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交互：中共两地办报风格的激荡与融合——以《南方日报》创刊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方日报论文,两地论文,中共论文,风格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而英国人管治下的香港取消新闻审查，《华商报》趁势复刊，荟萃当时从重庆、上海南下的以及海外的进步文化人士，办报阵容极一时之盛，刘思慕、夏衍、乔冠华、邵宗汉等人均齐聚香江。后来，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大批文化名人北上，而《华商报》的基本班底则奉命广州解放后返穗创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 据罗韬研究，在红色新闻史上，曾经有过两大流派，一是受中共西北局、华北局（包括其前身北方局）领导的，以延安《解放日报》、晋察冀边区《晋察冀日报》为基地的北方流派，重要人物有陆定一、胡乔木、邓拓、吴冷西、胡绩伟、范瑾、安岗、穆欣、张春桥等。二是受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以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为基地的南方流派，重要人物有夏衍、范长江、胡愈之、胡仲持、邵宗汉、恽逸群、金仲华、廖沫沙、刘思慕、杨奇、黄文俞、李子诵、李侠文，以及钦本立等。[1] 姑且不论两大流派的概括是否严谨，至少这两地办报风格的差异是众所周知的。而返穗的华商报人，堪称是中共重庆—桂林—香港一系办报人才保存最集中的一个团队。以1942年4月《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解放日报》的办报模式“报纸是党的喉舌”成为中共办报主流模式。返穗的华商报人面临全新的办报环境，从中共领导下的“文人办报”转向“党委办报”，如何顺利转型？延安来的总编辑曾彦修又会是怎样的机关报办报风格？历史因缘际会，这一切都在《南方日报》的创刊过程中得到体现、解决。而且，广东因地缘之便，成为南北两地办报风格激荡融合的唯一之地。 目前，关于《南方日报》创刊历史的内容大多来自两本书，一本是由南方日报社史编辑小组为南方日报创刊40周年编纂的《南方日报社史》，另一本是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编的《南方日报与我——南方日报创刊50周年纪念文集》（以下简称《南方日报与我》）。 《南方日报社史》是一部编年史（1949—1989），分为五个阶段：“起步时期（1949年10月23日至1956年）”、“曲折前进时期（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灾难重重时期（1966年5月文革开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蓬勃发展时期（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1989年10月）”、“今日南方日报”，附录还有“南方日报社史大事记”和“历届领导成员变动概况”。其中，关于创刊部分的是“起步时期”内容，介绍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南方日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风格的形成，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组成《南方日报》办报班子，三是白手起家创建《南方日报》产业，四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摸索经营管理的路子，五是参加社会工作支援祖国建设。书中对《南方日报》风格，也就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风格的形成”有较多的笔墨，而对创刊班子的组成只是简单介绍，没有深入说明为何会组成这样的办报班子。 《南方日报与我》是一部接近于纪事本末体的纪念文集，综合了上至创刊时期的杨奇、曾彦修、王匡等人，下至1990年代新进南方报人的回忆文章，记叙了从创刊至1999年大大小小的各类事情。其中涉及创刊时期的文章有以下几篇：潘祖是《风雨发行路》、莫广智《初创时期的广告科》、周方旸《报头的由来及其他》等。重要的是，南方日报社创刊副社长杨奇和南方日报社创刊总编辑曾彦修的回忆文章，分别为《光荣的使命——回忆创办华南分局机关报的准备工作》和《〈南方日报〉初期二三事》。杨奇的文章，回忆了香港华商报社是如何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南方日报》的创刊准备的。曾彦修的文章则主要回忆了他在把握版面、审读文章上所做的一些工作。不过，考虑到原香港华商报人和南下干部的不同从业环境，对曾彦修等南下干部和杨奇等华商报人的共事关系问题鲜有文章涉及。 此外，还有几本被忽视，或未引起重视的书： 一是杨奇的办报文选：《粤港飞鸿踏雪泥——杨奇办报文选》。