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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9日到13日,第十六届世界经济史大会(XVI[th]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在南非小城Stellenbosch市召开。此次大会由南非经济史学会主办,Stellenbosch大学承办,汇聚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名学者。虽然参加本届大会的学者略少于往届,但由于地利之便,来自非洲国家的学者数量明显增加。另外,中国学者组织的分组讨论会数目以及与会的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华人学者人数均超过往届。世界经济史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是全球经济史学者交流学术思想、把握研究前沿的重要平台,展现出国际经济史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及新的研究热点。笔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本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向学界介绍此行的点滴见闻。
一、大会的会议议程
7月9日上午,本届大会在节奏欢快的非洲歌舞中拉开序幕。开幕式由南非经济史学会主席Sofhia Du Plessis博士和Stellenbosch大学经济系教授Estian Cautz教授主持,南非财政大臣Pravin Gordhan致欢迎词。哈佛大学知名学者James Robinson教授作了“殖民主义与南撒哈拉非洲经济发展”的主题发言。
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即在3个分会场举办经济史博士学位论文报告会。有9篇近三年来完成的论文角逐最佳经济史博士论文奖。其中,研究前近代的3篇论文是:Sebastian R.Prange的“马拉巴尔海岸上穆斯林贸易团体的社会和经济组织:12至16世纪”;Pilar Nogues-Marco的“重金主义、黄金输出点机制以及18世纪早期欧洲的金条流通”;Dries Lyna的“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名贵艺术品拍卖中的文化建构:1700-1794”。研究19世纪的3篇论文是:Marta Felis-Rota的“历史视角中的社会资本:国际测度中的主因分析法及其经济学含义(1870-2000)”;Julio Martinez-Galarraga的“西班牙的市场一体化与地区不平衡(1860-1930)”;Florian Ploeckl的“关税同盟:形成与影响”。研究20世纪的3篇论文是:Tamas Vonyo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奇迹:1950年代及1960年代西德经济增长动态”;Morten Jerven的“非洲经济增长反思:中部及东部非洲的测度与实绩(1965-1995)”;Julius Agbor Agbor的“20世纪非洲殖民化与去殖民化的政治经济学”。每个小组产生一名优胜者。在随后的会期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史学者们围绕不同主题,在125场专题学术会议上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二、大会议题的特色
本届世界经济史大会的议题涵盖了从古至今各个时期、世界五大洲各个区域。因为首次在非洲国家举办世界经济史大会,此次大会显现出一些新的特色。
首先,非洲及其他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格外引人瞩目。开幕式上,James Robinson教授的主题报告就是讨论非洲的殖民主义。他认为,殖民主义确实曾经给非洲带去了新技术,传入与移植了现代制度,但它仅仅存在于殖民时期,没有将这些积极要素长期存续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消极因素,如种族主义、歧视、不平等,以及严重扭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等等。欧洲殖民者离去后,积极要素转瞬即逝,而消极因素却长期留存。在闭幕仪式上,James Robinson教授与瑞士国际与发展研究生院的Gareth Austin教授再次就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展开了学术辩论。
本届大会与非洲及殖民主义相关的议题有14个之多,占全部议题的十分之一强。它们分别是:“前殖民时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在与外在变动根源的相互作用(1450-1890)”;“19世纪和20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发展动态与农业制度”;“新非洲经济史:通向非洲长期经济发展之路”;“殖民地非洲的劳动力、工资与生活水平”;“非洲的企业家精神历史演进是否重要?”;“非洲与拉丁美洲的人力资本与发展”;“南非的工业化模式及其效果”;“全球土地攫取与非洲食物安全:按照哪种标准?”;“发展主义的历史根源:亚洲与非洲经验比较”;“发展与欠发展的殖民根源”;“全球视野中的殖民主义金融政策”;“帝国银行业:19世纪及20世纪金融现代化输出中的帝国战略”;“殖民时期至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货币与银行业”;“命运与政策:殖民主义与印度经济发展展望”。
其次,对中西方发展道路“大分流”产生原因的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依然热度不减。本届大会上与之相关的议题有:“‘大分流’解读”;“从18—19世纪早期贸易统计中寻找发展之源”;“‘麦迪森计划’:将安格斯·麦迪森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经济表现的测算工作继续下去的国际协作”;“福利与生产力水平国际比较的新视角”;“150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事实与数据”;“清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研究:1644年以来的历史数据、方法论与例证”;等。
第三,在当前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挥之不去的背景下,金融史研究成为本届大会上的另一个热点。相关的议题有:“全球史视角下的金融市场与金融管制:动荡之根还是发展之源?”;“1946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制度变迁”;“平淡却复杂:为什么不存在单一货币的统治?”;“中世纪晚期至19世纪全球的资金融通与经济增长”;“私人资本、公共金融与军事财政国家”;“重商主义与会计记录:中心—外围结构的比较分析及其对本土市场参与者的影响”;“19世纪与20世纪的会计多样性”;“保险行业企业发展的比较史研究”;“18世纪晚期以来保险业国际网络的形成”;“发展停滞: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财产税”;“艰难时期中央银行的技巧”;“股票市场的历史研究”;等。
第四,大会讨论的议题广泛涉及经济、社会的众多领域。经济史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涉及到了国家理论、国际秩序、资本主义理论、工业化、国际贸易、投资、产业组织、人力资本、创新与技术进步、自然资源与气候环境、饥荒与灾害研究、产权、战争与经济、战后重建、商业流通与商人组织、交通运输史、渔业史、不平等研究、社会保障、灰色经济、土地制度与土地的买卖与开发等各个经济领域。还有一些议题涉及社会问题,如人口与移民、妇女的经济角色、婚姻家庭、普及教育、妇女儿童的走私与买卖等。此外,也有一些议题涉及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如“计量历史学时间序列分析的新数据与新方法”等。
