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纲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纲领论文,科学文化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2012年9月9日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6-0008-07
巴伯在其名著《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导言中指出，“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系统理解，我们需要一种把科学本质的这种多样性与其内在的整合性和统一性联系起来的方法，科学并不是要素与活动的杂乱无章的组合，而是一个具有凝聚性的结构，其各部分在功能上有互相存在的关系。简言之，我们需要对科学本身有一个更科学的理解。获得这种对科学的系统理解的一种方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但有点被忽视的方式，就是首先从根本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看作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1]对科学本身或科学本质的认识正在越来越深化。科学真是一个万花筒，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透视科学，就会有不同的定义和诠释。例如：科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成果，表现为知识体系；科学作为人类创造知识的活动，表现为科学活动；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表现为社会建制；科学作为一种实践，在现代表现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表现为科学方法；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表现为科学文化实践[2]和科学文化；科学作为一种人与自然的对话，表现为科学对话，等等。[3]本文旨在阐述对科学的综合理解与反思的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纲领。
一、“科学文化哲学”概念的提出
在英语中，“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Cultu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Culture”都可译作“科学文化哲学”。例如，卡西尔的“An Essay on Man：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4]就被译作《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实际上采纳的就是前一种译法。在英美国家流行的“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可以译为“科学文化研究”或“科学的文化研究”，采纳的就是第二种译法。如果我们仔细甄别，就可以看出卡西尔的《人论》主要讲的是关于人类文化的哲学，一种把人类文化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努力，必然就是一种文化哲学；而“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则是对科学文化的研究中的一种特殊方式。
2004年，我的《科学文化哲学研究》[5]一书出版，在出版时我特地在书的封面上加上了一个英文标题“Towards 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对于这个译名，王荣江教授专门写信请教李醒民研究员，李醒民研究员称“科学文化”有两种表述方式，即culture of science和scientific culture。[6]我个人认为，除此两种方式外，还有一种译法就是“science culture”，即采用两个名词并列的方式强调“科学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翻译“科学文化”。上述第一种翻译主要强调“关于科学的文化”，第二种翻译主要强调“科学的”文化，是与“不科学的”文化相对的；第三种翻译旨在强调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文化”。实际上，我在阅读文献时发现有的学者将“科学伦理”译为“science ethics”[7]，照此，我认为，将“科学文化”翻译为“science culture”，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在中国学术界，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科学文化哲学”的概念，这里我无法考证，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一点认识。1991年沈铭贤、王淼洋先生在其主编的《科学哲学导论》中指出：“科学哲学便在这样根本性的文化转变中选择自己的可能未来……我们所愿意预言的，则是它将伴随文化思潮在当代的整体转换，走向一种‘天人合一’的、跨越了两个世界分裂状态的科学的文化学或人类学”[8]。
刘大椿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哲学通论》[9]中专设一章探讨元科学探究的历史演变，其中第四节“对科学文化的哲学审视”分析了以科学为主导的近现代文化、科技时代的正负面观、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内容，具有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的性质。刘大椿、刘永谋出版的《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指出：“科学哲学应当把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增长点”①。
在国内强调重视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的还有孟建伟先生。他在2000年出版的《论科学的人文价值》[10]在笔者看来就是研究科学文化哲学的一篇佳作。此后，他受中国科学院专项资金资助，申请了“科学文化哲学研究”这一课题②，并发表系列学术论文。例如，他在《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一文中认为：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是新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科学哲学的狭隘定位，从而使其走出现有的困境，而且还将大大拓宽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颇为广阔的前景。[11]
魏屹东于2004年出版《广义语境中的科学》一书，首先对“科学论”的学科进行整合，给出了科学的社会、历史、文化、语言和认知五个维度，将语境扩展到这五个维度，形成了科学的五个语境，深入探讨五个语境的结构、特征以及影响科学的宏观和微观机制，并用案例研究加以证明。书中第八章“文化语境与科学”可以看作是对科学进行文化哲学的探索。[12]