以杨奇一生中创办的七张报纸为轴，选录了杨奇各个时间段关于办报的文章。其中，“新火——开国之初办《南方日报》”部分收录的两篇文章，除了“创办《南方日报》的准备工作”和前述《光荣的使命——回忆创办华南分局机关报的准备工作》重复外，另有一篇《新的中国，新的广东，新的报纸——〈南方日报〉创刊纪实》，对当时创办细节作了补充，如提到创刊词是曾彦修写的。 二是杨奇的传记：李春晓著《路漫漫兮求索——记粤港一代报人杨奇》。该书“不是传记文学”，而是一本“带有文学色彩的人物传记”。书中的内容，从杨奇到香港做药店学徒始，一直写到晚年重返香港做大公报社社长。黄文俞认为是“老老实实地摆出来，让看的人各各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我们的工作”。[2]即，书中内容得到了杨奇及其老同事的认可，有一定史料价值。全书共分22章节，创刊内容在“丽日南天”部分，对当时工作有很多细节描绘。 三是由曾彦修口述、李晋西记录整理的《微觉此生未整人——曾彦修访谈录》。全书共分六编，和《南方日报》创刊相关的内容主要在第三编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介绍当时南下情况和“在广州勉强做了四五样事”：侨乡调查、云浮县土改、戏改等，与《南方日报》有关的是“大镇反”时深夜打电话请示叶剑英和“三反”时对杨奇的信任和保护。曾彦修的口述史，作为新出文献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关于《南方日报》创刊史，多是谈具体工作，如谈创刊准备工作的，杨奇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文章；创刊初期的采编工作，曾彦修有部分回忆；关于《南方日报》创刊时的产业、广告经营，也有潘祖是、莫广智等文章介绍。但是，一些深层现象，基本没有文章涉及，比如说为什么会是曾彦修出任南方日报总编辑；长期在香港办报的华商报人，从“党领导下的文人办报”模式切换到“党委办报”模式，经历了一个怎样的适应过程；曾彦修等南下办报干部和香港回来的原华商报人的关系，等等。更没有把《南方日报》的创刊放到全国新闻事业的大视野中去考察。本文将以上述文献为基础，结合口述资料和其他材料，对上述几个问题展开论证。 二、为什么是曾彦修出任南方日报创刊总编辑？ 曾彦修任职《南方日报》之前，没有具体的办报经历。他自承是个办报的“新学徒”[3]。之所以会出任《南方日报》总编辑，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 偶然因素是，原定总编辑另有任用。广州解放前三个月，即1949年7月，中共香港工委给《华商报》党总支下达任务，要求迅速了解广州国民党报纸和民营报纸的情况，并提交一份广州解放后华商报社如何协助南下的新闻干部创办一份华南分局机关报的报告。9月中旬，情况发生变化，不再协助，而是成为创办主力。与此同时，南方日报总编辑人选也发生变化，华南分局原定的总编辑刘思慕改任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刘思慕转任上海，一来是上海的地位远比广州重要，不仅是“解放后中国最大、最有革命光荣历史”[4]的城市，而且，“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国大业的一部分，建立各级党委领导的党报为统领的报业新体系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后紧迫而重大的任务之一”，“作为民国时期全国的新闻中心，上海在中共报业新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5]但是随着解放大军南下，中共新闻干部一路分配下来，已极为匮乏。[6]最终只能优先考虑重点城市，刘思慕又已由一名坚贞可靠的中共“红色特工”[7]成长为国际问题专家和文化名人，堪当大任。二是金仲华的力邀。《新闻日报》的领导机构与主要干部配备，曾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提请中央审批。总编辑人选，金仲华当时有两个：首选邵宗汉，候选刘思慕。[8]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之后，邵宗汉出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兼国际部主任，1950年中接替胡愈之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自然无法莅沪。1949年9月，金仲华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临行时说，此去将向党中央要一个总编辑，不达目的就不回来。[9]对刘思慕本人而言，回故乡广东工作当然更好，但和老搭档金仲华合作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南下就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的曾彦修，在赣州被临时“降职”。1949年初秋，曾彦修抵达华南分局驻地江西赣州，叶剑英、方方找他谈话。