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剖学论文,译名论文,中文论文,由来论文,以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剖学是近代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西方科学知识之一，最早可追溯到1643年刊行的《泰西人身说概》，清初学者毕拱辰、刘献廷，清中叶医学家王学权、王升、王士雄以及学者俞理初、姚衡、郑复光，都曾阅读并引用过该书。方以智、王宏翰和金声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对西方解剖学有所介绍。①不过，解剖学在华传播并产生革命性影响则始于合信翻译的《全体新论》，时间在1851年。据言，“合信始著《全体新论》，时远近翕然称之，购者不惮重价”。②该书影响中国知识界整整半个世纪，甚至1904年鲁迅去日本留学时，选择攻读医科也多少受此影响。③
当年，合信决定翻译《全体新论》的理由是：“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辄为掩卷叹惜。夫医学一道，工夫甚巨，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药，犹属不致大害。若捕风捉影以药试病，将有不忍言者矣。然以中华大国能者固不乏人，而庸医碌碌唯利是图者亦指不胜屈，深为惜之。”④丁韪良提及中国的医学和医生时也说：“他们从不解剖人体，根本就不知道内脏的位置所在，然而在治疗某些疾病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银针刺进人体，这样针尖很容易触及那些性命攸关的重要器官。即使病人死去，亦可因全尸而亡聊以自慰。”⑤这样的认识普遍存在于19世纪在华传教士的意识中。
19世纪80年代前后，由传教士翻译的解剖学书籍相继出版，其中有影响力的有1881年福州传教医生柯为良译《全体阐微》，1886年德贞译、北京同文馆出版的《全体通考》，1889年傅兰雅译、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全体须知》和1889年美国传教士博恒理所译《省身指掌》。说到译著此类书籍的原因，博恒理指出：“每与中国医士辄与谈医，询及人之经脏百骸，所言皆出臆度。又详考中国医书，愈知所言经络脏腑，诸多舛讹。因慨时医之未精，不忍坐视，故于宣道医病之暇，著成一书，签曰《省身指掌》。此非批驳华医，实欲泰西医学，流传中土故也。”⑥其他传教士翻译介绍解剖学大致也是上述理由。一些西方人认定中国医学缺乏解剖学知识。丁韪良便对中医知识和中医文化充满了偏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广州博济医院的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因对中医的无知，更是将中国人民描述为生活在黑暗的世界中，需要西方医学和基督教文化来拯救。⑦就连梁启超也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医：“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知，风土燥湿之勿辩，植物性用之勿识，病症名目之勿谙。”⑧其腔调口吻与传教士如出一辙。
进入20世纪，随着西医科学在中国影响的深入，“解剖学”成为区分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的关键词和辨别中西医学的知识分界线。对此，医界表述不一。余云岫说：“自人体解剖之学盛，而筋骨之联络中，血管、神经之分布，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灵枢》、《素问》，数千年前之书，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⑨此论或有失之偏颇之处。章太炎则以为：“西医与中医治疗上结果之比较，彼西医重在解剖实验，故治脏腑病见长；吾中医讲求岁时节令，故治时感病见长。”⑩又曰：“乃若求其利病，则中医之忽略解剖，不精生理，或不免绌于西医也。”(11)比较而言，以各见优长持论，似较为中肯。
以“解剖”判别中西医学优劣，早已成为医学界和知识界的共识。与此相关的基本认知还有：其一，“解剖学”知识早在明末清初传入，因1850年《全体新论》的出版而在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二，“解剖”与“解剖学”的中文译名是20世纪后由日本留学生归国后确定的日源名词。(12)
笔者以为，上述两个基本论断似是对晚清科学知识传播的一种误读。今人往往用现在已熟识的概念和术语去对照历史，解读文献，而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语境。其实，20世纪前，中国并不存在“解剖学”学科，只有“全体”学；“解剖”及“解剖学”之词也非源自日本，近代中文文献中采纳“解剖”和“解剖学”远远早于日语译文的传入。所以，中文“解剖学”译名的确定亦是以中文文献为源。总之，通过对1886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英国医生德贞所译《全体通考》的研读，可以证明我们早已习惯的一些共识其实仍然有待进一步商榷。
一、由中医“解剖”到西学“全体”
在解读《全体通考》前，有必要先对“解剖”和“解剖学”两词义作基本说明。现代汉语中“解剖学”对应英语中“Anatomy”，该术语的译文于1927年经民国政府教育部审定，由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确定。委员会决定英文“Anatomy”、拉丁语“Anatolia”译为“解剖学”。(13)不过，中文“解剖”可对应两个英文单词“Anatomy”和“Dissection”。当年，科学名词委员会审定“Dissection”为“解剖，解剖术”。(14)1907年博医会出版的《高氏医学辞汇》是第一部标准的医学英汉辞典。由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负责，1949年《高氏医学辞汇》第10版中将“Anatomy”和“Dissection”两词并列解释为“解剖，解剖术”。(15)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中“Anatomy”和“Dissection”是分别解释的：“Anatomy”，解剖，解剖学；“Dissection”，切开，解剖；解剖体，解剖标本。(16)“Dissection”的动词原型是“Dissect”，意思为“解剖”、“剖割”，(17)类似中医和法医学中的“剖”、“剥”、“解”、“解肌”、“割”、“剐”、“刳”等词，(18)“Dissection”意为“解剖”的这个动作或从事的医学行为，即“解剖术”。
英语“Anatomy”（解剖与解剖学）最早源自希腊语，意思就是“Dissection”，这意味着“解剖”在西方古代医学中并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门技巧与技术，是一门剖割术、解剖术。(19)这与中医文献中“解剖”的意思完全一致。
中文“解剖”一词早已存在，《黄帝内经》有一段黄帝与岐伯关于身体知识的对话，见《灵枢·经水第十二》：(20)
黄帝问岐伯曰：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脏六腑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应奈何？
岐伯答曰：善哉问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广，不可量，此之谓也。且夫人生于天之间，六合之内，此天地之高，地之广也，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皆有大数。(21)
人体中的十二经脉与五脏六腑在器质容量、尺寸和高低位置各不相等，如何能使十二经脉在内与五脏六腑对应，在外与十二经水相配合，黄帝疑惑了，岐伯回答活人可在外度量，人死之后，可“解剖视之”。古代医家显然明白，可以通过体表测量和尸体解剖来观察人体。古典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医学“解剖”是作动词用，其含意基本等同于现代意义的“解剖”，至少与古代西方医学中的“Dissection”所表达的意思别无二致，正如《汉语大词典》以现代语言所解释的“解剖”：“在医学或生物研究中，用特制的刀、剪把人体或动植物体剖开”。(22)
关于中医是否存在过解剖学问题，早在19世纪末期，中医学家就曾进行过重新研究。1897年医学家刘廷桢著《中西骨骼辩正》，比较考订了中西医学的骨骼学知识；民国时期廖平再将刘廷桢《中西骨骼辩正》收入《六译馆丛书》。(23)民国学者因《内经》和中医其他经典中存在的人体骨骼和脏腑知识而相信中医有解剖学，陈垣就因《灵枢·经水》中有“可解剖视之”之语，从而认为“吾国之有解剖学，当肇基于此”。(24)亦有学者将中医体骨度量的研究称为测量解剖学。(25)现代研究表明，《灵枢》中的人体骨骼测度与现代科学测量的结果确实相去不远。(26)
1991年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考证提出，《内经》的人体骨骼知识是建立在一起真实的人体解剖事件上。事情发生在公元6年，即王莽时代对谋反之士王孙庆所作的那次解剖：“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27)这是一场由帝王主持的中国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人体解剖活动。山田先生认为《灵枢·经水》以及《灵枢》中的第十四、三十、三十二篇就是那次解剖的记录，“并且是在解剖发生后很快就被记录下来”；他同时指出这次解剖所获得的人体知识，还有一部分被记录在《难经》中。(28)他的研究旨在证明中医理论中的人体知识是有人体解剖基础的。
从文献材料看，王莽之后中国历史上还有过两次有明确记载的屠割全身的事件，而且都发生在宋代。一次是“庆历年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吴简，皆详视之……为图以传世”，(29)即世传《欧希范五脏图》；另一起发生在崇宁年间(1102-1106)，据说“泗洲刑贼于市，郡守李夷遣医家并画工往，亲决膜、摘膏肓，曲折图之尽得纤悉”。这就是后来的“存真图一卷”，“皇朝杨介编”。“介校以古书，无少异者，比欧希范五脏图过之远矣，实有益于医家也。”(30)这两起重要的解剖事件，留下了《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两部人体解剖图，加上前面所述《内经》和《难经》中人体知识，共同构成中医身体结构理论的基础，中医对身体的认知以及治疗原则的确定皆由此而来。(31)有学者一直致力于发掘中国历史上与人体知识相关的史料，试图推翻中医没有解剖的论断。(32)
西方科学史家将近代解剖学的诞生定在1546年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之构造》(Fabrica)的出版。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解剖学著作以人体解剖替代动物解剖，修正了古罗马医生盖伦在动物解剖基础上建立的身体知识，解剖学从此走出了对盖伦经典注释和解读的藩篱，终结了盖伦解剖学在欧洲医学界两千年的统治。《人体之构造》使西方医学走出中世纪的大门，代表了近代医学的到来。(33)
现在的问题是，同样构筑在人体解剖基础上，为什么中国医学没有发展出解剖学，或者绘制出如《人体之构造》的解剖图谱？(34)上述《存真图》和《欧希范五脏图》两部以真人解剖为基础的人体内脏图，依然包含着许多常识性错误。按19世纪初期医家王清任的说法，“古人脏腑论及所绘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35)
