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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冬开始，一场全国性的关于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讨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介绍这场讨论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并就中学语文教改的相关问题作出评述。
关于语文教材
1.内容陈旧落后
教材是语文教学的老大难问题。封建时代的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文、史、哲不分。至近代现代，国语运动、国文及文学教育的产物是语文教学真正有了自己的教材。而直到当代，教材篇目的选择，教材体系的安排，以及汉语和文学是分是合等仍存有争议。当前这场讨论也首先从教材开始。《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著文批评教材。作者之一王丽刚从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在浙江老家当过12年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她指出，语文教学的问题，首先是教材陈旧、落后。如高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真正从语文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其余则大体上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议论文除了鲁迅文章和领导人讲话外，“几乎都是一些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平庸之作”，“竟没一篇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糟糕的是课后练习的编排设计，那些选择题叫人哭笑不得，“迷信计算机式的划分的准确性、科学性，付出的代价是无数青少年的生机和灵气。”
《中华读书报》1997年12月17日发表黄侯兴《批评与质疑·漫话中学语文课本（现代文学部分）》一文，对统编中学语文教材的原则性与科学性提出批评。第一，对一些传世名篇、名著大加删削而不作说明。如《荷塘月色》的切割，《雷雨》的删削，《在烈日和暴雨下》（老舍《骆驼祥子》）对有关情节规定性内容的省略等等。第二，有些文章时过境迁，已不宜作为“范文”继续讲授。如《土地》赞颂的“真正的奇迹”，其实是一种大轰大嗡的冒进、浮夸作风，已被人们当作历史教训。如《猎户》宣传“打豹英雄”，和现行我国政府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相违背（“金钱豹等禽兽属国家保护动物，禁止捕猎。”）。
2.“要求”烦琐荒唐
《北京文学》1998年第3期再次刊登讨论文章。《中国青年报》1998年3月10日在《冰点》专刊上又整版转载，其中洪禹平的文章题为《误尽苍生》。这是一个用词沉重的题目。文章说，高中课本中的“预习提示”、“思考和练习”代表了编选者提出的教学目的及教学方法。“实际上，在这许多烦琐荒唐的要求和提问背后，编选者的目的是极为简单的，就是要教师和学生照抄‘教参’的答案！”编选者的思路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甚至很复杂的问题都简单化，把课文中的某些说法当作金科玉律……编选者是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反正老师不能不照本（‘教参’）宣科，学生不得不照抄‘答案’。和高中课本相关的‘教参’、‘考卷’烦琐而荒唐，试题花样层出不穷，出题成瘾成癖”。“这实际上已不是误人子弟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老师都得用这种课本、‘教参’教书，都要想尽办法让学生们能对付这种试题，还有天下所有当父母的，都得为这种烦琐荒唐付出财力、精力。所以我说，这是一件误尽天下苍生的大事！”
面对批评，人教社中语室以集体名义撰写了《谈选编中学语文课文的几个问题》一文。内容要点如下。第一，关于正面教育的问题。第二，选取反映阶级斗争内容的课文的问题及关于语文的时代性问题。第三，关于课文的文字加工和删节问题。指出让学生了解阶段状况，认识社会生活是十分必要的。不能一提阶级斗争就嗤之以鼻，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关于时代性问题，他们认为教科书的课文宜以名篇为主，课外读本可以报刊时文为主。对有关课文进行文字加工删节问题，文章解释说，《天上的市街》改“街市”是叶圣陶、吴伯箫两位主持者同意并指示征求郭老意见得到支持后改的；《骆驼祥子》中选的文字取名“在烈日和暴雨下”是征求老舍本人同意的；《雷雨》节选第二幕，曹禺本人从未有过异议。（注：《光明日报》1998年3月11日。）
3.教材应该是训练系统
人教社中语室周正逵先生认为，语文教材问题是体系陈旧。表现之一是文选系统不科学。之二是常用文体的表达方式记叙说明议论搞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循环，不符合语文能力形成的发展规律。之三是讲读中心，实质是教师中心，核心是“讲”为中心，几十年不变，跳不出这一圈子。这不符合“学生主体”的教学规律和原则。魏书生正是在学生主体上下了功夫才收到了成效。这三点构成了旧教材和旧教学的体系。我国的语文教学，五百年造就一个曹雪芹，九百年出一个鲁迅，但不知道造就了多少个孔乙己。
