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数年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民国论文,格局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文武关系的诡论性演变
民初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当政，造因甚多，其中不乏现实的政治原因（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社会需要）；而从清季开始流行的尚武思潮，至少是一个间接的思想因素。杨荫杭总结说，以前“中国人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与欧人接触，始自觉其文弱。自为日本所败，始欲矫其文弱之弊。于是爱国之士，乃大声疾呼曰：‘尚武！尚武！’”（注：1920年12月24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66页。）
其实，尚武心态也是中西“学战”的直接产物。在西潮的冲击下，许多中国士人吸收了包括近代尚武意识在内的西方观念。越来越多的中国士人为中国已丧失了古已有之的尚武精神而后悔。他们一面批判这个不应发生的失落，同时更大力鼓吹恢复和培养此种精神。梁启超和蔡元培都是尚武精神和军国民主义的大力提倡者。略年轻些的一辈，从鲁迅、周作人到熊十力这样的文人，或曾入军校学习，或直接从军，多半都受此尚武心态的影响。（注：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从20年代的文武关系中，也不时可发现早期尚武观念的遗迹。梁启超在1903年曾说：“西人有恒言曰：‘后膛枪出而革命迹绝’。”（注：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 《新民丛报》第40 —41 号合本（1903年11月），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 第369页。）辛亥革命时章太炎以提出“革命军起， 革命党消”的主张而闻名于世，很可能即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再后来北伐之时，仍有些尚武的“长衫同志”（如章太炎最看不起的吴稚晖）在鼓吹“一切权力归武装同志”。（注：当然，北伐时文武双方对党与枪的关系曾有持续的争论，多数“长衫同志”像宋子文那样主张“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这些深受中国传统熏染的文人能一脉相承地持有类似观念，不能不说是受了西来的尚武意识的启发。
有了西方及日本的强盛在于尚武这样的认知，不少中国人也将中国的希望寄于尚武之上。也在1903年，江苏人金天翮提出，中国欲“立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当效法“源于希腊，盛行于罗马”的“军人魂”，而“以铁血为主义”。理由很简单，今日强盛的“德意志其宗子，而日本则裔孙也”。具体言之，“一切社会之组织，皆当以军人之法律布置之；一切国防之机关，皆当以军人之眼光建设之；一切普通历史、风俗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灌注之。是故铁血者神圣之所欲，剑铳者国民第二之衣食住；闻战而喜，战死而相与贺，国未有不雄者也”。（注：壮游（金天翮）：《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73—574页。）
文人而有这样的观念，武人自然愿闻。蒋介石在北伐后提出一项解决中国问题的总体办法，即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机关、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这与金天翮20多年前的主张如出一辙，尤其蒋在国人经历了北洋军阀的军人统治之后仍能提出这样的主张，最能说明类似的观念在这么多年后仍有相当的生命力。（注：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1928年8月18日《盛京时报》。 应该指出，蒋的主张也受到许多国民党文人的反对。但对尚武观念的生命力实不能低估，直到1935年仍有文人提出“武化本位”的观念。任中敏针对当时的“文化本位”观念说：“‘五四运动’以后，有一部分文化运动者，以毁弃吾国一切所固有者为时髦。乃十年以来，经过一大循环，今日又以谈中国本位的文化为时髦矣。今日之势，人则事事不许我有本位，我则事事多以个人为本位；当前应解决者，正是‘中国本位的武化’问题！此而不谈，改谈文化，未免读《孝经》以退黄巾之嫌”（参见任中敏《〈白屋嘉言〉序》，《国风》第7卷第1期，1935年8月1日，第20页）。这是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说这样的话自有其时代紧迫感的今典在。但“读《孝经》以退黄巾”一语仍透露出清季以来甚为流行的“文人无用”论的余音。）
不过，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当时，人们已对过分提倡尚武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杨荫杭注意到：“共和为文明之美称，初不料共和之结果，一变而为五代之割据。无端而有督军，无端而有巡阅，使国人恶之如蛇蝎，外人亦匿笑不置。”正因为有了对武人统治的体验，国人“今而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于是“爱国之士，又大声疾呼曰：‘文治！文治！’”（注：1920年12月23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66 页。）
其实军人自己也知道“干政”不是受到正面肯定的行为，观当年军阀之通电，每有指责对方干政而自称决不干政的语句。但军人干政变成习惯性的政治行为后，有时军阀暂不干政，政局即难维持。北伐初起时，北京政府总理顾维钧在一份给各主要军阀的电报中说：“诸帅望重斗山，手操筦钥，虽或以羽书旁午，或以谦退为怀，对于中央政局有爱莫能助之苦衷，而中央因此乃有坠不及渊之窘状。”故他希望“诸公共发宏谟，早戡国是”。（注：《顾维钧致张作霖等电》（1926年11月9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按顾的电报本意是说中央政府无权无钱，故他欲引退。 但“手操筦钥”的军阀对中央政局“爱莫能助”（实即不充分支持），中央即有“坠不及渊之窘状”，当时的文武关系已尽在不言之中。