方方说：“华南老干部多得很……你知道一进城，报纸的宣传工作很难抓。现在找抓报纸的人，比宣传部长重要。”[10] “华南老干部多得很”，其实华南办报的老干部也多得很，但是，“他们都是香港回来的，虽然都是老同志，他们不习惯根据地办法办报”，而曾彦修是老延安，“延安这一套你最清楚”，“你去，我们比较放心”。这是叶、方在座，而由方方出面交代给曾彦修的。于叶、方而言，解放工作牵头万绪，如果每晚深夜还要按毛泽东的要求看大样，就无法开展正常工作了。[11] 那么，曾彦修当时为什么会南下？大概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内部因素，就是曾彦修自己的问题，一是身体原因，在延安患上关节炎，不良于行，想到南方休养；外部因素就是组织上的安排，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2] 1948年6月，毛泽东向中共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及前委发出了关于加强报纸通讯社领导的指示。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集训新华社的主要干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的新局面。[13]同年11、12月间，曾彦修被胡乔木调到了西柏坡小新华社一个新设的“评论组”。组员有范长江、石西民、廖盖隆和王宗一、曾彦修。实际上就是一个训练班。这五位学员，解放后分赴北上广和南京。 这五人中，范长江年齿最长（1909），当时是“新闻界一面旗帜”[14]，深受中共信任，解放初出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可谓不二之选。石西民次之（1912），自1937年就参加武汉《新华日报》的筹建，在该报工作9年之久，解放后由他出任在南京出版的《新华日报》总编辑。剩下三人廖盖隆（1918）、曾彦修（1919）、王宗一（1921），三人差不多时间来到延安，廖盖隆和曾彦修是陕北公学毕业，王宗一是陕北抗大毕业。其中，廖盖隆1941年4月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同时担任《解放日报》特约撰稿员，1944年调《解放日报》，从记者一路做到主任，1946年调新华社，从组长做到副总编辑。解放初期新华社事务繁多，他抽不开。王宗一因为一直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题解和注释的编写工作，不可能离开宣传部。因此，“南大门”的意识形态把关人的重担，无巧无不巧地落到了曾彦修的肩上。 曾彦修能够担当这副重担，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他是延安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抗日战争爆发后，18岁的曾彦修怀揣四封介绍信从成都辗转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奔赴延安。1938年1月在陕北公学学习，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三门课学完之后，考进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先后和李先念、曾三、宋时轮、姬鹏飞等人同学，后留院工作。马列学院改组后，1941年6月调延安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2年初至1943年夏，在陕北及晋西北做农村调查。期间，经历延安整风运动，被打成“特务”和“反革命”，1944年宣布没有政治问题。1944年4月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宣传部可谓中枢机关。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内，设立宣传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兼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秘书胡乔木。[15]曾彦修在延安和胡乔木过从甚密。延安枣园时期，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有两孔挨着的窑洞，一个生活居住，一个办公，他把办公的窑洞让给田家英、曾彦修暂住，自己在住的窑洞的一张小桌上办公。 随着中共开始全面接管全国政权，宣传、报纸工作成为摆在面前的首要工作。曾彦修回忆，“叶帅他们为什么找我们这类人？因为这类人在延安待了十来年。‘毛主席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你们都有尺度。’所以他必须要找延安出去的，其他解放区的他不放心。”[16] 在素有“中共中央一支笔”[17]之称的胡乔木的领导和熏陶下，南下的曾彦修显然不是办报的“新学徒”，他带着延安气息，沉着而来。 