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思潮3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建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国营建筑设计院体制下的建筑师塑造了我们的城市与建筑的形象。到了90年代后期，新一代建筑师则对城市空间与建筑空间进行重新诠释，他们的实验作品表现了人们对中国当代空间独特性的新体验，也说明中国当代建筑的多元化趋向。也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探索，使中国当代建筑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生命力，也体现了特殊的魅力。
八十年代
一、重新认识建筑的文化价值
长期以来，人们没有把建筑视为文化现象，而仅仅当作工程设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院校大合并时把建筑系归在工科院校，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证。1978年召开的建筑创作学术会议，又把“文革”前定名的“建筑创作学术委员会”的名称重新定名为“建筑设计委员会”，更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的倾向是把建筑视为工程设计，而不是看作文化创造。这几年改革开放的形势，促使中国的思想领域进入空前活跃的时期，一批有作为的建筑师崭露头角，创造出具有文化价值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数量极少，但毕竟给建筑界带来了希望。
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旧馆，曾获1986年全国城乡建设优秀建筑设计评选一等奖。
1986年全国城乡建设优秀建筑设计评选，反映了当时对建筑文化渴求的心理。《建筑学报》1986年第11期为此次评选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重新认识建筑的文化价值》，热情地迎接建筑创作繁荣的春天。这次评选出的优秀设计共有一等奖3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22项、表扬奖8项，反映了近年来建筑创作水平的提高。获奖作品中有较好的建筑，如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等奖)是中国大地上难得出现的现代味十足的新建筑，设计人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建筑师柴裴义。为了表现建筑物巨大的空间尺度，给人以蓬勃向上、新颖独特之感，又考虑到现代综合展览建筑功能要求日趋复杂多样的情况，设计人作了一系列的探索。他把近300米的大长条一分为四，形成四个展馆、三个连接体。简洁的几何形体的重复，使建筑富有节奏感；角窗及二层高窗的处理，下虚上实的立面构图，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使建筑具有雕塑感。拱廊与额枋的弧形和建筑物多次重复的方形母题恰成对比，造成入口的识别性。
然而，有不少获奖作品虽是大型项目，早已名声在外，但它们虽能满足物质功能要求，却毫无特色。文化上的萎顿不言而喻。相比之下，人们更喜欢另一些现代建筑，如马鞍山富园贸易市场(设计人项秉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设计人齐康、郑嘉宁等)、自贡恐龙博物馆(方案设计人吴德富、高士策、尹元良)、北京独一居酒家(设计人布正伟)、台阶式花园住宅(设计人吕俊华)等。这些建筑体量并不大，也不豪华，却真正反映了建筑师对文化价值的追求。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整座建筑物就像是墓地的纪念碑：通过整体布局和院墙、地铺面、植物配置等环境手段制造气氛，抓住生与死对比的主题，突出“死亡”的立意。特别是大片鹅卵石场寸草不长，只剩几棵枯树，与周边的青青草皮及院外生机勃勃的绿意形成对比，烘托出悲剧氛围。但纪念馆的雕塑和语言陈旧，成为建筑的负担。
建筑文化关系到人类生活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但在中国，建筑的文化价值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因此产生了许多混乱。少数人对建筑文化研究颇有兴趣，但苦于单枪匹马，孤掌难鸣。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一些中青年建筑工作者萌生了组织起来研究建筑文化的想法。顾孟潮与王明贤等人发起成立“当代建筑文化沙龙”，于1986年8月22日在京召开成立会议。沙龙成员认为：“我们想从文化的广阔角度，探索建筑理论的前沿课题及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我们主张兼容并蓄，以哲学为灵魂；我们不是一个流派，我们的志同道合不是观点上的一致，甚至还可能颇有对立，但我们都愿意在自我塑造的同时又欣然地接受相互塑造。我们愿借倾心恳谈的时机和自由宽松的氛围，呼唤众多建筑流派的崛起，提示多元的当代建筑文化的真谛。我们相信，文化的基本理论是相通的，我们将进行跨学科的交流，拓展思维空间。”①沙龙摸索着闯出一条道路，并促成建筑界与整个文化界的横向交流。他们的热心呼吁与不懈探索，对促进建筑文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建筑理论界这些新的观念给中国现代建筑界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人们在困境中看到了转机。
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
