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精准扶贫的困境及解决探究
——基于山阳县S村调研的“情感”文本分析
王星亮 张 斌
(西安培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山阳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深度贫困县，其扶贫现状与前景值得作为典型进行研究。通过梳理团队暑期在山阳县贫困山村的实地调研数据和信息，以“情感”为主线，对当前的精准扶贫困境进行个案式分析，提出初步解决方案，助力陕南贫困山区乡村振兴！
关键词：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扶贫困境
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旨在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或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虽然当前陕南秦巴山区精准扶贫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对致贫原因把握不全面，扶贫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影响和制约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进程和成效。因此，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陕南秦巴山区的致贫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完善精准扶贫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对于精准扶贫的关注度逐年升温，但学者们大多只是从学理层面探讨特定区域的扶贫现象，基于实地调研，以“情感”为主线串联起对乡村扶贫困境的研究甚少，而探求解决之道的则更少了。本文拟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乡村教育的视角切入，通过文学性的情感描写，探究造成山阳县乡村扶贫困境的复杂因素。
1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本文在对S村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多位访谈人提到“有关系的”、“有本事的”等一系列较为口语化的词汇。在将词汇抽离出来，置于书面语境下考量，“裙带关系”、农村“贪腐问题”以及“能人治村”等词汇又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在S村个案化地呈现为不同的现象，形成对扶贫工作的重大挑战。
第一，法治不完善，农村扶贫缺乏相应监督。驻村干部利用村中多为老人、文盲等人口结构的薄弱环节，肆意对扶贫数据进行更改，弄虚作假。例如，在接受访谈并主动提供相关材料的L姓(从该农户要求我们解释相关材料中的文字，推测其教育水平较低。此猜想在随后被印证，他拿出前镇长签字的材料，询问是否还具有效力，可见对政策了解上的匮乏)农户处，我们得到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白纸黑字间，赫然有“陕西省西市”这样的字眼，出现严重的常识性错误。对照各种材料，更发现在家庭成员上进行处理、随意更改户口数量，这意味着在扶贫补助的发放上可“大动手脚”。该农户已有残疾证明，数据失实给他的家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尽管未确定村民是否受到“熟人社会”思想的影响，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官民监督不对等则属农村腐败中的常见手段。
禽类患有沙门杆菌引起的白痢病比较常见，而且死亡率也在禽类疾病中最高，常规的土霉素、青霉素等制剂对这种疾病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如果采用鱼腥草—秦皮合剂能有效降低该疾病造成的禽类死亡率。
同时，基于访谈记录分析，低保户甲、乙等人都直观地体会到国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变味和扭曲，但他们对“政策”、“名目”等的单一表述却都忽视了自身的主动参与。我们认为贫困人口的参与是主要问题，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村民们被迫退居“配角”和被动参与。当然，这种情况本身也涉及众多的因素，如村民本身参与意识匮乏、教育水平限制等。
第二，扶贫缺乏有效的跟进机制，导致扶贫信息存在滞后问题。例如，在访谈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的“精准扶贫明白卡”上的信息与现状有诸多不符(入户调研过程中，尤以一位至今没有正式户籍的孤寡农妇最为典型。她的老伴在年前已去世，女儿也出嫁外地，墙上的帮扶卡片却明显不只1人。不过介于其不便透露过多信息，无法核实家庭成员基本信息是否属实，或仍然存在造假)，“产业帮扶”和家庭收入较为突出明显。同样，这是和对数据“不尊重”的表现挂钩的。重新入户调查必然要挤占一定的行政成本与时间精力，但此情况易于使帮扶工作无法精确到位，无形中也存在对资源的浪费。当然，这里说的“信息滞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扶贫思路的滞后。再度从S村的个案出发，同贫困户标准难以界定情况相向而行的，是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打工，真正的贫困户已演变为老弱病残，但该群体却还在贫困线下艰难地挣扎和求生存。
