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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讲传统教育不能不涉及到传统文化问题。对于传统教育的批判继承并使其古为今用，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服务，已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现就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与大家共同进行讨论。
一、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与糟粕及其批判继承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在教育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有无数的文化典籍（其中包括教育专著），还有以孔子为代表的不同时代和不同风格的伟大教育家，有重教育、重师德的优良传统。
自汉代以后，形成以儒学为主导的教育传统，从胎教到家教再到学校教育，从蒙养教育到经传传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从官学到私学的教育制度。在教育内容方面，从识字教学到五经讲授，到宋代以后，便形成了从“三百千”、《四书》、《五经》到子、集相当丰富的教学内容。在教育经验方面，更是不可胜计，从胎教开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直到成人教育和修养，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育经验（详下）。这里仅以《学记》为例作些简要的说明：《学记》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较早的一篇系统的教育论著，对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制度，教育对象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级组织，教学和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课内和课外的关系，教师和学生及其相互关系等等，都有较为全面和精辟的论述。他如荀子的《劝学》，韩愈的《师说》等，都是论教育的光辉篇章，不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古代教育，从理论到实际，从经验到专著，都是极为丰富的，在世界古代教育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书院的出现，更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中的一株奇葩，它不但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保存、传递和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自由进行探讨和争鸣的良好学风，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从其有记载的时候起，又是在长期的阶级社会中（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到了近代中国，又在没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使近代中国的生产与科技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便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能不显得极为曲折和漫长。因而，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继承与其现代化的任务，就留待了我们去研究和解决。
（一）传统教育中的精华
上面已初步提到传统教育中的精华是多方面的，现仅就其丰富的教育经验和优良的师德传统两个方面，作些举例说明：
1.在丰富的教育经验方面：在教学方面，有丰富的辩证教育思想和经验，如在学与思、知与行、文与道、博与约、故与新、启发与诱导等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这些问题已为大家所熟悉，不再一一引述。还有比较系统的教学与学习过程的理论，如《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荀子》在《儒效》篇中对闻、见、知、行的论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和在《劝学》篇提出的“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等论述，不但说明了学—思—行的认识过程，而且还讲明了学习与品德的有机联系。
在道德教育方面，从胎教到家教，从儿童教育到成人修养，都有着丰富的论述，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在儿童道德教育方面，不但注意从小抓起，从日常琐事做起，而且总结出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潜移默化、防微杜渐、长善救失、禁于未发等一整套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在成人修养方面，更有立志，躬行内省，慎独，去私，解蔽，与人为善，以至兼善天下等伦理道德要求。
扩而言之，在天人关系，人我关系，物我关系，生死关系，苦乐关系，荣辱关系等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和光辉的典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参天地之化育”（《中庸》）“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等等。所有这些言论，成为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和民族英雄的言行准则，并为其高风亮节所具体体现。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优良道德传统的民族，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材。
2.在优良的师德传统方面：孔子为我们树立了一位伟大教师的榜样，称他为“万世师表”，毫不夸大。孔子既是经师，又为人师，他的道德文章，都成为后世教师的表率，在他的影响下，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伟大教师的形象，形成了我国尊师爱生的良好师生关系。现就孔子所留给我们的师德传统，略述一二。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孔子作为一位伟大教师的重要品质。他的知识是广泛的，他的学问是渊博的，他对于“六经”，曾进行过整理和编选，并有较深的研究。他虚心好学，孜孜以求，曾向老子问礼，向师襄学乐，直到晚年还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刻苦学习。正由于他有渊博的学识，又善于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培育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培养出具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等专长的多种人才，成为当时的“显学”大家。