如何看待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解剖事件呢？范行准先生断言，这些活动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解剖学”：“从历史和事例上看，庖丁和刑夫先于医家而获得这方面（生理解剖）的知识，虽然并不能就此说他们是解剖学上的先驱，但医家的许多生理知识，是先从他们那里得来的，如《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刑王孙庆；及《宋史·杜杞传》载，杜杞诱降广西农民起义首领欧希范等，拟为大杀降计，先以曼陀罗花酒醉之，然后屠割全身，据宋赵与时《宾退录》诸书所载，执‘解剖’刀者，并多为刽子手。故严格说来，自难符合今之解剖学上的处置。”(36)
帝王让刽子手对谋反者实施开肠剖肚式的刳割，除了有极刑的警示作用外，真如有些史学家所认为还有开创人体解剖先例的意义吗？(37)台湾学者李建民先生则提出另一种推论，王莽刳剥人体的做法是为了论证医典已知的知识，并不一定是为发现新事物。(38)章太炎也有过精准的评论：“仆当谓脏腑血脉之形，昔人粗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39)而且，“前世解剖之术未精，故说有正经十二、奇经八”。(40)
中国医学史上的“人体解剖”事件没有发展为一门“解剖”学科，(41)这点还可以从中医经典中众多的人体脏腑图得到印证。宋以后医籍中的脏腑知识和脏腑图，始终没有突破杨介的《存真图》，(42)尽管历代医学著作中有脏腑图，基本都是以《存真图》和《欧希范五脏图》为底本，(43)身体知识以《内经》和《难经》为准。(44)中医人体脏腑图和身体知识的继承和流传方式，表明中医体系中是不需要解剖学的方法和知识，而中医理论确定的身体与辩症关系、身体的治疗原则都不存在解剖学思维。除医学体系本身的局限，中国人没有产生以解剖人体探索生命与身体奥秘的想法，应当与中国文化中对逝者尊重的传统、封建礼教意识对医生的影响密切关联。
况且，判断中医有无解剖的学术传统，不能仅以一二例“剐剖”犯人的案例为依据。因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中不存在“解剖学”这个学科，也就没有对应的医学术语，经典中关于身体器官的内容列入“脏腑门”。当西方解剖学开始传入中国时，最早用“人身”解释“解剖学”，如17世纪出版的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45)亦有用“格体”，如满文版的《钦定格体全录》，(46)当时还没有从古籍中借用“解剖”这个词并演绎出“解剖学”这个学科。
至19世纪40年代，合信在行医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对中国助手和学生进行适当的医学基础知识教育，于是，“复将铰连骨格及纸塑人形与之商确，定论删烦，撮要译述成书，颜曰全体新论，形真理确，庶几补医学之未备”。(47)
《全体新论》的出版首次出现“全体学”这个术语，西方解剖学以“全体学”的名词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个名词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全体学”的说法应当是传教医生与中国合作者共同确定下来，并为传教士和西洋医生所接受。傅兰雅对“全体学”的内容有详细论述：
近年来西医考求全体，极见精详，所出诸书， 亦甚赅备。惟恐初学展阅，未尽了然，兹特删繁摘要，辑成六章，以便初学。第一章略论全身诸骨，第二章略论全体诸肌，第三章略论养生诸部，第四章略论全身血脉，第五章略论脑髓脑筋，第六章略论觉悟诸具。凡此皆全体切要，人所须知，故条分缕析，连类并及。学者由此浅习，复览深书，于人身全体不难豁然贯通焉。(48)
“全体”之于“解剖学”的意思在此表达得相当清晰了。此后的解剖学译作多以“全体”命名。为了解决医学翻译中的名词和术语问题，1858年合信曾编写过一本《医学英华字释词汇》，(49)将“Anatomy and Physiology”译为“全体部位功用”。从1850年到1900年前后，以“全体”命名的解剖学译著有：《全体新论》，合信氏撰，咸丰元年番禺潘氏刻本；《全体图说》，(50)德贞译，光绪元年北京施医院版；《全体学》，光绪元年直隶学校司编译处纂，天津官报局版；《全体阐微》，柯为良译，光绪七年福州圣教医院藏版；《全体图说》，稻惟德译，光绪十年益智书会版；《全体通考》，德贞译，光绪十二年同文馆聚珍版；《全体须知》，傅兰雅译，光绪十五年上海格致书馆版；《全体入门》，贺路绥译，光绪二十八年上海美华书馆版。此外还有《全体解剖图》，塚本岩三郎绘，出版机构与时间不详；《全体学问答》，苏州崇辨学堂编，便蒙丛编本，出版时间不详。(51)
“全体”似乎是晚清西医译著中“解剖学”约定俗成的译名，但又好像不确切。《全体阐微》附有柯为良编写的解剖学词汇对照表，名为“Anatomic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中英解剖学词汇表），收录了将近2000个解剖学中英文词汇。(52)不过，奇怪的是，该表唯有标题没有译成中文，到底是由于柯为良以为“Anatomy”已为读者熟知不需翻译，而且书名已以“全体”命名，还是他犹豫不定，难以定下准确的翻译名词，尚待进一步考证。但这却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全体”译名还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当时并不是所有传教士和医生都一致采纳“全体”这种说法，尤其是一些早先进入西学翻译领域的传教士汉学家，比如英国汉学家艾约瑟，他就以“身体学”解释“解剖学”，将生理学译作“身理学”。(53)他说：“泰西考究身体一学分二大类，一曰阿那多米(Anatomy)，译言剖截乃割裂死物肢体，详察其内外筋骨皮肉脏腑经络并脑气筋等质之形状，一曰非西由罗机(physiology)，言生物之学，乃论呼吸出入气血周流并饮食辅养之所。”(54)
晚清传教士在西学著作翻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同一学术名词有多重译法，译名重复混淆产生的不统一问题。解剖学是西学译述中较早进入中国的一个科目，亦是最早编出译名词汇表，但传教士间译称不统一的问题还是存在的。(55)
“全体学”被确立为学科分支，已到世纪之交了。1896年梁启超编辑《西学书目表》时，在“学”类下首次列出“全体学”，将其从“医学”中分出，成为与之并列的学科：关于身体知识的基础医学（全体学）和与治疗相关的临床医学（医学）。(56)《西学书目表》的分类法开创了中国近代书目的新分类法，对以后书目分类影响很大，1897年至1909年出版的新书目录体均仿照梁启超的方法，所收录的书目亦大同小异。19世纪翻译出版的解剖著作差不多都收集在“全体学”的目录之下（详见表1）。
梁启超根据西译书籍的内容将解剖学与心灵学划为“全体学”类，生理学归划入“医学”类，后来出版的书目著作均遵其原则编目分类，唯一例外的是《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该书没有设“全体学”类，而是将解剖学、生理学、医学、药学和卫生学一并归入“医学”类，这是由于广学会收录的是传教士汉学家翻译酌书籍。从学科知识分类的不同以及医学书籍不同的归类，可以读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对西学知识和学科体系的不同理解，而阅读理解上的差异更显示出阅读者的知识背景和对知识需求的差异。中国的传统知识结构中没有“人体解剖学”学科，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这是门崭新的学科和知识，是一门关于身体和生命的新学科。20世纪初中国士大夫和梁启超之类的新型知识分子，认识到“解剖”在了解生命科学和身体知识过程中的学术意义，所以需要设立“全体学”。而在西方医学传统中，即使是中世纪不允许人体解剖，解剖学教授亦根本不需要懂解剖术，但解剖学科依然是教会大学医学教育的基础课程，医生要有解剖知识，这对西方人来说如普通常识一般，所以，广学会是不会为解剖学单独设立一个门类的。
说明：1.《全体图说》为稻惟德所译，梁启超误作是傅兰雅译。2.《知识五门》，实为传教士慕惟廉所著，当年因梁启超错认为颜永京年著，以后长期传讹。此为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特表谢意。3.《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自广学会成立后定期出版，此为第1卷。
不过，即便“全体学”已为中国知识界所接受，但还是有例外。早在1884年，“解剖学”这个名词就开始出现在中文书籍中，当时在中国已有学者接触到以“解剖学”为名称的身体知识，确切说来，正是德贞所译《全体通考》一书从学科知识和医学应用角度介绍这门与身体知识相关的学科，并标明为“解剖学”。(57)
二、“解剖”一词在《全体通考》中的应用
“解剖”一词在《全体通考》中的应用是与现代解剖学完全一致的。
《全体通考》1886年由同文馆出版，译者为同文馆医学与生理学教习德贞。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原为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1863年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医学硕士，由伦敦会安排来华从事医学传教事业，1864年他在北京创办第一所西式医院施医院，俗名双旗杆医院。1884年向伦敦会辞职，此后以英国医生和同文馆医学教习身份继续在北京工作生活。在京行医施教38年，德贞被誉为京城一代名医，据说，“亲医病躯十数万，经验多而阅历深。奇异怪症，疗治极多……上而王公巨卿，下而农工商贾，几莫不知施医院有德大夫者”。(58)
1871年德贞受聘于京师同文馆，开设医学与生理学课程。(59)1875年出版《身体骨骼部位脏腑血脉全图》，1882年前后开始翻译《全体通考》。《全体通考》的底本系世界著名解剖学教科书《格雷解剖学》。(60)《全体通考》出版前夕，世界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Lancet)杂志已刊载信息，(61)称德贞将《格雷解剖学》翻译成了中文：“我们非常好奇地想了解要花多长时间和多少工作才能让中国人和帝国的医学权威们理解和接受。”(62)
这部虽以“全体”命名的解剖学教科书，却在封面印上了“解剖学”的字样，标识卷首的内容：序、目录和论解剖学志三部分。通观全书，德贞分别以“解剖学”和“解剖”翻译“Anatomy”和“Dissection”。“解剖”一词以三种形式出现在《全体通考》中：一是动词解剖，表达为解剖行为和解剖术，等同于Dissection；二是名词，作“解剖学”(Anatomy)，意指学科和知识；三是医学应用上的解释，即外科学的“应用解剖学”(Applied Anatomy)，涉及如何利用解剖知识进行外科治疗。
当同时代的传教士汉学家和传教医生还在用“全体”时，《全体通考》已明确采用“解剖”、“解剖学”和“解剖学家”的名称，分别阐述各个名称所表达的不同概念和学科知识，这是《全体通考》最具价值的地方，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它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该书对“解剖学”的系统介绍至少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对“解剖学”(Anatomy)的定义
德贞是在中文著作中使用“解剖学”(Anatomy)名词和概念阐述生命和身体知识的第一人。他在书中定义说：“解剖学，专为割断人身之各处而言。而兹则大略发明生物创造形质定规之学，分为两大种，一为植质者，其动质，又分两种，一为比例全体之学，一为专论之学。而其专论之学，又分六种，一为发未成胎者，一为形象者，一为功用者，一为部位者，一为总统或组织者。因而有用显微镜所察者，名为显微者，或细者。一为病者。吾侪《全体通考》一书，则不论此，而但论人身无病之解剖学。”(63)