严复在1918年指出，苏明允论兵，“以为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正可以喻今日，“近数十年愤于对外之累败，由是项城诸公，得利用之，起而仿东西尚武之习（自唐以来，朝廷于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清中兴以后尤然。此项城所以刻意言兵）。虽然，武则尚矣，而教育不足，风气未改；所谓新式军人，新于制服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注：《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 《严复集》第3册，第686页。）严复之意，谓袁世凯等有意识地利用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尚武心态以扩张军人势力，这当然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但他观察到新式军人的弱点在于教育不足，的确是当时一个大问题。
杨荫杭也注意及此。由于存在保家卫国的实际需要，杨氏并不反对一般意义的尚武。关键在于，“当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而其国乃强”。惟北洋军阀的发展恰反之，明显是武力越来越操于无教育者之手。第一代北洋军阀首领多为军校出身，但20年代兴起的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皆非是（其时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还多在中下层任职，后来才作用日大）， 结果出现“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情形。 （注：1920年12月23、29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66、173页。）这与晚清湘军到淮军的发展稍类似而不全同，淮军将领的功名远逊湘军将领，然多少还受过正规教育；北洋后起的二张与冯则或识字不多，或基本不识字。
武力不操于有教育者之手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国人也认识到“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则回向传统寻找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即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既然民国情形颇类五代，杨氏“观于五代末年之时局，宋之所以能统一者，亦不专藉兵力，并非有特殊之奇才异功，亦不过整饬吏治，以文吏驾武人，以严法驭贪吏而已。今人苟能行斯道者，亦不难变更割据之局”。（注：1922年3月24日《申报》，《老圃遗文辑》， 第552页。）
但传统的“右文贱武”观念更因西来的“共和”思想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凡共和国通例，皆不喜战将、不尚武功。中国虽未可言真共和，然亦有此精神。”有此“共和国通例”为武器，杨荫杭似乎比许多人更具信心，他说：“人谓中华民国为武力跋扈之国，吾独谓中华民国有排斥武力机能。”据他观察，从清季新军到段祺瑞，恃武力者均旋起旋败。“乃知中华民国自有家法，凡以武力为强者，皆使之失败而止。”（注：1922年4月25日、1920年10月10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567、106页。）
然而这不过是杨氏充满理想的希望而已。他观察到的现象并不错，从新军以来恃武力者的确是旋起旋败；惟到杨氏立说时为止（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败后新兴的力量仍然都是“以武力为强者”。具有西来共和精神的民国“家法”，实未能在实践层面做到“以文吏驾武人”，离结束五代局面的宋人水准尚远。究其原因，似尚非武人力量太强，部分即由于文人之尚武。
如杨氏所见：“今举国唾骂武人。武人固可恨也，而亦未始不可怜也。武人者，器械也、傀儡也。有政客议员搬弄器械，利用傀儡，于是武人与武人之间，遂从此多事矣；于是武人与非武人之间，亦从此多事矣。”故时局之坏，“虽曰武人有以致之，实亦阴谋之政客议员有以致之也。”（注：1920年6月1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3页。）
而民初文武关系最具诡论意味的现象是文人固然尚武，武人自己却不但不够尚武，还在相当程度上“尚文”；他们在保家卫国方面的成就有限，但对本属文人职责的政治问题却兴趣十足。杨荫杭提出：“或谓中华民国为军人政治，此说非也。”其实南北各军阀既不能御外患，又不能靖内乱，不过为政治问题钩心斗角。这些人实“不得谓之军人，吾无以名之，名之曰‘武装之政客’”。（注：1921年2月26 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233页。）
1920—1921年冬，中国军队与白俄军队战于外蒙古库伦，而中央政府派第九师往江苏，杨荫杭质问道：“今者库伦待援孔亟，果欲为第九师谋驻防之地，似应向库伦而行，不应向江苏而行。江苏无边患，来此何干？”军队不往边防而驻防内地，实因“库伦瘠、江苏肥；库伦危、江苏安”。军队驻防既然多向往有实际利益之地，则不但不能靖内乱，反造成一些地区的纷扰不宁。杨氏注意到，“民国以来，上海所以纷扰，不过因有兵工厂耳”。（注：1921年2月27日、1922年6月12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204、603页。）这样不顾外患却向利而趋的军人，自然不能算是尚武。
由于有利益的考虑，民初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南北武人“虽大声言‘讨伐’，而实即抵死不肯讨伐”。他们不过“欲借讨伐之名，以扩充军人之饭碗额数，并扩充军属政客之饭碗额数而已。使南北而实行讲和，则此辈之饭碗破矣，非此辈所利也。使南北问题用武力迅速解决，则此辈之饭碗能暂而不能久矣，亦非此辈所利也。故最妙之计，莫如大声言战，而又抵死不战”。（注：1920年6月8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5页。）
