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托夫后期创作中的东西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后期论文,托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主题以及东方文化形象贯穿莱蒙托夫创作的始终。这是因为受到多种激励因素综合影响的缘故：从欧洲浪漫主义中普遍存在的“东方”情结到诗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东方问题”在19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然而，在诗人生命的最后几年(甚至是最后几个月)这种兴趣获得了现在通常被称为类型化的特点。莱蒙托夫开始对东西方文化类型，进而对作为这两种文化载体的人产生了兴趣。 彼得一世后的一切俄国文化——从《俄国水兵瓦西里·科里奥茨基的故事》中将俄罗斯称为“俄国欧罗巴”(《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опии》)[1](191)到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训令》中毅然宣称“俄罗斯是欧洲国家”——都将“启蒙”与“欧洲主义”划为等号。欧洲文化被认为是一切文化的典范，偏离它则被视为是对理性的排斥。既然，根据笛卡尔的著名论断“真理是唯一的”，[2](265)那么日常生活以及文化中的任何非欧洲特征都被认为是偏见的产物。浪漫主义关于民族个性的学说和将个性特征或民族心理特征视为最高价值的观点为民族文化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19世纪30年代中期对于莱蒙托夫来说是个转折时期。他艺术世界中的主要成分——作为悲剧人物的恶魔，理想化的“天使般”人物以及运用讽刺笔调刻画出的“其他人”，“芸芸众生”，“上流社会”等形象——在此之前都仅仅是从心理层面来解读的，且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上述形象依旧是莱蒙托夫创作中的主流，不过诗人开始尝试对它们进行类型化的考察。这些尝试是同时展开的，我们只有在诗人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才能够清楚地找到它们的交汇点。 最早表现出来的是时间类型。对主要人物按照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进行分组。莱蒙托夫艺术世界的主人公被移到了过去，同时该形象中悲剧性自我中心主义的特征不再显得那么突出，史诗般的英雄主义特点得到了加强。运用讽刺性手法描绘出的“芸芸众生”形象被拉到了现实，“天使般”的人物形象被着上了乌托邦的色调，成为人类历史的起讫点。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种类型结构在莱蒙托夫的意识中产生。它是在社会性基础上提出的，并将来自民间的人和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加以对立。莱蒙托夫在创作初期(比如，诗歌《预言》中的“这一年将会来到，俄罗斯黑色的一年……”)曾尝试将这种来自民间的人物形象等同于恶魔形象(试与瓦吉姆①的形象加以比较)，后来诗人又将其视为“普通人”形象的对立面。[3](113－177) 在这一结构类型内部发生了特征的重组。作为人民化身的主人公从“芸芸众生”那里继承了如下特点：没有个人主义，与自然生活和非个性传统紧密相连，没有自私地渴望幸福，没有对自身意志的崇拜，没有追求个人荣誉的需求，也没有因感到自身存在的转瞬即逝而恐惧。从“恶魔个性”那里继承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对行动的渴望。这两种影响的交汇使悲剧个性成为最高表现形式上的英雄史诗般的人物和平凡生活中的普通英雄形象。“恶魔个性”身上也发生了变化。与现实的贴近使得它成了“当今时代”和“我们同辈”的一分子。与“芸芸众生”的交汇又使它变成一幅自我讽刺画。他们丧失了意志力和对行动的渴望，取而代之的是失望和无助。没有了悲剧色彩的自私便成为可怜的孤芳自赏。最高的魔性特征只在被社会抛弃者的形象上保留了下来，这一形象既是当代人，同时也是他们中的反叛者。 19世纪30年代让俄罗斯思想界激动不已的那套哲学体系，特别是与该时期已崭露头角的斯拉夫主义思潮的接触，[4](508－510)促使莱蒙托夫将俄国历史命运的特殊性问题摆在了面前。