德贞以为解剖学要从生物科学角度认识，首先明确学科的分类和研究专题，他将人体生命科学细分为6种，发未成胎者（胚胎学）、形象者（体形学）、功用者（生理学）、部位者（局部解剖学）、总统或组织者（组织学）、显微者（微观解剖学）和病者（病理解剖学）。与《全体阐微》和《全体须知》等以介绍身体知识为主体内容的译著不同，《全体通考》是以近代生物学发展为主导方向，从近代解剖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介绍“解剖学”知识，包括学科分类、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涉及人类对生命探究和发现的“解剖学”发展史、动物与人类比较解剖学、各民族不同身体特征的人种学研究、中西医对身体结构和器官的不同描述。
“解剖学”发展史就是解剖学家对生命的解剖、观察、发现，研究和认识生命结构的科学历程，也是解剖这门技术的进步史。《全体通考》开首第一篇是德贞从《大英百科全书》中编译的“人身全体解剖学志”，他希望“中国人可以知西国解剖学之所由来”，这样的意识在当时传教士中并不多见。“人身全体解剖学志”对历代解剖学家娓娓道来，细细评述他们的解剖发明、发现和错误。首先，德贞并不同意西方将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称之为解剖学之父，以为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中并无“解剖全体之事”，即希波克拉底本人并无解剖经验，他对某些器官的描述亦是错误的，而其学生以讹传讹，及至亚里士多德，解剖学才有进展：“至阿里斯得之时，其一解剖之说无定则，其二解剖之说单由下等这活物而来，至周显王十六年希拉国有一阿里斯得，三十九岁时，国王延之以传太子，其所著解剖之书，至今湮没，厥后太子尽败天下之国，助之银钱以察此事。西国赖有此人而获大益，其比较之解剖学，实自彼创立。其书发明其亲手解剖之事。”(64)
提到罗马时期的希腊医生盖伦（德贞译为加林），书中称“其所论之解剖学则紧要，其论骨极精，论头颅骨之各骨、各缝与近来西国之所论相同”。盖伦有“解剖之智慧，在古时可称为解剖学之祖”。他倡导以解剖了解脏腑，并发现“心之部位及其功用”以及“心内之运动”。此后西方解剖学一度停止发展，“有二弊恒阻解剖学，一为过于信古，并深信加林，一为解剖亦大略下等活物，而非人。武宗时比国有一医名微撒力，始除二弊。十四岁入法国读解剖学书，而非不违加林，亦仍解剖兽身，因不得解剖人身，故其入意大利国，时年二十二岁，而于解剖之时颇用心。本年巴都阿城医学总馆遂延之以解剖人身，后七年伯洛纳城医学总馆又延之解剖人身，再后比撒城又延之一冬，时而偏讲三处。此人虽生于比国，实学于法国，而名扬于意大利国。于明武世穆神四宗之时，意大利国之声名极盛，其人尽改加林书之谬，由二十五岁至二十八岁，三年之内将前人之弊悉……除此人查考读书之人，而立解剖学为确实者”。
微撒力即是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因其《人体之构造》巨著而成为近代解剖学的开创者。德贞认为近代医学史另一重大事件——英国医生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是“解剖学之智慧”。“解剖学志”全文上自埃及动物解剖，下至西方最近的解剖学新成就“显微镜之解剖学”，人物、地点、时间和学术成就一一在列，谬误与科学、进步与发展无不详尽阐述。除了介绍解剖学史上的著名“解剖学家”，及其发现生命的奥秘之外，德贞特别指出西方解剖学的发展得益于各国建立的“动物”博物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剖博物馆”，世界上最精的莫不如“英国的狠得兄弟二人所创”，形象展示人体构造，促进了西方解剖学的发展。
以植物和动物标本构成的“自然博物馆”和17世纪建立的“亨特（即狠得兄弟——作者注）解剖学博物馆”，创建了近代医学教育和研究的模式。(65)自然博物馆是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表现，并成为西方文化生活一个组成部分。当年，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便是按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看待中国的知识体系和医学文化，他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医学时就特别指出：“全国没有病理解剖学或比较解剖学的博物院，也没有讲座或解剖。”(66)以博物馆形式展示讲解知识，是西方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的手段之一，在晚清出洋考察的清官员活动日程中，必定有参观自然博物馆这个项目，晚清著名外交官薛福成曾记云：“余往医生博物院，纵观两旁罗列死人之枯骨全具，无虑数百件，可以观其骨节之相连接，及各窍会合之处。其腹中之脏腑，如心、如肝、如肺、如脾、如肾、如大小肠之类，无不以药水浸之，可以观其形状、孔窍、血管之各殊。”(67)
然而，中国士大夫观看西方自然和解剖博物馆后，往往发出“忍哉西人”的感慨。正如卫三畏所言中国人没有解剖的想法。(68)东西方对身体结构认识的观察方法不同，知识传授和继承的方式亦大相径庭。
（二）“解剖”和“解剖术”(Dissection)：观察身体的方法和技术
《全体通考》的每一页正文上方都列有小标题，比如“脾脉管”、“微丝管”、“回管”、“哈卫西体”、“以显微镜看脆变骨”等，提示该处所述内容，以便读者阅读与查找。同样列于正文上方的“解剖”一词，却是个专门标识，以夹注形式描述所论器官、血管或肢体骨骼在身体中的解剖位置，或是在该部位如何施行“解剖术”。如标在总脉管弓上方的“解剖”解释说：“如察此弓，须割胸骨两边肋脆，将其骨自下上提，由胸骨与锁柱骨交接之处锯之，则开其胸，须看其胸骨上边与项根大血管之连属。”(69)
又如“胰”的解剖：“欲看其胰有三法，一提起肝，牵其胃于下而裂开其胃肝脂膜；一提起其胃回肠弓大脂膜后，割开横回肠间膜之下层；一割开腹包膜之两层，乃胃大曲往下所作之大肠脂膜，将此脏翻于上，刺开其横回肠间膜之上层。”(70)类似为观察而附加的解剖指导术，在书中比比皆是。
19世纪的中文解剖教科书基本以身体结构和形态的描述为主，很少涉及观察身体的方法和手段，遑论探察的技术了。德贞选用的“解剖”一词既有传统词语中“剖”、“割”和“切”的意思，表示对身体施行“剖”、“割”，同时又赋予该词以新型的技术含量，使这个古老的汉字与科学的人体观察方法联结在一起。
“解剖术”的重点在“解”，解释生物结构和形态、指点探究生命的方向和方法。仅此便可以将《全体通考》与同时代其他解剖学译作区别开来，同样是翻译“全体”学，前者除了对身体构造进行了描述，还注入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观察生命的解剖学思想，后者则主要以身体结构和形态描述介绍为主。(71)《全体通考》使用“解剖”、“解剖术”、“解剖学”和“解剖之父”等相关术语，阐述解剖学的学术特征，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学科知识，显然不是“全体学”能一言以蔽之的。
（三）外科解剖学(Applied Anatomy)：解剖学技术的临床应用
外科解剖学是指解剖学知识在临床上的应用，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曾将“Applied Anatomy”译为“应用解剖学”，(72)当代中文解剖学教科书使用的是德贞当初翻译的“外科解剖学”。
《全体通考》以病例分析形式，讲解解剖知识在临床上的应用，比如：“凡外科如遇自刎，而将其舌脉管傍其本割断者，或舌受伤者，或舌有深疮者，则管之血俱不能约束之。若自刎者，须勒之，若舌伤者，则有人谓仍宜勒其舌脉管之本，此管所列甚深，其周围各处多而皆为紧要，且其本间亦有时改变，故勒此管甚难，仍以勒其外项脉管，或总项脉管较为容易，学者务宜记之。”
普通解剖学是对人体结构作静态描述，但身体是动态而变化的。《全体通考》关注生命和身体的动态变化，德贞更是以“变革”为标识，表明人体器官一旦在发生变化后出现的非常态现象，如何在解剖学指导下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像胃部疾病，就会因为“西国妇女最好勒腰，令其腰细，以为观美，则其胃即往向下于尻骨盘，若胃有病者亦能挪移其部位及连属，如胸和腹有水鼓病，或因他脏腑有变革，则胃亦随之”。“肝有变革之部位，为医者所当知，有随其身体之部位而变革者。”(73)
以解剖学为根本的基础医学，一直以探索人体生命正常结构为方向。18世纪，随着医院医学逐步成为欧洲医学的主流，(74)解剖学家和医学家发现，尸体解剖是探索病因的最佳途径，由此开创出“疾病的解剖分析”方法。(75)尤其是18世纪后期，意大利解剖学家莫尔干尼在尸体解剖基础上创立病理解剖学，(76)将西方医学引向以寻找器官变异病变（发现“病灶”）为主导的方向，解剖学家和医生开始侧重寻找疾病发生的位置，医学治疗走上了“以实测为基本”的道路。这一新思潮清晰地体现在《全体通考》中。德贞是有意识地要将西方解剖知识和解剖学译介出来，“解剖”、“解剖学”、“解剖学志”和“外科解剖学”的特别标注，形象合理地解释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与治疗方法上的关系，以传授给中国知识界和医学界，至少他试图给自己学生以最新知识和科学实证教育。
《全体通考》所传达的科学思想、生命科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代表当时最先进的解剖科学研究方向，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和科学思想显然与晚清知识界，甚至是西学翻译主体的传教士汉学家相距太远了。以至于从来没有人知道最早以汉语作“解剖”和“解剖学”知识介绍的是晚清政府主持下同文馆内的一位西洋医学教习，而误以为是留学生由日本返传归国的名词和知识。
因此，有必要对“解剖”这一名词的真正来源和“解剖学”这一学科的建立过程作简单回顾。既然有日源辞的说法，就必然要涉及日本近代医学中“解剖”的由来，进一步追根溯源考察日本医学对中国医学的借鉴和对西洋解剖学的翻译认知过程。
三、日本术语中由“解体”向“解剖学”的转换
“解剖”一词虽在汉代已出现，但该词语并没有作为专用术语进入中医学和中国知识体系中。中国医学有其自成体系的身体知识语言，即脏腑学说，脏腑的本义是人体胸腹腔内器官的总称，但脑、髓、骨、脉不位于胸腹腔内，不归入脏腑学研究范围。关于身体内部系统和器官还另有专门术语：以“内景”或“内境”表述脏腑形态，外景则对应经络。(77)“内景”之说最早源自《黄庭内景经》，(78)现存最早的“脏腑图”是五代烟萝子的《内境图》。(79)《黄庭内景经》与烟萝子《内境图》都绘自道家之手，宋代编撰的道藏《修真十书》中收有宋代名医朱肱的《朱提点内景论》。(80)中医经典《内经》和《难经》中对脏腑的形态和功能有系统而具体的描述，但传世本没有相应的原图，元以后的针灸书大量引用《存真图》的脏腑总图——正人脏腑图、伏人脏腑图，同时还分别绘有五脏六腑分图，以与十二经相对应。医家侧人脏腑总图见于元《明堂图》，明中期开始大量出现在针灸医籍中。(81)中医与身体知识有关的术语以“脏腑学”、“内景（境）”为主，身体图谱有“内景图”、“内境图”、“内照图”、“五脏图”或“脏腑图”。(82)描绘身体脏腑依据的是“剐”犯人身体，采用“刳剥”或“刳腹”、“刳剖”，(83)难见“解剖”字样。(84)
“解剖”这个概念不可能出现在中医理论和思想中，上文已有论证。即使被西方人认为是“中国近代解剖学家”的清代名医王清任，(85)虽然有意识地考虑通过直接观察人体内部形态或间接询问的方式(86)了解身体脏腑结构，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各义冢中观察“破腹露脏儿”，或是观察被剐剥的犯人尸体。嘉庆四年(1799)辽阳疯妇“因疯疾打死其夫与翁，解省拟剐”，王清任因此看到“心与肝，肺”的形态。另一例是道光四年(1824)，剐逆犯张格尔，“及至其处，不能近前”。在对“剐”刑犯尸体观察的基础上，王清任出版了惊世骇俗的《医林改错》（1830年初刻），修订传统脏腑学说，但他似乎并没有为了解人体内部结构而试图进行“解剖”，或是考虑以“解剖”替代“剐”刑。