他对学生深刻了解、关怀体贴备至。因而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孝时，他能够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做出恰当的回答，如同是向孔子提出“闻斯行诸”的问题，由于冉求和仲由两人的性格不同，便做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回答和要求（《论语·先进》），当孟武伯向孔子询问子路、冉求、公西华可以胜任什么工作的时候，孔子便明确地告诉他，子路“可使治其赋”，冉求“可使为之宰”，公西赤“可使与宾客言”（《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对于他的学生的性格和能力是了如指掌的。孔子对于他的学生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休戚与共的。伯牛有疾，孔子亲自去探望，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和伤痛（见《论语·雍也》）。“颜渊死，子哭之恸”，并大声疾呼：“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从这些记述中，充分表现出孔子对他的学生的极为深切的爱和高度的责任感。这种爱生如子的精神，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教学相长，师生间的平等关系，又是孔子在师德方面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孔子经常同学生谈心，要求他们各抒己见。每当学生学有所得时，他总是大加鼓励，如“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他还要求学生“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倡导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从不自以为是，能如实地来评价学生和他自己，如有一次他问子贡：你同颜回谁强些？子贡回答说他不敢和颜回相比，因为“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接着就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其自谦若此。孔子还讲过“后生可畏”的话，表现出他对后来人的无限信赖和希望。
正由于他对学生是教之殷和爱之深，所以在他死后，学生如丧考妣，服丧三年，子贡庐墓六年，还不忍离去。这同在商品交易下那种以金钱为转移的师生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孔门的师生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中，有不少教育大师和优良师生关系的美谈，都是我们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二）对优秀教育传统的分类和区别对待
上述的优秀教育传统和丰富的教育经验，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且大都是在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因而它不能不带有历史性以至阶级的烙印。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两个任务：第一，对传统要作区分，首先要分清精华与糟粕，其次对精华也应有所区分，分清是全优还是部分优秀，即使在全优中也可能还夹杂有某些不纯不粹的东西。第二‘要创造性地进行继承，要咀嚼消化，结合时代的要求，给以新的发展和科学解释，才能使其为现代教育服务。
1.在优秀教育历史遗产中，一类是可以全部接受的，如上述的有关教学和道德教育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诲人不倦、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和方法；再如潜移默化、防微杜渐、以身作则等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等，从思想和形式上都可以全部移植到今天的教育工作中来加以应用和发展。
2.一类是可以经过去粗取精、批判改造的工夫部分地加以利用。如关于“忠孝节义”的批判利用，孙中山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并对其作了具体分析，如认为“忠君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转引自1995年6月12日《光明日报》第5版）对于节义，也应作这样的解释，在历史上有铮铮铁骨、宁死不屈的节操和正义，如历史上民族英雄所表现的气壮山河的民族气节，仁人志士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尚品质，都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正义和节操。相反的，自宋代以来越来越严重的束缚和压迫妇女的所谓贞节，则是必须坚决予以反对和清除的。
甚至如“天人合一”这样的思想，既有“参天地之化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人交相胜”以至“人定胜天”等正确的思想，也有“受命于天”、“天人感应”等迷信和消极的内容。当然对于“天人感应”来说，也还要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看看它在那些方面是维护了封建统治，又在那些方面起到了限制人们（包括统治者在内）为非作歹的作用。
3.任何优秀的教育遗产，要为现代教育服务，都应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现代化的工作要做。如何科学地进行这一工作，也是有历史经验教训可供借鉴的，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四人帮”掀起批孔运动，有人在批孔中连孔子的“因材施教”也批了，理由是孔子所从事的“教”是奴隶主教，孔子所要培养的“材”是为奴隶主阶级选“优”拔“尖”，因而对孔子所施行因材施教也应当批判和否定。这里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所以肯定“因材施教”，是肯定“孔子教人，必因其材”的教育经验，也就是肯定他从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出发，采用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以取得有效的教育成果的成功经验。因而“因材施教”是一条合乎教育规律的带有普遍性的科学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必须肯定。至于孔子如何理解“材”，施的是那个阶级的“教”，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能混同。我们不能要求孔子用今天的科学理论来解释“材”，也不能要求孔子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实施今天的“教”。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对于“因材施教”的理解和具体实施，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从无限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是永远存在的，今天的科学水平和今天的教育，同样存在着对“因材施教”的理解和实施的局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缺乏历史观点来批判古人，也将会受到后人非历史观的批判。因此，我们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当代科学发展的水平来分析“因材施教”的某些局限性是可以的，但否定它的正确性和普遍性则是不对的。
二、中国传统教育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一）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在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的威逼下，并辅之以传教、办学软硬兼施的手段，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即被打开，天国的神话也开始破灭，因而不得不把视线转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走现代化的路。但中国传统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极为艰难曲折而缓慢的，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的斗争：
第一阶段是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洋务派主要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出发，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和工业技术，创立新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学夷以制夷”，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的主张遭到当时守旧派倭仁、李鸿藻等的强烈反对，在守旧派看来，“师夷”会导致“以夷变夏”的结局，而且会败坏社会风气，他们主张坚守宋明理学，反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第二阶段是维新派与洋务派的论争。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他们在哲学上提出进化论思想，以反对“中体西用”的口号，在政治上主张变法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主张进行教育改革，广设学堂，大力提倡西学，废除科举制度，直到后来在张百熙和张之洞的主持下建立起第一个新学制——癸卯学制，虽然其中还保留了不少旧教育的痕迹，在近代中国总算有了现代的教育制度。但是随着时局的变易，改良派又向保守派倒退，康，梁等人也从维新走向保皇。