对该问题的思考促进了第三种类型模式的产生。俄国文化的自身特点被视作既是西方，也是东方的对立面。在这种类型中俄国被称作北方，它与前面两种文化类型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与两者都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对于东方来说它是西方，而对于西方来说又是东方。莱蒙托夫最早涉及该主题的作品是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直辖兵和骁勇的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这部作品可能受到了斯·拉耶夫斯基(С． А． Раевский)的影响，此人在当时已经表现出对斯拉夫主义的热衷。情节发生的时间被拉到俄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时期，诗中描写了两个英雄形象的冲突。其中一个具有野蛮和恶魔的特征，另一个精力充沛而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道德责任感，是传统思想基础的化身。虽然直辖兵基里别耶维奇请求沙皇放他到“伏尔加河畔草原”，以能够抛头颅洒热血，哪怕死在“异教徒的刀枪”之下，但卡拉什尼科夫称他为“邪教徒之子”绝非偶然。基里别耶维奇这个具有显著“东方”色彩的名字与卡拉什尼科夫胸前配着一枚刻有殉教者圣体的十字架这个突出细节相互对照，不仅点了长诗的标题，而且成为二人拳斗场面的组织核心之一。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对照是建立在其中一个拥有不可遏制的、不承认任何法律制约的意志力而另一个具有宿命论信仰基础之上的。在拳斗的决定性时刻， 斯捷潘·帕拉莫诺维奇想： “若已命中注定，无法逃脱厄运； 为了公理我要战斗到最后一 瞬！”[5](第3卷，560) 莱蒙托夫意识中民族文化类型的进一步成型发生在诗人生命的最后几年。该时期宿命论成为莱蒙托夫“东方哲学”中的决定性标志： 像土耳其人或鞑靼人， 为一切我同样感谢命运； 我不向上帝祈求幸福， 默默地承受灾难的降临。 也许，东方的天国不由得 会让我和它的预言者亲近。[5](第2卷，269) 《歌手阿西克·凯里布》中的东方心理是通过库尔舒德先生之口表达的：“要知道人的命一生下来就写在脑门上了，是逃不了的。”[5](第2卷，238)如果说《歌手阿西克·凯里布》的副标题还只是“土耳其童话”的话，那么莱蒙托夫在诗歌《三颗棕榈树》中则将副标题定为“东方故事”。诗中将试图埋怨命运，向上帝“祈求幸福”看作是犯罪因而受到惩罚。但正是这种对个人幸福的向往和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是西方人的本质。浪漫主义意识的两个极端——过度膨胀的个人和同样过度膨胀的个性缺失——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两种类型。拿破仑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在对其浪漫主义崇拜成为过去之时，再次引起莱蒙托夫的注意(如诗歌《飞船》和《最后的新居》)。 如果说莱蒙托夫在早期的诗歌《拿破仑的墓志铭》中曾引用普希金《波尔塔瓦》中的话称拿破仑为“命运的伟丈夫”，并将该主题发展为：“……命运压顶”[5](第1卷，154)的话，那么在叙事诗《飞船》中拿破仑则是反抗命运的斗士，而不是对命运的意志唯命是从： 他呼唤他那个宝贝儿子， 他这乖张命运中的靠 山……②[5](第2卷，245) 伟大，光荣，天才成了如今被视为东方对立面的那种浪漫主义文化的特征。 宿命论和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本身并不妨碍主人公的积极性，只是因此增添了不同的色彩。对命运的信仰和个人主义的魔力同样能够激励人去建立丰功伟绩。关于这一点毕巧林在《宿命论者》有这样的思考： 我一想到古代圣贤认为天上的星辰也参与人间的微小争端，帮着争夺一小块土地或者什么虚幻的权益，就感到好笑！……结果怎样呢？他们认为专门为他们的战斗和胜利而照亮的这些明灯，至今依旧光辉灿烂，而他们的志气和抱负早已同他们一起化为乌有，有如来去无踪的流浪者在林边点燃过的一点火星。可是，他们相信上天以及天上无数星辰在注视着他们，虽然无言，却一直关怀着他们，这种信心为他们增添了多少意志力呀！