市政建设及其现代化带来的影响——积极促进作用与消极制约作用，进行了评估，并指出民间参与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59) 二 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虽然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第一，学界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尚未形成充分自觉探求的领域意识。 目前，有意识地就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展开论述的成果很少。不但专著付诸阙如，而且专文亦为数寥寥。如前所述，专文仅见卢汉超有关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的述论，宋美云有关天津商会参与城市公共环境整治的论述，王煦、李在全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民间市政建议和计划的研究，以及民间参与因素的梳理与论析，邱红梅对于近代汉口市民市政主体性意识及王云骏对于民国时期南京市民参政意识的研讨，以及方秋梅对于近代汉口商界、上海商界以及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市政参与的探讨。专文数量少，反映出自觉研究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学者仍为数寥寥，具有明确的领域意识的历史研究者，更属凤毛麟角。 即便是专文论述，有的也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缺乏充分自觉的认识。有的专文仅仅将民间参与市政作为影响市政发展的因素，而非将其作为影响市政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唯一的相对于官办市政的重要方面。换句话说，研究者对于民间市政参与还只有初步的认识，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独特性及其在近代中国市政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有的专文在内容上实际论述的是民间市政参与，但在概念上却缺少明确的表述，如论述天津的民间(主要是商会)市政参与时使用的是“非政府组织参与”这个概念。关键概念使用上的差别，实际上反映出研究者对于民间市政参与问题有所认识，但又未形成充分自觉的研究状态。 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少见。众多的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散见于大量研究善堂善会、商会及救火会之类的社团组织的成果中。但民间的市政参与往往被置于地方自治、公益事业、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的范畴内，缺乏研究领域的独立性。这固然与研究者既定研究的对象不同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缺乏自觉探求的领域意识。 第二，研究尚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缺少整体观照。 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其所涉及的民间市政参与主体，主要是商界，民间组织主要有商会、水会(消防会)、善堂商会等。与此相对应，所论及民间参与的市政领域，主要集中于消防、社会救济、道路修筑以及与基于地方自治的市政管理，其他方面的论述则极为零散。 所涉及的个体城市主要有首都北京及上海、汉口、天津、苏州、济南、广州、南京、青岛、厦门、宁波等开埠城市。所涉及的城市区域主要是江浙、山东、津—京、福建等沿海与沿江的部分相对发达的地区。 相关理论性问题的探讨主要包括民间市政参与的制度化与合法性问题、民间市政参与的类型、方式与模式问题，另外还涉及市政参与与城市现代化、城市现代性问题。 总体说来，学界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这种散在的起步状态，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还没有足够深入的结果。应该说，就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整体而言，这些散在的研究也都是十分必要的，它们一起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基础。但是，作为与市政官办相对而言的民间市政参与，其研究所涉及的市政领域、个体城市、城市区域以及理论问题，及相应产生的研究成果，与既有的官办市政研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样的研究境态，与前述的缺少研究该领域的充分自觉意识一起，决定了既有的研究不可能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进行整体观照。 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缺少整体观照，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我们既有的官办市政研究缺少也是最不应该忽视的学术参照。没有了这样的学术参照，我们的近代中国市政史研究就很难具有真正的整体性。 第三，在史料利用方面尚需拓展。 既有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成果，其所利用的史料主要包括：商会档案、慈善组织及救火组织的档案与活动报告等，官方文书如政府公报尤其是市政府的公报、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官修地方志等，政府机关档案、资料汇编，部分民国时人的市政著作，以及市政专刊。只有少数研究成果比较深入地挖掘了近代报纸中的资料。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相关研究所利用的史料，与近代中国城市史内其他领域，例如近代中国城市建设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市政史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还要窄许多。应该说，这是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起步阶段在史料利用方面存在的一个明显的不足。 事实上，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内子领域的不断分化，相关子领域所能利用的研究资料应该更加广阔，而不是更加狭窄。并且，不同的子研究领域，因其研究领域各具特殊性，故而某一子研究领域所利用的史料，一般而言应该与其他子研究领域存在分异或侧重不同。例如，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与近代官办市政研究，是近代市政史研究领域内的两个子领域，它们所运用的史料就应该有一定的分异：后者更多地要利用与市政相关的官方文书，尤其是市政府公报、市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资料汇编等。而前者则不能如此，因为这些官方文书中，往往极少记载民间参与市政方面的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在史料利用方面努力拓新。 第四，相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在理论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所有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方面的相关研究，其所涉及的主要理论，不外乎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理论。这种状况自然与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主要胎息于近代中国史研究腹中不无关系，同时又是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结果。