上文已充分论证“解剖”一词及其相关知识在《全体通考》中有全面论述，但自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解剖”和“解剖学”并没有因为德贞的使用而为中国医学界所熟悉，“解剖”行为的词语表述依然是沿用传统的“剖”、“割”、“刳”、“剥”等，身体知识是“全体学”。
这个学术名词声名大噪的时期要等到世纪之交，留日学生归国后，他们主张采纳日文翻译的西书和名词，“解剖”才成为风行一时的时髦新词。1936年，范行准先生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各界对“解剖”一词输入的反应：“（因为学新医的先须读解剖学）这位老宫女因了倭子的提拔，就一变而为西洋货，她竟返老还童似地花枝招展，摩登起来，来到我国。我国新学先生，就拍手欢迎，如欢迎外国名星似地欢迎着。于是这位老宫女就大出风头了。”(87)正因为如此，不少现代语言研究学者将“解剖”一词确定为从日语借来的词汇。(88)而日本学者也持同样的论断。(89)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粹派就已发现日本所使用的“解剖”一词是从《内经》中借去的，并由此指责主张新学的先生们是洋奴。这场国粹派与新学派之间关于“解剖”词源的争论，在范行准先生看来几近可笑，因为他以为解剖其实是对“解部”的误读。他考订《灵枢·经水》中“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原文是“死可解部而视也”，见于隋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十二水》，杨上善注解为“死则解其部，视其府藏”。“解部”是解析身体部位的意思，探看身体内部的脏腑，“至于把‘解部’误做‘解剖’，大约是剖部字近误写之故，宋后已是李代桃僵了”。(90)范先生说：本来研究人体组织我们译作解部学不是很贴切吗？显然“解”和“剖”是分开解释以表示同一意思的两个单独词语，而没有合成一个词汇。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库全书》中所收著作中找不到一篇含有这个词汇的文章。但因为有人误读经典，才使“解剖”出尽了风头。
那么，“解剖”一词是何时被日本借去的呢？日本在江户时代开始受荷兰医生的影响，形成兰学。之前，日本医学中身体脏腑知识和术语完全受中医影响，(91)人体内脏图亦以“内景图”和“脏腑图”称之。1681年日本开始翻译西方解剖学译著，译者本木庄太夫题名为《阿兰陀经络筋脉脏腑图解》。1759年山胁东洋施行了第一例人体解剖，以《藏志》名义出版。(92)此时，日本知识界在思想和行动上开始出现脱离中国文化的趋向，但语言还没有超越旧有的习俗。1770年日本医师河口信任在京都执刀解剖人体，并将其解剖过程和观察结果记录在《解尸编》，于1772年出版，河口信任在序中写道：
偶论及解脏之事，问曰：抉脉导筵之法，余家有传，然未验之尸，则胶古而不得，师心亦不稳，与其积疑也，不若屠而释之，我且请戮余之尸。获先生曰：非谓莫为，恐害于名教矣。若使戮余之尸，其为人一也，以人暴人，君子不为也，然解一尸体，以有裨益治术于千万人，则亦为道之为也，谁敢怪之？余曰：不疑则已，疑而不为，不恕于道也，假负不仁之名，以斯道食斯禄，如或解惑，即答恩之义也。且《灵柩》曰：其死也，可解剖而视之。古时尚尔，我何伤乎。遂因本衙，请诸政府，君侯固知斯举为济世之方也，准行之命，朝而下矣。(93)
河口信任是日本第二位施行人体解剖的医生，内心存有顾虑，恐被人认为解剖人体是行非君子之道，尽管他自我安慰所作是“答恩之义也”，但还是需要从经典中寻求庇护，他由《灵枢》找到依据，证明人体解剖活动是遵循医学正统，为此辩护道“古时尚尔，我何伤乎”，并以攻为守地请政府制定法令允许解剖。按范行准先生的说法，日本学者是误读了《内经》中的“解剖”之意，但是，这次字面上的误读，却是将《内经》文字表示的解剖思想与真正的人体解剖行为合而为一，达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1816年笙洲三谷著《解体发蒙》，再次强调了解剖的行为是最早出自中医经典《灵枢·经水》。(94)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兰学中是将解剖躯体、考察身体构造的行为和技术称作“解剖”(Dissection)，但没有将解释身体的学科定义为“解剖学”。
1774年日本出版《解体新书》，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在翻译此书前，对照荷兰文原著亲自动手施行人体解剖以确定其知识的准确性。《解体新书》是日本第一部解剖学译作，(95)首次以“解体”这个名词解释西方解剖学。该书同时确立了日本西学翻译的方法和原则：“翻译（由既存语——主要为汉籍语的意译）、义译（形态素对应译）和直译（音译），其中使用汉籍语的（翻译），是兰书翻译的基本，这被视作是兰学者创造译词的三原则，从而奠定兰学的语言学基础。到了明治时代，翻译还是符合《解体新书》所制定的语言翻译原则。”(96)
此后，“解剖学”在日本有相当一段时间称为“解体”，但割剖验尸的实验以“解剖”称之，即“Dissection”译为“解剖”，“Anatomy”译为“解体”，这一称谓沿用到明治以后。日本知识界亦曾有人质疑“解体”的译法，以为“解体”在中国古代汉语中多用于肢解动物，用到人体似乎过于牵强。1826年大概玄泽在重译《解体新书》时，就“解剖”与“解体”作了专门的注解：“盖解者，《灵枢》‘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解，《庄子》‘解牛’之解也。体者肢体之体，即连接之体也。”他又查阅对照大量中国古代文献，寻找经典上的理由：
近又阅袁了凡《纲鉴补》，秦王政二十年，遂体解。柯以狥注谓逐其节，解其肢体，以示众也。是全解人之尸体也，而逐其节之，言妙尽解剖之状。乃益信解体字妥当也。世或有议此书题解体，为误字义者，偶观其随笔，举《左传》四方诸侯，谁不解体之语，谓不可取此译名也。然吾党之取字，始不在于此也。但《贞观政要》“君道：隋人解体”，亦袭用左氏之语也，而标注云，四支解折之意，则虽取之于此，亦未必可非也，况《周礼》夏官羊殽，郑注解体节也。《左传》王享有体荐，杜注：半解其体荐之。《国语》体解节折而共饮食之，《离骚》经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皆足以为证矣。可见解云体云，断然可据也，是在本编新译之业，确当字面不可移换，故不厌其烦而赘焉。(97)
大槻玄泽将“解剖学”称为“西方内景解体之科”，(98)这算是为“解体”正了名。
日本兰学的建立由翻译荷兰文著作开始，通过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等医生之手，以医学为中心取得发展，并以翻译《解体新书》为契机形成兰学特质，构成江户时代的学术中心和兰学知识群体。杉田大弟子大概玄泽的《重订解体新书》使兰学得以发扬光大。(99)可以说“解体”学在日本兰学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核心价值和意义。
“解体”是日本早期的译名，那么日本是在何时由“解体”向“解剖学”转化的呢？日本医学史学家酒井先生是以研究西方解剖学传入日本史著称，日文著述中亦有专门文章讨论解剖学术名词变迁，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没有在意这一个最基本而简单的概念问题，即日本的解剖学是怎样由“解体学”过渡到“解剖学”的。(100)所以目前没有日本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那么从日本最早的人体解剖著作《藏志》（1759年）到20世纪初日本最具代表的解剖书《近世解剖学》（1932年）出版为止，此间的情况如何？笔者将试作分析。
第一，在明治前，日本医学界关于解剖和解剖学的术语是有清晰区别的。表述剖验人体的技术和实验活动一概以“解剖”称之，最晚从河口的《解尸编》开始在日本学界通用，此外在“解剖”基础上绘制的人体图谱亦以“解剖图谱”命名，并在书中标明“解剖”者的姓名。比如河口之后又一例尸体解剖实验，由小石元俊绘成《平次郎解剖图》，于1783年出版。《解体发蒙》篇首以“解体原旨”以说明解剖学科的意义和重要性，书中配有“解剖”图谱，于是在每一章节前标明该节所述人体器官部位解剖者的姓氏，解剖时间，如“脾脏内面 图壬戌解视 橘氏解剖 某氏解剖”、“膀胱正面图 壬戌解视 橘氏解剖 某氏解剖”。(101)另外，当时还有讲解解剖学所用的“解剖纸模型”。
光绪年间，清廷派张斯桂出使日本，他就曾造访过城中西医院的“解剖所”，多次观察人体解剖和人体标本展示：“闻其城内外有施医院解剖所，皆延西医以教导之，一再往观骸骨。”(102)
日本医学界将描述身体结构探索身体奥妙、寻求身体与疾病关系的学科定义为“解体学”。《重订解体新书》是这样定义的：“夫造物之功莫巧妙于人身，虽巧妙未能免疾病之变动，故欲极疾病之变动者，须先人身之巧妙，欲极人身之巧妙者，先极解体科者，所以极人身之巧妙术也……西洋之创立医道以此科为一大先务……是以彼邦历代诸家，皆以解剖为枢要。”(103)广濑元恭的《理学提要》（1852年）在介绍西方医学科目时，列出“究理、解体、生理、病理、药性、舍密、经验等七门学科，乃西洋医学不可或缺之基础”。(104)“解剖”与“解体”的不同意思在明治前的解剖学著作中清晰可查，可参见表2。
第二，“解剖学”最早随西医教育模式逐步形成而出现，1857年长崎医学传习所成立时，聘请军医彭贝(J.L.C.Ponpe van Meerdervoort)开解剖课，教授“解剖学”，医学传习所有尸体解剖研究。(105)
明治初期，“解剖学”和“解体学”两种说法同时存在，1871年出版的《解体语学笺》，便是一部由官方发行的解剖学词典，还继续保留“解体”的说法。1872年以美国解剖书为底本的《解剖训蒙》出版，作为大学解剖学教科书，译者将美国作者称为“解剖学教头”。(106)随后以“解剖”名义出版的医学书增多，逐步替代“解体”之书（参见表2）。
第三，约在1876年之后，“解体”之说基本消失，作“Dissection”解的“解剖”引申为双重意思，亦可是“Anatomy”的意思，即作“解剖学”。出版的书籍均以“解剖”命名（见表2）。日本学者大岛兰三郎研究“解剖学”词汇变迁一文，选取从1774-1932年约150年间日本各个时期的解剖学代表作对比研究，分析解剖学词汇变迁的历史，却偏偏忽略了“解体”到“解剖”的变迁事实，但其选取的对比书目却充分证实上述观点，“解体”到“解剖”的过渡是发生在明治前后。(107)