[5](第5卷，410－411) 对命运信仰的勇气和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二者择其一，反映了时代的哲理思索，比如在丘特切夫的诗歌《两个声音》中就表达了这一思想。 不过，莱蒙托夫的文化类型还具有年龄的特征。天真、狂野、精力充沛、渴望有所作为的青年时期与年老体衰的老年时期相对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现状都是如此。莱蒙托夫首次提到西方的衰落是在诗歌《垂危的角斗士》里。这里文化的类型加入了年龄的特征：“明丽的青春”，“弥留”，年老(“把自己不光彩的脑袋垂向坟墓”，“临终之前”)。年老被赋予了许多负面的特征：疑心重，后悔自己“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惋惜一系列的缺失。这就解释了《最后的新居》中似乎无法解释的悖论： 我情不自禁地想对这伟大的人民说： 你们是可怜又无聊的人 们！[5](第2卷，294) 历史上伟大的民族如今正处于“可怜又无聊的”年老体衰的状态。天才高傲的个性与如今西方集体的庸俗相对照，这种庸俗表现为肆意践踏构成西方文化的基础、而在东方文化中被剔除的那些价值观： 你们用荣誉制成了伪善的玩具， 你们用自由做就了刽子手的屠 刀……[5](第2卷，295) 然而，当今的东方也正经受年老体衰的煎熬。莱蒙托夫在《争辩》中描写这一情景： 人们在那里沉睡不起， 已过了八个世纪。 尽收眼底的一切景物， 沉睡着，贪恋着静穆…… 不行！这个衰朽的东方 无法把我征服！[5](第2卷，305－306) 然而，莱蒙托夫的本意不在于对比(或比较)东西方本身，他希望通过这种对照能够认清俄罗斯文化的本质。 莱蒙托夫认为，与伟大但衰老的东西方文化相比，俄罗斯文化是一种刚步入世界舞台的、年轻的文化。这里有一种至今未被重视的莱蒙托夫思想与格里鲍耶陀夫及其圈内人士思想倾向的关联性。格里鲍耶陀夫在戏剧《1812》的草稿中想通过拿破仑之口“思考这个刚起步的、年轻的民族，它的服装、建筑、信仰和习俗特点。这个忠于自我的民族，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呢？”[6](262) 格里鲍耶陀夫将该想法赋予拿破仑绝非偶然。对于十二月党人、格里鲍耶陀夫和普希金那代人来说俄罗斯正是自1812年起开始步入世界历史舞台的。普希金致拿破仑一段话的含义即在于此： 啊！他为俄罗斯人民 指明了崇高的使命……[7](60) 这也正是莱蒙托夫在自己创作后期重新燃起对拿破仑个人感兴趣的原因所在。 被视为北方的俄国文化与东方和西方文化既对立，同时又与它们紧密相连。年轻的文化类型对莱蒙托夫来说具有灵活性特点，能够理解异族的意识和风俗习惯。在中篇《贝拉》中讲述者说道：“我不由得感到惊讶，觉得俄罗斯人真能适应所在地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不知道，这种思想特点应该受到指责还是赞美，但这足以证明俄罗斯人具有难以置信的灵活性和清醒明智的理性，所以不论到哪里，见到罪恶无可避免或无法消除，就加以谅解。”[5](第5卷，269)难怪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这个人物形象的突出特点就是灵活轻巧。他理解并接受高加索各民族的风俗，设身处地承认其正确性和当然性。 莱蒙托夫对“欧化的俄国人”(彼得一世改革后的文化传统中的人，贵族和诗人的同时代人)的态度要复杂得多。格里鲍耶陀夫早就说过这种社会文化类型与民族特有传统之间的隔阂：“倚着树干，我将目光从声音嘹亮的歌手身上转到围观的听众身上，也就是我所属于的那个被毁掉的、半欧化的阶层。他们觉得一切所见所闻都是野蛮的，这些歌声他们无法用心去体会，这些服装他们觉得是奇装异服。究竟是何种魔力将我们变成了同类中的异族？……如果某个对俄罗斯近百年历史不甚了了的外国人偶然来到这里，那么他一定会从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贵族和农民来源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族，他们在传统和风俗习惯上还没有完全融合。”③[8](116－117)这个“半欧化的阶层”在莱蒙托夫这里也表现得十分复杂。首先它的特征被历史具体化。其次，他的身上同时被移植了恶魔主人公的特点和浪漫主义体系中与之相对照的庸俗的“芸芸众生”形象的特点。这就使得可以在一代人的范围内突出表现两种人物形象：同时代人最高能力的化身(社会的遗弃者和反叛者)和无个性、庸俗的大众。 俄罗斯欧化的结果是年轻的文明沾染了衰老文化的弊病。这是一种怀疑，忧虑和反思过度。