三、原香港华商报人在南方日报的改造和自我改造过程 上海解放之初，金仲华从香港回来，既没有穿西装（香港回来一般穿西装），也没有穿军装（随军南下的都穿军装），穿的是一套新做的浅黄卡其布中山装，这还是在北京临时赶制的，布料上还泛着光。新解放的地方，都在换装，上海街上已经没有人穿西装了，从香港带回的衣服都不能穿了。[18] 广州也不例外，原华商报人纷纷换装。在香港做记者，西装是标配。4年前，即1945年，杨奇从东江纵队游击区出来返回香港，“需要换装，组织上给每人发了一点钱，作服装费，他们就到小货摊上买旧皮鞋、廉价的西装”[19]。在《华商报》最困难的时候，“记者遇到一些重要的采访活动，需要像样一点的衣服时，便借别人的穿”[20]。在香港这个中西交汇之地，“像样一点的衣服”，大概只能是西装。广州解放，从香港一进广州，饶彰风、杨奇就各领到一套中山装，其他人穿的先是军装，后来换成中山装、列宁装。 在换装的过程中，华商报人还面临称呼上的变化。在香港，称呼记者“先生”、“小姐”。回到广州后，作为跑市政府的记者，成幼殊经常见到叶剑英。叶记不住她的名字，一见面就叫“新华社”。因为四野一路南下解放，随军带的记者都是新华社的，“新华社”就是记者的代称，而且是指“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民间的”。相反，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民主人士李章达，和华商报人一起从香港回到广州，解放后称呼成幼殊还是“成小姐”。[21] 换装和改变称呼还只是表层变化。面对全新的办报环境，原华商报人办《南方日报》，要从“党领导下的文人办报”过渡到“党委办报”，也必须经历一个涅槃的过程。 陈鲁直认为，“党领导下的文人办报”，就是华商报的办报模式——党领导的文人办报并不是说只指有了党外人士才算数，党的干部就都以党的代表的地位发表言论了，其实文人办报的特点在于这些党员都是有社会声望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身份，如名记者、法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名作家等，倒是这些身份才使党领导的报纸成为党领导下的文人办报。[22] 进入广州创办《南方日报》，以杨奇为首的华商报人在新闻报道、社论写作等方面经历了一个适应过程。 一是新闻报道的写法。以成幼殊为例，“从香港华商报回来后，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刚到广州，成幼殊等华商报人还是沿用香港的新闻报道手法，引起了当时广州市政府一些领导的不满，认为“你们报道怎么那样写，不像党报那样郑重其事的啊，要体现政策出来”，“你看这些报纸，领导就登个脑袋，这算什么，怎么可以啊”，“我们领导人的照片一定要堂堂正正的，你不能剪下个脑袋来就去登报纸”。有一次，成幼殊的稿子被曾彦修严厉批评。一家外国歌舞团到访广州，成幼殊采访回来写了条比较简单的消息。曾彦修就说，这个消息不能这么写。“一定要写得比较隆重、正规，不能这么简单。”后来在整个编辑部大会上拿出来批评。对于成幼殊们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新闻政治性学习。“对他的批评当然是接受的啦，觉得自己要重新学习，或者说是改造，你毕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来的记者，你要适应社会主义。”[23] 二是社论的立场。在最初的《南方日报》筹办方案中，“当时估计南下干部队伍中，总有不少解放区办报经验的同志，而我们这些在白区办报的人，是不适应解放后广州办报要求的”[24]，所以关于干部配备问题，对华商报人提及不多，包括饶彰风，也没提担任或兼任社长。尽管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是以华商报人为主体办起《南方日报》，但这种自我不适应感没有得到缓解。尤其是在写社论上。从“文人办报”转到“党委办报”，杨奇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到跟党委的口径一致，除非照抄文件，不用发挥自己的观点。但是“办报不可能照抄文件，有很多事情你要评论”。最初《南方日报》的社论，不光杨奇没有写，杜埃也没有写，华嘉也没有写，都在香港写惯社论的。“认识跟不上，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水平。”[25] 那《南方日报》初期的社论谁写？曾彦修。“没有什么文人论政，都是曾彦修论政”[26]。1949年底，财政困难，物资匮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一切职工年终发“双薪”的作法，无法实行。因此领导决定华南全都不发“双薪”，并且要在报上发表消息。如果单发这一消息，等于煽起群众不满。曾彦修赶写了一篇《同甘共苦，渡过艰难》的社论配合消息发表。“后来好些同志说，你们那天如无文章颇不好办，我们就是根据这篇文章去对群众做解释工作。”[27]不过，对于杨奇而言，却是充满了困惑：这篇社论没有经过华南分局审阅，那它就只是曾彦修的一家之言，怎么就能够代表党委说话呢？[28] 三是对报纸工作性质、任务的认识。