出现“解剖学”向“解体学”转折的第一个原因是，在幕府末期，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学术方向和方法发生转变，直接向英德等国家汲取先进文化、科学和军事知识，逐步扬弃兰学道路，以西学替代兰学，(108)原先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基础上和框架下汲取西方知识的方式，转向直接接受，表现为“近代科学毫不客气地直接涌进来，科学界受到文明开化暴风雨的洗礼”，新型知识分子登场。新旧知识的区别最直接的表现是术语的变迁，语言是表达思维的方式，是新思想传播的工具，新术语与新思维是密不可分的。在西书译解过程中，日本并没有像中国医学界一般出现一个名词统一委员会，解剖学术语的规范是由宇田川玄真编译的《医范提纲》基本确定的，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109)但该书却没有对“解体”作说明，可能是因为他的老师大概玄泽在《重订解体新书》中已有明确论述，从中文经典中考证了“解体”的出处。大概是兰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权威学说必然会被明治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所改变，以示两个学派的区别。操作“人体解剖”的实验和从事“解剖”技术传授的“解剖”医生，是西方新知识新科学的代表，他们的职业化方式和专业思维与中医有着天壤之别。以“解剖”替代“解体”，其实是在向中国传统医学作正式告别。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医学教育模式的转变。医学传习所出现进而发展为大学医学院，聘请专职的“解剖学教授”，他们都有人体解剖实验的经验。1857年，长崎医学传习所已设“解剖学”课程，并有“解剖学讲义”。(110)1860年西洋医学所设“解剖”和“种痘”课程。(111)明治初年日本建立高等教育制度，明治二年西洋医学所更名为大学东校，这标志着现代医学教育体制已确立。(112)同年，日本颁布《大学规则》规定医科设本科和专科，本科设解剖学，并将尸体解剖列入法定课程。明治十年，开成学校吸收医学，组成为法、文、理、医四科的东京大学，设“解剖课”和“解剖学教授”。日本解剖学教授自己开始编撰“解剖学讲义”，解剖学教育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使“解剖学”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新名词和新学科。
由解体向解剖转化不仅是学术术语的转变，更是学术思潮的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会以为“解剖学”的名词是他们向西方学习后创造的名词和学科。
四、《全体通考》中“解剖学”的由来
晚清时期“全体学”向“解剖学”过渡的脉络是清晰的，起点则是《全体通考》。德贞本人就经历了从“全体”向“解剖”转化的过程，至少1875年时德贞还称比利时解剖大师维萨里为“全体之宗师也”。(113)
问题是，德贞采纳的“解剖学”从何而来？是《灵枢·经水》吗？德贞在翻译《全体通考》时对照参考的中医书籍主要是《洗冤录》和《医林改错》，并从中查找可对应的医学术语，(114)但难以在他的著述中发现《内经》的踪迹。(115)更何况《全体通考》所阐述的“解剖”学思想完全超越了《内经》的内容。
德贞的“解剖学”名词由何而来？1884年前，中文解剖著作中从未出现“解剖”和“解剖学”字样。19世纪70年代德贞出版过一卷本的解剖学图谱，其译名为《身体骨骼部位脏腑血脉图》(Anatomical Atlas)，也没有“解剖”字样。
那么，德贞有无可能从日本译著中受“解剖”名词的启发呢？有一条线索值得关注，1882年德贞谈到解剖图谱的印刷质量时，曾说邻国日本的图谱印刷水平已可与巴黎、伦敦和柏林相媲美，同时提到自己有一部日本艺术家所绘制的格雷解剖学图谱。(116)查1882年前日本印刷出版的解剖学图谱中，只有1876年出版的《虞列伊氏解剖训蒙图》，是以《格雷解剖学》的图谱为底本，应当就是德贞提到的那部日本解剖学图谱。该书译者是文部少［省］教授松村矩明，这部解剖学教辅书，没有任何解剖学知识的文字内容，只有身体部位骨骼器官血管的图谱和名称，但“解剖学”的名词在书中出现过一次，“是以医门之制必先修解剖学”。(117)
当时，伦敦会在日本有医学传教士，其中有从中国到日本去的，德贞的朋友丁韪良曾去日本考察，中日两国的医学传教士保持密切关系。(118)而世界各地的传教士通过伦敦会总部每月出版的《伦敦会大事记》互通信息。所以对德贞来说，要获取日本医学界的新进展和日译医书并非难事。1882年德贞讨论医学术语翻译问题时，曾就中文译文和日本学者所选汉语译文作过比较研究，显见他对日本学者的选用医学术语相当熟悉。
但是，比较研究的结果是，德贞不接受日本的翻译术语，他以为，“我手头有一部日本艺术家制作的格雷解剖学图谱，绝对完美无缺，我们可以接受书中图谱用于中文书籍。但不是书中包含的许多日文字符，一些是不知道的中文字符（新发明词——作者注）和另外一些是在中国改变后使用的中文字符”。德贞讨论分析“解剖学”术语时，参考过日文术语，这是确凿无疑的，但他没有在《全体通考》中采纳日本术语。譬如在考虑“血管”的译文时，德贞比较了日本术语和传教士术语，在华传教士按中医习惯译为“脉管”和“回管”，而日本创造了“动脉”和“静脉”两个术语。他以为在华传教士的选择更为准确而接近事实。于是《全体通考》继续沿用“脉管”和“回管”。的确，如果民国教育部不是选用日文的译法， “脉管”和“回管”译法应当是更接近血管运行的真相。
德贞不主张采纳日文的医学术语，因为他觉得日本人的选择和创造并不一定准确完善。他不能接受日文字符，亦不能接受日本人创造的中文字符，甚至于不能认同为适应中国习惯而改变的新术语，他有自己的翻译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西方医学科学体系，给它起个恰当的中文好名字。(119)
德贞相信在中医经典中是可以寻到恰当的对应词，前提是要求译者具备三项条件：其一，懂西医解剖学；其二，精通中文；其三，精通中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准确地将西方医学知识和思想传达出来。有一极好例子可以说明德贞对日文创造性词汇的态度。
中医脏腑学的“五脏”中没有“胰”这个名称，长期以来以“脾”统称“脾”(spleen)和“胰”(pancreas)两个器官。因为没有对应名称，合信则按英文原意将“胰”(pancreas)直译为“甜肉”，此用法为当时西医译书广泛采用，《全体阐微》和《全体须知》都译为“甜肉”或“甜核”。日本学者则创造了“膵”这个新汉语字符称呼该器官。德贞以为中国人原不知道有这个脏器，(120)直到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才绘出这个脏器官，并命名为总提，俗称“胰子”。(121)只是王清任的称谓正好与现代解剖学相反，即将spleen标为胰，而将pancreas识为脾。(122)德贞同时发现在中国北方地区，民间对动物身上的这个脏器有所了解。(123)中医还将猪胰当作药物使用，主治脾胃虚热，《本草纲目》卷15中就有猪胰酒。所以“胰”在北方地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脏器名称。
尽管合信创“甜肉”在前，日本人造“膵”字在后，(124)但是德贞以自己掌握的中医知识，并遵从北方汉语习俗，将此器官命名为“胰”，再根据近代解剖学原理，创造“胰小肠”和“胰液管”等专业术语讲解该脏器的器质特性、器官位置、血管运行线路和解剖观察途径。(125)
这个名字来自民间俗语，与中医药物又有一定关联，无疑是个适当的好名字。1934年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讨论解剖学名词时，在“
”、“膵”和“胰”三个字中最后采纳了“胰”字。日本医学界亦认为是好名字，选择“胰”替代他们自己发明的“膵”。“胰”是唯一被日本医学界接受的中文解剖学术语，“膵”的译名则永远留在历史的文字库中了。
但以“解剖学”作为这一学科的名称，德贞与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全体通考》使用解剖、解剖术和解剖学等术语来归纳学科特征，是建立在作者对西方解剖知识和科学思想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他能熟练地运用中文词汇传输西方的知识和思想。德贞并没有简单地直译格雷书籍，在翻译过程中增添了许多补充资料，尤其是欧洲各国解剖学家对身体知识的探索过程，并与相应的中医知识比较，这与他一再强调要作比较解剖学研究的思想是相符的。
没有直接的资料证实德贞采纳“解剖学”一词是受日本译文的影响，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这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他自己从中医古籍中发掘这一词汇，运用到翻译和知识传播中去，因为类似例子在《全体通考》中是可以寻到的，上文已有举证。况且在德贞翻译的年代，日本还没有《格雷解剖学》的文字全译本。而对日本医学界和医学术语影响最大的《重订解体新书》和《医范提纲》中并不存在“解剖学”译文，与《全体通考》版本相近的《重订解体新书》中也没有“解剖”和“外科解剖学”的夹注式编写法。《全体通考》蕴含的解剖学思想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是同时代日文解剖学译作难以企及的。
德贞对该中文词汇的运用是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的，尽管他以“全体”作为书名，却懂得“解剖学”比“全体”要更清晰而准确地解释身体结构及其相关知识，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五、“解剖学”名词的确定：以《全体通考》为依据
学术名词的创造和转换是学术思想变化的表征。贯穿18卷《全体通考》的“解剖”名词和“解剖学”思想是否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影响？并就此由“全体学”过渡到“解剖学”了呢？
德贞曾指出，他之所以译“解剖学”，就是为了打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能解剖的观念：
中医既不究心于诸物之体，复不欲剖乎死人之身，一聆此说竞发为惨夫，不知脏腑而治生人于死亡之地，不以为忍欲，识脏腑而借死身为生人之益，反以为惨，其持论不亦误乎。且死人之身几如蝉蜕，得殓者虫蚁所营，暴体者犬鸦所食即得窀穸之安，亦属腐烂之物，如解尸而以为惨，则剖心之戮凌迟之律、大辟之刑，中国不废，与其弃掷坑窞，何如设立医馆，将此等重罪之死身交于其中，剖而视之，作医术之证据。俾蒙目而射者，得开其目，迷途而行者，得返其途，治败坏之钟表者，修其外面而且得其内藏，则无用之腐体作大益于生人，不远胜于弃尸也哉。(126)
化腐朽身躯为有益之体为医术的依据，以推进中国医学发展，这是德贞的理想和追求，但他的这番真心用心是否为世人所理解并接受呢？只要仔细阅读《全体通考》序，便可以发现在八位作序者中，只有两位使用“解剖”一词，一位是曾出使过日本的张斯桂，他参观过日本解剖实验室“解剖所”，亲眼目睹过“解剖”。(127)另一位则是德贞的挚友谭宝琦，显然他是唯一一位认真阅读《全体通考》的读者，并以为中医“未有极人身全体之微而著解剖学者，若吾友德子固诚可异焉”。(128)前者因有在日本接受新知识的亲身经历，才有可能判断出《全体通考》的学术价值，而后者纯粹是因为与德贞个人交情匪浅，常常去德贞医院探访，敬仰老朋友的知识和医术，才会对德贞的“解剖学”知识深信不疑。其他作序之学者依然以剖割论之。
其实，晚清知识界和士大夫多少了解西方医学教育中存在“解剖学”这一科目，并且懂得要治疗疾病，成为良医首先要了解人体脏腑构造，(129)但要让中国士大夫像日本兰学家那样勇于接受“人体解剖”，甚至于亲自“解剖”人体，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对身体进行剖割的“解剖”，它所表述的行为与传统道德和习俗相悖，即使是开明或有见识的士大夫也不会认同“解剖学”概念及其蕴含的科学思想，他们宁愿接受“全体学”说。薛福成对西医一直持肯定的态度，但当他参观伦敦博物馆中的人体骨骼标本后，坚决不能接受“人体解剖”的实验。他说：
至于人之一身，全体上下，互相贯输，筋络血管，非常之多，殆不可以数计。大凡人之血脉，皆由一心上通于脑，动静升降而得无穷之妙。又入一室，则见赫然新死之人陈尸案上，累累如新宰之豕，皆已破腹断体，血肉儿狼藉。问之，则有已死数日数月者，亦有已死一二年十余年者，敷以药水，亦久不坏。大抵皆在院中医病之贫人，自知不起，而自鬻其尸于院中，以供医生之割验，大约每人不过十七佛郎而已。又曰，学生学医，不可一日无此尸，以其时时须阅验也。余闻之叹曰：拙哉西医！ 中国之良医，亦能推动人之窍穴脉络而百无一失，然不必亲验诸死人，亦未尝为此惨酷之事也，忍哉西人也！导者瞠目不能对。(130)
他对“人体解剖”批评的倾向显而易见。