以病理诊断结果为金标准，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算出弹性成像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鉴别诊断的敏感度、特异性和准确性。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第三，“能人治村”的贫困生态循环。学者王进认为经济能人治村作为一种能人政治现象，西部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一批经济能人的崛起提供了相当肥沃的生长土壤。从有限的调研材料来看，我们不敢断言，经济能人(在S村个案里我们并未有幸见到所谓的“能人”，但不能否认其存在，不过实际作用仍有待研究)在左右着S村的经济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扶贫成效。但以高坝店镇石头梁村为参照，村支书程同仓便属于经济能人的典型代表。他带领全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但2016年却有报道其花费千万建豪华别墅，村民指称其挪用国家批复的专项资金作建设费用。从全国劳模到存在贪腐嫌疑的腐败分子，经济能人“人设”的崩塌让扶贫之路更加艰辛。当他们的“能耐”占据过多的资源后，真正需要救济的贫困户却无法逃脱贫困的圈套。
第一，扶志。一方面，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深刻意识到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使其主动支持子女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以具备脱离贫困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组织脱贫攻坚文艺节目等活动，提升贫困户文化认知水平，增强其文化自信，调动农户脱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克服其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和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形成其奋发向上的积极心态。
2 扶贫困境产生的原因
2.1 村民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和参与能力孱弱
第二，扶智。切实加强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逐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鼓励优秀人才参与贫困地区发展。针对S村小学的情况，可利用当地山区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开设自然课程。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在书中鼓励把土地、果园、菜园当成思考的实验室，称其能使学生心中产生对农业劳动的热爱。在他看来，农村学校无疑背负着特殊的使命。S村的学生被迫选择到其他地方上学、升学，这种客观动向不是主观容易扭转的。但教师仍需保持文化传承人的角色，将在规模小的劣势下建立起的深厚师生情转换成优势。教育者应增强对农村教育的情感和职业认同；其次，班级生额小的窘境可以考虑在课程上突破传统架构，开设多样化的地方校本课程，建立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跳出“硬环境”先天不足的怪圈而寻求教学方式的改革，进城或转校念书的孩子也会选择回流。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诸多问题，都严重打击了村民务农和发展产业以及努力脱贫的积极性。村民对政策的理解偏差和对外界信息接收的滞后令他们对市场动态缺乏敏感性。
2.2 政策执行不力
教育的贫困带来的是对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缺乏足够的敏感度，而信息不对称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从上而下”体制下政策执行的走位相生共存。李金龙、杨洁认为村庄记忆弱化导致乡村场域下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屡屡失范，迅速的社会变迁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价值系统，而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力的流失，留在村里的基本是老人、小孩，在贫困识别和政策宣传上都无法真正落实到位(李金龙、杨洁，2017)。学者王春光认为自上而下的政策传达，无形间造成了相当复杂的政策执行空间，上下级在行政方面存在博弈。中央政策不可能对所有的情形都做出规定，地方政府在信息知情权上的优势可能会令政策扭曲和变味，让主要问题退居其次，而次要问题则“反客为主”。
3 扶贫解决试议
本文力图利用有限的调研资料，结合文献为陕南乡村扶贫困境探索解决之道。以S村个案为例，希望从泛化的情感层面出发，寻求对当前扶贫工作陷入困境甚至是出现乱象的解决。
文化扶贫是扶贫开发的根本，贫困地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要坚持物质与文化扶贫并重。而文化扶贫的重要途径即加强教育帮扶。针对S村整体参政能力弱、贫困户文化素质低下、劳动技能缺乏等问题，可做到以下两点。
3.1 加强文化扶贫
智严出生于西凉州，少年出家，为求法，翻越葱岭，到达佛法繁盛的罽宾国，即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并遇到著名高僧佛陀跋陀罗，在智严执着诚恳的邀请下，佛陀跋陀罗和他一起，经过3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泛海回国。
1.科研成果转化过程解析。通过对油田博士后已经完成和正在开展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分析来看，从选题到启动研究到成果形成再到转化应用，最后见到效果，整个过程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化行为，其转化过程大致分解为研究、形成和应用三个阶段，应用阶段包括推广传播、组织实施和效果产出三个环节。如图1所示。