中国的现代建筑创作或美术创作，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都有些瓜葛。但是，到底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后又得到了怎样的解释？这是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当代美术的实践问题。后85新潮美术的实践包含着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定理解和阐释。这使本来内涵和界定都很不一致的后现代主义愈发显得复杂了。
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是从建筑艺术界引入的；而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也以建筑界为先。
上海松江方塔园，建于80年代，冯纪忠设计。
为了弄清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真实面目，必须先回顾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1980年第1期《建筑学报》发表了扬芸的《由西方现代建筑新思潮引起的联想》，谈到西方建筑界的“新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此期还发表了周卜颐的《七十年代欧美几座著名建筑评介》，也谈到了“后期现代派”(Post-Modernism)。1981年3月出版的《建筑师》丛刊第8期，刊发了美国建筑师及理论家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周卜颐摘译)。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十分推崇的一部名著。文丘里宣称：“建筑师再也不能被清教徒式的正统现代主义建筑学说都吓唬住了。”他猛烈抨击了现代主义大师的理论，提倡杂乱而有活力的建筑美学思想，提出向传统与大众文化学习。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与后现代主义有关的理论著作。
《世界建筑》1981年第4期，发表了张钦楠的来信，为Post-Modsrnism正名，将该名词的译法确认为“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持否定态度，如果译为“后期现代主义”，把它叫做现代主义的一个时期，显然不符合该学派的本意。
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英国建筑理论家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语言》，则是在1983年出版的《建筑师》丛刊第13、14、15期连载的，由李大夏摘译。詹克斯声称现代主义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死亡，他还为后现代主义下了定义：一半是现代，一半是别的什么(最多见的是古典主义)，它具有既古又新，既雅又俗的双重译码，可称之为“意识清楚的精神分裂症”。
1983年出版的《新建筑》创刊号上，发表了文丘里在“格罗庇乌斯讲座”上的演讲《历史主义的多样性、关联性和具象性》(赵冰、赵国文译，周卜颐校)。《新建筑》杂志还陆续刊发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译文和论文。《世界建筑》1983年第2期集中发表了罗小未、吴焕加、余庆康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文。美国记者和评论家汤姆·沃尔伏著的《从包豪斯到现在》的小册子，也由关肇邺翻译，于1984年7月出版。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除了建筑界之外，讨论到后现代主义的，只有袁可嘉在《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发表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等极少数文章。1985年以后，建筑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讨论热闹起来，1986年8月22日，“当代建筑文化沙龙”以“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建筑文化”为题，举行了一次学术交流。
不再仅仅是译述，中国文化界开始以自己的语言来讨论研究后现代主义，并从哲学，创作等角度探讨这个学术问题，也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同时，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般介绍，已发展到对个别国家的后现代主义的有深度的探讨，从历史民族、文化的角度来阐释其特点。
美术界开始注意到后现代主义是在1985年。1985年2月出版的《外国美学》第一辑，发表了邵大箴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章回顾了近20至30年来西方现代派美术思潮演变的概况，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更极端、更片面的发展，现代派向后现代派的演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派并不美妙的处境。《文艺研究》1985年第6期，发表了郑胜天的《现代主义艺术之后——当代西方美术一瞥》，文章谈到西方美术的状况：“如果说还有什么主义能够凌驾当代艺坛之上的话，那就是多元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美妙设想无疑是很动人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能判定它是一种可能性的假说。