关于“早熟的”④果实那段话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这些弊病同悠久的文化成就一起被俄罗斯文化所吸收。 莱蒙托夫在当时的俄罗斯社会中发现了若干种文化心理类型：第一种是像“高加索人”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这样的接近于普通人民的类型；第二种是类似“温泉贵族”和格鲁什尼茨基这样的欧化的下层贵族；第三种就是毕巧林这样的类型。按照莱蒙托夫的思路，第二种类型常使人联想到彼得堡，其特点是完全沉溺于“当代”虚假的现实。浪漫主义早已过时、仅留下“自我陶醉”，“忘却过去”等只言片语的欧洲被果戈理称之为“只空谈不做实事的可怕王国”，[9](227)该形象集中反映在诗歌《沉思》里描写的一代人的集体群像中。缺乏内心强大的力量，精神萎靡，好说漂亮话，“没有丝毫诗意”[5](第5卷，318)——这就是他们的特点。欧化现象表现为自我的缺失，即缺乏真诚和容易装腔作势。难怪小说中格鲁什尼茨基只会用别人的话(“它属于那种人，不论遇到什么场合，都会说一套现成的漂亮话”)，而他的勇敢亦“不是俄罗斯式的勇敢”[5](第5卷，318)。 毕巧林这种类型则复杂许多。首先，他的欧化表现在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化的杰出人物(如拜伦，拿破仑)以及对往昔那个英雄辈出的历史时代的向往。因此，如果说格鲁什尼茨基的欧洲主义是与当代性相适应的话，那么毕巧林的则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为了更好地理解毕巧林这种类型的其他方面，就必须对《宿命论者》这一章进行详细分析。 宿命论问题的产生恰逢19世纪30－40年代欧洲和俄罗斯哲学中浪漫主义唯意志论与历史决定论之争。 中篇《宿命论者》通常被视为作者本人观点的独白式陈述，是他参与那场哲学争论的答辩。这种看法将莱蒙托夫思想与文中某些单独论述完全等同起来。或许，较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根据全章的结构关系和该章中表达的各种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测莱蒙托夫的思想，况且本章的主要任务不是哲学争论本身，而是在争论过程中展示毕巧林的性格。只有这种做法才能够解释为何《宿命论者》这章在整部长篇中处于结局的位置。而其他的任何做法都会让人或多或少地产生本章只是《当代英雄》主要情节中不必要的补充的感觉。 小说以一场哲学争论开篇。主张宿命论的是乌里奇。他所捍卫的观点被称作“穆斯林的迷信”，乌里奇本人也被作为与东方有关的代表。小说中引入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俄国军官表明这是一个虚构的场景，虽然原则上这种场景并非不可能存在。不过，乌里奇虽然是个来自土耳其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人，他的外表具有显著的东方特征。仅这一点就别具意味。乌里奇是个玩家，爱好各种赌博：法老王、坐庄或是打什托斯。这些玩法都是特别简单的，取胜完全依赖于偶然性。这就将输赢问题与“运气”这种成功哲学联系起来，从广义上说，这似乎让人看到一个由偶然因素统治的世界模式： 不管伏尔泰还是笛卡尔怎么定 义—— 世界在我的眼里是一副纸牌， 生活是一场赌博；命运翻牌，我玩游戏， 我逐渐适应了人们游戏的条条框 框。⑤[5](第4卷，414) 和机会哲学一样，牌运在人的意识中既可以披上神秘的宿命论外衣，也可以成为科学探寻的理性方式。我们都知道纸牌游戏对数学概率论的诞生起到过怎样的作用。玩家也许认为自己是一个与命运作斗争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寄希望于个人意志的反叛者，也许像乌里奇一样认为“人的命运上天注定”。在玩什托斯牌时乌里奇的对手已不是庄家或者买家，而是命运，机会，运气，一种人眼看不到的、隐秘的因果关系。无论这种关系被称作什么，指的都是维系全世界转动的那根弹簧。难怪，纸牌主题常与命运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阿尔别宁〉走近桌子，众人给她 让位) 您不要拒绝一个残疾者， 我想体验一下，命运将对我说些什么， 她是否会让当今的崇拜者 去欺负一个年老的奴 仆。[5](第4卷，352) 不过，命运和机会在这里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激动而又默不作声地观察 幸福之轮是如何旋转。 