周提出，教材应该是训练系统，能力和技能的养成需要一个科学训练的系统。应研究能力发展的规律，体现能级递进的要求，一步一步有效提高。如阅读能力的发展有五个能级：认读—分析—解析—鉴赏—研读。教材的问题要靠中央才能解决。苏联教育部长说，教材应是“第一流专家编的第一流著作”。50年代的文学课本是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毛泽东指定胡乔木主持的。
关于教学方法
1.语文教学是经验式教学
和教材有关的是教法问题。社会上对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大量繁琐练习，批评比较尖锐。《北京文学》1997年11期的一位家长文章说，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分析字。如“瓮”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韵母各是什么，有多少义项等等。再如“灰溜溜”这个词尽管会用，却要求文字解释。“同心协力”不能写成“齐心协力”，“惟妙惟肖”不能写成“栩栩如生”。对此，“我心里只有一个词——残酷”。
针对这种现象，许多人都在分析原因，寻找出路。如北大附中特级教师李裕德在《语文教学是怎样倒掉“孩子”的》一文中分析说，中国传统的经验式教学（读背作文）符合语文学习的规律。建国前后局面较好。然而后来全面学习苏联，搞《红领巾》分析型教学模式，使语文教学逐步知识化。我们在引进西文文化，摒弃传统语文教学中不合理的内容和方法的同时，即在泼脏水的时候，把盆里的“孩子”也倒了出去！过多强调知识性、思想性（对内容的理解），走向了另一极端。（注：《光明日报》1998年4月8日。）看来，教学方法之所以普遍走向旁门左道，根源还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有偏差，还在于对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认识不够端正。
2.刘国正推荐宜昌经验
有识之士指出，语文教改的方向应该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多读多写。《中国教育报》1998年4月21日报道，湖北宜昌市大面积开展“课内外衔接语文能力训练”教改实验，报纸、电视作教材，注重课外阅读。语文课上出现了“多——减——升”：看报纸的多，看课外书的多，看电视的多，开展课外活动的多；学生作业减少；语文成绩明显上升。宜昌六中50%学生读过四大名著，市七中有的班级人人有《唐诗三百首》，语文成绩在各校中名列前茅。刘国正在1997年首届国际汉语文研讨会上，专门以宜昌“课内外衔接”为背景提交了论文，反响很大。他认为，宜昌作为全国九年义务教育教教材的试验区，其语文教学方法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宜昌已成为全国语文教改的根据地。刘先生论文刊登于《语文学习》1998年第2期。
3.“五本”教学法
在教法问题上，制约因素除了教材以外，更有教师的观念问题。为数不少的教师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始终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大家都习惯在知识的传授上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而忽略了技能训练和习惯培养，不太注重人文教育。其实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前辈早就指出，语文是带有鲜明思想性的工具性学科。“不能把语文看成知识课，看成跟历史、地理或物理、化学一样是传授一门知识的课。学习语言主要不是学习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养成一种习惯。”（《吕叔湘论语文教学》）几年来，张家港市教师呼吁建立生活化中学语文教学新秩序，倡导“五本教学法”。课堂札记练习本。用于课内，以字词句的抄写、（正音、正字）注释、摘录为主。文摘本。用于课外。强调一定要在读的基础上摘抄，教师引导督促帮助，提供时间提供渠道让学生课外多读。书法练字本。要宣传练字的意义及紧迫感。教师指导得法。作文本。作文教学生活化。门槛低、文章短、出手快、数量多。日记本。养成习惯，观察积累，锻炼表达，终身受益。“五本教学法”着眼于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学习的革命》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确信，最伟大的真理是最简单的，最伟大的训诫是易于理解的。”“大多数好的学习方法，都是常规。每个婴儿都通过许多这样的方法学习。”同样，我们认为，对于语文教学方法而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好的语文教学方法就是简单，简单，再简单。
我们认为，要改革语文教学方法，关键的一点是对“学生主体”原则的理解和落实。语文教育要立足于学生的终身受益，帮助学生扎扎实实打好听说读写等各方面的语文基础，使学生有良好的发展潜力。需要强调的是，从“学生主体”这一原则出发，语文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乃至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学生的道德、文化、身心等各方面基础都应得到全面发展，并能以一个富有个性、人格健全、充满青春和生命活力的形象走出中学校门。
关于考试制度
1.“标准化”回顾