在1985年，一些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也介绍了与后现代有关的理论。1985年3月15日至4月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罗曼·J·维罗斯科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西方社会现代艺术史”系列讲座。他将纷纭繁杂的现代艺术的流派和运动分为五种趋势和面貌，而其中第三种趋势——反艺术，包括未来主义、达达派、新达达派、偶发艺术、波普艺术、概念艺术等，体现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此外，美国杜克大学弗·杰姆逊教授1985年9月至12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课，也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
1986年，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在美术界也多了起来。《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11期、35期辟为后现代主义专号。《美术》杂志1986年第8期，发表了杭法基的《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绘画》、王明贤的《不可忽视的后现代主义》、《欧洲美术的“回潮”》(王小箭译)、《八十年代的意大利图像画》(C·瑞特科利福著，范经译)。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种西方文化思潮一旦被中国理论界较为普遍地介绍和阐释时，也必然导致实践方面的部分认同和仿效。后现代主义也不例外，在美术界和建筑界的创作领域中，都掀起了一个不太大的波澜。后现代主义在一些创新者那里也成为比现代主义更前卫的旗帜。
在一些学校的教师与学生的设计中，开始出现后现代倾向。如北京西单综合商业大楼设计方案，设计人关肇邺、傅克诚、刘晓都、韩宝山、王宇，这是我国第一个公诸于众的有关现代因素的设计。作者试图讲几句北京话：将北京原有冲天柱牌楼式店面这一符号形式，带到六层屋顶的中间，并与亭、廊结合在一起，加以改造和重新组合，使之具有现代感。受布达拉宫的启发，立面处理手法上虚下实；牌楼则运用了符号引喻的手法。这个设计显得憨厚而又大方，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商业建筑形象。这个方案获了奖，但并未实施。
南京工学院建筑学博士研究生项秉仁设计的马鞍山富园贸易市场，显然具有后现代主义意味。他对环境行为的心理问题的关注，对建筑符号、象征和意义的研究，对人类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考虑，使这一建筑群成为有意义的环境。他在设计中成功地运用了符号学“语义裂变”手法，如在大门形象设计上，考虑人们的习俗爱好，采用了传统的四柱三间三楼的原始构图，但完全没受到传统做法的束缚，大门成为一个二度板块的构成。大棚沿街山墙面，也强调了二度构成。
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创作思潮在美术界的出现是在1986年。此前，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和兴趣都是淡漠的，比如，郑胜天在黄山会议前后对西方后现代美术的介绍，使人感到它与现代主义是混沌一体的，最大的启示是多元。似乎在中国，也得在“现代主义”出现之后方有“后现代主义”。当轰轰烈烈的“85美术运动”这个“准现代主义”出现以后，“准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在超越85的口号中也现。其中最激进者当属“厦门达达”，湖南、湖北的创作也都有后现代主义追求在内，比如，湖南李路明等人提出“超前卫”的口号，试图以本土“灵性文化”取代引进的西方文化，但又不是完全的置换，而是在西方现代的基本上加入东方传统的悟性、灵动等因素，在风格上则崇尚朴野、原始和地域特征。最明显地反映了他们这种“一半西方、一半东方，一半现代、一半古典”的追求的是贺大田的《门》系列：在根据实物制作的门上又用写实手法绘出门内院落的景致；波普+自然主义的形式背后是本土(民族)文化的底蕴。湖北美术节的一些作品，如黄雅莉、傅中望的雕塑和一些绘画作品都有楚文化+现代派的特点，这一特点似乎可以和詹克斯的“意识清楚的精神分裂症”的后现代主义定义连在一起，谷文达的“超越现代派”的口号是出于他想嫁接东西方，或者是背叛东西方传统的强烈愿望，而他的《静则生灵》等壁挂作品也都透露出他的后现代意味的建构意识。或许，我们也可以把环境艺术热看作后现代主义的人情化意味的体现，我们也可以把反艺术的行为活动看作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大众化趋向的体现——“厦门达达”显然有此意，这在黄永砅的《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一文中即已表明。
在新潮美术中，吴山专“红色幽默”、“池社”、“厦门达达”带有“客观文本”和取消艺术与生活界限的西方后现代美术的一些因素，而两湖的“超前卫”似乎更带有西方后现代建筑的“意识清楚的精神分裂症”的特点，但它们均非清醒的后现代。如前所述中国新潮美术诸家在本质上基本一致，“现代”、“后现代”之分只是表象。其实，西方的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是本质的外化，后者是本质的定格而已。
九十年代
一、“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
在现实环境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理想，毕竟是当代社会的产物。它挣扎着表达了困扰人们灵魂的问题。90年代一开始，中国建筑界各种创作主张及学术研讨，叙述了现实与理想的故事。
