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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并对人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人学的维度观照全球化，不仅有利于揭示全球化与人的内在关联，而且可以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界。
一、全球化与人的存在方式
人的存在并非预成的，而是生成的。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存在建基于主体实践之上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形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全球化必然引发人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并使人的存在方式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一）全球化使人的存在由狭隘的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存在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转变。马克思曾依据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的存在分为三种形式，即人的群体存在、个体存在和类存在。在人类的史前阶段，受生产力和交往水平的困限，加之个体自身能力的羸弱，使得个体对群体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依赖性，人以群体的方式而存在。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开启，人的存在摆脱了对群体的依赖，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人也由群体存在逐步地转变为个体存在。在这个阶段，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赖”转向为“人对物的依赖”，马克思将其描述为“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个人的独立”。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狂飙突进，一方面，它使得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日益增强，人类历史才真正地转变为世界历史。此时，人类才真正地以类主体的身份面对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形成才具有了现实性。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得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并通过工业化和市场化实现了对自然的全面占有和改造，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全球问题的出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它迫使人以“类”的眼光审视当代社会发展；可以说，全球问题以否定的方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注：汪信砚：“全球化及其价值意蕴”，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意味着人的存在由个体存在转变为类存在，人的存在方式也因此表现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展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二）全球化将人带入一个虚拟的生活世界，使人的存在虚拟化。全球化把人带入虚拟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使人进入数字化时代。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受现实时空特性限制的活动场域，在这一新的场域中，空间与在场的分离弥合了在场与不在场的界限。吉登斯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16～23、275、5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由数字比特所建构的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的交往空间，它使人的交往也虚拟化。网络空间和虚拟实在的确给予人们诸多逃脱现实压抑和规范的自由，虚拟生活也较日常生活更凸显了主体的独立性，网络的宽容性为主体的存在和发展展示了各种可能性，也为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增加了多种选择性，使主体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但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生活使许多人对网络产生了依赖感，网络依赖主要表现为网络沉迷和网络沉溺，并由此导致“数码焦虑”（digital distress）、丧失自主性和“脱离肉体效应”（discarnate effect）等网际自我异化现象（注：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思考》第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同时，网际交往的虚拟性和匿名性既有可能使人丧失自我责任感，从而引发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剧”；也有可能造成自我的分裂，出现自我认同危机。
二、全球化与人的认同危机
认同问题严格说来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泰勒指出：“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注：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第5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会出现认同危机呢？这就需要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对这一问题予以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同’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心的概念出现在全球化的研究领域中。”（注：Birgit Meyer and Peter Geschiere（edited）,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Dialectics of Flow and Closure,Blackwell Publisher,1997,P.7.）
认同（identity）即是自我身份感的确认，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则是“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注：罗洛·梅：《人寻找自己》第4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人的认同有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含义：在个体层面上，它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16～23、275、5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即自我认同；在社会层面上，它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也即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注：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4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以此推之，认同危机也就包括自我认同危机和社会认同危机两个方面。在当代，全球化所造成的认同危机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体自我认同危机。表现为：一是自我迷失。对“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到何处去”等问题的茫然无措。二是自我分裂。自我分裂意味着个体本体性安全感的丧失：首先，他也许缺乏个人经历连续性的一致的感受；其次，在充满变迁的外部环境中，个人难免充满对其存在的可能风险的忧郁，并且依据实际行动而被忧郁所麻痹；再次，个人不能在自我完整中发展或维持信任（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16～23、275、5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三是自我丧失。包括个人语言的丧失、方向感的丧失、创造性的丧失、英雄感和悲剧感的丧失、道德感和意义感的丧失等等。
（二）民族自我认同危机。表现为：一是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即对民族国家合法性存在的怀疑。二是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即文化的民族化与世界化、本土化和普遍化的矛盾和冲突。全球化加剧了各民族的交往和联系，但由此引发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
当代认同危机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全球化自身所蕴涵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开放性和封闭性的内在张力以外，“全球问题”、现代网络技术和消费文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球问题”所内含的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自身的异化消解着人的认同的现实基础；现代性时空分离、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动力机制是全球范围内自我认同危机的根源；而现代消费文化“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5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使得人的认同碎片化。对于全球化场景下人的认同危机的审视，应有一个辨证的态度。认同危机会使人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让人无所适从；但认同危机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断裂，它标志着新的认同的开始。
三、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全球化将人置于风险社会之中，使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本体性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置身于现代社会之中，同时也就意味着置身于风险之中。“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是贝克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后来吉登斯、鲍曼等对此做过深入的分析。贝克、吉登斯指出：“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注：乌尔里希·贝克：《自反性现代化》第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鲍曼也说，在生活层面上，安全感、家园感已岌岌可危。“无论是实际上，还是预感上，所有的人也许都是流浪者”。无所寄托，无所挂靠，“我们在分裂中前行。”它标志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注：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第84、8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那么，风险社会对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的不安全感的增大。在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且花样翻新，它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生态风险、核风险、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风险时时威胁着人的安全。风险是隐形的，有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更为重要的是，风险以一种“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响社会成员，在现代性风险面前，与己无关的“他人”终结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涉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最后酿成世界性的灾难。其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的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增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的活动的不确定性缘起于人的有限信息或本体意义上的无知。然而就现代社会本身而言，不确定性则与现代性紧密相关。全球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以增强，而现代性则摧毁了在过去看来是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在现代性面前不存在神圣的东西，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加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网络空间的虚拟化，使得现代人生活于不确定的世界中。但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专家在面临新风险时往往也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说明与预测，这将大大动摇人们对于“专家系统”的基本信任，使得信任充满着难以预料的风险。
然而，风险对人来说并不仅仅是负面的，风险还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在附带危险的同时，还预示着机会与希望。也正由于此，我们才有理由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