故“痛心中国者，不曰财尽，即曰兵多”。而两者间又有直接关联，盖不论对外借债还是对内收税，最后都入军人手中。结果，“军人饱欲死，教员之饥欲死”。杨荫杭发现，尽管“民国初年较前清更贫，民国今日较初年更贫”，而“民国人所纳之税，多于前清；而近年所纳之税，尤多于民国初年”（这当然还只是与前比较，要到实行西式征税法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始知何者之税更多）。他“探源立论，中国所少者，不在金钱而在道德；中国所多者，不在兵卒，而在不道德之军官”。（注：1921年3月13、17日、1月9日《申报》，《老圃遗文辑》， 第246、248、186页。）
而民国之分裂虽类五代，民国之武人却又与五代异：“五代时有武人，谓安邦定国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而孰知今之武人，并不能用长枪大剑，而喜用毛锥。”当时各方既然多言讨伐而不断之以行动，则备战或宣战的檄文乃多。加以“发电报”已成新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檄文多以电报形式出之，这就形成民初的另一特别现象，即军阀间的战争常衍化成与演戏无异的电报战。杨荫杭挖苦说：“不先解决根本问题，而先作文章，乃国人之通病。武人学之，尤觉滑稽。”（注：1921年5 月6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295页。）
从檄文到电报，似乎也意味着传统的现代化。在杨氏眼里，民国流行的“宣传”也可溯源于五代：“今日各省督军、巡阅使大率有文人政客为之羽翼，故所发电报，必妆点门面语；虽盗跖其行，亦必曾史其言，所谓宣传也。此风在五代时亦盛行。五代承唐之后，犹崇文学。当时方镇，皆重书记之官。”则“可知武人作虎，必赖文人傅翼，今古一辙。冯道由书记入相，桑维翰由书记为枢密使，犹今日阁员多巡阅使幕僚出身也”。（注：1922年9月30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654页。）
故杨荫杭一言以蔽之曰：“民国以来之战事，则直与演戏无异。”他从当时的“统一”与“分裂”中都看出“滑稽”的成分：“两方通电，皆有‘统一、和平’之门面语；其表示之目的，似未尝不同。两方之人物，皆不外军人；自国民视之，或外人视之，似亦无甚轩轾。何以愿和而终不能和，不能和而又不能战？如果两方有一是一非，而为公理之战，固当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不必用其全力于打电报也。”实因“诸公好‘滑稽’，以国事为儿戏”。（注：1920年8月27日、11月12 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95、126页。应该指出， 电报战的情形到第一次直奉战争已改变，再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则发展成名副其实的立体大战。）
既然“处于电报战争之时代，势不能屏电报而不观”。但电报的内容却未必全表示真意，当时的通电者，“凡言不启战端者，则宣战之别名；凡言始终和好者，则嫌隙之别名；凡言利国福民者，即害民蠹国之别名；凡言解甲归田者，即终身盘据并传之子孙之别名。故苟知发电者之意适与电文相反，乃可以读电报。此不独今日之电报为此，凡民国以来之电报皆作如是观矣”。（注：1922年4月26日《申报》， 《老圃遗文辑》，第569页。）
杨荫杭以为，这仍是八股先生摹仿圣贤口气、代圣贤立言的故伎所致。“中国人更有一种天才，善拟电报。此种天才，盖自民国建设后发挥而出。悲观者或叹今日道德扫地，拟之于五季。然观诸部、诸人物所发电报，则皆足以见其道德之高尚与爱国之苦心。国人读之，未有不感极而涕零者也。文学家或叹今日文学式微，非其音‘哀以思’，即其音‘哀以怒’。然观于南北诸人物电报中之文章，则固盛世之音也。后之良史，如以此类电报编入《民国史》，则民国生色矣。”（注：1920年11月23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33页。 杨氏一再提出的反读电报之法，应引起读史者的注意。如果不看语境而仅注重文本的词句，即使全用档案资料，读出或写出的历史仍可能是已“生色”的虚拟史事。惟既存圣贤之言良多，拟电报者怎样选或选何种套话，及为什么不得不使用这些“高尚”的语句等，都从不同侧面透露出各种时代信息。读史者倘能谨慎处理此类材料，仍可多有所获。）
正因为有“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现象，杨荫杭与当时不少人一样，对南北军人中受教育稍多者显然以青眼相加。他对陈炯明（有生员功名）有保留的称赞前已引述，对另一个有生员功名的吴佩孚也有类似的观感。吴曾提倡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杨氏以为，“其意固甚善，然言夸而不能实行，几类孙文口吻。世之崇拜吴佩孚者以此，吾之不能崇拜吴佩孚者亦以此。但北方诸将多伧荒，若吴佩孚者，庸中佼佼，求之南方，固陈炯明之亚匹矣。”从根本上言，杨氏反对武人干涉民政，故他曾说过，“武人干政之罪，初不因赞成国民大会而从末减”。（注：1921年8月25日、1920年10月22日《申报》，《老圃遗文辑》， 第393、109页。）然观其对陈、吴二人均使用“庸中佼佼”的评语，可知虽有保留，到底也还有所认可。
两人也都曾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杨荫杭注意到：“近者粤、桂之役，人皆曰陈炯明胜；湘、鄂之役，人皆曰吴佩孚胜。”但他引拿破仑的话说：“凡所谓战胜者，乃敌人势力之消灭，非破城得地之谓也。”而所谓势力，“不徒物质上之势力为然也”。吴、陈之“所谓胜，亦破城得地之谓也。就物质上之势力而言，两方皆有敌人，势力固未消灭。就德义上之势力而言，两方皆有制造敌人势力之机会，此实不得谓之胜”。（注：1921年9月2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403页。）