《建筑学报》1992年第1期发表了关肇邺教授《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一文，并刊发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工程建筑设计评论会发言。此后，在各种建筑学术读者讨论会上出现得最多的恐怕就是“重要的是得体”这一话题。
清华大学图书馆于1991年秋建成交付使用。新馆与1919年及1931年两次建成的老图书馆相比空间组织得很好，既有历史延续性又不乏新意。新馆主要设计人关肇邺在设计中,选择，提取了不少传统欧洲或美国建筑中常见的类型，有些就是清华园旧建筑所具有的。如围合的庭院、平顶女儿墙和坡屋顶的连接、过街楼和八角形楼梯间的应用等。庭院入口似古代的“阙”，灯柱似华表或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面海的一对石柱，是表示入口的类型。庭院正中有浅水池，清华大学1922级校友赠给母校的老式青铜喷泉置于其中。为了看到正门的倒影，将水池拖了一个长尾巴，指向和旧馆要连的五间拱廊。关肇邺认为：“我始终怀疑把‘创新’作为衡量一个建筑设计优劣的主要标志的观点。人类已有几千年的建筑活动，创造了无数的建筑类型，现在还在每日成千万栋地建造。若想不重复已有类型而取得成功，怕只有像悉尼歌剧院等极少数的凤毛麟角罢了，而它处于特定的环境地位，才是可取的。不顾各种条件，只是为了不与人同而追求所谓‘新’的后果已在到处有所体现。那实在是并不很妙的。重要的是得体，而不是豪华与新奇。只有有助于建筑的完美之‘新’，才是有意义的。”②
1991年建成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其建筑设计引发了建筑重要的是创新还是得体的争论。
然而，也有建筑学者对此表示忧虑。他们认为建筑重要的是创新，“重要的是得体”的说法有反对创新之嫌，是折中主义。特别是在暮气沉沉的建筑界，更应当提倡创新，应鼓励建筑师创造出像包豪斯校舍、马赛公寓、流水别墅、蓬皮杜文化教育中心一样的新建筑。
二、居住文化的崛起
住宅是社会永恒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逐步加温的房地产热，更把住宅设计引向人们的关心焦点。
在90年代的住宅建设中，北京菊儿胡同住宅工程、北京小后仓房改建工程等在海内外建筑界反响较大。北京菊儿胡同住宅工程是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主持的项目，基于城市设计的观点，对住宅建设进行一系列的探求：
从传统的四合院探索到一种以单元住宅为基础的庭院式公寓的“类四合院”。
从传统的鱼骨式胡同系统，探索到一种连串“类四合院”为群组的“新里巷(胡同)系统”。
从顺旧城肌理的格局的“有机更新”，谋求逐步地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建立新的“有机秩序”。③
北京危旧房改造的另一试点是小后仓危房改建工程，设计主持人黄汇。小后仓是北京临近西直门城根的一条老胡同，过去住着一些劳苦百姓。小后仓改建后，居住水平有明显变化，面积扩大，朝向有所调整，功能完善一睦，贮藏空间大了，改变最明显的是房屋本身的质量，环境也得到改善。原住户在工程竣工后基本上迁回。在小后仓建筑设计中精心勾划了北京老城住宅所持有的山墙轮廓线和屋顶曲线。北京传统的卷棚屋顶的曲线渗透着北京人特有的朴素的，很“土”的“北京味儿”。深灰色的屋顶，浅灰色的墙，酱红的窗棂，各色的院门……颜色的继承也是一件无需多花钱就能办到的事。④
菊儿胡同试验与小后仓危房改建工程是北京居住文化的新探索，它们的建成实质上是对全盘西化的建筑体系的应战。然而，住宅以功能为出发点，还是要更多地考虑传统形式呢？作为已经习惯了现代住宅的人们，对这类试验是否有兴趣？有人私访了菊儿胡同住户和小后仓住户，却发现许多住户有不同意见。有的青年人对菊儿胡同的新四合院空间形式较反感，声称“我们好不容易从大杂院搬出来，又搬回了大杂院”，对其私密性很有看法。当然，如果是老年住户，可能会更注重邻里关系，感到其乐融融。另外，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学习，也不一定局限在外表看得见的形式上。
90年代的住宅建设中，北京菊儿胡同的住宅改造工程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三、实验性建筑
1999年国际建筑师大会上展出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性作品展(策划人王明贤)，推出了张永和的“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泉州中国小当代美术馆方案”，赵冰的“书道系列”，汤桦的“深圳电视中心”，王澍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刘家琨的“四川犀浦镇石亭村艺术组天井之家”，董豫赣的“家具建筑作家住宅”等。这些青年建筑师的实验性建筑设计，为当代建筑创作赋予了新的意义。如在张永和的“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设计中，考虑到建筑城市化问题，把使用需要转化为一系列基本的空间关系。使用要求是：数学家们将在中心住宿，从事个人研究，参加研讨会、演讲会，使用图书馆等。为了获得建筑内部的城市性，数学中心被化解成一组微型塔楼，各有不同的功能和建筑质量，把从一间到另一间房间的经验转化为从一幢到另一幢建筑的经验。“泉州中国小当代美术馆”的设计则利用泉州当地的老房子的旧砖、石、瓦及旧木屋架来建造一个新的建筑，从而也遇到了两个非常当代的问题，一是现成品，二是拼贴。这一设计考虑到民居大量拆除时的文化保护，也探讨了建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汤桦的“深圳电视中心”，对电视传媒的综合视觉进行概括，形成以面、线、抛物面、透明体等元素构成的组合意象，是代表未来世纪的乐观主义的新技术、高技术的形式意象。