杨奇一生在共产党领导下办报，但当中共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时候，主要是以“文人办报”的姿态出现；而当中共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时候，则主要是以“党委喉舌”的身份出现。“至于问我对两种情况的感受如何，那么，坦白地说，我这个旧社会过来的人，内心深处是钟情于‘文人办报’的”。因此，在战战兢兢办《南方日报》后，杨奇领命再去创办“不以机关报面目出现的党报”《羊城晚报》时，反而风生水起，“为社会主义报纸作出新的探索”，其根源就在于对报纸性质、任务的认识差异：“《羊城晚报》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耳目和喉舌”。[29]陈鲁直也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个人人格是可以同共产党的原则结合的。”[30]而在曾彦修看来，报社是要代表党委讲话的，为党委的工作服务的。以上述的“双薪”事件为例，“这样的事，我们这些‘老油子’就知道，事先要有舆论准备，他们财经机关不管闹不闹事，就一个通知了事……我们做宣传的人，就是干这种事的。有时锦上添花，有时雪中送炭”。[31] 夏衍是老华商报人，也经历了这个过程。解放初期，有人告诫他：“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你可以像野马一样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夏衍感叹：“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32]原华商报人大概和夏衍情形仿佛，重新学习如何让报纸为中心工作服务。 60多年后，成幼殊仍清晰记得，进城途中为了安全，她是农妇打扮，上面大襟衣服，下面长裤子。到了广州以后换上军装，戴上军管会的袖章，但鞋还没换，穿的仍然是皮鞋。[33]而曾彦修呢，身上长穿着深蓝色的呢子中山装，脚上一双平底布鞋。[34] 四、以曾彦修为首的南下干部和以杨奇为首的原华商报人之间的关系 在初创的南方日报社内，人员构成基本上是三类：一是以曾彦修为首的南下干部，有三名：曾彦修（来自延安）、曾艾荻（来自东北，《解放日报》）、吴楚（来自晋察冀解放区），另外，还有大军南下途中加入进来的两名青年女学生：张欲涛、周宁霞；二是原香港华商报人，占主体；三是旧中央日报社的部分留用人员，主要是印刷工人。 《南方日报》创刊后实行社长负责制，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只是挂名兼任社长，按行政级别来说，副社长杨奇略高于曾彦修。不过在政治地位上，曾彦修又比杨奇要高，曾彦修的责任，最重要的是负责同华南分局领导联系，每周都要列席一次分局常委会。[35]因此，曾彦修和杨奇的关系直接影响南方日报的运营。饶彰风在南下干部和华商报杨奇等人首次会面时说：“我主要力量放在华南分局统战部，办报的事，就拜托各位了。希望南下的老大哥同香港来的、广东游击区来的人员团结起来，出好《南方日报》。”[36]“老大哥”曾彦修是年30岁，杨奇27岁。下面就以杨奇和曾彦修的关系，探讨一下当时南方日报社南下干部和原华商报人的关系。 第一，互相尊重。曾彦修认为，创刊之初的几年，一切经营管理全由杨奇一人负责，他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工作。“我和他合作，亲如兄弟，从无矛盾。直到我1952年夏离开《南方日报》，报社始终由编委会集体领导……并没有出现过杨、曾说了算的现象”。[37]杨奇认为，他与曾彦修、曾艾荻等相处得非常融洽。尤其是与曾彦修之间，无论是初期杨领导曾，抑或是后来曾领导杨（曾彦修几个月后恢复任命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社社长），都可以说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精诚无间。生活上，两人同住在沙面一层楼上，中午和晚上都一起吃饭。[38]南方日报社时任记者陈秋舫回忆，“《南方日报》初创时，主要领导干部，部分来自香港《华商报》，部分来自北方解放区。他们之间是那样团结，相互敬重，把全副身心都用在报社的办公工作上。”[39] 这种尊重的源头，是彼此的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曾彦修因为关节炎，走路要拄着拐杖，创刊初期，报社一应事务都由杨奇打理。“杨奇同志能干的很，带着这些人一起出报。”曾彦修呢，则是承担报社事务的政治责任。比如毛主席题的“南方日报”报头，就由他拍板决定调整一下。《南方日报》出现一些文字差错，怎么处理？也由曾彦修最后决定。比如报纸出版了不几天，报面上出现了一个“陈毅蒋军”，蒋介石的蒋。怎么办？下一期更正不更正？杨奇、曾彦修、黄秋耘、华嘉、姚黎民等报社领导讨论，都明白政治性问题不得了，大家都有可能受到处分。最后曾彦修拍板，承担起决策责任。 2013年1月，曾彦修说：“杨奇说我负总责，是方便他开展工作。这是他自己形成的一种感觉。当然，杨奇工作有经验，有方法。反正，政治上我负责，出了问题我负责。”“我非常看重这个人的能力，他很强的，所以一切事情都是他办的。第二个，他也看到这些事出了毛病的时候，有老曾敢于出来帮他点忙。