有人因此发迹，也有人因此破 产……[5](第4卷，350) 然而，从促进《宿命论者》情节展开的那场争论角度看，命运和机会又是一对反义词。莱蒙托夫强调，对天命的信仰和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同样都不排除个人的勇气、活力和毅力。衰弱、无力不是这两种思想中任何一种的特点，而是东西方文化同时所处的萎靡不振的退化状态。不过，这两种勇敢的类型是有区别的。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个人情感，自我中心主义和理性批判基础之上，另一个则建立在个人遵循古老的尚武传统，忠于传说和风俗，拒绝意识中的个人批判因素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发生了乌里奇和毕巧林之间的赌局。后者在这次打赌中扮演了西方批判思想的角色。毕巧林立即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要是真有什么定数，那又何必赋予我们意志和理性？”⑥[5](第5卷，406) 毕巧林是西方文明真正的产儿，他这样说自己：“我对什么都喜欢怀疑。”[5](第5卷，416)卡扎林提到伏尔泰和笛卡尔的名字不是为了押“карт”一词的韵⑦，而是因为在莱蒙托夫看来这二人是西方批判思想的奠基人。本段开头毕巧林的那句话让人直接联想到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章《论人类认知原理》的第一段：“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2](426)毕巧林与乌里奇打赌，是在同宿命论思想进行争论。实际上他用个人有意识的实际行动(扑向哥萨克杀人犯)将对手的思想驳倒了。 然而，毕巧林不是西方人，而是彼得一世后欧化的俄国文化的载体，这里的重点词应该从“欧化”转到“俄国”上。这就决定了他性格中的矛盾性，尤其是接受能力强的特点，使他能在某些时候变成“东方人”。难怪在抢贝拉的时候他“尖叫起来，嗓门儿不亚于任何车臣人，从套子里抽出枪，便追了过去”[5](第5卷，218)。 令人惊奇的是，当他宣称“我认为没有什么定数”的时候，他却预言乌里奇即将死去，理由是：“一个人如果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要死去的话，在他的脸上往往有一种奇怪的、劫数难逃的迹象。”这里，西方的“没有定数”和东方的“劫数难逃”这对矛盾直接出现在他的言语中。如果说“显然上天已经注定，这一夜我不能睡个够”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戏拟的味道，那么当毕巧林宣称自己也弄不清身上究竟是西方的批判意识还是东方的宿命思想占上风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意思则是认真的：“我说不准，我现在是不是相信定数，但那天晚上我肯定是相信的。”[5](第5卷，407－412) 还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正是上述特点让毕巧林不再和“普通人”相对立，而是在某方面与之相接近，这是小说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大尉的回答很有意思，他竟将服从命运与俄罗斯的，而非东方的意识联系起来：“那就听从上帝吧，你不是万恶的车臣人，你是规规矩矩的基督徒嘛。既然你一时糊涂造了孽，那就没有法子了，在劫难逃呀。”⑧[5](第5卷，414)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反应尤其典型。他坚决摒弃任何苦思冥想(的确，在他之前毕巧林也“把冥思空想抛到一边，注意起脚下的路来”)，说道：“这玩意儿可太奥妙了！”可实际上他与毕巧林的看法差别并不大。对此，他作了两种解释：批判式的(“那种亚细亚式的扳机呀，要是油擦得不够，常发不出火”)和宿命论式的(“显然，这是他命中已经注定的了”)。 文化类型问题涵盖了莱蒙托夫全部创作过程中关心的一整套思想观点。个性与自由，不受约束的意志力和传统的制约力，命运的主宰和对该力量的蔑视，主动性和被动性等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当中。然而，为了在文学作品中提出一般思想性问题，必须要以一定的情节冲突为依托，而且这种情节的冲突必须能够实现人物的冲突，能够在冲突中揭示文化类型。