王澍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在设计中反映出对传统中国江南园林建筑的某种切身体验。他找到了园林的方法，即不是把建筑作品当作应予分析的人工制品，而是当作一种意识的体现：一种邀请人们去参与的一个假定世界的意识和经验。刘家琨的“四川犀浦镇石亭村艺术组天井之家”尝试在经验条件、营造水平、传统文脉和现代手法之间寻找一个交汇点，其特点在于：第一，条形基础、砖混结构、水泥搓砂面外墙涂料——这是当地最廉价易行的营造方式；第二，东方传统园林式的处理手法；第三，天井——天井的变化造成各种不同的表情。董豫赣的“家具建筑作家住宅”与上述设计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是一个概念设计。作家住宅的特征并非是在房子里容置巨大书架，而是在一个巨大的书架中穿插住宅的功能，因此该住宅具有家具的特征。家具的可开、可移的灵活性以及构造节点的处置方式，是该方案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除了上述建筑师外，朱锫、马清运等也是优秀的实验建筑师，他们在21世纪初的实践表现了新一代建筑师对中国当代性的认识，预示了中国建筑的未来。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大都市里开始有了外国知名建筑设计师的作品，如由库哈斯设计的CCTV新楼。
二十一世纪的开端
一、掀开中国当代建筑史新的一页
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重要建筑的落成，使中国建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外国建筑师为中国提供了具有学术意义的建筑设计方案，这是值得欢迎的。如在国际建筑界相当活跃的建筑师库哈斯设计的CCTV新楼，就是一个重要的方案，该方案将行政管理和新闻、广播、演播室和节目制作等电视制作的全过程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视传媒之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以纯粹的建筑语言构筑了新的体育建筑形象；福斯特设计的北京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矶崎新设计的中央美院美术馆等，也都是世界一流建筑师为北京提供的颇具创造性的作品。这些方案已陆续建成，为北京增添了在世界当代建筑史上有影响的新建筑，使城市呈现更多的活力，并忠实地记录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下文明。2008年8月8日晚在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绚丽的焰火中，中国当代建筑史翻开新的一页。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内的开幕式狂欢，同时也是北京当代建筑的盛大庆典。
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建筑市场，这是大家很关注的事件。因为这牵扯到中国城市面貌的改变，对中国建筑师来说又有个竞争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北京重大项目招标中，大都是外国建筑师中标。我想这应该从两各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外国建筑师和我们中国的老一代建筑师和新一代建筑师相比，有更丰富的国际经验，特别是超大型建筑的设计经验，他们的介入对整个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北京能出现这么多国际上重要的建筑师的作品，这是我们以前从未想到的事。这些中标的外国建筑师有不少是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1979年设立的普利茨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是国际建筑界的权威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我个人则认为普利茨克建筑奖比诺贝尔奖更具当代性。诚然，我们没有必要对普利茨克建筑奖盲目崇拜，但这批建筑师代表了世界建筑的当代潮流，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的建筑师为什么在国际重大竞赛中纷纷落榜？这又需要我们深思。我们最好不要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因为实际上竞赛牵扯到更复杂的问题。中国建筑师的水平大概跟中国足球队的水平差不多，你不能指望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奥运会上就一定要踢成世界冠军，对中国建筑师同样也不能要求过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老一辈建筑师主要是解决中国城市和乡村量大面广的建筑问题，而且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令人感动。
法国建筑设计师让努维尔设计的国家大剧院。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建筑师来搞设计，应该说是这些城市的一种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当然，我们并不是提倡把所有的大建筑都交给外国建筑大师去设计，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有一定的引导责任。比如说奥运，我们很多工程还是会请外国建筑师来做，达到国际水准；但在重大项目的建设中，也应当培养出中国自己的建筑师队伍来。然而有关主管部门似乎忽略了这个问题。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我们应该鼓励中国青年建筑师创造出优秀作品，另外也欢迎外国的建筑师来参与我们的城市建设，使北京变成一个当代名城。