据统计，我国从1985年开始引进“标准化”，先在广东试验了一年。在广州开研讨会，香港一位学者说，我们从今年起不搞了。苏联部长说我们坚决摒弃毫无生气的“标准化”题型。苏联从1986年起停止（用了十年）。苏联高考三门三个台阶——先是全体考生考作文（综合能力和个性的考查），然后考大专业课，最后考具体的专业课。1987年“标准化”的故乡美国，“后院起火”——中小学生读写能力普遍下降。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标准化”考试的后果之一是加重了学生负担。师生都违心地向“标准化”靠拢，以夺取高分。之二是形成“难度有余，高度不足”的高考试题特点。刘国正对章熊说：你出的题不限时间我也只能得70分。高度不够如高考作文始终没超过简单记叙简单议论。再如语言文字题是考小学初中的内容，得满分也只能说明小学初中的效果好。文题的深广度都不够。现代文阅读最难，不是要求高而是选材和题目怪，导致学生答不上，得分低。造成难度大高度不足的原因是命题者“弯弯绕搞烦琐哲学”。广大语文教师认为，高考题许多没意思，导向不好。
2.“标准化”成了众矢之的
《光明日报》的抨击。1998年2月18日《光明日报》在“语文教改讨论”专栏开栏“编者按”中云：“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一门学科，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所谓‘标准答案’，把学生丰富的情感统统赶进一条狭窄的胡同；作文的程式化，新八股，使这块展示孩子心灵，本该色彩纷呈的花园日渐荒芜。”
《瞭望》的抨击。命题内容从一篇作文到无所不包，缺乏科学性的偏题怪题屡见不鲜，现代文阅读题内容的专业化倾向（古文化探源、诗的哲理、基本粒子中的中微子、智力结构模式、地球村的文明信号、贝多芬乐思、应激激素和迷走神经等等），力求面面俱到的“想当然”命题。（注：《瞭望》1998年第13期张驰文。）
赵宪初在《上海教育报》上撰文也指出：高考命题是负担过重的总源头。他谈了高考命题的三个问题。一是试题量太多，二是试题过难，三是没必要考一些死记硬背的基础知识，如诗句的作者，诗篇的名称等等。
3.大家都在开“药方”
卢元开的“药方”。第一，废除《考试说明》（即“考纲”）。第二，废除标准化题型。认为“文革前语文高考一直是考一篇作文”，“也不见得有多大偏差”。第三，组织培养一支优良的阅卷教师队伍。（注：《文汇报》1998年4月10日。）
过传忠、杨墨秋开的“药方”。他们在《假如我们来出高考试题》一文中提出如下主张。高考试题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学过的内容，主要是名家名篇和名言佳句，用主观题。第二部分考读写能力而且是把读写结合起来命题。如选读一篇说明文，要求学生制作读书卡片，整理内容，评述文章。又如选读一篇议论文，要求考生写一则读书笔记，概括要点，就文论述，发表看法。再如选文学性短文，要求写赏析文章，鉴赏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考查一箭双雕。（注：《文汇报》1998年4月10日。）
周正逵认为，改革命题的必由之路是“化繁为简，返朴归真”。核心是能力。不能一提只考作文，便有人批评是复旧倒退。用作文考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综合能力，很可能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让高中毕业生描写一个小女孩的外貌，和以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作文考试相比，简直是羞得不能见人的。
关于语文教师
1.语文教师的素质有待提高
提高语文教师素质是搞好语文教改的根本。当前语文教师的队伍从整体上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落后原因如下。首先是应试教育导致语文教师自身素质的下降。应试教育害人不浅，误人子弟。受害者不仅是学生，更有教师。教育工作特别是语文教学本应极富创造性艺术性，本可不断充实丰富提高教育者自身。然而现状呢？应试教育强调语文教学如数理化一样设计编制严格的知识系列和教学程序，教师忙于解题释题，简单重复，教学路子越来越窄，专业水平越教越低。这实在是语文教师人生和职业的一种悲哀。第二，文革以后，中学语文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教师社会地位不高又带来高师生源质量的普遍不高，形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恶性循环。
2.靠“功底”和“勤奋”打开局面
江苏鞠堂生认为，教师素质是决定教学效率的主要因素。（《教师素质与语文教学效率》）（注：《中学语文教学》1997年第12期。）上海程红兵提出，“语文教师的人文素质对学生良好人品的形成，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开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的语文教师要既重经济，又重精神；既重科学，又重人生；既重教本，又重教人。（《语文教师应提高人文素质》）（注：《上海教育》1998年第1期。）陆继椿则认为，在当前“既无法迅速改变现状，又要教师符合适者生存的原则”的情况下，解决语文教学的问题，实现语文教学向素质的转轨，最可靠有效的办法是依靠语文教师的“功底”和“勤奋”。（注：《文汇报》1998年4月24日。）
3.尽快建立流动优化的人事制度