世纪之交，在国人的论著中“解剖”已不再是个陌生词汇。1894年前后出版的郑观应《盛世危言》，在论及医道时说：“各国医学皆设专科，立法有七：曰穷理、曰化学、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药性、曰治疗。”(131)1898年康有为编著的《日本书目志》出版，其中收录19世纪后半期日本新书目录，“生理门”列为第一，“解剖学”列于生理门下，解剖学中再附组织学，共计收入解剖学书19种，其中包括解剖学书、解剖学图谱和动物比较解剖图。(132)
“解剖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献中，是以与“全体学”通用的形式出现，时间在1903年，奏定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章程中规定，第二年学科阶段学习：全体（西法解剖大略）；第三年学科阶段：全体（解剖学）。(133)而到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设医科大学为两门：一为医学门，二为药学门，其中没有全体（解剖）科目，章程中有专门说明：在外国尚有解剖学、组织学；中国风俗礼教不同，不能相强，但以模型解剖之可也。(134)尽管不同意设置“解剖学”课，但这门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当局者是了解的，他们对解剖学的了解可能受到德贞及其《全体通考》的影响。德贞在同文馆教授解剖学长达23年之久，他与晚清的上层人物又有着特别的私人关系，(135)更因为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与京师同文馆医学讲座有着直接的渊源，(136)因此，德贞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进入20世纪，“解剖”与“全体”，分别与“Dissection”和“Anatomy”相对应，这与日本“解剖”和“解体”的用法相似。中文中除“全体学”之外，还有“体学”、“人体学”和“解剖学”的不同解释。1908年，美国传教士高似兰主编的《高氏医学辞汇》由博医会出版，标志着医学名词标准化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其中“Anatomy”译为“体学”，“Anatomist”译为体学士和解剖士，“Human Anatomy”译为“人体学”，“Dissection”时译为解剖学。(137)1917年该书第2版与第1版内容相同。可见，最晚在1906年前，“解剖学”这个名词还徘徊在“全体”和“解剖学”之间，没有标准说法。随着留洋医学生从英美日德逐渐学成归国，他们开始承担起西医学传播的责任，尤其是中华医学会的成立，医学话语权转向由中国人掌握。以传教士医生和外国医生为主体的博医会在中国医学界的影响日渐式微，他们设定的名词标准也就失去优势。1908年京师大学堂生理学教习丁福保以博医会核定译名、新近出版解剖学书和日本最新解剖学书为核心，编写《解剖学生理学译名异名同表》，在《医学世界》连载。(138)1915年，教育部、中华医学会、中国博医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和江苏省教育会五方各推代表，以专业学者与官方机构结合，组成联合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期望完成医学名词统一事业。(139)1916年8月7日，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第一个议题就是要确定“Anatomy”的标准译名。在确定译名的争论中，《全体通考》起到了最后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争论的焦点发生在是选择“体学”还是“解剖”之间，江苏教育会代表余日章和中华医学会的俞凤宾都主张采用“体学”，理由是“体学”说法已有30多年，合信《全体新论》和柯为良《全体阐微》，就是讲“人体学”，而教育部代表汤尔和建议用“解剖”，这位著名的亲日派代表列举的理由是：“《全体通考》亦以称之为解剖学，若再更改，永无统一之日。”(140)最后，余日章提出名词统一标准：一有根据；二顺习惯。当天，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开会记录如下：余日章说，“体学虽已有三十余年，然限于医界，一方面仅限于西医，一方面甚不通行，与习惯不顺，未必正确，至此主张徒增纷挠，尤觉不必”，余日章宣布同意解剖学者举手，结果半数以上同意“解剖学”为标准译法。(141)1927年由教育部审定，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编辑的《解剖学名词汇编》出版，官方正式确定“解剖学”的译名。
不料，“解剖”这个极其专业的医学术语，成为20世纪初风行一时的流行话语，不仅国学大师章太炎论及西医，或作中西医学比较时言必称“解剖”，所谓“西方论理，要在解剖”。(142)甚至像陈三立这样晚清遗老亦将自己的小学著作命名为《文字解剖》。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政府官方到民间学者，都推崇学习日本西学，聘请日本医学教习来华讲学，转译日文的医药卫生学著作，留日医学生纷纷归国，在政府医药卫生机构担任要职。当初，“解剖学”一词就是汤尔和一再坚持选用的译名，因为他是位日本归国的留学生，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德日派学者，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解剖”是个日源辞。但谁也没有注意到，汤尔和最终以《全体通考》中所用“解剖学”为依据，说服在座大多数亲英美派的委员，汤尔和以英国医生翻译的英国解剖学教科书为例，而没有谈日本解剖学对中国医学界的影响，这样的做法虽不乏策略之举，但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在日文“解剖学”进入中国前，《全体通考》中的“解剖学”名词已有社会影响力；第二，《全体通考》在医学界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此时《格雷解剖学》在美国已出到第19版了，而《全体通考》是其唯一的中文全译本，可见该译本对医学界的影响实在不容小觑。《全体通考》在确定“解剖学”为标准译文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凝聚了中、英、日三国医学家的努力和思想。
现代意义的“解剖学”名词的成型，是中、英、日三种语言和科学思想互动的结果，语言是表达思维的方式，是新思想传播的工具，对“解剖”和“解剖学”名词再创造过程的解读，可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解剖学”译名形成过程中所经历学科建设、思想解放、学术规范和意识创新的意义远远大于术语本身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现代医学学科建设和医学术语构成的自身特点，它是中、英、日三国学者思想交流彼此影响的互动产物，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与实践，而绝不是留日归国学生的一项创举。
附识：2008年是《格雷解剖学》出版150周年之庆，兰顿书屋于2007年12月26日出版《解剖学家——格雷解剖学的真实故事》(The Anatomist:A True story of Gray's Anatomy)一书以资纪念，2008年9月《格雷解剖学》第40版在英国出版。笔者谨以本文纪念《格雷解剖学》的中译本《全体通考》出版122周年及其对中国医学科学的贡献。
注释：
①关于明末清初西方解剖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参见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4年，第8-11章；另可参见牛亚华：《〈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5卷第1期，2006年1月，第50-65页。
②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1页。
③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实事。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8页。
④合信、陈修堂合撰：《全体新论》，惠爱医馆，1851年，“序”。
⑤丁韪良：《花甲忆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⑥博恒理：《省身指掌》，光绪十一年京都灯市口美华书院印镌，“序”。
⑦1877年基督教第一次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嘉约翰代表在华医学传教士作“医学传教”主题报告，首先他指出中国医学界存在着九大危机，第一条就是中国没有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中国人因此还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参见J.G.Kerr,Medical Missions,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p.115.
⑧梁启超：《医学善会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页。
⑨余云岫、恽铁樵：《灵素商兑》与《群经见智录》（合刊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⑩章太炎：《伤寒论讲词（一）》，《章太炎全集》（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页。
(11)章太炎：《中国医药问题序（一）》，《章太炎全集》（八），第348页。
(12)参见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37页。
(13)教育部审定：《解剖学名词汇编》，科学名词委员会编印，上海，1927年，第2页。
(14)教育部审定：《解剖学名词汇编》，第52页。
(15)“Anatomy(Dissection)：解剖，解剖术”，teh-ching Leo,rev.and ed.,Cousland's English-Chinese Medical Lexicon（《高氏医学辞汇》），tenth edition,Shanghai,1949,p.20.该辞典第1版1907年由博医会出版，高似兰主编，1930年高似兰逝世，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的鲁德馨和孟合理共同主编，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更新和添加新辞汇，依然称为《高氏医学辞汇》。盂合理在修订完第8版后去世，以后即由鲁德馨一人负责主编，1949年《高氏医学辞汇》已出至第10版。本文引用第10版。
(16)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60、490页。
(17)“Dissect：解剖，剖割”，见《高氏医学辞汇》，第122页；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解为：“vt.把……分成小块，解剖（动、植物体等）；vi.进行解剖”，见该词典第490页。
(18)参见范行准著，伊广谦等整理：《中国病史新义》，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19)Carmine D.Clemente,ed.,Gray's Anatomy,thirtieth American edition,Philadelphia:Lea & Febiger,1985,p.1.