第三阶段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斗争。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批判了清末制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建立了完全新的“壬子癸丑学制”。但是辛亥革命不久，接着就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复古的浪潮又一再掀起。
第四阶段是“五四”前后中西方化之论争。当复古的丑剧一幕幕的演出，复古的逆流一股股的横溢的时候，受到了当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潮的坚决批判，这其中包括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同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了新思想同封建思想的斗争，也包括了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无产阶级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主义；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加强，“五四”前后杜威来中国讲学，宣传实用主义，胡适是他的主要助手；于是便出现问题与主义之争。另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倡科学与民主，对旧文化和旧道德进行无情批判的同时，张君劢等人以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己任，大力倡导国粹主义，于是又出现了玄学与科学之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来说，在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旧文化和旧道德的过程中，一方面表现出反对旧文化的不妥协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旧文化传统的全部否定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肯定的盲目崇拜的思想。因而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之争中，就给我们留下了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两种极端思想的病根，一直到今天还可以窥测到它的阴影。
综观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的历程，面对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复杂环境，大致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1.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思想影响的国家，历史上的优秀教育遗产与落后的封建教育思想经常是同时并存。特别是到了清末，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糟粕已经发展到了腐朽的顶点，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这就使一些改革者有时为了反对旧文化旧道德而常常采取一些过激的行动，如“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出，就带有时代的特点。相反的，又使一些高唱保存国粹的守旧派作为口实，以此来大肆宣扬落后与腐朽的东西。这就为我们批判继承传统的文化教育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工作任务，这不仅在继承的内容上有不同的观点，就是在继承的方法上也有不同的主张，如50年代对抽象继承法的批判，即是一例。
2.近代中国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是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接受的；而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又常常是纠合在一起，帝国主义在中国所进行的传教和办学都带有这种特点。中国人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不是干脆地拒之门外，就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当时的教会学校，既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了帮手，又在传播西方现代文化方面发挥了作用，这种二重性也带来对西方文化不是捧杀、就是骂杀，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全盘否定两种极端的观点和态度。
3.“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于向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宣战、向西方现代新文化靠近，宣传科学与民主等方面起了划时代的历史作用。但由于持有不同的思想的人物参加，对于反对旧文化的彻底性与科学性，对于科学与民主的理解，也表现出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即使对一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观点的人来说，也不能说已经完全彻底地和绝对正确地解决了中西文化之争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为我们今天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教育遗产和面向现代化，带来了严重的科研任务。
（二）对教育现代化应持的科学态度
下面对如何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历史遗产和走向现代化，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1.要坚持历史观点。一切传统文化，不论其优或劣，都是历史的产物，即使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必然具有历史的特点及其局限性，这就需要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作出历史的分析。
第一，尊重历史，不是颂古非今，也不是以今非古，而是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尊重历史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不可缺少的手段。
第二，要用历史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记得列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做出了他的前人所没有做出的事情。比如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对于当时打破“学在官府”，使文化教育下移，就是极大的历史进步。他对于从学者是来者不拒，他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自不同阶层和具有不同的身分，其中有的还是父子同来受教的。但在过去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有人为了批判“有教无类”，非要在孔门弟子中查考一下有无奴隶出身的学生，否则就不算是“有教无类”，而是有教有类，就是教育为当时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就应批判甚至完全否定。