二、反思当代城市的瓦园营造
“瓦园”利用参展地的实地环境进行了一次现场营造，以体现中国本土建筑师与艺术家面对中国城市现状的思想态度和工作方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威尼斯双年展特别关注世界建筑艺术发展，设立国际建筑展，与艺术双年展隔年举办，是目前世界顶级建筑艺术双年展，对世界建筑发展的方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6年9月7日，中国国家馆首次亮相威尼斯双年展国际建筑展。这体现了中国建筑界要在国际建坛展示自我形象的强烈意愿，标志着中国当代建筑进入国际建筑最重要的展示空间，和国际建筑界进行直接的前沿性交流。本届中国馆以建筑与艺术的当代对话形式参展，这对中国建筑艺术进入国际学术平台，以自主的形式发出这个蓬勃建设发展的国家的声音，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经文化部批准，威尼斯双年展第10届国际建筑展中国国家馆由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教授)、王明贤(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研究所副所长)、蔡国强(旅美中国艺术家)组成执行小组。范迪安任中国国家馆总策展人，王明贤任中国国家馆策展人。中国馆策展团队基于对当代城市和建筑的现状及其演变方向的人文深思和学术判断，最终选择了建筑师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和艺术家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以建筑与艺术的当代对话形式参展，参展作品《瓦园》。
本届双年展的总主题是“超越城市”，中国馆的策划从文化上呼应了这一主题。全球化在中国的最大表征莫过于城市的发展，尤其是趋向都市化的城市建筑。在一个具有自身悠久建筑传统和地方建筑风格的土壤上开展大规模与高速度的建造工程，必然伴生出尖锐的文化矛盾。中国建筑师试图对此作出回应，他们的实验性作品以新的姿态出现，探讨中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关注的问题则由单体建筑上升到城市的整体，力图解决关于城市发展方面的焦点议题，并为未来城市的建设提供新的思路。本届中国馆的策划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运用。和一般建筑展以图版模型展示作品方案的方式不同，《瓦园》将利用威尼斯城处女花园的实地环境进行一次现场营造，以体现中国本土建筑师与艺术家面对中国城市现状的一种自在的思想态度和工作方式。
《瓦园》的方案将在威尼斯的一个面海水、背城墙的庭院——处女花园的场地上，建一处800平方米的侧斜瓦顶，从0米上升到3.6米，沿对角线转折，在这大片瓦顶上，一条曲折竹桥使人登临其上，远眺并回望威尼斯城景。这片瓦园以浙江地域的竹扎结构为支撑，上覆6万片取自旧城拆迁回收的旧青瓦，体现了中国本土建造艺术与当代可持续建筑概念的结合。
威尼斯处女花园的地下60厘米隐存着一座古迹的基础，瓦园将以一种小心的建造方式轻放在那里，将用回收的中国江南旧瓦，铺展而成一片巨大瓦面。瓦面的一半平铺，一半沿对角线起坡。沿竹桥登临其上，既似行走屋顶，又似面对一片蕴含水烟岚色的园林；既是一种超越城市之上的行走，又是一和关于诗意地栖居的深思。这种超越与深思相交叠，既在脚下，又在心中。当观者走上瓦园栈桥因桥的戛然而止蓦然回望之时，或许会在心灵深处升起城市对文化根源的乡愁，这种乡愁将掠过大地，超越城市和国界。
以“文化特色”闻名于世的中国古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远逝的风景成为无奈的回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提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对此十分推崇。但在工业化时代和后工业化时代，“诗意”已荡然无存，追寻农业文明的自然状态只能是缘木求鱼。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当代的文化情境中来反思新的城市形态，对全球环境危机提出有创见的解决办法。
附：中国当代建筑编年纪事1979-2008
1979年
10月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委员会(原为建筑创作委员会)在南宁召开恢复活动大会,并就建筑现代化和建筑风格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
《建筑师》丛刊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丛刊发表了不少重要的建筑理论文章与译文，是有份量的理论刊物，活跃了建筑理论界。
1980年
1月 《建筑学报》1980年第1期发表了扬芸的《由西方现代建筑新思潮引起的联想》及周卜颐的《七十年代欧美几座著名建筑评介》，使国内建筑界了解到西方当代建筑的发展状况。这也是国内第一次介绍建筑新思潮Post-Modernism。
10月 《世界建筑》(双月刊)创刊。该刊由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联合主办，宗旨是促进对世界各国建筑的了解和研究，内容包括评介各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新理论、新实践、新趋势，介绍各国名城、名建筑师和名建筑作品。
1981年
3月 《建筑师》编委会正式发出举办“首届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的通知。