旅行小说的文学传统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通过对“自己的”和“别人的”比较有助于同时说明旅行者步入的世界和他本人的特征。 《当代英雄》的标题直接让读者联想到卡拉姆津的未竟之作《当代骑士》。⑨这样，卡拉姆津的创作作为某种文学路线积极地影响了莱蒙托夫的创作意识。当然，对东西方文化分类的想法受到了《一位俄国旅行者的信札》和其主人公形象提供的情节可能性的启发。费奥多尔·格林卡(Федор Глинка)最早对这种冲突做了修改，用军官代替了旅行者，这使得情况更加符合当时的俄罗斯生活状态。不过，格林卡没能充分利用这种将“人们的欢乐与苦难”的情景与“四处流浪的”，“而且随身带着驿马使用证的军官”[5](第5卷，314)形象结合起来产生的情节上的可能性。 这一点上，毕巧林的形象发挥了极佳的潜能。三边关系的类型(俄罗斯—西方—东方)在莱蒙托夫这里发生了特有的变化：19世纪30年代尖锐的波兰和高加索问题必然会被拉入到上述关系结构中。这种结合的历史迫切性不仅仅是因为莱蒙托夫时代日常生活中三角形的其中一个角是“具体的西方”，而另一个角是“具体的东方”。从16世纪起波兰的文化生活就具有显著的“东方性”特点：土耳其的威胁，克里木汗进攻的危险，以及其它许多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一起激发了波兰传统上对东方的兴趣。难怪波兰学者和旅行者对斯拉夫(也包括俄罗斯)东方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莱蒙托夫的创作视野中就出现过一位先科夫斯基(Сенковский)⑩，他的出现使波兰文化的这一特点更加明朗。拿破仑战争时代使这位浪漫主义者习惯于进行地理概括。在他眼中，天主教文化特点与东方色彩的结合赋予西班牙和波兰的地方色彩以某种共性。难怪早年莱蒙托夫长诗中的“恶魔”情节能够自由地从西班牙转到立陶宛(试与梅里美艺术世界中的《卡门》——《熊人洛奇》进行比较)。 俄罗斯文学中将“波兰”主题与“高加索”主题(包括隐喻或转喻意义上的变体——“格鲁吉亚”和“克里木”)结合起来的传统始于普希金的长诗《巴赫奇萨莱的喷泉》。作品中恶魔与天使两种天性间的浪漫主义冲突被影射到波兰公爵小姐与其东方对立者(克里木汗，格鲁吉亚嫔妃)之间的冲突上。《巴赫奇萨莱的喷泉》的创作意图想是表现伏尔加河流域的强盗们，也就是尝试揭示“俄罗斯”性格中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点构成了三角形的第三边。 俄罗斯文化意识中波兰与高加索(格鲁吉亚)主题的融合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也有反映： 波兰和格鲁吉亚都曾使 现实跟幻想那样地靠近， 花岗岩和草苔近在咫尺 从而使两国也变得亲近。 仿佛春天在报喜节那天， 有人向它们把神恩通报。 泥土——自每一个石缝， 小草——自每一个墙角。[10](461) 这就是“流浪军官”毕巧林从中活动的地理文化空间。莱蒙托夫小说《李戈甫斯科伊公爵夫人》中与毕巧林有着深刻渊源且同名的主人公参加过1830年的波兰战争：“毕巧林在作战期间表现得像每一个俄国军官一样出色，作战像每一个俄国士兵一样英勇，也向许多波兰小姐大献过殷勤。”[5](第5卷，191)这一点对理解莱蒙托夫在其主人公姓名和形象中赋予的一系列意义有很大帮助。1833年命运使毕巧林与克拉辛斯基在叶卡捷琳娜运河的沃兹涅先斯基桥上相遇。这段故事情节一般被认为是彼得堡“恶魔”与穷困潦倒的小官员、“自然派”传统中的小人物之间的冲突。应该指出，仅凭克拉辛斯基的外表就很难把他归为受尽磨难的“小人物”形象：“一双倦慵的天蓝色大眼睛，鼻子端正，颇似观景殿的阿波罗的鼻子，希腊式的椭圆脸庞。”[5](第5卷，161)这是一个高级官僚的外表，尽管已从社会顶层被抛下。小说后面清楚地表明，克拉辛斯基根本不是一个小官吏。他有股长的头衔。让我们想一想，对于果戈理《外套》中的阿尔卡季·阿尔卡季耶维奇来说，这可是个地地道道、对他的态度“冷淡而又横暴”的“长官”：“某个副股长一直把公文塞到他鼻子前面来，也不说一声‘请抄一遍’或者‘这儿有一份怪有趣味的案卷’。”[9](143)作为股长的克拉辛斯基应该拥有九级或八级文官的官衔，相当于大尉或少校军衔。而毕巧林甚至在高加索服役了若干年后还只是个准尉。况且他还是从近卫军调到作战部队的，这一般意味着军衔至少升一到二级(就算被贬，也是原职调动)。克拉辛斯基权力不小，李戈甫斯科伊公爵不得不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不仅在办公室接见他，还在客厅招待他，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女士们。