(20)《黄帝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两部书，本文所论“解剖”是出自《灵枢》这部分。本文提到《内经》便指《黄帝内经》全部，若写《灵枢》便是专指“灵枢”这部分内容，特此说明。
(21)范行准先生认为“解剖”原作“解部”，本出《灵枢·经水》篇。唐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则作“解部”。按《素问》卷1《举痛论》云：“五脏六腑，固尽有部。”“部”之义盖此类之谓。参见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第7页。关于“解剖”与“解部”之关系，后面将有详细论述。
(22)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2)，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第1371页。
(23)廖平撰：《六译馆丛书》，“医学类第十一，诊骨篇补正，附《慈溪刘廷桢中西骨骼辩正》”，四川存古书局，民国10年。刘廷桢另著有《中西五官经络辩正》、《中西脏腑辩正》。
(24)陈垣：《中国解剖史料》，《陈垣早年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2年，第363页。关于中国古代解剖学早期研究文章还有李赋京：《解剖生理学史》，《科学》第20卷第5期，1936年10月；黄胜白：《二千年前中国人体解剖学》，《中医杂志》1955年第4期；马继兴：《宋代的人体解剖图》，《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侯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
(25)山田庆儿：《中国古代的计量解剖学》，《山田庆儿论文集·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8-322页。
(26)李经纬：《中医解剖学的发展》，《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34-35页。关于从灵枢骨度与现代解剖测量学对比研究的有张瑞麟：《从周制尺谈到灵枢经有关表面解剖学测量的成就》，《中医杂志》1944年第2期，王亚威、莫楚屏；《对灵枢经骨度篇有关表面解剖学记载考证》，《中医杂志》1957年第5期。相关著作有沈彤：《释骨》，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经分册），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李锄：《骨度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
(27)《汉书》卷99《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45-4146页。
(28)山田庆儿：《中国古代的计量解剖学》，《山田庆儿论文集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第308-322页。
(29)赵与时：《宾退录》卷4，《宋元笔记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30)晁公武撰、孙孟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18页。
(31)这两部图书的流传和应用，可参见牛亚华的博士论文：《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西北大学，2005年，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两书在中医治疗学方面的影响参见黄龙祥主编：《中国针灸史图鉴》上卷，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年。
(32)相关论文有靳世英、靳朴：《〈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考》，《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3期，1996年9月；祝亚平：《中国最早的人体解剖图——烟萝子〈内境图〉》，《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第2期，1992年6月。
(33)关于维萨里《人体之构造》对西方医学发展的影响，参见Andrew Cunningham,The Anatomical Renaissance:The Resurrection of the Anatomical Projects of the Ancients,Aldershot:Scholar Press,1997; Roy Porter,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97,pp.178-181.关于维萨里的深入研究可参阅C.D.O'Malley,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4；许尔文·努兰：《蛇杖的传人》，杨逸鸿、张益豪、许森彦译，刘絮恺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4)《人体之构造》能够绘出逼真人体之结构，与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产生有关，而绘制解剖图谱的画家又是当时著名画家拉菲尔的学生。透视法的产生及其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技术进步对解剖图谱的影响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35)王清任撰，李天德、张学文整理：《医林改错》，“医林改错脏腑记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1页。
(36)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第5页。按，范老在世之际，山田庆儿的考证文章还未写出来，所以范老关于《灵枢》的论断并不为过。
(37)“王莽颇有意于解剖，若得久其位，或能于此学多所发明，而为吾道光。”王吉民：《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10页；转引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38)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第271页。
(39)章太炎：《论中医剥复案与吴检斋书（一）》，《章太炎全集》（八），第324页。
(40)章太炎：《论旧说经脉过误（一）》，《章太炎选集》（八），第189页。该文完成于1924年，刊行于1938年，原载《猝病新论》，由章氏国医讲习会出版。
(41)西方近代解剖学是发轫于1546年维萨里的《人体之构造》，但解剖学这一学科在西方是一直存在的，在维萨里之前，盖伦以动物解剖为基础撰写的《解剖学》始终是西方医学界的经典读物和教科书。
(42)有关中医脏腑学说的流传和中医医籍收录的脏腑图谱，参见黄龙祥主编《中国针灸史图鉴》，该书对此已有权威论述。
(43)宋大仁：《宋代医家杨介对解剖学的贡献》，《中医杂志》1958年第4期，第283-286页。
(44)明代出版官方图书《三才图会》中有身体卷，文字便是根据《内经》、《难经》的描述。参见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45)牛亚华博士将中文《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与巴黎图书馆收藏的1654年出版的维萨里《人体之构造》作了比较研究，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钟鸣旦教授对《人身图说》的底本进行考证，由这两项研究可得出的结论是，《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的合编可视为一部较为全面介绍西方解剖学知识的读本，证实17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翻译介绍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基本反映16世纪西方解剖学的概貌，即他们是将西方近代解剖学知识传入了中国。这样合信的《全体新论》就不是最早传入的西方解剖学新知识了。参见牛亚华：《〈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5卷第1期，2006年1月，第50-65页；钟鸣旦：《昂布鲁瓦兹·布雷〈解剖学〉之中译本》，邓亮译，《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1卷第3期，2002年9月，第269-282页。
(46)《钦定格体全录》为满文版的解剖学书，按康熙皇帝的要求，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张诚和巴多明自1670年起花了5年时间逐步翻译完成，该书以当时法国医学家韦尔尼解剖学为基础。翻译完成后康熙原考虑付梓，后又思虑“此书乃特异之书，故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也”，最后只抄写了三部，其中一部最后由德贞收藏。参见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第312-313页；Wong Chimin and 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Tientsin:The Tientsin Press,1932,p.133；白晋：《康熙皇帝》，赵展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页。
(47)合信：《全体新论》，“例言”。
(48)傅兰雅：《全体须知》，上海：江南制造局，1889年，“序”。
(49)此书即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Shanghai:Shanghai Mission Press,1858.
(50)未见德贞出版《全体图说》的记录，1875年施医院出版德贞的《身体骨骼部位脏腑血脉全图》。因为英文名为Anatomy Alta，后来者有可能直译为《全体图说》，亦有直译《解剖图谱》的。《全体图说》由稻惟德译，益智书会1884年出版。
(51)上述情况参考了鲍鉴清：《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1931年7月，第Ⅱ卷，第4号；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光绪二十八年刻本；沈桐生：《东西学书提要总叙》，光绪二十三年刻本；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汇编》，1934年杭州金佳石好楼石印本，以及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书目。
(52)中国博医会成立后，这个解剖学名词词汇表由惠亨通(Whitney)修改，确定为博医会解剖学译名标准，见P.B.C.Historical Notes，前引《高氏医学辞汇》；博医会陆续发表了三种名词对照表，即Whitney的解剖学名词，Porter的生理学名词和嘉约翰的中西病名表，参见Editoral,Chinese Medical Journal,vol.XIV,1900,pp.114-115.另，医学名词统一的研究可参见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第57页。
(53)艾约瑟将生理学“Physiology”译为生物学，而将瑞士生理学家哈勒(A.V.Haller)所创设的神经生理学为“身理学”，并另著《身理启蒙》。参见艾约瑟：《西学略述》，光绪丙戌仲夏总税务司署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54)艾约瑟：《西学略述》。
(55)晚清翻译名词统一研究可参见王树愧：《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第42-82页。
(56)《西学书目表》分学、政、杂三大卷，“学”卷中又分13类，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气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参见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57)《全体通考》于1886年由同文馆出版，但该书在1884年已完成翻译，德贞与丁韪良分别送递总理衙门各大臣阅读，索取序言，《全体通考》所列序言均撰于1884年。
(58)艾约瑟：《中西病躯异同》，《益智新录》第2卷第7册，1877年12月，第28-29页。
(59)关于德贞与京师同文馆的医学讲座，可参见高晞：《京师同文馆的医学讲座》，《中国科学技术史料》1990年第4期；《医学传入过程中的京师同文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2期。
(60)《格雷解剖学》英文名Gray's Anatomy:Descriptive and Surgical，英国解剖学家格雷(Henry Gray)编写，1858年在英国出版，1859年美国人Blanchard and Lea购买了《格雷解剖学》的美国版权，在费城出版。格雷于1861年因得天花去世，此前已完成第2版修订。以后差不多每隔三年，英国和美国医学界就会出一次修订版。由美国解剖学权威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专门负责修订增补美国版，《格雷解剖学》持续不断再版，历久弥新。1985年是美国版125周年庆，该书已出到第30版，这部巨作至今仍然是英语世界医学院（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医学院）选用的解剖经典教科书。参见Carmine D.Clemente,ed.,Gray's Anatomy,thirtieth American edition.另外，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格雷解剖学》的中译本。
(61)《柳叶刀》(Lancet)创办于1823年，是世界上第一本专业医学期刊，至今仍是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学术期刊。
(62)"Gray's Anatomy in Chinese," Lancet,Dec.5,1885,p.1063.
(63)德贞：《全体通考》卷首，光绪丙戌(1886)孟夏，同文馆聚珍版，“序”。
(64)德贞：《全体通考》卷首，“人身全体解剖学志”。
(65)Roy Porter,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A Medical History of Humdnity,p.281.