所以解放以后，我们俩一个根据地出来，一个非根据地出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全国很难找到第二份。” 第二，互相信任。1951年12月21日，叶剑英在广东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省市协商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上指出，“我们必须坚决惩治贪污犯。各级人民政府，各界人民团体，必须通力合作，大张旗鼓地进行坦白和检举一切贪污行为，弄清情况以后，须按情节轻重，给予程度不同的处理”。一个月后，1952年1月20日，叶剑英在广州市四大单位党员代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分局和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采取断然的态度，宣布对一批严重违反国家法令和党的纪律的同志，党内给予直至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或法办的处分”。[40]在“三反”的暴风骤雨中，杨奇被打成“大老虎”，在云浮搞土改的曾彦修被紧急召回。回来当晚，曾彦修就开了党支部大会，建议杨奇同志出席，“支部大会的目的，是要我出来表个态，狠狠骂他们一通，警告他们一通。结果我站起来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就流眼泪。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我绝不相信这里边有一个会是老虎。昨日捐躯者，今日尽贪污。可能吗？”曾彦修在延安屡经运动，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当时也位高权重，身兼分局“三反”五人委员会委员一职，在南方日报可以全权处理。本来南方日报印刷厂厂长王家振已经确定要被打成老虎的，曾彦修回来了，没打成。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堪称“生死之交”[41]。 第三，共同的价值观。尽管曾彦修和杨奇两人一南一北，但地域并没有成为他们拥有基本的共同价值观的障碍。 一是尊重知识。广州刚解放不久，曾彦修就与杨奇商量，由曾彦修代表报社向叶剑英建议，由叶出面宴请一大批专家学者，同他们见面，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此事很快实现，到会有200人以上。南方日报初期也很重视发表专家学者的文章，丁颖（水稻专家）、王力（语言学家）等诸多名人都曾给《南方日报》写过稿。[42]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贯穿在杨、曾二人的工作生涯中。 二是尊重生命。1951年4月下旬，成幼殊带回分局社会部的一张大罪状作为新闻，第二天要“大镇反”，就是镇压反革命，处决100多人。曾、杨等人均觉不符合中央及毛主席镇反方针“必须大张旗鼓，以提高人民觉悟和教育人民”。实际上就是觉得被处决的人的罪名都模棱两可，难以令人信服。讨论两个钟头后，最后杨奇建议曾彦修打电话（曾彦修此时是社长，有规定报社领导在最要紧的时候可以随时给叶剑英打电话），在深夜叫醒了叶剑英。后来叶剑英临时召开会议，曾彦修赴会。有关方面仍希望“大镇反”如期举行，直到叶剑英表态：“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苏区的教训啊，刀把子不能掌握在保卫部门的手里，而只能掌握在党委的手里。如果不是报馆向我报告，我也要明天看了报才知道。”当时意见之激烈可想而知。“大镇反”最后决定延期执行，杨奇则被曾彦修派去带队协助整理材料，“补证据”。后来在北京，“反右”期间，曾彦修为此再一次受到了前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后为最高检副总长操控的大会批判，最终凭借深厚的“被批判功底”涉险过关。[43] 三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杨奇被打成“大老虎”的原因，简而言之，是他借钱把解放前为筹办《南方日报》而从国外进口的白报纸，从香港运到广州来赚差价。这种做法，借钱的人有利息，报社没掏一分钱却有巨额赢利，杨奇自己没拿一分钱。其实，夏衍当年在广州为办《救亡日报》也曾这么干过。夏衍在《白头记者话当年——记救亡日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一文中写道：“广东省长吴铁城的秘书黄祖耀（苗子，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和我相识的一位画家）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广州白报纸价格很高，因为这些纸从香港进口时要付一笔关税。你不妨用郭沫若代表的名义去见一次吴铁城，请求救亡日报所用纸张进口时予以免税，数量可以多报一些。然后把多余的纸张在市场上出售，就可以得到足够的经费。’