三、涉及中国经济史的议题与讨论
在本届大会上,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共组织了7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加上其他讨论会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文章,提交的学术论文约40篇,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计量及中外比较研究。
中国学者组织的这一主题的讨论会共有两场,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史志宏研究员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丽教授合作组织的“15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事实与数据”专场讨论会,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邓刚教授合作组织的“清朝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研究:1644年以来的历史资料、方法与实证”专场讨论会。
在史志宏研究员与张丽教授组织的讨论会上,马德斌、袁为鹏、张丽、Peter Foldvari、刘光临、管汉晖、史志宏、赵学军、隋福民、曲韵等10位学者先后宣讲论文。美国新任历史学会主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会议论文逐一进行了评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为鹏研究员提交了《鸦片战争前夜中国北方经济的货币与价格:基于统泰升账簿的证据》论文。两位学者利用统泰升账簿,揭示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华北地区的市场特点、货币使用、利息、物价、银钱比价的变动情况,并对中国式复式簿记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荷兰乌德勒支大学Peter Foldvari的论文题目为《缩小差距:探索中世纪之前的早期经济》,认为农业是人均收入的重要指标,而农业危机在人均收入的变动中有着重要作用。两个要素可能推动了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农业大分流:一是在亚洲和欧洲大陆先后引入短期地租合约的情况下,中国相对于欧洲较低的工资/地租比不利于对资本品投入的激励;二是不利的气候条件使得中亚和中国的资本品(特别是耕牛)价格较高,阻碍了资本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替代,以及土地单位产出的提高。而在欧洲,役畜特别是马的增加则带来了更高的人均产出。
张丽教授以《红楼梦中有关外贸的历史信息》为题,从《红楼梦》中窥探18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当时的中欧贸易中,中国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商品的输出者。但她认为,《红楼梦》反映出另一幅不同的画面,即欧洲也向中国输出了很多商品。
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教授的论文题目为《中国经济数据的特点分析:1000-1600年》,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数据史料,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数据是基于人头税这一税收体制而产生的,唐宋以后的数据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而变化,明清以前的变化主要与消费税的征收有关,以后则主要与土地税相关。他指出900年至1500年间的数据是较为可靠的,可用于定量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史志宏研究员的论文题目为《19世纪中期中国粮食产量的估计》,利用了从清代官方档案、地方志、著述及民间地契、收租账簿中搜集到的3 000余个亩产数据,估算了19世纪中期中国粮食作物平均亩产量及粮食总产量,进而分析了明后期至19世纪中期中国的耕地面积、粮食亩产和总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学军研究员、隋福民副研究员和曲韵副研究员宣讲了他们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近百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的转型》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华北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历史变化(1930-1998):基于保定11村农户经济调查的数据》。他们介绍了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历史、资料保存现状及该系列调查的学术价值,阐述了利用保定11村农户经济数据对华北农村人均纯收入结构和水平变化估算的初步结论,并提出了该项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逐一点评。他建议马德斌和袁为鹏要进一步扩大商业账簿的研究范围,并比对其他商业账簿。他赞同采用复式记账法对西方崛起不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对于Peter Foldvari的研究,他认为,直至1820年前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仍然达到同期英国的90%左右,从农业角度来探寻中西历史分野的根源是选错了方向,而应优先从城市工业等其他角度入手。对于张丽从《红楼梦》中读取历史信息的研究,他指出,尽管已知当时中国某些地区的工匠具备了修理和复制钟表等一些西方输入器物的能力,但其地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传播范围究竟有多大,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彭慕兰认为,史志宏对历史上中国农业基础数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非常有意义。研究和计算中国历史长时段的GDP并进行国际比较是重要的,但是,在耕地、作物产量、人口等诸多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有争议的情况下,还不具备进行此项研究的前提条件,主张学者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基础数据的整理和研究上。彭慕兰充分肯定了赵学军等人利用无锡保定系列农村调查资料进行的研究,建议扩大视野,进一步开发与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
一些学者并不完全赞同彭慕兰的观点,引发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最为激烈的交锋是目前究竟有没有条件进行长时段历史GDP的研究。Bas van Leeuwen、Peter Foldvari、Steve Broadberry等欧洲学者认为不能绝对否认农业在大分流中的作用,认为就目前的研究基础而言,进行长时段历史GDP的研究并做国际比较没有问题。彭慕兰则表示,相对于那些数据基础并不扎实的GDP研究而言,他更认同把工作重点放在基础数据收集、整理和阐释方面。
在王玉茹教授和邓刚教授主持的讨论会上,邓刚探讨了1800-200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准测量,王玉茹分析了清代粮价的波动,其他学者从货币、人口等方面做了讨论。