(66)卫三畏：《中国总论》（下），陈俱译，陈绛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71页。
(67)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956页。
(68)卫三畏：《中国总论》（下），第671页。
(69)德贞：《全体通考》卷5，“论脉管”，第8页。
(70)德贞：《全体通考》卷11，“论消化之具”，第57页。
(71)合信的《全体新论》是一部解剖学与生理学内容相混合的著作，其中涉及实验观察和显微镜观察方法。德贞在《全体通考》出版前，一直以《全体新论》为其解剖学教科书。而傅兰雅的《全体须知》和柯为良的《全体阐微》就只是以身体结构和形态描述介绍为主。
(72)教育部审定：《解剖学名词汇编》，第2页。
(73)德贞：《全体通考》卷11，“论消化之具”，第22、32、47页。
(74)医院医学的出现对欧洲医学的影响，可参见福柯：《临床医学诞生》，刘北成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75)威廉·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曹珍芬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76)莫尔干尼(G.B.Morgagni,1682-1771)，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1761年出版《论疾病的部位和原因的解剖学研究》(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 per Anatomen Indagatis Libri Quinque)，从此将西方医学导入“疾病”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关于莫尔干尼的研究可参考许尔文·努兰：《蛇杖的传人》。
(77)关于“内外景”学说，参见黄龙祥主编：《中国针灸史图鉴》上卷，第3页。
(78)全名为《黄庭内景五脏六腑图》，唐代胡愔著。此处引范行准先生之说，参见范行准：《“解剖”与“解部”》，《中西医药杂志》第1卷第4期，1936年1月，第328页。
(79)人体内脏图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经籍志》中记载有《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脏人图》，王焘的《外台秘要》中亦记有十二身流注五脏六腑明堂图，但均已佚。参见牛亚华的博士论文：《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第1章“中日解剖学渊源”。
(80)朱肱的《朱提点内景论》是对《内外二景图》中“内景图”的论述说明。
(81)黄龙祥主编：《中国针灸史图鉴》上卷，第6-10页。
(82)收有人体脏腑图的书籍，除上述书籍之外，现可见还有明高武《针灸聚英》、《华佗内照图》（明嘉靖刊本）、明李梴《医学入门》、明吴文炳《针灸大成》、明杨继洲《针灸大成》、明王文洁《图注八十一难经评林捷径》、明钱雷《人镜经》、明张介宾《类经图翼》、清王宏翰《医学原始》、清严振《循经考穴编》、清陈惠畴《经脉图考》，清还有石刻《明堂图》，用于针灸。上述资料根据黄龙祥主编，《中国针灸史图鉴》上卷编写。另外《三才图会》中专门有“身体”篇。
(83)《南史·顾恺之传》记：“大明元年(457)……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二十余物。赐妻张从赐临终言，死后亲刳腹，五脏悉糜碎。郡县以张忍行刳剖，赐子副又不禁止。论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子弃市。”参见《南史》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3页。
(84)笔者曾以“解剖”关键词搜索《四库全书》，共有7条搜索结果，其中一条出自《灵枢·经水十二》，释作“解剖”，其余均不能以“解剖”论之。“解”与“剖”是分开作解剖释的，两字并没有构成“解剖”这个词组，而是分别表述“辟开”或“剖割”的意思。
(85)1893年德贞在《博医会报》上发表《一位中国近代解剖学家》一文，介绍王清任和他的《医林改错》。距王清任去世62年，王清任及其《医林改错》所包含的人体观察思想才为世人所关注重视。参见J.Dudgeon,"A Modern Chinese Anatomist,"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April,1893,and March,1894.
(86)王清任没有亲自解剖过人体，他获取人体脏腑知识的途径有四种，一是观察剐犯尸体；二是去义冢观察暴露在外的死尸；三是动物实验；四是追问那些见过被剖腹尸体的人的描述。参见王清任《医林改错》中“医林改错脏腑记叙”和“心无血说”两篇。
(87)范行准：《“解剖”与“解部”》，《中西医药杂志》第1卷第4期，1936年1月，第328页。
(88)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第92页；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89)实腾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333页。实腾惠秀以王立达的文章为论据再次确定了“解剖”是日源词。这一观点为学术界普遍所接受，王晓秋所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仍采纳上述说法，第437页。
(90)范行准：《“解剖”与“解部”》，《中西医药杂志》第1卷第4期。
(91)参见牛亚华博士论文：《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第1章。
(92)酒井シジ：《江戸時代の西洋医学の受容——解剖学を中心にみて》，收入吉田忠：《東アジアの科学》，東京：勁草書房，1982年，第8頁。
(93)转引古賀十二郎：《西洋医術伝来史》，東京：東京日新書院，1942年，第214頁。
(94)笙洲三谷：《解体发蒙》，文化葵酉年，皇都书肆，藏六轩发行，第2页。
(95)日本最早的西译解剖学著述是《荷兰全躯内外分合图》，出版于1772年，由本木良意于1679年前翻译，底本为荷兰文的德国解剖学书。但日本学者认为该书译得太差，充其量只是翻译的业余爱好，译者不能理解的地方就用中医理论来补充。所以1774年由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合作翻译的《解体新书》，被认为是日本学习研究西方知识——兰学形成的开始。参见杉本勋编：《日本科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8、235页。
(96)沈国威：《从江户到东京：明治时代学问用语》，《日本语学》（明治书院编）第22卷12号，2003年12月，第34-44页。
(97)大槻玄泽：《重订解体新书》附录下，“讲余漫笔”，文政九年刊本。
(98)“西方内景解体之科，草创于三四千年之往昔，古往今来，继述之者四起，精又加精”，见大槻玄泽：《重订解体新书》附录下，“讲余漫笔”。
(99)参见杉本勋编：《日本科学史》，第225-246页。
(100)酒井シジ：《江戸時代の西洋医学の受容——解剖学を中心にみて》，收入吉田忠：《東アジアの科学》，第49頁；大鳥蘭三郎：《我医学に使用せらろ，解剖学語匯の変遷》，日本医史学会
：《中外医事新報》1932、1933年。
(101)笙洲三谷：《解体发蒙》。
(102)德贞：《全体通考》卷首，“张斯桂序”。
(103)大槻玄泽：《重订解体新书》卷首，第3页。
(104)转引李廷举、吉田忠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科技卷》(8)，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105)古賀十二郎：《西洋医術伝来史》，第313頁。作者未能看到1857年的课程，从现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了解，长崎医学传习所开设“解剖课”，但不能确定当时是否以“解剖”命名，可以肯定的是，明治元年医学校的课程中“解剖”赫然在列，同时还设有“人身究理”，显然“解剖”课是指“解剖”实验，而“人身究理”是指与身体相关的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参见该书第340页。
(106)松村矩明：《解剖訓蒙》，明治五年出版，启蒙义舍藏版。
(107)他所选取对比的书有，《解体新书》（1774年）、《重订解体新书》（1798年起修订，1826年出版）、《医范提纲》（1805年）、《内景备览》（1840年）、《全体新论》（1851年）、《解剖训蒙》（1876年）、《解剖揽要》（1877年）和《近世解剖学》（1932年）。参见大鳥蘭三郎：《我医学に使用せるる，解剖学語彙の変遷》，日本医史学会：《中外医事新報》1932、1933年。
(108)杉本勋编：《日本科学史》，第309页。
(109)《医范提纲》出版于1805年，直接由骨学切入，简介西方人身解剖学知识，论述各种部位和器官的名称，并将解剖学与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结合探讨。因其文字简洁明了易懂，多为后来学者引为参考，尤其是他所确定的身体器官和各部位名称。参见宇田川先生訳述，門人勢州諏訪俊士徳筆記：《医範提
》；酒井シジ：《江戸時代の西洋医学の受容——解剖学を中心にみて》；大鳥蘭三郎：《我医学に使用せらるる，解剖学語彙の変遷》和杉本勳：《日本科学史》。
(110)古賀十二郎：《西洋医術伝来史》，第341頁。
(111)西洋医学所前身为神田种痘所，进行种痘、诊察和鉴定等医疗工作，1860年收归国有，改名为西洋医学所，1863年更名为医学所，明治二年与大病院合并，改称医学校，同年12月改名大学，因其地址在学校东面，称为大学东校。
(112)牛亚华博士论文：《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第4章第3节。
(113)德贞说“嗣有全体教师名伟萨力西，此即由来阐发全体之宗师也”。德贞：《西医举隅》，光绪乙亥正月，第20页。
(114)德贞以为对照二三部中医书籍，可以解决医学翻译的术语问题，尤其是在骨学和身体部位的翻译方面。参见J.Dudgeon,"Review of a New Medical Vocabulary," Chinese Recorder,Jan.-Feb.,1882,p.32.
(115)德贞的解剖学论著包括《全体通考》一书和“Review of a New Medical Vocabulary,”“A Modern Chinese Anatomist”和“A Chapter on Chinese Surgery”(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1895)三篇文章，都没有提到《灵枢·经水》。
(116)J.Dudgeon,"Review of a New Medical Vocabulary," p.31.
(117)松村矩明：《刻解剖图引》（序），见松村矩明：《虞列伊氏解剖训蒙图》，明治五年刻成，启蒙义舍藏版。
(118)1871年开始出版的《海关医学报告》，收录全国各地海关医生提供的医学报告，其中收有“日本传教医生的医学报告”。20世纪前唯一的一本英文医学学术期刊《博医会报》，曾连载“日本最新医学进展”。
(119)J.Dudgeon,"Review of a New Medical Vocabulary," p.32.
(120)德贞：《全体通考》卷11，“论消化之具”，第57页。
(121)王清任：《医林改错》，第13页。
(122)关于中医“脾”与“胰”名称的研究，参见黄龙祥主编：《中国针灸史图鉴》上卷，第48-51页。
(123)J.Dudgeon,"Review of a New Medical Vocabulary," p.178.
(124)J.Dudgeon,"Review of a New Medical Vocabulary," p.178.
(125)德贞：《全体通考》卷11，“论消化之具”，第57-58页。
(126)德贞：《全体通考》卷首，“自序”。
(127)《全体通考》卷首，“张斯桂序”。张在序中写道：“支解者，若夫操刀于前折骸于后，剥者剥割者，批郁导窍迎刃以解，命之锯锯声呜呜然，蒸之釜釜气勃勃然，譬诸殷商之剖心剒胫刳剔，孕妇无以异是，然伤残生命与检验尸身正自有辩。皆予目击之，不啻手试之者也。”
(128)《全体通考》卷首，“谭宝琦序”。
(129)德贞：《全体通考》卷首，“自序”。
(130)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957页。
(131)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0页。
(132)《日本书目志》分十五门：生理门第一、理学门第二、宗教门第三、图史门第四、政治门第五、法律门第六、农业门第七、工业门第八、商业门第九、教育门第十、文学门第十一、文字语言门第十二、美术门第十三、小说门第十四、兵书门第十五。其中生理门包括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药物学和医学各科。参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2-269页。
(133)原文为“全体（中法同上学年，西法解剖大略），上学年即第一学年的全体（内经难经，西法大略）。”转引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88页。
(13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编，第790页。
(135)德贞是曾纪泽的私人医生，与李鸿章、恭亲王亦有私人交情。
(136)关于京师大学堂医院部与京师同文馆的渊源关系，可参见高晞：《西医传入过程中的京师同文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2期。
(137)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收有1917年第2版，感谢黄洋教授代为复制1917年版的内容，沈国威先生由日本传来1908年第1版的相关内容。特此致谢。
(138)《医学世界》1908年第5册、1909年第13册。
(139)《俞凤宾序》，教育部审定：《解剖学名词汇编》，科学名词委员会编印，上海，1927年。
(140)《医学名词审查第一次开会记录》，《中华医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17年2月，第32页，原文为《全体近考》，疑是打印错误，正确应为《全体通考》，该记录同时亦将合信的《全体新论》误写《人体新论》。
(141)《医学名词审查第一次开会记录》，《中华医学杂志》第3卷第2期，第32页。
(142)当年范行准先生叹曰，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都言必称“解剖”，而不考据一下“解剖”的出处，参见范行准：《“解剖”与“解部”》，《中西医药杂志》第1卷第4期，第328页。此外，章太炎提到西医解剖的文章可参见《章太炎全集》（八），《医学集》、《文学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