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人民就赢得了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现实意义论文,经验论文,赢得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是20世纪中国，也是20世纪世界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个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人民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通过与人民的结合，赢得了人民，从而赢得了胜利。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它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华民族受欺凌、受压迫、受剥削的时代结束了，国家实现了独立，人民获得了解放，中国历史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它震撼了世界，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站立起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世界政治形势。这个胜利的伟大和辉煌，还在于它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所一直奋斗和企盼的理想。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曾进行了许多的奋斗，无数仁人志士曾为此流血献身，但都没有获得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圆了中华民族百年的梦。
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的革命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和非常复杂的，困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革命的敌人十分强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沆瀣一气，帝国主义作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后台和靠山，为之出钱出枪，撑腰打气，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虎作伥，甘当帝国主义的工具，它们密切勾结，形成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和对中国盘根错节的严密统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对手，外部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国内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日本帝国主义在疯狂侵略中国的同时，尤其疯狂地反共，特别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其主要兵力“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力图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扼杀中国革命。美帝国主义是通过扶植、操纵国民党蒋介石来统治中国、打击中国共产党的。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长时期内掌握着全国政权、掌握全国的经济，拥有几乎全部的近代工业，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人数曾达800 余万人而且大量是美式装备的军队），并且为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承认，因此，具有强大的力量。敌人具有强大的力量，推翻它显然不是一件易事。二是敌人对革命实行疯狂的屠杀政策。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中国和国际的反动派就极端仇恨，千方百计企图扼杀之。北洋军阀视共产党为“过激党”，是“洪水猛兽”，极力镇压，国民党蒋介石更是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必欲除之方心甘，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将革命置于血泊之中后，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并大肆镇压，对革命根据地不断进行“围剿”；在其统治区，实行白色恐怖、特务统治。凡加入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接近者、同情者，必遭残酷的打击。这种残酷屠杀的高压政策，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的短暂时间外，至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止，一直存在，而且愈来愈烈。三是革命的环境十分险恶。中国共产党是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进行革命的。从一开始，是以弱小的力量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这种力量十分悬殊的较量，使党处在长时期不利和十分危险的境地。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党在根据地之外根本不能公开进行活动，而国民党不断的军事“围剿”，根据地也经常处在动荡之中。斗争十分激烈、残酷、频仍；而且环境十分险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缺乏武器、医药、粮食、经费，甚至没有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并且随时有被捕、监禁和牺牲生命的危险。党也基本没有外援，只能自力更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艰苦奋斗，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甚至是常人难以想象、更无法克服的困难，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敌强我弱、条件险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呢？为什么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而辉煌的胜利呢？为什么能从诞生时的几十个党员而发展到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呢？考察历史，其根本原因在于党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党与人民的结合。
这实际上包含有两个层面的“结合”：一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是什么革命、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等关系中国革命战略全局的基本问题，即解决党如何指导革命的理论问题。二是党通过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经受人民的检验，让人民选择，并从中获得人民的认可、支持，从而使党的理想和人民的愿望融汇为一体，使党为人民所拥戴，使人民追随党前进，即解决了如何使党凝聚革命力量的问题。没有前一个“结合”，就不可能把握正确的革命航向；没有后一个“结合”，就没有使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动力。前一个“结合”是由后一个“结合”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足见后一个“结合”的极其重要和巨大作用。
结合人民，赢得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政治优势，使中国共产党有了无比强大、任何力量都不可战胜而它可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虽然在中国革命的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处在偏辟的山区，没有近代工业，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坦克、大炮，没有大城市，没有生活必需品，也基本没有外援，环境极不稳定，条件极其艰苦，与国民党比，在物质、环境、装备等方面，差距悬殊，但是，人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历史的演变正如毛泽东在1934年指出的那样：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这一政治优势，抵消了它所有的不足，从而不但生存下来获得发展，而且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的力量对比。党就是依靠人民、拥有人民，通过人民革命，人民战争，运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
二
国民党既掌握全国政权，在许多方面有优势，但全国人民在其统治的长时期里，并没有拥戴它，而是不断对它离心离德，最终抛弃了它。而中国共产党虽然处在国内外敌人的打压下，处在非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但却能赢得人民的拥戴、支持和不断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人民呢？
第一，政治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大举侵华后，东北全境和华北、华中、华南许多地方沦为殖民地），帝国主义恃强逞威，割占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的主权，操纵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中国大地横冲直闯，大肆欺凌和剥削中国人民；中国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一方面继续其专制统治，并将帝国主义侵略的“赔款”和其腐朽统治的巨额耗费转嫁到人民身上，昏庸误国。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受苦受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封建主义是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力。两者勾结在一起，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贫穷且每况愈下。因此，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主题。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声，它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鉴别和取舍各个政党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党的“二大”明确以此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并从此锲而不舍、奋斗不懈。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主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进一步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孙中山正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将其“三民主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因此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而蒋介石在背叛革命的同时，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放弃了孙中山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奉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孙中山一再提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没有实行。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奉行“不抵抗主义”，坐失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步步退让，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抗战时期又长期消极抗战，竟至1944年出现豫湘桂大溃退。抗战胜利后，又投靠美国，牺牲民族利益。在国内政治方面，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质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专制），厉行特务统治，实行保甲连坐制度，拒绝民主，拒绝任何民主改革。而中国共产党则始终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九一八”事变后，在9月20、22、30日连续发表抗日宣言， 作出抗日决议，相继在东北组织抗日联军，此后不断宣传抗日救亡。抗战时期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创造了令中外瞩目的辉煌战绩。对美国，中国共产党也曾努力与之联络，希望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并期望在战后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但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356、347页。）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对其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的暴行，党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始终以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为前提，始终坚持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反封建方面，中国共产党坚决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最坚决和最一以贯之。党的鲜明政治主张和英勇奋斗的实际行动，吸引、感召了人民，将人民聚集在了自己的周围，使党成为了人民的代表。