我自己1999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一篇短文，题目是“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此后我又在《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百年来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等论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有关思想，并分别于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发表和出版了《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科学文化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科学文化哲学的前沿探索》[13]、《第二种科学哲学》。
通过研究发现，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科学文化本身，强调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第二个层面就是Science Studies的研究成果。基于此，“科学文化哲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就是从哲学的视角来反思“科学文化”(亦即“作为文化的科学”、“作为文化活动的科学”)，这种科学文化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简称PSC)是以作为文化的整个科学为研究对象，即“关于科学文化的哲学”，是人们对科学文化进行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哲学反思。就此而言，科学文化哲学与科学哲学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强调科学不仅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态或文化力量[14]，即科学文化—哲学；第二，就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反思科学，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方法等来研究科学，这种科学文化哲学(Cultu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简称CPS)就是关于“科学的文化哲学”，即科学—文化哲学。我倡导的“科学文化哲学”应该说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是主要侧重于用文化哲学的视角来透视科学文化(Cultu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简称CPS)，同时整合、概括、总结和反思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简称PS)、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 SSK)、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简称HS)、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CSS)等(统称Science Studies)研究成果[15]，从而获得对科学的完整形象。
二、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纲领的基本内容
“研究纲领”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波普尔的著作之中。拉卡托斯所称的“科学研究纲领”就是一组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他认为，“科学研究纲领”由下列四个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1)作为“研究纲领”的核心的“硬核”；(2)由许多辅助性假设构成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3)保卫硬核的反面启示规则——“反面启示法”；(4)改善和发展理论的正面启示规则——“正面启示法”。
借鉴和吸收拉卡托斯的观点，我认为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纲领主要包括三条原则：
1.倡导科学和技术是人的事业
正如卡西尔所说的：“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一个文化哲学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人类文化的世界并不是杂乱纷离的事实之单纯集结。它试图把这些事实理解为一个体系，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16]科学文化哲学作为文化哲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科学文化(以及对科学文化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提倡一种新的科学技术观，即“科学和技术本质上是并且无可抗拒地是一项人的[因而也是社会的]事业”([2]，p.4)，就此而言，科学文化哲学是属人的哲学，是关于科学文化的哲学。它主张科学与人文的对立统一，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统一。由此它不断反思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运动，从而揭示扬弃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最终结果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为人”的科学和“人的”科学的辩证统一。
2.充分借鉴和吸收各种哲学资源
“第一种科学哲学”(正统的科学哲学)虽然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是也存在着不少明显的缺陷，因此，在此之外提倡“第二种科学哲学”[17]，从而弥补“第一种科学哲学”的不足。实际上，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早已突破了传统科学哲学论题的限制，从而把大写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改写为小写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s)，即在考察科学时不仅把逻辑的因素，而且把社会、心理、文化(狭义)、政治等因素考虑进来，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新的视角就是科学文化哲学。这种科学文化哲学的“新统”企图融汇欧洲大陆派具有人文传统的科学哲学(以现象学和诠释学为代表)和英美具有分析哲学传统的科学哲学，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视界、新的视野。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宽容性，诸如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人性危机的分析；海德格尔对科学的技术本质的揭示；波塞尔对英美科学哲学与大陆诠释学的嫁接；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文化的批判、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女性主义者对科学中所谓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清算；后殖民科学论对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谓的“种族主义”的清算，等等，从而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科学、理解科学文化，重塑科学的形象，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的维度和新的希望。就此而言，科学文化哲学运动的主要哲学资源是：第一，扬弃了“第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第二，继承了“第二种科学哲学”如现象学科学哲学、诠释学科学哲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科学哲学的衣钵；第三是总结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的文化研究、后现代科学哲学、后殖民科学哲学、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成果，从而将这些成果通过文化哲学的透镜汇聚成一种新的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第四，更为重要的，也是具有总体意义的是对现代性、启蒙运动反思的产物。没有对现代性的反思，没有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没有对科学精神的多维度反思，就不可能提出科学文化哲学。