《建筑师》第8期刊发了美国建筑师及理论家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周卜颐摘译)。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十分推崇的一部名著，在中国建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0月 《建筑师》编委会主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揭晓，主办单位收到521个方案，25个方案获奖。竞赛体现了未来建筑师的创造能力。此后该编委会又举办了三届竞赛。竞赛不仅在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也引起建筑界乃至社会的重视。
1982年
10月 香山饭店建成。设计者贝聿铭曾称：“我的真意是在寻求一条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道路。这个责任非同小可。我现在要做的只是拨开杂草，让来者看出隐于草丛中路径。”饭店建成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建筑学报》、《建筑师》等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展开了讨论。
1983年
7月 《建筑师》编委会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建筑论文竞赛”揭晓。主办单位共收到论文330篇，选出优秀论文35篇在《建筑师》第18期刊发。这些优秀论文显示了未来一代建筑师的理论思维水平。
10月 《新建筑》(季刊)创刊。该刊由华中工学院与武汉市建筑设计院联合主办，旨在推进建筑设计的创新与设计方法的革命，提供一个交流争鸣的园地，兼及扩大知识面与知识更新的需要。
1984年
8月 《建筑学报》1984年第8期发表项秉仁的《语言、建筑与符号》，《世界建筑》1984年第5期发表刘开济《谈国外建筑符号学》，介绍了符号学理论，推动中国建筑创作理论的发展。
1985年
2月 建筑部设计局和中国建筑学会召开小型学术座谈会，邀请部分中青年建筑师、专家学者，从建筑理论、方针、政策、设计思想、创作方向和设计体制等方面，集中研究建筑设计如何创优创新，改变建筑造型一般化的现状，提高建筑作品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11月 中国建筑学会在广州召开繁荣建筑创作学术座谈会，探讨进一步繁荣建筑创作问题。这是自1959年在上海召开建筑艺术座谈会以后第一次研究建筑创作问题的全国性专题会议。会上，戴念慈作了《论建筑的风格、形式、内容及其他》的长篇报告。会后，不少建筑师表示了不同意见。
1986年
9月 1986年全国城乡建设优秀建筑设计评选工作结束，评选出优秀设计一等奖3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22项、表扬奖8项。获得一等奖的是拉萨饭店、阙里宾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10月 《世界建筑》杂志社主办的“走向世界、为国争光——国际建筑设计竞赛获奖者座谈会”在重庆举行。我国参加国际竞赛获奖者终于有机会聚在一起交流创作经验。据统计，自1980年至1986年，我国有30个设计方案在国外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奖。
1987年
7月 国际建筑师协会第16次世界建筑师大会第17次代表大会先后在英国布赖顿和爱尔兰的都柏林召开，中国建筑学会派副理事长吴良镛等8位同志组成中国建筑代表团前往参加了会议，吴良镛长在会上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
1988年
2月 邀请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杨经文访问北京，同中国建筑学会戴念慈理事长等讨论了有关亚洲建筑师协会事宜。
1989年
11月 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四区学术会议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来自日本、马来西亚、蒙古、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代表及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罗德·哈克尼出席会议。
1990年
11月 在北京举办《国际体育建筑学术交流会》。来自20多个国家近200名中外建筑专家参加了会议。
1991年
6月 在北京召开以“未来的展望”为主题的1991年世界建筑节座谈会，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
1992年
2月 88岁的老人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掀起中国新一轮改革高潮。房地产业从一个国家基础产业的部门变成一项消费产业，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疯狂扩张期发生在城市里的居住革命，开始改变人们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观念。
1995年
5月 由投资商华侨城承建和代管的国家级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经批准兴建，这意味着地产介入当代艺术的开端。何香凝美术馆定位于当代艺术，使中国当代艺术获得了学术上的合法性，该馆主办的国际雕塑艺术展(策划人黄专等)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平台。
1996年
地产商、建筑师陈家刚开发上河城，周春芽等当代艺术家参与策划创意，使其成为兼具怀旧和前卫色彩的“一座充满回忆的新城”，在业界轰动一时。
1998年
潘石屹、张欣邀请建筑师张永和设计建造的乡间别墅“山语间”，开现代风格别墅建筑设计风气之先。