而西人也参与了“陈、吴希望”的制造：“昨有西人著论，谓为中国改良计，北京政府固在斥去之列，广东政府亦不能存。此语虽稍快，然尚无偏私。西人于南方推崇陈炯明，于北方推崇吴佩孚；谓中国今日，非得人物如陈、吴者互相携手，不能救中国。此其观察是否不误，当证以此后陈、吴之行为。”（注：1921年10月6日《申报》， 《老圃遗文辑》，第430页。西人对陈特别是吴的称赞， 曾造成吴佩孚是“英美派”或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一种迷思性的认知。其实吴的民族主义情绪甚强，以关羽、岳飞为榜样，实不大可能做外国人的走狗（吴数次失势，并未像许多军阀那样出国或借外力再起）。且英美对吴的物质支援，迄今未见什么明证。倒是共产国际在那两年确曾对两人都下过不少功夫，至少包括物质支援的许诺。这些只能另文讨论了。）后来两人也曾真的联手，但终因南北之分的观念未消，结合并不紧密；且正如杨氏所言，两人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均有挑战者，未能在实际政治层面根本改变中国的局势。
“陈、吴希望”的一度存在提示着尚文武人虽然有其“滑稽”处，似乎终胜一般武人（遑论绿林剧盗）一筹。在20年代开始的那两三年，南北两个秀才军人陈炯明和吴佩孚的确曾给不少人以希望。此不仅一般纸上谈兵的文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那时即分别在做陈、吴两部的工作。在趋新的近代中国，读书人在社会上又处于日益边缘化的境地，许多士人对稍有新思想或多少有点新意的军人都曾寄予希望。吴、陈之后，士人也曾寄希望于孙传芳，主张梁启超专意治学不涉政治的地质学家丁文江自己舍学从政，为孙氏治上海，即是显例。但孙的气象似尚不如陈、吴二人。再以后北伐时的蒋介石及北伐后的冯玉祥，都表现出些许“新”意，读书人都曾寄予大小不等的希望（胡适日记中此类材料甚夥），然最后都以失望告终。
正如杨荫杭所说，若“不于战争外求所以制胜之道，恐民国从此无宁日”。他认为，陈、吴两人的合作未必能解决问题，“为中国计，但求军阀让路，使南北贤达有通力合作之便，前途即放光明”。故“就今日而论，则除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互相提携外，实无他法”。（注：1921年9月2日、10月6日、1922年6月11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403、430—431、601页。）
但那时民政方面的情形实不容乐观，杨氏注意到民国有二多：“民国最多之物，莫如嘉禾章、文虎章，车载斗量，在坑满坑。”而“民国政事犯之多，犹勋章也。失败之后，例称曰逆。其逆也易，其赦也亦易”，不少失败者转瞬又活跃于政治舞台。而北京政局更是一幅典型的新即是旧、旧即是新的混乱图像。新内阁、新总理、新国会、新势力，及诸多新人物层出不穷，故“今日都中之所见所闻，几无一而不新”。但这些新事物中的新人物又皆似曾相识，非安福系即武人，则“今日都中之所见所闻，实无一而不旧”。（注：1921年3月2日、1920年8月24 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237、90页。 ）这种乱相当然与杨氏理想中的“共和”政治相去甚远。
在杨荫杭看来，军人干政尚非中国政治中最严重的问题，当时“消极之论，举国皆曰去兵；积极之论，举国皆曰自治”。杨氏却认为去兵“似难而实易”，真正的自治当落实到民治之上，其实更难。民治须选举，然投票虽易，“欲得千万良心之票，似易而实难”，盖“自治之根本”在于“知耻”：“选举人以得钱投票为耻，选举人有自治之资格矣。被选人以出钱当选为耻，被选人有自治之资格矣。故知耻为自治之根本。”（注：1921年1月26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202页。）
实际上，民国议员多是任命而非真选举，故本不得谓代表民意。“民国以来，军阀与议员皆违背民意，无可深讳。袁世凯解散国会、督军团逼散国会，犹汉末借董卓之兵驱宦官、唐末以朱温之力驱宦官。宦官去而汉唐之宗社覆，议员去而民国之统一破。议员之举足重轻，不过如是。非真神圣不可侵犯，如世俗之所云也。”（注：1923年5月6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740页。）
按杨氏以“宦官”拟议员，或稍欠温厚，但他确实反映了时人多视议员为“官”的一种。不曾也不必以民意代表视之。惟“议员去而民国之统一破”这一点说明，法制和政制即使是空头招牌为主，其政治正当性的象征仍不可忽视，有与无终是一根本区别。后来1927年6月， 张作霖以海陆军大元帅开府北京，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宪法、约法皆废除，共和民国以今日亡。南方党军亦以党专制，自称革命。”（注：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2149页。）身为民国人而攻击“假民治”，当然有其实际的事实依据和“爱而知其丑”的关怀；但在与民国政体对立的方面，宪法和约法却有着民国人不自知的重要象征作用。
民国政治多为军人和政客所控制的情形使杨荫杭得出“民国之历史，一失败之历史也”的结论。他认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中华民国若不欲亡，“当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以大多数之民意为基础，此之谓‘国家柱石’”。（注：1920 年10 月10日、1921年9月19日、1920年11月30日《申报》，《老圃遗文辑》， 第106、414、141页。）而营棍子老卒和土棍地痞之所以能得势， 却与其他方面对政治的放弃有关。
杨氏据基督教“魔入空房”的观点分析说：“人民无自治能力，故受压制；人民无爱国心，故召外侮。”所谓“房苟不空，魔安得入？”今“举世骂军阀，以军阀无道德。然民选之议员乡董，果皆有道德乎？在野者必骂在朝者。军人政客固无道德，然纯粹脱离政治之商民，岂皆有道德乎？市井之蝇营狗苟、丧尽爱国心者，岂必优于官僚？”故“民国有军阀，非军阀能自生也，盖人民之放弃堕落，有以酿成之也。苟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人物，皆能卓然自立，为举世所信用，亦何至有今日？”（注：1921年9月22、24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416 、 419页。）