3.提倡综合创新的方法③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科学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与反思，不断更新和丰富科学的形象。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开始，从若干传统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相继衍生出一些以“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的分支学科。具体而言，从对历史上科学活动的研究发展成为科学史或科学技术史，从哲学视野中的科学问题发展成为科学哲学或技术哲学，从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发展成为科学社会学或技术社会学，以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创造心理学，以人类学的视野研究科学家群体内外的种种关系从而发展成为科学技术人类学，用政治学的观点研究科学决策机制而发展成科学政治学，以传播学的工具研究向公众宣传科学知识发展成科学传播学，借助管理学的手段研究科技政策及管理发展成科学管理学等等。[18]科学文化哲学“试图综合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不同看法”[19]，通过汲取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科学的政治研究、科学的语言研究，尤其是科学的哲学研究的成果，从而采纳可资利用的技术与分析技巧——定性和定量方法，政治的和文本的[修辞的和话语的]分析，历史的和当代的研究，“批判的”和“政治的”目标分析，倡导一种“科学的整体形象”、“科学的人性形象”、“科学的批判形象”。
三、科学文化哲学与传统科学哲学的关系
在正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中，本来就包含着一些文化哲学的因素。例如，P.弗兰克在其所著《科学的哲学》一书中，把科学哲学规定为连接科学和哲学两者的纽带，也是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链条。他说：“对于科学的了解以及关于科学的战术和战略的系统方法，是任何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20]在这里，弗兰克主要把科学哲学定义为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或连接的链条，而且在他看来要弥合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破裂主要靠哲学或人文学科向自然科学靠拢，“科学的哲学”所做的便是这种靠拢的工作。因此，他的立场基本上是科学主义的。M.瓦托夫斯基在《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一书中认为，科学哲学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缺少的环节”或“桥梁”，其实质内容是把科学思想的概念和模式当作人文主义理解的对象而进行阐释，把逻辑批判和改造的分析工具连同哲学概括的综合努力一道应用于科学史和当代的科学思想。[21]他说，“科学哲学提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力图以某种首尾一贯的方式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哲学如果不致力于寻求首尾一贯性，不致力于把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知识与其它领域的知识综合起来，那它就无存在的必要了”([21]，p.13)，“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21]，p.582)这表明瓦托夫斯基主要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哲学。
科学文化哲学是将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作认识论的研究或科学逻辑的研究，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哲学。[15]
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哲学研究，因而它比科学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更加靠近传统的科学哲学。[14]“如果说，我们将传统的科学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狭义的科学哲学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10]因为狭义的科学哲学侧重于从认识论和理论的逻辑结构角度来探讨科学之为何物；科学史侧重于从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来厘定科学的基本内涵；科学社会学侧重于从科学的社会建制、社会影响和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角度来描述科学的宏观形象。[22]
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它不仅包含了传统科学哲学的大部分内容，而且还包含了对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甚至科学的政治研究等成果的概括与总结。[23]科学文化哲学对科学哲学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变了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反思的单一性、片面性，走向了多元反思与综合创新的路径
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某一个流派强调了科学的某一个侧面，从而对科学进行经验分析(马赫、维也纳学派等)、逻辑分析(维也纳学派、批判理性主义)、理性分析(批判理性主义)、历史分析(库恩、瓦托夫斯基等历史主义学派)、社会分析(库恩、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心理分析(库恩、皮亚杰等)、主题分析(霍尔顿等)等，科学文化哲学则摆脱了这种局限性，它强调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创新式的分析，从而把历史分析(科学、理性、非理性、社会等都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科学等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社会分析(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文化分析、心理分析、结构分析、主题分析④(伦理、性别、种族……)、经验分析、理性分析、逻辑分析等等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对传统科学哲学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扬弃。