否定历史，就等于否定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其结果也就否定了自己。缺乏历史观点的民族虚无主义，不但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脱离今天国际思想发展的趋势，正当西方在探索东方文化、其中主要的是中国的文化，寻求解决当前由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因素之时，甚至有的学者提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时候，我们却在世界中国文化热中大吹冷风，这种数典忘祖的做法，不仅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2.要持分析态度。上面已经讲到，既是历史传统，又是在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就难免良莠杂陈，这就需要我们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工作，象沙里淘金那样，对过去的东西进行缜密的分析，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一，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精华中也有糟粕是常见的事。比如儒家的“民本”思想，既有“民为邦本”、“民为贵”等精华，也有愚民和卑视人民的糟粕，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斯为下”，以及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等愚民和卑视人民的错误的思想。正因为这样，所以才需要去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
第二，社会科学的复杂性，有时也表现为在思想体系上是错误的，但在具体命题上可能是正确的。如在人性问题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从其基本思想来说都不能说是正确的，但从性善论和性恶论出发，却引申出教育上两条不同路线以及不同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一重个人修养，重内省，重自律；一重环境影响，重外烁，重他律。在这两个不同方面各自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命题，直到今天对教育工作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社会科学的复杂性，还表现为在科学上是错误的口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所起的作用可能是革命的。如在“五四”时期有人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今天看来是过了头的、是不全面的；但在当时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革命的口号，没有对于儒家思想中封建糟粕的彻底否定，当时要推行科学与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鲁迅所写的《狂人日记》中，才有对一切“仁义道德”都视为“吃人”二字的彻底否定。
第四，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还可以以史为鉴，从其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免重蹈历史上错误的覆辙。比如孟子和告子有关人性的争论，孟子是强调人性的社会属性，本来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其结论把仁义礼智都视为人性所固有的东西，则是错误的。告子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提出“生之谓性”的命题，也有正确的一面，但由此提出“食色性也”，而不去区分人的食色之性与兽的食色之性的不同，结果便遭到孟子的诘问：人与兽都有食色之性，难道人性与犬和牛之性都是相同的吗？（见《孟子·告子上》）从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争论中，启示了我们必须全面地理解人性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而且要正确地处理这两个方面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因此，对于历史遗产，即使是优秀的，也必须持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不可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3.要用现代的科学观来审视过去。要坚持古为今用，使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科学接轨，还需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审视过去的东西，才能做到有效地取舍，实现创造性地吸取和应用。这同上面所说的用历史观点来评价历史成果并不矛盾，离开了历史的观点，就不能给历史遗产以恰当的评价；离开了今天的科学水平，又不能做到发展地看待历史遗产和创造性地加以应用。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的观点。高尔基也曾说过：“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高峰看遥远的过去。”（见1995年4月24日《光明日报》第5版）只有做到这点，才能避免对待历史遗产问题的盲目性和肤浅的毛病。
所以我们弘扬历史传统不是复古，继承优秀遗产也不是简单地搬用，而是一个吸取、改造、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贯通中外、以今释古的典范，孙中山关于“八德”中的“忠”的解释，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再把他对“仁爱”的诠释做些说明，他认为孔子讲“仁”，墨子讲“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有同意，但他进而提出“公爱”与“私爱”的区分，他认为只有“公爱”方称得上“仁”，这就是对“仁”的思想的发展。毛泽东用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两句话，来说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服务》）也是以今释古的典范。再如“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用古人的话，来处理党内的斗争，都得到古为今用的良好效果。
在贯彻古为今用，用现代化的科学观来审视过去，使传统文化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工作中，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要打破儒家的一统天下，博采诸子百家之长，全面弘扬中国的古代文化。二要面向世界，广泛吸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优秀成果，使中西文化融为一体，以建设人类的新文化。
4.对历史传统要进行积极反思。对待历史遗产，一直存在着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或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的片面观点和错误态度，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都不可能达到积极的反思。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全优或全劣。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积极反思的基本指导原则。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内忧外患，但历史从未中断过，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性和刚毅坚韧的进取意识；当然，毫不隐讳的说，在我们民族性格中，愚忠、愚孝、保守、软弱的消极一面，也是存在着的；扬长避短，是积极反思应取的正确态度。作为民族文化，无论其优劣，都会渗透和凝结到民族性格中去，消极的对待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抱积极的态度作具体的分析，才能达到发扬优点、克服弱点，不断前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