这是晚清以来士人“反求诸己”观念的自然延续，其自警之意当然不错；然士人负立言之责，语稍不谨，便可能适得其反。此为“人民”之自省则可，而杨氏所反对的军阀政客不也正可藉此说国是败坏并非其责任吗？不过，这样从“人民”的立场自省的见解倒多少提示了20年代初年一种短暂思潮即“好人政府”观念的形成过程。（注：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初期读书人不议政不为官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是民初思想界的一大转折，似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以下所述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侧面。在华盛顿会议上外交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了相对不错的结果或者是产生好人政府的另一时代背景（思想资源），华盛顿会议意味着列强或可通过谈判吐出一些既得利益，则中国方面也不一定只能采取激烈的“人民外交”来作为收回权益的手段。这就从外交侧面提示时人，将相对独立于各政治派别故较清纯的技术型官吏聚合起来走渐进改良之路，可能不失为解决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一个选择。这些只能另文申论了。）
杨荫杭举孟德斯鸠之言“共和政治之元气在道德”解释说：“专赖道德以维持之政体，实世界最难维持之政体也。以人心风俗之窳如今日中国，而欲其维持最高尚之政体，故十年以来之历史，当然为失败之历史。”这样，“国事如此，非独少数人之咎，亦非独在朝者之咎；凡在国民，固当分任其咎者也。即洁身自好之国民，苟不能为公理奋斗，以消极态度而坐听小人之跋扈，亦在分任其咎之列”。这里源自西方的政治参与意识和中国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已结合在一起：“匹夫各尽其责则国兴，匹夫各忘其责则国亡。一言以蔽之：中华民国之兴亡，仍视于匹夫之道德。”（注：1921年9月22日《申报》， 《老圃遗文辑》，第416页。）
杨氏口中说的是国民，其心意所指实仍在他所谓的“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据他说，1920年“杜威博士游于中国，言今日中国有游民三：一曰兵队，二曰官吏，三曰僧侣；皆无所事事，为国之蠹”（按此颇类清季民初之梁启超口吻，是否为杜威原话当考，但大致是听众认知中的杜威语）。杨氏接着指出，如果人们因此“皆以官吏为诟病，或以不充官吏为高，此大误也。使率举国之贤者，而皆以不充官吏为高，则一国之政事，将尽入于阘茸不肖者之手，而国事愈不可为矣”。盖冗官固为游民，“其所谓隐士者，亦安往而非游民。藉曰不为游民，当自国民尽责任始”。而“国民之责任，[不仅]在驱除游民之官吏，尤在尽职为官吏”。（注：1921年1月4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76—177页。杜威对好人政治的影响尚可见于胡适日记及他那时发表的言论。）
在杨荫杭心目中，主要由贤者造成的舆论仍是非常有力的，他说：“民国向例，凡悍然不顾舆论者，其始为一部分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全国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旅华外人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各国之舆论所不容。于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无病而死，不战而败。乃知中华民国未[尝]无舆论，而舆论之势力未尝不强。此亦快心之谈也。”（注：1920年10月10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07页。 ）实际上，民国舆论何曾有这样大的力量，这只能是读书人名副其实的“快心之谈”。
但杨氏对“舆论”发展从部分到全国再到“旅华外人”以至于“各国”这一进程的描述，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初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的实际和隐约的控制力量。“旅华外人”与“各国”在民初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是时人不争的共识。这样，中国民族主义的御外一面就与实际政治运作密切关联起来。
四、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有意识运用
前面说过，杨荫杭认为民国类似五代的一个特征是“内讧不已，乃暗中乞助于外人”。民初中国各政治力量对外援（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寻求、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既定组成部分的外国在华存在之主动介入或无意中渗入中国政治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后者），过去的认识似仍嫌不足。从日本传入的“军阀”这一词汇在中国的出现，特别是其在20年代的流行，从一开始就一直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最能体现中外因素的政治纠缠有多么紧密。 （注：See
Arthur
Woldron, "TheWarlor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6,No.4(Oct.1991),p.1080.）
前已述及的时人欲借太平洋会议之机促成南北议和，即是国内政治借助外国因素的一例。杨荫杭就认为当年“欧洲和会之失败，虽曰世界无公道，实由中国内争之结果”。这与实际的史实当然有相当距离（中国在和会中的作用实无足轻重），却反映出时人常将内政与外交结合起来考察的习惯性思维。（注：这与杨氏所说的“人民无爱国心，故召外侮”一样，当视为站在中国人立场上的自警。若论其对中外局势的观察，也不过是说得口滑的信口开河而已。外国人当然不是在那里每日观察世界，见何国人无爱国心，然后即侮之。这类话只能反过来读，即有爱国心而可以御外侮。后来一些主张内部改革应先于反帝的读书人也时有类似论述（与在朝主政者主张先安内后攘外的心态和取向有相当大的不同），他们爱国之诚实不让他人，惟因其说反话而常遭国人误解。）