2.改变了传统科学哲学将“文化”外在化、氛围化的倾向，走向了文化内在反思的路径
在传统的、正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中，文化只不过是一种氛围，因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可有可无，最多不过是科学发展的“外在变量”，因而，大部分科学哲学研究者都不会去花大力气来研究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哲学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十分强调科学发展的文化的内在意蕴和价值。科学不仅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有其内在的特质，而且不同文化传统对科学发展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巨大，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魅力所在。
3.改变了传统科学哲学的“小哲学”，彻底走向了“大哲学”的理路
传统的科学哲学是一种“小哲学”，因为它是就科学论科学，视野虽然是哲学的视野，但是没有真正越出科学本身来研究科学，所以，传统的科学哲学既忽视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认同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向度，因为在它们看来，这些都是对科学的外部研究，而逻辑主义的着重点就是对科学进行内部研究，由此就形成了“科学的内部研究”与“科学的外部研究”这两种表面上看来水火不相容的科学研究传统。相反，科学文化哲学改变了传统科学哲学就科学论科学的狭隘眼界，不仅开拓和影响了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维度，而且和文化研究的潮流一起影响了科学的文化研究，从而把传统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带到了一个崭新的视域——科学文化哲学。
4.改变了传统科学哲学“问题狭隘化”倾向，走向了“问题域”[24]，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域”主要包含几大类：第一类问题是老问题的新解法。因为有些问题，如科学划界问题、科学合理性问题、科学客观性问题、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联系与融合等是传统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但是，即便在当前，这些问题仍然是科学文化哲学界讨论的前沿问题，它们关涉到如何理解科学这个重要的元问题，因而使老问题成为前沿问题、热点问题。例如，它把科学划界问题拓展到科学的内部划界、科学的外部划界问题，从而把科学与人文的整合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再例如，它认为，理性标准是一个历史概念，有其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而且历史上的理性标准也不止一个，只是其它标准被人贬低和忽视罢了。实际上，传统的科学哲学把理性逻辑化和数学化，这就把理性的范围大大缩小了。这种理性不过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而已。图尔明曾指出，理性概念远比逻辑概念广泛，历史分析也属于理性范围，这就鲜明地提出反对把理性与逻辑性完全等同的做法。[25]理性标准如此，科学哲学中的其它问题也是这样。透过这种分析，我们就能够把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与科学的逻辑化、科学的数学化趋势分离开来，打破那种把科学的理性与科学的逻辑相等同的观点。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合理性问题认识的大致趋势，即从形式的合理性过渡到非形式的合理性；从严格的预设主义跳到了极端的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跳到了非理性主义；从对科学内部合理性的寻求跳到将科学内部合理性与科学外部非理性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从对科学合理性的哲学分析走向对科学合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哲学的分析，从而极大地开阔了人们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这样，实际上，科学就越出了“纯粹的科学”的范围走向了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作为一种能够进行社会学分析、政治学分析和文化哲学分析的科学。第二类问题是由于哲学思潮的变迁引起的科学文化哲学问题的凸现，如科学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科学意识形态批判，对科学与启蒙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第三类问题是由于科学新发展，引起的新的热点问题和难题。比如：如何看待科学的社会后果(如纳米技术的社会后果、克隆技术的社会后果等)?如何看待科学活动对环境、社会、心理等带来的可见的和不可预见的影响?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是什么?[23]当然，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因为，科学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探讨如何把“第一种科学哲学”与“第二种科学哲学”连接起来，从而扬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不足，实现科学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又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中的科学说明(解释)与科学诠释(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涉及英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欧洲大陆传统的诠释学科学哲学之间的融合问题，美国哲学家理查德丁·伯恩斯坦、理查德·罗蒂，德国哲学家阿佩尔等人都做了比较好的工作，此处不再赘述。实际上，上述每一类问题都是科学文化哲学需要展开讨论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一个筐”。随着我们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化，我们对科学文化哲学自身的认识也必然得到进一步深化，从而才能真正把握科学文化哲学的全貌。
四、科学文化哲学对科学形象的改变