这种情形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是不可能的。在彼得堡上流社会克拉辛斯基是个外人，但他很有教养，在他离开后，女士们发现“他很可爱”。[5](第5卷，216)。 不过，斯坦尼斯拉夫·克拉辛斯基很穷，他破产了。他的父亲“是个波兰贵族，在俄国工作，因为长年累月打官司，把大部分家产都毁了，剩下的一些也在上一次战争中被洗劫一空”[5](第5卷，209)或许，毕巧林与克拉辛斯基的冲突本应在小说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正是克拉辛斯基的出现打断了毕巧林的叙述，毕巧林在奥斯特洛什斯基伯爵家的“奇遇”以及与伯爵夫人罗扎有关的那部分情节也因此中断。 为了在小说《李戈甫斯科伊公爵夫人》中营造“波兰气氛”，作者为毕巧林的朋友选了个博拉尼茨基的姓氏，这一点应该不是偶然。当然，莱蒙托夫这里指的仅仅是一个在彼得堡常能听到的、较为普及的波兰贵族的姓。该姓氏因弗朗茨－克萨维里·彼得罗维奇·科尔察克－博拉尼茨基伯爵而闻名，此人是波兰皇家大总统，也在俄国军队中任将军。他的后代们都具有亲俄罗斯的立场并在彼得堡近卫军中服役。有意思的是，正是莱蒙托夫的朋友、“十六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克萨维里·弗拉基斯拉沃维奇·科尔察克－博拉尼茨基于1839－1840年发展了这样的观点：联合了斯拉夫各民族的俄罗斯的历史使命存在于高加索，或者更广一些，存在于东方。 可以设想，“欧化的俄国人”毕巧林形象的深刻含义应该蕴藏于由波兰(西方)——高加索，波斯(东方)——人民的俄罗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走私者，哥萨克，士兵)所构成的文化空间之中。对于《当代英雄》来说没有全面展示这一框架的必要。不过可以认为，正是这些构想让莱蒙托夫在去世的前一天产生了创作一部关于格里鲍耶陀夫的长篇小说的意图。 莱蒙托夫对文化分类问题的兴趣，将“理解一切”作为历史上位于东西方之间文化的特点，这为莱蒙托夫的文学史研究开创了新的前景。继艾亨鲍姆之后研究者们有充分理由将托尔斯泰的创作渊源与莱蒙托夫联系起来。不过，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还可以划出一条指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勃洛克的线索。 莱蒙托夫关于俄罗斯与东西方相互关系的思想注定无法最终成型。因此需要我们来对他的思维指向进行复原，而这总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我们只有将莱蒙托夫在自己生命最后几个月里的思路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结合得越紧密，我们在论证过程中被迫进行的假设的任意性程度才会越低。该时期莱蒙托夫的思路可以大致总结如下：善与恶，天与地，诗人与大众，后来发展为——毕巧林式的人物与“普通人”，东方与西方等。这些成对的基本概念在莱蒙托夫这里变得完全对立，互不相容。于是，莱蒙托夫艺术世界的恒量就是所有构成其本质的主要成分的绝对极性。可以说，任何思想要在莱蒙托夫这里获得意义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种思想要能够被发挥到极致。第二，必须在莱蒙托夫世界图景的另一极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结构，同时又构成与之相互排斥、互不兼容的极端。莱蒙托夫艺术世界中的人物也是按照这个结构塑造的。该结构排除了人物之间接触的所有可能性。莱蒙托夫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联系断裂的空间里。缺乏与一切人和物的共同语言使他丧失了与他人，与生存环境交往的可能性。然而，正是莱蒙托夫世界中的这种根本结构性原则在其创作生涯的最后几个月内发生了变化。严重的断裂性被完整性倾向所取代。极点间不是对立的，而是比较的关系，它们之间出现了结合点。对立关系的综合是基本趋势。 东西方的对立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争论中形成的。尽管不同的团体其价值判断各异，然而对立性是被所有争论方所共同认可的。在这方面，莱蒙托夫的立场与格里鲍耶陀夫、部分与普希金接近。俄罗斯被视为第三或中间性质，它介于“衰老的”欧洲和“衰老的”东方之间。