我照计而行，果然得到了吴铁城的同意，这样我们就用出售多余白报纸的办法维持了报社的经济。”即便被屈打成“大老虎”，杨奇毫无怨言，默默从南方日报印刷厂干起，几年后重新入党（几十年后那几年才被重新计算党龄），参与创办《羊城晚报》，为社会主义办报探索出一条新路。 而曾彦修，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冒风险去提意见，把罪状登报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吗”？曾彦修说：“那还叫你叫老党员叫啥？老党员，北京中央机关出来的，政治上把关，要不然要你把什么关呢？……关乎党的利益，这样严重的问题要使党的威信遭到多大损失……无非就是把我当成反革命抓起来，抓起来就抓起来了嘛。”[44] 五、南北交互中形成的办报风格 《南方日报》创刊初期，因为有曾彦修在政治上负责（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完全信任），杨奇等原华商报人得以放手办报。这种南北办报智慧的激荡，给《南方日报》植下了独特的办报基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报风格。 第一，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区党报传统和优良作风。创刊不久，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即向报社编辑部干部做了一次报告，根据延安办党报的经验，阐述了南方日报的方针任务。随后，为了帮助编辑部原华商报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党报的性质和任务，准确地宣传党的政策，南方日报社印发了《新闻政策和新闻业务》、《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两本书，组织大家学习。学习是有成效的。不久，《南方日报》刊登一篇香港警察搜查当地工会的短通讯。文中，警察质问工会工作人员：“为何挂毛泽东的像？”工会人员竟然糊涂地回答：“谁给我们钱就挂谁的像。”陈秋舫读后认为是犯了政治性错误，“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辱我们的国家领袖，报纸不应登这样有政治错误的报道”，写了一页意见张贴在报社的“评报栏”上，获得曾彦修的认可，并负起领导责任主动在内刊上作自我检讨。[45] 在宣传报道方面，《南方日报》创刊初期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加强报纸对地方工作的指导。广州解放初期，《南方日报》大力宣传依靠工人阶级，建立革命秩序，稳定物价，发展生产，为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而奋斗：对广州解放初期取缔金融贩子“剃刀门楣”的斗争作了大量报道；宣传退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把土地改革作为压倒一切的报道中心任务；宣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即将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解决城乡经济矛盾，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南方日报》紧密配合宣传，并联系广东干部的思想实际，开展“五反”运动宣传，反腐深入地进行抗腐蚀的政治思想教育，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思想性。[46] 1954年3月5日，华南分局在《关于改进南方日报工作的意见》中对南方日报这段时期的工作充分肯定，认为“南方日报的工作是不断进步的，党的正确办报方针逐步获得贯彻，对于协助党委进行思想领导的作用逐步加强”。 第二，继承和扬弃了境外办报的文人气质和批判精神。1950年2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发出前两个月，《南方日报》就在一版显著位置批评广州市税务局局长李十中。李十中当时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文章，对税率有不同意见的工商界人士进行恐吓辱骂。报社认为文章观点和态度不对，拒绝发表，并配合广州市政府检查税务工作，于2月25日发表了题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检查工作》的社论，批评了李十中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 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发布之后，《南方日报》的批评工作随之全面推进，原华商报人的舆论监督意识勃然复苏。《人民日报》1951年8月16日第二版刊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时任南方日报副社长杨奇批评广州有机肥料厂建厂工作发生很多错误的报道，不仅批评了广州市卫生局，更直接涉及广州市政府高层决策失误问题。