个别专文在论证时，虽然具有了现代性的理论意识，也较好地做到由史到论，但是论证中理论基础的相对欠缺，制约了史论结合的充分展开。此外，个别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借用了整合主义的理论框架，这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也许算得上有所突破，但是这种理论框架是否适用于专门性的民间市政参与研究，尚有待实证。 同时，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史学的实证法，少数成果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如有的将近代青岛与烟台、威海卫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说明了研究时合理使用比较方法的有效性。显然，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丰富。 因此，从根本上讲，既有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成果，在理论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并没有明显突破。在理论的本土化方面，亟待探索。 第五，由于在概念上存在分歧，导致民间市政参与在研究范围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市政”是有关研究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时必定涉及的一个概念。在既有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成果中，研究者所持的“市政”概念，存在着严重分歧，有的局限在市政工程建设方面；有的则相对宽泛，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市政工程建设，还包括了市政管理；有的从行政学的角度看待市政；有的则从更为宽泛的政治学的角度看待市政。因此所涉及的民间市政参与的范围自然就有窄有宽，差异很大。 此外，我们的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我们的论述基本上局限于近代中国的民间市政参与本身。 三 有关深化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的一点思考 如果要深化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我们的研究应该在广义的市政层面展开。 在学术界，“市政”是一个充满分歧的概念。如果我们的研究只需要就非常具体的某个局部的市政领域展开，那么，即便是最狭窄的市政概念也无可厚非。但是，就民间市政参与这个研究领域而言，它注定了需要在宏观的市政视野下展开，因为“民间”的存在或出现，相对的就是政府。如果以民间属于社会，官府属于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民间市政参与的研究，势必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便是将国家也视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在论证的过程中，也将涉及民间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论证都必将涉及宏观的政治问题，对于“市政”的界定，不能局限于管理学或行政学的范围，而应该是属于政治学的范围。换句话说，我们应取广义的“市政”概念。 第二，在研究内容的拓展与深化方面，要进行整体性研讨，实行重点突破。 如前所述，目前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处于未充分自觉的散在研究状态，这种状态势必影响我们对于市政发展乃至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全貌的认识。为了尽快促进对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在研究内容方面，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两方面的措施进行拓展与深化：一是要开展整体性探讨，对民间市政参与主体及其市政作为进行全面梳理。就学理而言，市政不仅仅是城市地方当局、市政当局或市政府单方面的事情，还是所有城市人或市民的事情。因此，市政研究不应只关注官方的市政作为，还应该给予民间的市政参与以充分的关照，这样的市政研究才算是比较完整的市政研究。 就事实而言，民间力量或民间人士也确曾参与市政。如果我们对民间市政参与视而不见或不予关注，那么，我们对近代中国市政史或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必定在完整性上大打折扣。 不过，从既有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来看，过去我们主要关注政府是如何办市政的，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将其作为唯一的市政主体，很少有意识地关注市政发展过程中民间社会力量或市民的参与；即便是有所关注，也通常是作为被控制或被治理的对象而存在，从而容易使研究失之偏颇、浮泛，同时也容易使研究陷于模式化。实际上，任何时段的研究都应该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不论是我们将国家视为社会的相对存在，还是认为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市政史的研究，最终都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史研究。而离开了城市社会的基本主体——市民及其组成的各种社团、组织去研究城市，这样的研究注定了将是残缺不全的，是缺少立体感或整体性的。 而要清楚地了解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整体情况，我们就必须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主体进行全面的梳理。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主体，除了个体之外，就是社会团体和社会群体。前述的商会、水会、善堂商会等均属于社会团体之列，商人属于群体之列，也就是说，主要涉及商界。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众多，界别也绝非只有商界，近代中国的学术团体、宗教社团等非职业的团体及其个体或群体，还有学界、新闻界等，均曾参与市政。所以，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市政史，还应该对这些参与市政的民间主体及其市政作为，进行梳理。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全面梳理近代中国的民间市政参与。 整体性探讨即是指要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发展进程与历史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既有的研究主要对商界的市政参与及其作用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是由于主要局限于商界，且因缺少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意识而对商界的市政参与尚未有一个系统的梳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对民间市政参与进行综合评价。因此，我们需要在比较、系统梳理参与主体及其市政作为的基础上，对民间市政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做出全面的评估，包括：民间市政参与在整个市政发展乃至城市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市政演进和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民间市政参与过程中官民关系的演变，民间市政参与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时段的民间市政参与的变化，等等。 二是要实行重点突破。