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科学的形象”⑤的改变。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长着确定的逻辑、理性面孔的形象⑥，到波普尔的科学的人性、批判理性、可错性的形象，再到历史主义者库恩所刻画的科学的社会形象、科学革命类似宗教改宗的准宗教形象，到费耶阿本德和罗蒂所刻画的科学就是一种新宗教以及科学的霸权主义、沙文主义形象。按照罗吉尔·科劳恩(R.Krohn)的说法，科学知识社会学导致了科学形象的彻底转变，包括：从一种“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即、令人生畏”(high-distant-formidable)的形象，变成了一种“平凡世俗、平常可近、司空见惯”(low-close-everyday)的形象；从一种“抽象、精神、完美”(abstract-spiritual-perfect)的形象，变成了一种“有形、物质、不完美”(physical-imperfect)的形象；从一种“非个人、普遍、永恒”(impersonal-universal-permanent)的形象，变成了一种“个人、局域、现时”(personal-local-temporary)的形象。这些转变也可以更简单地概括为，大写的“科学”(Science)变成了小写的“手艺活儿”(craft work)，尊贵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变成了平凡的“手艺人”(craftsman)，而神圣的知识(Knowledge)则变成了世俗的“手艺”(craft skill)。[26]这就是SSK对科学形象的改变。这种改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几乎用不着怀疑，科学的形象已经远不像它以前那样可爱了；科学家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几乎也用不着怀疑，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必须诉诸社会因素，尽管要确定什么是确切地揭示更困难了。”[27]“由于科学被政府、企业和军方占有了，因而已不可能把对现有的主要制度或者对左翼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敌视，与对科学的完全肯定的评价结合在一起。因此，几乎很自然地出现了少数人对科学的批评”[27]，“科学社会学在对科学实践做出批判的同时，对我们关于何为科学的观念做出了革命性的修正”。([2]，p.85)也许，把反身性标准应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对科学的批评不一定就是坏事，科学正是在批评、辩难中在合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中前行的。
对科学的反思从一维——逻辑之维/理性之维，再到二维——理性之维和非理性之维，再到后现代科学对现代科学进行彻底的反思，从而使我们对科学的反思从二维步入多维，这中间的维度如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维度，因而从这些维度所作的反思就有了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政治研究[28]，[29]、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伦理研究，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再反思和概括，就是我们这里论述的主题即科学文化哲学。透过科学文化哲学这个透镜(或棱镜)，我们看到(或折射出)不同的科学哲学流派对科学划界、科学合理性、科学客观性等传统问题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有着明显的差别，其间，对传统的反思(如正统的、标准的科学哲学及其研究的问题和问题答案)不一定是以牺牲传统为代价，也许正是在传统中我们会找到后来我们发现的对许多问题(尤其是前沿问题)解答的萌芽。科学文化哲学家并不是要抛弃科学哲学家，而是在科学哲学的基础上，科学文化哲学看到的问题更为复杂、更为丰富、更为多元，因而对许多问题得到的答案也更加不确定而已。[30]
总之，“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文化哲学”[31]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以及科学的哲学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或者说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以及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产物。这种研究旨趣反映了当今西方科学哲学思想的最新进展和趋势，强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合流，努力融合英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与大陆传统的人文主义批判的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以及科学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综合努力，当然这种新综合不是把各个向度简单地叠加起来，而是只有在综合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30]，p.328)，基于此，我们将会看到，科学文化哲学将成为整合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科学的哲学研究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门重要学科。
注释：
①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页。我曾在课堂上以及《第二种科学哲学》中使用过“另类科学哲学”一词，但是我更愿意使用“第二种科学哲学”一词。
②我曾经在2002年申请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科学文化哲学研究》，该项目2004年结题，结题之后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科学文化哲学研究》。
③综合创新方法，是我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最先提出来，随后方克立、王东等人(包括我自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综合创新方法。这里我将综合创新方法首次应用于科学文化哲学研究。
④霍尔顿认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决定于科学理论的概念基础、科学理论的经验基础和科学理论的基本主题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经验分析和理性分析可以说是水平面上的两个坐标轴X、Y，而主题分析则是垂直方向的Z轴。只有从X、Y、Z三个坐标轴去全面分析，才能探究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才能使它具有“立体性”。参阅罗慧生：《西方科学哲学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
⑤“科学的形象”是威尔弗里德·塞拉斯使用的一个短语，他将世界的科学形象与世界在人的观察中所显现出来的显象加以对照，美国哲学家范·弗拉森1980年曾以“科学的形象”为题出版了一部著作，产生很大影响；1985年美国科学哲学界曾就此书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讨论会上各位哲学家的发言后来也以《科学的形象》为题出版。
⑥科学的传统形象是在合理选择的实验框架基础上的渐进地、逐次地、累积性地获取知识。参见蔡汀·沙达：《库恩与科学战》，金吾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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