当时市长是叶剑英兼，副市长朱光（主持工作）。朱光后来还为此在《南方日报》上作深刻的书面检查。据统计，1950年至1953年《南方日报》共发表了一百多篇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这段期间，报社每月收到读者来信三千封，每日来访者有十余人。 即便是在杨奇靠边站，曾彦修调离《南方日报》之后，1953年上半年6个月中，《南方日报》一共发表了637篇批评报道（包括读者来信和新闻报道），1至3月平均每月119篇。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海口海关军代表李惟涵违法乱纪，对批评者陈拥百进行陷害事件；新丰县县长张战抗拒批评，追查写稿人事件；中共茂名县委书记黄明德官僚主义，听信诬告办案事件；省商业厅长朱竟之严重违反党纪，压制批评，打击检举者事件等。当然，由于放手搞批评，偶尔也产生了报纸批评没有和党委中心工作密切配合等问题。不过，久经磨砺之后，批评报道紧紧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开展，一打一个准，和典型报道、深度报道一起，最终成为《南方日报》的“拳头产品”[47]。 《南方日报》赓续《华商报》而来的文人气质即便在“文革”时期也有吉光片羽。1975年10月，海南知青王春芙同时向《海南日报》、《南方日报》投稿。不久，两报在重要版面刊登了这条经验性消息。不同的是，《海南日报》全文照登，《南方日报》则对那些穿衣戴帽的阶级斗争、路线教育等内容进行了删改。[48] 第三，在提高报纸指导性的同时注重市场效益。《南方日报》创刊之初，报社经费除了从香港《华商报》带回的外，主要靠出售报纸和广告收入维持。有鉴于此，南方日报社秘书长张敏年提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主张，开拓自己经营管理的路子。 大力开拓广告。吸取华商报办报经验，《南方日报》一创刊便开辟了广告栏，刊登电影娱乐、文化书刊、工商业以及通告、启事等九大类广告。1950年初成立广告科，由张敏年亲自领导，制定各种条例，如《广告刊登条例》、《门市接稿工作细则》、《编发排版工作细则》、《校对工作细则》、《通讯联系、刊户来访工作细则》、《外勤工作细则》，还制定了对各地广告公司回佣、国内报社互接广告关系等规定。创刊初期，报纸广告篇幅要视保证新闻报道后多出的版面多少而定，不能太多，以致造成很多广告积压刊不出来。为解决这一问题，有时便出版一两次赠刊。这样，既增加了新闻的篇幅，也解决了广告积压问题。“三反”后，各工商刊户都注意节约开支，缩减广告费，使广告受到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南方日报》广告科策划推出联合广告，多登小型广告，适当降低价格，从而吸引了不少企业刊户。还曾推出过诗画广告等创新做法。 推动发行工作。创刊初期，仿效《华商报》做法，由报社组织一支三十多人的派报员队伍自办发行，后“邮发合一”，发行工作交邮电部门办理，在这种条件下，也积极与各地党委宣传部门、新闻秘书一道落实收订工作。1950年夏季，南方日报还在香港成立营业处，负责报纸对港澳地区和海外的发行工作。 报纸定价策略灵活。《南方日报》创刊时，报纸定价太低，每份仅为旧币100元（相当于1990年代初1分钱），以致连续一个多月亏损。为了扭转亏损，1949年12月8日起提价至旧币500元。1950年获利润5亿多元旧币（相当于1990年代初5万多元）。在土改期间，报纸定价还曾实行过三种价格：土改区每份500元，农村600元，城市700元。1952年3月，报纸定价全部改为每份600元，这个定价维持到1956年2月。1952、1953年两年利润保持在旧币40亿元左右，1954年达到旧币57亿7千万元。改新币后，1955年利润为60万元。1956年3月，报纸定价由6分降为5分，当年利润降为50万元。从1950年到1956年，南方日报共盈利85万多元，解决了新生的机关报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49] 在《南方日报社史》一书中，经历过创刊阶段的老南方报人，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南方日报》的风格提出，是有深意的。这既和《华商报》在香港的“文人论政”面目有明显区别，也比机关报一般意义上的“党委喉舌”有着更加丰富而具体的内涵，显示了创刊初期那一代南方报人，即，以曾彦修和杨奇为代表的南北干部彼此学习、借鉴，他们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实干精神和探索勇气，为《南方日报》日后成长为发行量大、广告效益好、领导满意、在群众中也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因。标签：南方日报论文; 杨奇论文; 香港报纸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解放日报论文; 叶剑英论文; 华商报论文; 曾彦修论文; 成幼殊论文; 新华日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