我们从上述分析可知，村民虽然在帮扶过程中处于弱势群体，但他们却并未表现出对官方政策的“硬性对抗”。从S村案例来看，这种现象是存在着的。但是村民特别是贫困户在表达抱怨和不满后，仍然倾向于相信所谓的“政策”。基层执行者对政策的任意解读，底层百姓对其寄予的厚望与陌生，以及群体性失声，都并非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应有呈现。在失声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消极而又可悲的容忍式对抗。
早在人类祖先造出小船在海上航行之前，甚至早在地球古大陆分离之前，死树就已经漂洋过海，开始了它们从森林到海洋的新旅程。而如今，当一棵树倒下进入河流或溪流中，却很少有人会去关注或了解它们。
3.2 强化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执行力
加强政务公开，通过创造机会、促进赋权等方式，建立贫困户有效参与的发展机制。通过充分给予贫困户项目计划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权利，让他们根据自身需求和意愿参与到扶贫工作的各个环节，促进他们解放思想、创新创业，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优势，解决自身贫困难题，提高扶贫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3 加强情感脉络中的扶贫宣传
扶贫困境除了自身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外，理应唤醒和争取外界对贫困山村的广泛关注。在泛化的描写下，“千村一面”的单调印象让旁观者陷于无力感和陌生感交织的矛盾，很难立足于实地调研，接触到与“文本化的底层”完全不同的真实图景。虽然S村个案不足以作为中国农村扶贫的代表，但我们特别是当代青年和有识有志之士应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担当。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走出书斋与校园，面向田野，从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多学科的视野中，借助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乡土文学等多种形式对扶贫进行更多跟踪式的报道，切实为贫困群体发声，让民间参与和政府宣传齐头并进，从个案走向一般化，更好地为西部农村振兴和发展助力。
4 结语
本文选取S村作为个案进行调研，并利用有限的调研文本进行情感主线的分析。综上所述，以S村为个案的陕南乡村扶贫现象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同时也应肯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环境下，村民陷入了失语的困境，而驻村干部也容易被作为上级的“替罪羊”而身陷窘境。作者从未否认村民对土地的眷恋有时仅仅外化为对生存的斗争，但在物质层面之外，更希望找到以情感纽带为突破口，还原现场，以期和身处底层、基层的贫困户处于同一片天空下思考问题。因此，本文并未着力于政策层面的解读，更多的是希望以情感视角尝试让外界增强对这片土地和农民的更多关注。
本文尽力避免将S村树为典型，更不敢妄想以此为基点对全国农村精准扶贫的工作提出全局性建议，但仍旧诚挚地希望能抛砖引玉，以此唤醒外界对农村尤其偏远乡村发展现状的更多了解和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9-92.
[2] 陕西山阳一村支书被举报花费千万建豪华别墅[EB/OL].http://www.sohu.com/a/285430147_120078003,2016-11-13.
[3] 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阳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4] 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杭州:杭州人民出版社,1999.
[5] 苏·阿·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6]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16.
[7] 刘娟.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获得感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8.
[8] 楚向红.近几年来农村腐败呈现的新态势及其治理对策[J].中州学刊,2019,(2):13-19.
[9] 李超,张超.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其深层原因探析—基于山区贫困村的扶贫调研[J].社会科学家,2018,(9):32-40.
[10]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失范及其矫正—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J].青海社会科学,2017,(4):120-127.
[11]刘亚楠.基于扶贫客体的精准脱贫及其影响因素[J].北方园艺，2019,(16).
基金项目： 2019年陕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陕南深度贫困县精准扶贫情况调研——以山阳县高坝店镇为例”。
指导老师： 赵艳。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