1999年
3月 地产商陈家刚、潘石屹邀请艺术评论家黄专策划“居住改变中国”艺术展。虽然展览未成，但“居住改变中国”却成为中国地产界和主流媒体的流行语式。
6月 世界建筑大会北京召开。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The Young Architects of China)。是中国第一次实验建筑展，曾因种种原因从中国美术馆撤展，后在北京UIA国际建筑师大会国际会议中心展出。由王明贤主持，参展建筑师：张永和、赵冰、汤桦、王澍、刘家琨、朱文一、徐卫国、董豫赣。
2000年
6月 “新住宅运动”由中城房网在上海发起，作为地产商的群体自觉，“新住宅运动上海宣言”提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科技、艺术的长期和广泛的交流中，催生现代住宅规划与设计的中国风格以及这个时代的民居经典作品。
2001年
2月 地产商潘石屹、张欣投资的由张智强、坂茂、崔恺、严迅奇、简学义、安东、隈研吾、堪尼卡、陈家毅、古谷诚章、张永和、承孝相等12位亚洲建筑师设计的“亚洲建筑师走廊”启动，项目最终被命名为“长城脚下的公社”。张欣因此获次年威尼斯获双年展“建筑艺术推动奖”。
4月 在梁思成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首届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梁思成纪念馆构思方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策划人曾力、王明贤、方可、王路、王军，参展建筑师有王澍、董豫赣、李巨川等，艺术家有汪建伟、宋冬、尹秀珍等，展览设计张永和。该展体现了中国实验性建筑设计的状况和对城市问题的关注。
7月 由成都市建委主办的《十字路口：中国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方案展》开幕，展览向全国各高等院校和专业设计院以及社会各界征集相关方案设计作品，策划小组栗宪庭、王明贤、饶小军等，展览设计刘家琨。展览和论坛体现了对城市公共环境问题的关注。
2002年
4月 张永和、王澍、刘家琨、董豫赣、朱竞翔的实验建筑展先后在上海、杭州举办。
10月 由成都贝森集团策划的“建筑界丛书”第一辑出版，王明贤、杜坚主编。第一辑有张永和《平常建筑》、崔恺《工程报告》、王澍《设计的开始》、刘家琨《此时此地》、汤桦《建筑乌托邦》。丛书是当代青年建筑师作品的第一次集结出版，是中国实验建筑的一次整体呈现。
11月 “上海双年展·都市营造”以城市和当代建筑艺术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68位/组当代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师参加展览，意在从“整体艺术”这一最新艺术走向出发，以综合多样的视点看待都市文化，将当代建筑和当代艺术的优秀成果集合起来，构造出崭新的空间。
12月 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设计方案揭晓。荷兰建筑师库哈斯的设计中标，该方案引起广泛争议。
2003年
6月 国家体育场实施方案确定。由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设计的“鸟巢”方案，确定为实施方案。
2004年
8月 在宁夏兴建的“贺兰山房”是一个由王广义、何多苓等12位当代艺术家设计的个性化实验建筑，是当代艺术家共同介入建筑界的尝试。
9月 “首届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由文化部、建设部批准，首次在北京举办的建筑双年展体现了中国建筑市场对国际建筑师的吸引力，展览设置了一系列与地产营销有关的分展场。
2006年
第十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建筑展中国国家馆于9月7日在水城威尼斯“处女花园”亮相，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馆的名义在威尼斯双年展国际建筑展参展，范迪安担任总策划，王明贤担任策展人。中国国家馆名为《瓦园》，由艺术家许江和建筑师王澍以艺术与建筑的当代对话形式创作。
2007年
12月 以“城市再生”为主题的2007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在深圳华侨城创意园开幕。
2008年
5月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为了支援灾后重建，全国大量设计单位、建筑师为灾区设计房屋，影响较大的活动有“震后造家”、“家园重建·新建筑+ABBS·灾区重建方案设计竞赛”、“万科青年建筑师设计大赛”、深圳“土木再生”、“易托邦”等。
9月 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举办，主题为“那儿，超越房屋的建筑”(Out there:Architecture Beyond Building)。“普通建筑”——是本届双年展中国馆的总主题，由张永和、阿城、龚彦组成策展团队，参展建筑师为刘家琨、刘克成、李兴钢、童明、葛明等。
注释：
①顾孟潮、王明贤执笔：《当代建筑文化沙龙的心愿》，《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41期。
②关肇邺：《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建筑学报》，1992.1。新馆设计构思及本节提到的有关思想亦见该文。
③见吴良镛：《从“有机更新”走向新的“有机秩序”——北京旧城居住区整治途径(二)》，《建筑学报》，1991.2.
④见黄汇：《北京小后仓房改建工程中的点滴感受》，《建筑学报》，1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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