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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008(2003)02-0009-04
人类文化的传播，不论是从历时性角度看，还是从共时性角度看，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文化的传播，既说明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即价值的互补性)，又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即内涵的兼容性)。前者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后者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文化传播看似随机自然，但绝非人之愿望所能左右，在其内部包含着一定深刻的规律性。
第一、文化的传播取决于价值特性
所谓文化的价值，是指文化对于特定的社会主体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文化的价值是文化存在的根据，是文化生命力的标志，也是文化传播的前提条件。任何文化，只要能够在一定时空层面上存在和发展，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和价值。文化的价值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它不仅取决于文化的内涵，而且取决于文化所面对的空间维度和地域场景。
文化的价值取决于文化自身的内涵，既包括文化的要素与结构，又包括文化的类别与风格，还包括文化的质量与品位等。文化的内涵不同，其满足主体需要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因而表现出的文化价值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文化的底蕴越深，品位越高，反映社会生活越集中，把握时代脉搏越准确，其价值性就越大，传播的概率就越高。
文化的价值还涉及到空间维度问题。文化的传播不仅是一个输出过程，更是一个选择和接纳的过程，而选择和接纳的前提就是对特定文化价值的认可。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同样的道理，文化的传播程度，也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以及满足特定国家的需要程度。有的文化价值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此地表现出一定的价值，在彼地却不一定能表现出相应的价值，这种文化适应面狭窄，就难以广泛传播；有的文化则具有较大的兼容性，具有广阔的地域价值和普遍的适应性，这种文化就容易广泛传播和被接受。
第二、文化的传播走势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区辐射与渗透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不同的地区和国度，由于文明起源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力状况的不同，生存方式的不同，因而在文化的发展层次上、态势上会出现明显的差异性(这里所强调的差异性是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文化的民族风格等与文化先进性无关的差异性不属此列)，有明显的强弱之分。这种差异既有性质的差别，又有发展水平的差别，前者是属于质的差别，后者是属于量的差别。
文化质的差异是指不同社会阶段文化之间的差距，是与社会制度及文化发展阶段相关的一种时代差距。只要承认文化是发展的进化的，那么就应当承认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就应当承认这种文化发展的纵向差异性。恩格斯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文化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我们不否认有些文化具有跨时代性，也不否认文化的继承性，但是，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每一种社会制度都会相应地产生特定的主流文化。如农业社会的文明与文化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文明与文化，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文化等。
文化量的差异是指同质条件下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别，是指同类社会条件下，不同国度、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如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各国的文化发展程度和层次是不同的，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化层次也是不一样的。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历史发展遵循着共同的规律，有着大体一致的发展路径，但是各个国家社会发展也出现一定的不平衡性，导致不同制度的国家并存于世。因此，各种文化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差异性。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既表现出同一制度下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也表现出不同制度下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二者共同造成文化的强势与弱势的差别。从一个特定的历史断面来看，有的国家的文化与社会文明发达，处于高位和强势状态，有的国家的文化与社会文明层次则不发达，处于低位和弱势状态，这必然形成一定的文化落差。笔者以为，文化的传播是遵循力学规律的，处于高位的文化总是向处于低位文化传播，很难出现逆向的文化传播。文化与社会文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云蒸霞蔚，气象万千，表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形成文化发展的巨大张力和强劲势头，不断向外扩张和辐射；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文化不发达，甚至处于文化贫脊状态，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和民众生存的需求，因而形成文化引进的强烈愿望，为外来文化的传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加之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本土文化失去信心，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生崇拜心理和浓厚兴致，大力引进和接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进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当时西方已经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文化发展方兴未艾，如日中天，表现出强劲的扩张态势，而此时的中国却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制度腐朽不堪，古老的文化走向衰落与腐朽，失去了往日的荣光，难以满足民众生活对文化的需求，难以承担支撑中国社会的重任，所以就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西化运动，掀起了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狂飚。
第三、强国文化往往被更多地关注和传播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贫富、强弱的基本体现。在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何种角色，往往取决于特定国家的综合国力。综合国力不同的国家，不仅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在传播各自的文化过程中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文化与综合国力紧密联系，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综合国力又是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强大后盾。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强弱与该国的文化发达与否不是绝对的正比例关 系(因为文化的发展除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外，还有自己内在规律性，还有相对的独立性)，综合国力强大国家的文化，不一定比综合国力相对弱小国家的文化绝对发达。但是，综合国力的强弱，与文化传播力度则是成正比例关系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它们的文化因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咄咄逼人的气势，活跃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自然成为世人关注的亮点和重心。其它国家的民众在关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同时，必然会关注其文化。而且，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在利用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对世界施加影响的同时，往往还把文化传播作为重要手段，把其文化及价值观推向世界，有的国家甚至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而综合国力弱小的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占居主导地位，当然在文化方面也不会占主导地位，无力与综合国力强大国家在文化方面相抗衡，即使它们的文化是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也很难被世人所理解、所接受。这种因综合国力因素而导致的文化境遇的不同，在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如近现代以来英美诸国的文化能风行世界，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这与它们强大的综合国力是分不开的；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时候，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语言、文化也正在越来越被世人所重视，具有东古老神韵的华夏文化，重新放出璀灿的光芒。以上情况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状况对于确定它们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有重大的作用。