正是这种文化位置(而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中间性使俄罗斯成为一种综合文化的载体。它将毕巧林－奥涅金(“欧洲的”)式的对幸福的渴望与东方式的对“宁静”的追求结合了起来。自然界的极端现象：暴风雪，雷雨，山区壮丽的风景被《祖国》和《我是否爱过往日岁月》中平静但充满神秘力量的“中间”景色所取代。丘特切夫不喜欢这种无边无际的草原，他觉得这会毁了诗人自身的存在。不过，晚期莱蒙托夫诗中的“我”并非融化于“森林无边无际的浪涛”中，在融入这片辽阔时，其自我存在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沉睡并被遗忘”中获得了普遍存在。可以设想，莱蒙托夫正是遵循这条思路展开对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文化特质的思考。 本文编译自М．Ю．Лермонтов：pro et contra.СПб．：РХГИ，2002，с．802－824.——译注 注释： ①指的是长篇小说《瓦吉姆》中的主人公，作品创作于1832年。——译注 ②关于这两篇诗文在另一方面的对比可参照Е． М． 普尔赫里图多娃(Пулъхритудова)的词条《飞船》(Лермонтов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91.)。 ③格里鲍耶陀夫的文章《郊区之行》发表在1826年6月26日第76期《北方蜜蜂》。莱蒙托夫很可能知道这篇文章，因为他十分关注格里鲍耶陀夫，而且认识他圈子里的许多人。仅举一例来说明，格里鲍耶陀夫圈子有个人十分关注莱蒙托夫，这一点至今都未引起注意。在Д．Н．别基切夫的小说《霍尔姆斯基一家》第三版(莫斯科，1841年)中有多处直接引用杰尔查文、克雷洛夫、德米特里耶夫、格里鲍耶陀夫等人的话。有段奇怪和隐蔽的话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听说过，在哪里，从谁那里，已经记不清；只听说过，存在最高的审判，一切对它来说都不再深藏不露。”(第六部，350页)此书通过审查允许出版的日期标注为1838年5月29日。这一隐蔽的引文出自《诗人之死》，而且是在该诗发表之后不久便被引用，这足以说明小说引用者对莱蒙托夫的关注和好感。 ④引文出自莱蒙托夫诗歌《沉思》。——译注 ⑤关于打什托斯牌作为一种受机遇控制的世界模式详见：Лотман Ю．М．Тема карт и карточной игры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В кн．：Труды по знаковым системам．Тарту，1975，т．7．с．120-142. ⑥艾亨鲍姆注意到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草稿版尾声部分里有相似的关于宿命论具有东方意识特点的论述：“东方宿命论的特点是什么？不在于承认必要性法则，而在于这样的论断：如果一切都早已注定，那么我的生活也是注定好的，因此，根据上天的旨意，我什么也不需要做。”(Толстой Л．Н．Полн．собр．соч．М．，1955，т．15，с．238-239；Эйхенбаум Б．М．Статъи о Лермонтове．М．-Л．，1961．с．282)． ⑦这里指的是前文引自《假面舞会》的那几行诗。笛卡尔在俄语中是Декарт，可以和карт(“纸牌”的复数第二格形式)押韵。——译注 ⑧有意思的是，在大尉和哥萨克杀人犯的对话中再次发生了唯意志论和宿命论意识的冲突，这次是民间层面的冲突。大尉劝说哥萨克：“屈服吧”，并说这是命运的安排，如果反抗，这“只会让上帝发怒”。但哥萨克两次都回答他“绝不屈服！”毕巧林在这一场景中是作为制服不屈个性的力量出现的，他“像乌里奇一样”“想试一试自己的命运”。 ⑨卡拉姆津这部中篇小说标题中的“骑士”一词可能是想让读者联想到堂吉诃德。难怪他在《一位俄国旅行者的信札》开头写道：“请将你们旅行中的朋友想象成一个快乐的骑士”(Карамзин Н．М．Избр．соч．：В 2-х т．М．-Л．，1964，т．1，с．93)。或许，卡拉姆津曾有过创作一个进行生活旅行的主人公的意图。 ⑩奥·伊·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作家，记者，东方学家。莱蒙托夫《假面舞会》中的施普里赫(Шприх)的姓名和某些性格特点就是借鉴了先科夫斯基的小说《警告》(1834)中的人物施皮尔赫(Шпир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