那时稍大一点的国内问题， 都不得不考虑外国在华存在的影响。 1922年时已有人主张将首都从北京迁往他处，因为北京的军事机关太多，入主之文官受彼牵制，实未必有主政之“自由”。故“论者皆议迁都以避其害”。然杨荫杭发现，古时迁都稍易，“衡以今日之情势，则有外交问题、承认问题，非可咄嗟立办者也”。（注：1922年6月23 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610页。）迁都本是历史上屡有之事， 但新的现实是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部分，这一与过去不同的语境意味着解决传统问题将面临新的困难。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的国民党新政府不管外交问题而迁都南京，在遭到各国相当时期的抵制（即不将其使馆迁往中国首都所在地）后，终获认可。则只要有自信（北伐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实际控制区域不见得比北洋政府更广），迁都实非不可为（外国人后来发现，使馆不在中国首都实大大减弱了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也不能不迁就）。这说明在惯性思维形成后，外国在华存在的无形威慑力有时超过有形的实际力量，常能造成中国政治力量的自我禁抑。
有此语境，许多中国政治力量都有意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有时甚至故意营造已获外国支持的形象。（注：1928年济南事件后，国民党即曾制造已获美国支持的形象以抗衡日本。参见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反过来， 由于外国对中国内政的正式介入通常都附加有交换条件，实不属正面形象，各政治力量又不时隐藏其与外国势力的实际联系。而舆论对此更时常抨击，杨荫杭即曾借古讽今说：“公孙渊，汉末群盗也。据辽东诸郡，与魏抗衡。恐不胜，乃遣使航海南通孙权。”更严重的是，“渊在当时日暮途穷，实乞援于异族，尝隐道使者诱呼鲜卑人，使侵扰北边，故鲜卑人为之后援”。这里的公孙渊指奉系或张作霖，孙权即孙中山，鲜卑则日本。他特别警告说：“其后渊为司马懿所灭，父子俱死。乃知外援不足恃，失道寡助，适以速亡也。”（注：1922年5月26日《申报》， 《老圃遗文辑》，第588页。）
这在当时仍不过是一种想象的预测，但杨氏确实触及一个重要而又甚难处理的问题：外援可以在物质上甚而心理上增强某一政治集团的势力，但在民族主义日益兴盛的民国时期，此集团也可能为此付出“失道”这一潜在但巨大的代价。郭松龄起兵反张作霖，即因日本人对张的援助而失败。当时即有人指出：“郭氏失败之最大教训，为示吾人以帝国主义存在，改革内政必无希望。盖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爱国志士，共起图存，非效土耳其复国运动武力救国，先去改革之梗不可。”（注：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第4卷第2期（1926年1月3日），转载于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 卷，第300页。）
内政与外交既然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分，攘外与安内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攘外很可能有助于国内的政治竞争。杨荫杭认识到：“战胜所得之物，谓之虏获品。虏获品之最上者，人心也。一战而人心向之，虏获品之至宝贵者也。”（注：1920年8月23日《申报》， 《老圃遗文辑》，第89页。）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代，能与外国人一战，即可能获得此最宝贵之虏获品。章太炎在1913年就曾对袁世凯说，对横于东北的俄日两国，“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即使称帝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注：说详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梁启超在 1915年再次提醒袁世凯，“对外一战”实为称帝的一大前提：“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方有可能“受兹大宝”。（注：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94—95页。）
类似的观念一直在流传。1920—1921年中国军与白俄军战于库伦时，杨荫杭即指出：张作霖与曹锟皆坐拥重兵而富可敌国，“今日有援库之能力，而又有援库之义务者，当首推此二人。就二人之强弱言，外观虽势均力敌，然一日能援库则强，不能援库则弱；就二人之贤不肖言，外观如一邱之貉，然一旦能援库则贤，不能援库则不肖。”不久杨氏闻张作霖已领征蒙费300万，又说：“如果张作霖能立功绝域， 凯唱而还，则今日唾骂张作霖者，安知他日不崇拜张作霖？”（注：1921年3 月23日、5月29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251、317页。）
换言之，军阀的强弱与贤不肖，皆取决于是否对外作战。杨荫杭进而说：“直、奉两派恐亦终于一战，与其战于国内，不如战于国外。战于国外而胜，则国内之政敌不败而自败，且全国之人将为汝后盾。”（注：1921年3月23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251页。）若能对外战胜，即可取得国内竞争的巨大政治资本。其实只要敢战，胜负还是其次的问题。1926年初已有人指出：“郭松龄打张作霖便是打日本。无论中国怎样一个军阀，敢和外国抵抗，是我们十分钦佩的。不幸抵抗外国而失败，是我们十分惋惜的。”（注：杨汝楫：《奉告东省同胞》，《现代评论》第3卷第56期，1926年1月2日，第19页。 ）那时一般军阀对此显然认识不足，南方的蒋介石却表现出更敏锐的政治识力，他知道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人心。