我们应对某些民间组织或群体的市政参与活动进行专门研究。不同类别的民间市政参与主体中，有的以革新市政为职志，有的以争取市政管理权为圭臬，有的则并非自觉的市政参与主体，因而他们对于近代中国市政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大体说来，积极主动或自觉介入市政发展进程的民间组织或群体带来的影响应该更值得关注。因此，对于这样的民间组织或群体的市政参与活动，我们应该展开专门研究。 当然，我们的专门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近代中国市政史本身，还应该置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乃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宏大进程中。因为只有如此，方可以使我们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整体研究得到充实和深化，也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在具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理论上的提升。 第三，积极挖掘新史料。 由于民间市政参与研究从官方市政资料文本里获得信息有限，因此，我们在收集史料时，除了应该从官方文书、政府机关档案、资料汇编中获取信息，还应该关注民国时人的市政著作，以及市政专刊。 同时，我们还必须发掘近代报纸和市政专刊之外的相关期刊。近代报刊中相当一部分既有官办市政的信息，又有民间市政参与方面的信息，并且往往会反映重大市政举措之后，民间的反应及官民互动方面的信息，以及给城市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一些参与市政的近代中国民间组织的档案资料，现在发掘的主要还只是少数城市的商会、救火会的档案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民间市政组织的档案资料藏在深闺之中，也是需要我们去发掘。外文资料中也有很多反映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和市政发展方面的宝贵信息，这也是我们今后应该注意发掘的一个重要方面。 笔者相信，随着近代史研究数据库的开发与不断完善，档案史料的开放及其利用率的提升，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领域所利用的史料，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拓展。 第四，在研究视野、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应同时注重研究视野的全球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 近代中国市政的发展与世界市政发展息息相关，且深受外力影响，这就决定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市政史，不能闭目塞听，而是应该熟知近代中外关系史、城市对外交涉史，以及世界近代民主化浪潮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影响，注意关照世界市政发展及对近代中国市政发展的影响，同时注意分辨本土因素与非本土因素。 我们在本土理论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借鉴国外的史学研究理论固然十分必要，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避免从国外研究理论或“洋概念”出发，去研究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重相关史料的爬梳，寻找史料背后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历史逻辑，抽绎出共性。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理论的总结，逐渐形成可以合理解析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研究理论，从而实现研究理论的本土化。也就是说，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尚需时日，但理论的形成必须基于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五，适度观照现实。 民间市政参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近代和当代的重要问题。就城市发展而言，尽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展侧重点，有不同的现实社会基础或背景，但是有的方面仍然具有相似性。例如：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势必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棚户区改造等市政与民生问题，当民间力量参与其中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民矛盾甚至冲突，或者不同民间市政参与主体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对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研究，应该可以为当下更好地解决类似问题提供借鉴。 ①潘长勇：《“市民市政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动态》2010年第4期。 ②其结题成果主要有：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③成果主要有张仲礼、熊月之、沈祖伟主编《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 ④涂文学：《开展中国近代市政史研究的思考——以1930年代的汉口为中心》，《城市史研究》第2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⑤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⑥王恩重：《近代上海绅商与闸北城区建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4期。 ⑦张海林：《苏州早期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⑧孙京：《民国镇江市政建设研究(1929-1937)》，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⑨沈松平、张颖：《宁波商人与宁波近代市政》，《宁波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 ⑩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11)周松青：《整合主义的挑战：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27-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12)宋美云：《论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朱英、郑成林：《商会与近代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3)韩占领：《1929-1941年天津英租界市政管理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4)宋瑞琴：《天津商会与清末民初天津城市社会生活》，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5)聂家华：《开埠与济南早期城市现代化(1904-1937)》，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16)桂晓亮：《济南商埠研究(1911-1928)——以商埠商会为例》，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7)曲春梅：《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东岳论丛》2009年第4期。 (18)周子峰：《近代厦门市政建设运动及其影响(1920-193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9)何其颖：《鼓浪屿租界与近代厦门经济与市政建设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0)曾祥祯：《抗战时期泰和市政建设与管理研究(1939-1944)》，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1)方秋梅：《从民间市政参与看辛亥革命对民初汉口商界的积极影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2)[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3)方秋梅：《清末民初上海商界的市政参与及其示范效应研究——以上海救火联合会为中心》，2014年“江南城市史研究高端论坛”会议论文。 (24)陈新立：《清代汉口的火灾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5)胡启扬：《民国时期的汉口火灾与城市消防(1927-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26)刘琼：《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武汉消防事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7)陈享冬：《民国时期的广州消防研究》，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8)彭志军：《民国时期南昌消防事业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9)梁元生：《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30)[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31)方秋梅：《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市政参与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一个以道路月刊为中心的考察》，《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果与因：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市政参与与近代中国市政发展研究——一个以道路月刊为中心的考察》，《江汉论坛》2014年第12期。 (32)[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彭雨新、鲁西奇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3)[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4)涂文学：《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5)方秋梅：《近代汉口市政研究(1861-1949)》，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方秋梅：《湖北新政前夕汉口的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研究——兼论罗威廉的“19世纪汉口自治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6)张利民：《艰难的起步——中国近代城市行政管理机制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清末天津与上海地方自治的比较——从近代城市管理机构建立的角度》，《史林》2009年第1期。 (37)孙颖：《民国时期广州市政体制演变研究》，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38)邱红梅：《试论近代汉口市民的市政主体性意识》，《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39)张德美：《1922年的北京自治潮》，《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40)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参政运动的回顾》，《播音二周刊》第26期，1937。 (41)卢汉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述论》，唐振常、沈恒春：《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 (42)[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43)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何一民：《简论民国时期城市行政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发展趋势》，《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4)刘春林：《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45)王云骏：《民国时期城市市民参政意识刍议——以南京城市社团组织为个案(1927-1937年)》，《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46)王煦、李在全：《20世纪20至30年代北京民间市政建议和计划》，陈乐人主编《北京档案史料》第3辑，新华出版社，2008。 (47)佟银霞：《刘纪文与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建设及管理(1927-1930)》，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8)黄海波：《权威及其限制：1905-1909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地方自治实践》，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49)白华山：《上海政商互动研究(1927-1937)》，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50)[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1)方秋梅：《近代汉口市政研究1861-1949》。 (52)宋美云：《论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朱英、郑成林：《商会与近代中国》。 (53)罗桂林：《现代城市的建构——1927-1937年福州的市政管理与公共事业》，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54)陈常妹：《民国时期城市公用事业管理模式研究——以南昌水电管理为例》，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5)郭文毅、吴宏岐：《抗战时期陪都西京3种规划方案的比较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5期。 (56)王煦、李在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民间市政建议和计划》，陈乐人主编《北京档案史料》第3辑。 (57)张文宁：《宁波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4-1949)》，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58)邹东：《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59)王煦：《民国时期北京市政建设中的民间参与因素(1912-1937)》，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