第二，积极而确实地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要赢得人民，就“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给人民以东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在民主革命时期，最主要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和资产阶级问题。农民，不但占了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深受剥削和压迫。农民问题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而其要害是土地问题。孙中山针对这种情况，曾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政纲。但是，国民党没有实行，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敢、不愿也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使农民继续深陷苦难之中，并且这种苦难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加强而日益加深。而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了农民的悲惨状况，认识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解放他们，争取他们参加革命，党坚定地把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革命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和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胜利后，党适时制定了“五四指示”，解决农民要求土地的问题，在全国解放战争爆发后，又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解决了中国社会十分尖锐的农民土地问题，解放了农民，并通过农村革命，彻底打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基础。同时团结了农民，赢得了农民，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之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十分复杂的。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政治影响却不能低估，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有其进步作用的。根据中国资产阶级的状况，党正确地将它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工具和帮凶，因此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夹缝中生存，深受它们的压迫，但又与它们有许多的联系，因此表现出两面性。对此，党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对其软弱妥协、有损害革命的一面进行斗争，对其赞同革命、拥护革命的一面进行联合，视其为中国革命的同盟军之一。在政治上，对其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对其在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压制极表同情和声援；对其困难则大力支援；对其利益则大力维护。既照顾其利益，提出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又督促其不断进步。由此而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赢得了他们的认可、信任，很好地发挥了其作为革命动力之一的作用。
第三，党过硬的作风。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共产党人天下为公，志向远大，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国家，立场坚定，襟怀坦白，朝气蓬勃，充满奋斗精神；革命根据地政府清廉勤政，党政军民关系和谐融洽，人民精神焕发，社会秩序井然，呈现勃勃生机。中国共产党、政府、军队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理想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在人民群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孙中山就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有“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是“新的力量源泉”。（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页。）其后，民主党派人士、 各界爱国人士（包括一些早年曾反对过共产党的人士）、外国来华人员（甚至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美军观察团成员）等等，几乎所有到过革命根据地、有机会与中共接触的正直人士都感觉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截然不同，根据地政权是“真正进步、真正民主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大相径庭的作风，加深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加深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向往。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党的行动、作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因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党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的结合，使党融化在人民群众之中。而这种结合，就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壮大的社会条件，获得了战胜强大敌人的力量源泉。
正因如此，虽然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竭力要扼杀中国共产党、扼杀中国革命，国民党企图以疯狂的大屠杀来打击共产党、消灭共产党，并以此吓退人民群众，同时，遵义会议前，中共党内曾相继出现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给党造成重大的损失，尤其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错误，两次将党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但是，由于党深得人心，人民群众没有被国民党的“围剿”、屠杀所吓倒，而是在党的召唤下，不断走进革命队伍中来，使党的队伍能够前赴后继，不断有有生力量补充、加入进来。党虽然历经曲折，革命曾几次落入低潮，但并没有一蹶不振，更没有因此而跨掉，而是屡仆屡兴，迭遭挫折而能够重整旗鼓，并在挫折中走向成熟。
三
赢得人民，最终赢得胜利，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虽然革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但这个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中我们可以获得重要的启迪。
其一，必须坚定地、始终不渝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人民乃国家之本，是一切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是古今中外的历史曾反复证明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结论。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变得强大、取得胜利，曾掌握政权、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之所以日趋衰败、走向灭亡，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的取舍不同。国共两党根本不同的出发点、根本不同的政策方针及其实践，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明显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深得人心，获得人民的拥护；国民党背弃人民的意愿，结果丧尽民心，被人民所抛弃。革命的实践反复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论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正是基于对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认识，基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宗旨，党的“七大”明确把群众路线规定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毛泽东明确把“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一再把党和人民的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概括为血肉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赢得人民，就赢得了发展的条件，就赢得了力量源泉，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能够创造辉煌。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在一定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与人民群众的相结合，就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超越群众的要求，不行；落后于群众的要求，也不行；而背离群众的要求和意愿，更不行。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将人民团结起来，将人民的力量凝结起来，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胜利前进。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如果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会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失败。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和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教导：“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其二，只有赢得人民，才能实现对人民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这个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然就有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是通过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尤其是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戴而实现的。对此，邓小平做过明确的论述：“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18页。）这是一个真理， 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该坚决遵循的。只有赢得人民，才能将党的发展战略目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实践有机地结合，才能使人民群众服从党的领导，将党的方针、政策和要求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创造辉煌、创造奇迹，推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早日实现。
其三，要赢得人民，就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为行动的最高原则和出发点。否则，只能是对人民的欺骗，也只能被人民所抛弃。古今中外的反动派在实施其反动的企图和阴谋时，无一不是打着为了人民的幌子。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时，污蔑孙中山等是捣乱，“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4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4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任捣乱！”他在称帝之时也佯称是采纳和遵从人民的意见。北洋军阀争权夺利，但其旗号总是或为国家统一，或为替民伐罪。国民党蒋介石也曾制定过“实行耕者有其田”、“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农民权益”、“扶助民营企业”等政策，还曾说群众是国民党的，提出要争取农工群众、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是虚托空言，欺世盗名，用以掩盖其祸国害民、坚持封建独裁专制的本质。反动派企图欺骗人民，而最终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坚持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立场，以人民的愿望、需求为出发点，并为之勤勤恳恳，奋斗不懈。历史说明，空言代表人民、空言人民利益，是不会为人民所接受和认可的，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真实的思想、真实的行动。代表人民的真实意义不在于说，不在于口头上，而在言行一致，特别在于行动。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