1926年2月，广州政府因粤海关案与列强成军事对峙之势， 在国民党决策会议上，蒋介石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不惜与外人一战。他分析说：“外国对粤用兵甚难，未必因此即以武力为后盾。就令用武，而广东全省新胜之兵，不下六七万；且有俄员之指挥，俄械为之接济，大可以拼命一战。若幸而战胜，则东方第二土耳其，匪异人任矣。若不幸而败，极其量亦不过将广州政府退移于韶州。外兵人地生疏，万不敢深入国内，终须退出。然因此一战影响，已博得全国排外者之同情，目前虽稍吃亏，而将来声势，必从此更为浩大。盖能与外国人开仗，其地位已增高不知几许也。”谭延闿与孙科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若谓藉一战以博取国人之同情，则将来之价值未必得，而目下之地盘先不保，岂非以大局为孤注！”结果会议多数不同意蒋的主张。（注：1926年3月16日《晨报》。）
蒋介石在那时的胆识或因他的本钱不多，故敢于“以大局为孤注”而赌胜负。到济南事变时，已军多势壮的他遇到类似局面且形势明显占优（事变初期蒋在军事实力上完全可以一举击溃日军），反舍不得下注，退而求和；到“九·一八”后终走上先安内后攘外之路，实即其一生事业走下坡路之开端，这是后话。但蒋在北伐前的识见已明确意味着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的主观意识，提示了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即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这一政治手法在五卅运动后日见风行，但在几年前即已出现。
杨荫杭在1922年已注意到，各派军阀“所发之电报及种种文诰，固一则曰民意，再则曰自治；而攻击他党之辞，又一则曰卖国，再则曰违背道德、违背法律”。在他眼里，“民国以来最大之政治罪恶，曰借外债。攻之者必曰卖国。平心论之，借债非必卖国，然营私滥借之结果，虽不卖国，而实与卖国无异，故为最大之政治罪恶”。当时的政治已是非混乱，“今日国中无论何派，当其握权得志之时”，没有绝对不借外债者； 而“当其失志无权之时”， 又无不“骂人为卖国”。 （注：1922年2月25、26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528—530页。 ）这正是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的典型写照。
军阀或政治派别在通电中所用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真实思想，自需考究。但时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的现象，至少说明军阀等了解到这样做可对异己方面造成损害。后来李景林通电讨冯玉祥，说其“助长赤化风潮”，而李本人则“荷戈卫国”，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郑孝胥立刻注意到这是可加以运用的“极好题目”，不久各军阀的通电中果然都以“反赤”为其军事行动正名。（注：说详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
如果说军阀言“反赤”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政治上运用民族主义为工具，对当时不少新旧士人来说，中国“赤化”的可能却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威胁，故他们曾非常认真地参与应否“反赤”的辩论。对此杨荫杭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出现“赤化”的可能正由于列强与军阀二者在中国权势结构中的相辅而行。他发现，“凡握有权力者皆恶赤化，此中外之所同也。然世界有权力之人，几无不竭尽其权力以激励赤化。中国激励赤化者，不外二种权力：一曰列强，一曰军阀，二者相辅而行。苟非同种自相残杀，外力亦无由深入；苟非外人供给资械，内乱亦无由蔓延。”（注：1925年9月25日《时报》，《老圃遗文辑》，第898页。）
杨氏似乎并不欣赏“赤化”，但他强调：“中华如果赤化，决不如外人之言，为一国所煽动也。中华人决不愿赤化，若形格势禁，处于不能不赤化，则列强共同之罪恶有以致之。非中华人之过，亦非煽动者之力也。”盖“一国之利权，不外铁路、矿产、航路诸大端，今皆操于外人之手；其心以为未足，又盘踞其税关，操纵其财政，箝制其商业。中华商人虽竭力与之竞争，然税关一端已足以制其死命，而无自拔之一日。此类经济侵略政策告成之日，即中华全国人民待毙之时”。（注：本段与下段，1925年9月24日《时报》，《老圃遗文辑》，第897页。）
倘以阶级观点分析之，身在上海的杨氏大约真是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声音。但他还有更深远的忧虑，因外国经济侵略的受害者不仅是商人，而最终是全体中国人：“中华人纵不愿赤化，要不能不做人、不吃饭。他日全国人民皆成为苦力，为外国人挽人力车，则今之乘汽车而反对赤化者，即后之挽人力车而欢迎赤化者也。”
而且，外国的经济侵略显然与文化侵略共进。杨荫杭观察到，近代中国特别是20年代中国的主要问题皆是西来：中国人以前不吃鸦片，“自鸦片入中华，中华人乃以吃鸦片著名于地球，而贬为劣等之人种矣。改革以前，中华人不用民选代议之制。历数千年之久，初未闻争选举、流血革命，不可以终日也。自中华行选举，乃以种种丑态暴露于万国，而中华人之政治能力，若独绌于他国矣。”（注：1925年10月5 日《时报》，《老圃遗文辑》，第899页。 ）文化侵略的功能正在于此：先迫使你学其制度，学而不像则“证明”你落后野蛮，更必须引进其更根本的文化。
其实这本是“历史风俗”即文化的歧异，以不同的眼光观察问题，结论便全不相同。中国多手工业，“以欧美人之眼光观中华，则曰：‘机器未应用、工业未进步、蛮风未尽脱也。’以吾侪之眼光观欧美，则自机器行而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出现了“陶朱与饿夫同增，罪恶随文明俱进”的现象。而中国社会则财产一向较为均平，人际关系也相对亲近。概言之，“中华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以文学立国。惟其重农，故抑商贾而防兼并；惟其重文学，故贱势利而贵流品”。（注：1925年10月10日《时报》，《老圃遗文辑》，第904—905页。）
有意思的是，先后在日本和美国学法律的杨氏并不十分欣赏西方的民主运作方式。中国人以不能行民选代议制而被外国人认为缺乏政治能力，其实“‘代议’者，本欧人欺世之语”。何以言之？“试问今世各国议员，有听选举人之指挥而投票者耶？有违反选举人之意而被黜者耶？是固明知非‘代’，而强谓之‘代’，故曰欺世语也。”说到底，“今世地球万国，未有能行代议者也”。故代议制与鸦片一样，都不过是“欧毒”而已。（注：1925年10月5日《时报》，《老圃遗文辑》，第899页。）