其它会场也有学者提交了涉及这一主题的论文,主要有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关于19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荷兰比较的论文,日本一桥大学伍海鹰教授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表现与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动员的论文以及他对民国时期中国资本总额估计的论文,等等。
第二,中国货币与金融史的研究。
这也是本届会议的热门话题之一,共有两场专题讨论会以此为中心议题,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组织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与思想”专题讨论会和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组织的“平淡却复杂:为什么不存在单一货币的统治?”专题讨论会。
参加何平教授组织的讨论会的学者主要为来自中国京沪地区,也有几位日本学者参加。会上报告的主要论文有: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关于晚清西方现代金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金融思想体系变迁的研究,王昉关于1930-19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潮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复旦大学张徐乐对1950年代上海地区银行体系整合与改造过程的分析,何平对于中国古代铜钱流通过程中“短陌”现象的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对山西票号组织结构的分析,北京大学张亚光对民国时期中国金融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现代解构与阐释,以及河北大学戴建兵对1890-1935年间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回顾与反思,日本东京大学黑田明伸教授关于中国铜币何以在中世纪的日本得以流通的论文,柿沼阳平的中国古代货币体系是否为多货币流通体系的论文。
黑田明伸教授组织的讨论会比较注重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其中王文诚、戴晴的《单一货币还是多元货币:对元代中国纸币与白银、铜币之间关系的研究》和黑田明伸的《1935年中国的纸币标准:顶层统一与底部多样化》两篇论文均涉及到中国货币与金融史研究。
其他讨论会也有一些文章涉及货币与金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蒋清宏对货币供应与现代中国的经济周期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讨论,梁成论述了铜钱在中国货币史中的地位,山西大学燕红忠论述了1650-1936年间中国的货币供应、经济结构与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关系,台湾学者林满红和梁启源教授论述了1874-1911年间中国白银贬值与国际贸易平衡的问题。
第三,关于中国商业贸易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与付海晏教授组织了“全球化与中国商人组织的现代化”专题讨论会,重点探讨全球化视角下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视野与研究方法。会上报告的论文有:付海晏关于晚清中国海外华商会的探讨,刘玲对18、19世纪扬州中国盐商的文化需求与京剧形成关系的探讨,马敏关于1911年前后中国、日本、美国商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彭南生对上海马路商社的形成、分裂与合并的复杂历史过程中的权力斗争与权力结构的剖析,朱英关于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主要贡献及其研究方法、范式变迁的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熊远报对徽商钱会的组织、运作及其性质与功能的研究等。
台湾学者林玉茹教授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主要探讨近代化前期在东南亚地区活动的中国商人社团与东南亚各国商人社团制度方面的异同。其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邱澎生教授从交易成本、社会成本的视角对18世纪苏州商人团体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互动作了研究,林玉茹对台湾商人“郊”会形成与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功能作了研究。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在讨论发言中认为,学界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商人社团的组织结构、治理能力及其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于商业账本及中国传统的会计与记账方法的讨论,主要有袁为鹏、理查德·麦可、马德斌合作的论文《1850年前中国会计与簿记方法的发展: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云南大学吴晓亮教授亦以云南一家作坊“宏生祥”的账本为个案,讨论云南小家庭生产与全球大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四,关于中国的土地与地权市场的研究。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与韩国学者车明洙教授联合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以“现代化之前的土地交易”为题,吸引了包括著名经济史学家迈克洛斯基(Deidre McCloskey)在内的众多海外学者的参与。其中涉及中国问题的重要文章有:林文凯对清代台湾与英国现代化早期的土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清华大学张黎、赵亮的对19世纪台湾方家的地权交易及其与资源配置以及家庭兴衰之间的关联性个案研究等。
第五,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的研究。
吴晓亮、林文勋、王文诚三位云南学者组织了“现代化进程:现代中国西南边疆与世界经济”专题讨论会,会议宣读的论文涉及云南与中国西南地区的生物医药工业、锡矿业、货币体系、城市化与商业发展及外国人在云南的生活与管理等多方面的研究。
此外,本届会议涉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论文还有: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的《政治与灌溉:现实困局与清代时期的历史透视》,马德斌的《石头、剪刀、布:清代中国的激励与信息问题》等。
四、第十七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将在日本举行
经过5天的热烈研讨,7月13日下午,本届世界经济史大会落下帷幕。闭幕式上,公布了3篇获奖博士论文和3份获奖海报。Stellenbosch大学经济与管理科学系主任Johann De Villers教授和世界经济史学会当选主席Griet Jie Verhoef教授分别致感谢词和欢送词。日本京都大学获得第十七届世界经济史大会的主办权,日方代表在京都的欢迎宣传片中向与会学者发出邀请,下届大会将于2015年8月在日本京都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成员史志宏、袁为鹏、曲韵、隋福民均对此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