我国几十年不变的师资管理制度已和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要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师队伍素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语文教改的出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尽快建立流动优化的人事制度。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办学模式，过分强调师资队伍的稳定，学校的人事管理制度僵化落后，导致目前许多教师捧着国家铁饭碗，吃着集体大锅饭。这种状况已极大地压抑着广大教工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创造性的调动和发挥，影响着教育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应该看到，广大语文教师身上隐藏着巨大的工作能动性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创造潜力，而大锅饭铁碗饭的人事体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甚至上班辛劳和病假休息，在分配上得不到充分体现，加上缺乏流动优化的社会氛围和人事制度，只能一根桩上牵到老，从而导致广大教师缺乏职业的危机意识，缺乏敬业进取精神和教改热情，巨大的劳动生产潜力没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形成一种极大的教育资源的浪费！美国职业篮球之所以独步世界，和其职业机制职业市场建设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这种主客场制的比赛中，他们把主场比赛叫“家里的比赛”。因此，NBA在“家里的比赛”时气氛极为浓郁，极为和谐热烈。观众——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喊哑了嗓子拼命叫好，拍红了巴掌拼命鼓劲。“主场”胜利了则冲上前去热泪相拥。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美国的篮球是他们的饭碗，观众是他们的上帝。同样道理，我们相信，中国教育一旦真正进入市场，我们的广大语文教师会在“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教育舞台上大显身手。那么，只有这个时候，语文教改的春天才会真正出现。
这场讨论的特点及意义
1.人文价值的回归
在讨论中，有关专家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建国以后四十多年来形成了我国独特的面貌和品性——强烈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价值取向，导致教育的失衡和异化即失去了教育的人文价值，忽视了人格养成，个性发展。基础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树人育人，而现今却沦为一种高度的工具化、技术化的训练，人的价值、情感、地位可怕地消失了。同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重建浑然一体，知识分子与教育改革、文学革命与语文教学具有有机的紧密联系。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或稍后的叶圣陶、冰心、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等等，都身体力行，以极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或亲自办学，或主持参与教材编写，或有从教经历。诗人、作家、艺术家等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与文科教育的天然联系，使他们对文科教育有决策权和影响力。这种决策和影响，在长期失落以后，今天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语文教坛。（注：杨东平《我们失去了什么》《北京文学》1998年第3期。）
2.语文教改是时代的伟大呼唤
这场大讨论的背景是全国性的素质教育改革运动。应该承认，应试教育导致基础教育的扭曲异化，语文学科表现得最为突出，问题最为严重。因此，从当前我国的教育发展来看，素质教育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然历程，而具有综合性人文性质的语文教改又必然首当其冲。基础教育应该是国民素质教育，而应试教育搞的是选拔或者说是淘汰教育。我们可以选出一大批名牌教师和尖子学生，但语文教师队伍的现状和语文教学的现状从总体上说很不理想却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改革势在必行。而且，从更大范围看，这场世纪末的讨论，面临的是21世纪的即将到来特别是全球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呼唤个性，呼唤创造的时代。当前我国语文教学的最大弊端正在于扼杀青少年的个性和灵性，扼杀他们发明创造的潜能和热情，这正是当前的语文教改之所以能够引起广大有识之士如此高度重视的深层次主要原因。
3.行动是最重要的
这场讨论的一个特点是“圈外热，圈内冷”。我们认为，圈内之所以冷，是广大语文教师及语文教学专家身在其中，深受其苦，二十多年来，几经呼吁都无济于事，一些根本问题仍无法得到解决。于是年复一年，几近麻木。麻木的表现是沉默。麻木不是愚蠢，但更加可怕。然而，沉默既久，爆发也就势所必然。我们期待着“圈内”也早日再一次地真正“热”起来。我们更期待着“圈内”能真正行动起来，勇于实践探索。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就是最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