进而言之，产生共产论的原料如拜金、崇商等观念，也都是西来的“欧毒”。“我中华旧俗，向不崇拜资本，而崇拜劳工；故自古有‘重农抑商’之说，即自古无劳工、资本之争。欧美人则不然，以金钱为性命，以资本为压制；文明愈进步，罪恶愈滔天。富豪与饿莩俱增，机器为杀人之具。此共产之说所由来也。近日中华沾染欧风，举国皆尊商人、崇拜金钱；故向者买办与西崽并称，今则尊崇之。总长以买办出身为上选矣。”由于“举世皆崇拜资本， 资本家亦稍稍放出西洋薄司（boss）之丑形”。（注：1925年10月7日《时报》， 《老圃遗文辑》， 第900页。）
杨荫杭注意到，1925年的劳工纠纷陡增：“今年双十节前，有罢工之纷扰，为历年所未有。则谓劳工问题爆发于今年，固无不可。”外国人说是“某国之所教唆”，官僚说是“某派之所利用”。他则以为，“教唆、利用，不敢言其必无。然纵无教唆、利用，亦有不能不发之势”。因为“事关社会根本问题，非少数人所能遏止，亦非少数人所能鼓动也”。由于“中华旧俗，贱货贵德”，故“深知中华者，当知中华无劳资之争。藉曰有争，非对于资本家也。盖对于不论何阶级、不论何人种，凡足以夺我生计者皆是也”。如果因经济侵略而造成“中华小资本家皆将为外国大资本家所扑灭”的结果，则“劳资之争，即种族之争也”。（注：1925年10月7、10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900、 904—905页。）
需要指出的是，《老圃遗文辑》中的政治时评在1924年1月（仅1日和5日各有一篇）到1925年9月末有近两年的暂停期，而1925年9—10 月间杨荫杭在《时报》（而非《申报》）所写的时政文章较前明显更激进。这与《时报》和《申报》风格不尽相同或有关系，惟时代在变，报纸的时评当然与时俱进。杨氏关于“赤化”和“劳资之争”的言论，仍大致透露出五卅运动后世风日益激进而民族主义情绪显著上升的信息。
五、余论：统一的愿望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温和与激进双方仍有相对共同的愿望，用杨荫杭的话说：“排军阀、斥强盗，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忧亡国、忧破产，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注：1921年1月12日《申报》， 《老圃遗文辑》，第187页。）杨氏常将当时中国局势比作五代， 那时全国的时代要求也与五代时相近：向往统一应是社会各阶层与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
这里不是没有矛盾，一方面，武人当政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故文人多倡“弭兵”。但要想统一，历史上最常见而有效的方式正是用武力，这又意味着武人当政的延续。杨荫杭在1920年已提出：“使段家将而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矣。”也就是说，若能统一全国，军阀也可接受而不必排。故他以为：“不战而能统一者，上也。战而后统一者，次也。既不能战，又不能和，而苟延残喘者，下也。既不能战，又欲强战，战线延长，民不聊生， 又其下也。 ”（注：1920年6月14日、1921年8月25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7、 393页。）
当时一些书生或仍主“弭兵”，而厌乱者已思能用武力统一之人。杨氏颇惜当时无此等人物，但他认为“即有之亦不能奏其功”。这是因为时代条件已发生变化，“古之统一者，皆以芟夷豪俊为第一义。自国内外交通变迁，其情势乃大异。民国以来，虽败亡相继，而所谓豪俊，未有能芟夷之者。在当时战胜之人，岂不欲芟夷之，势不可也。故豪俊如春草，根株未断，风吹又生。此民国所以无宁日也”。（注：1922年2月25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528页。）
从中外理论看，武力统一似不宜提倡：“论中华之古义，本以相忍为国；论共和之精神，本以合众为尚。藉曰以芟夷为能事，则已为君主国矣。”但“主张武力解决亦自成一种理论”，其终“为世人所唾弃者，以其志大而力小，以国人之生命财产为孤注，日日言武力解决而永无解决之日也。今日各派首领从事于战争者，大率犯此病”。（注：1922年2月25日、1924年1月1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528、791 页。）故武力统一的主张在当时不甚得人心，更多是因为持此论者无此能力。
时人固多思统一，也常在寻找能统一者。在这一点上，目的似重于手段，统一是否以武力达成并不特别重要。前已述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方面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及全国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先机，主张且能够实行武力统一的新来者仍有成功的余地和机会。
最初反对后来又转而支持北伐的陈独秀说：“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些。”他知道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而“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但一个由武力统一的中国至少可以结束战乱的局面，可为一个“民主的中国”（当然是陈独秀所界定的民主）打下基础。胡适后来说：“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注：陈独秀：《革命与武力》，原载《向导》，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4页；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9页。）或可以说，北伐的渐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正因其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