第四、“器”文化层往往比“道”文化层更容易传播和被接受
文化有不同的层次。概而述之，文化可分为“道”文化与“器”文化。《周易·系辞上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文化是抽象的高层次文化，是形而上，包括理论、信仰和价值观，还包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器”文化是具体的文化，是形而下，包括器物文化、技术文化，它是文化的物化形式。
“道”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在于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它涉及到人生原则、人生信仰、人生价值、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它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持久性，不同地域、民族的“道”文化经常表现出一定的排他性，会发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器”文化因其距人生观、价值观较远，没有明显的民族差异性，很少有文化的情感特征和价值冲突，是一种普遍适用的价值成果，或者说是一种中性的工具价值。
正是由于以上“道”文化与“器”文化的各自特点，因而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道”文化因其积淀性、凝固性而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不容易被改变，也不容易被接受；“器”文化仅仅具有形式化的表现和工具意义，在不同的国度中都会沟通的，较少地受到制约，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就更大。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到欧洲，并对欧洲文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同时期中国的形而上的“道”文化则没有相应地传去，即使有一定的传播，但因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冲突，没能在欧洲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的电脑技术在短短几十年就传播全世界，被各个国家所接受，但其文化观念、思维原则和价值观念等并没有随之而被普遍地接受。
第五、信仰文化有着巨大的传播力
人是需要信仰的动物，信仰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人生的动力源泉。信仰的满足，能使人的心态平和，使人的灵魂得到安顿，否则，人就会迷惘，就会失落，就会焦虑，就会失去人生之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当人处在“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3]。
既然在人的生活中有信仰的需要，那么就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信仰文化的存在。不能出现信仰文化的真空，否则，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信仰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对特定对象的确信和敬仰，其中既包含理性成分，又包含情感成分，是二者的统一。当然，不同类别的信仰文化，其理性和敬仰的成分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宗教信仰往往是情感的成分和敬仰的成分大于理性和认识的成分，而科学的信仰则是更依赖于理性。
从文化的内在结构来说，如果一种文化中缺少信仰成分，必然会从其它文化中进行补充。在历史上，宗教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文化圈内都受到普遍的重视(尽管宗教不是人的信仰的惟一形式和载体)，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宗教文化往往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其他文化具有更强的传播能力。如佛教能从印度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到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天主教能走向欧美各地，伊斯兰教能遍传阿拉伯世界乃至更广泛的地域。就世界范围来看，以宗教信仰作为划分不同文化区域的重要根据，也说明信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再如自从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之后，就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力，“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4]。共产主义思想以理论的科学性与目标的崇高性，产生了巨大的信仰力量，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成为无数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和人生追求。全世界无产者不分国度，不分种族，能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而且一度形成席卷全球的革命风暴，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也说明信仰文化传播的巨大力量。
第六、文化的传播程度与文化本身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
文化是有风格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风格特点。有的文化外向开放，活跃张扬，灵活变通，充满激情，表现出一定的向外张力，一有条件就向外传播；而有的文化则表现为内敛平和，死板保守，缺乏活力，表现出一定的内倾性格，缺乏向外的进取精神，很少有向外传播的主动性。
导致文化风格差异性的原因是复杂的，有自然的因素如地理环境等，也有社会的因素如生产方式等。如农耕经济的基本模式不仅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而且形成了保守、求稳定的性格特征，进而形成了平和、内向和封闭的文化特征，缺乏向外的扩张性；在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生活更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和交融性，因而其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外向性，他们的文化往往有更大的扩张性。
在世界经济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文化的传播与整合将会日益频繁，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不同特征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形却有很大的差异性。外向型文化往往有更大的灵活性，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有更大的可能性与其它文化相交流，有更为广泛的传播条件；而内向型文化因其缺少活跃的性格，缺少与其它文化接触和交流的主动性和必要的勇气，所以很难走出国门在更大范围内被接受。
第七、文化载体对文化的传播有重大的影响
文化是人的一种创造物。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化的载体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和媒介。文化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大体来说有物化的载体和人化的载体。典籍、器物等是文化的物化载体形式；思想、语言、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等，是文化的人化载体形式。
从文化的传播角度来看，文化传播物的载体形式是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的，从结绳记事到鸿雁传书再到信息高速公路，从实在具体的文化传播载体到抽象虚拟的载体，都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在现代社会中，文化传播规模呈加速度态势，文化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高，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文化传播载体和手段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广播、电视和网络等现代传媒。当然，文化传播中的人化的载体也处于发展状态，与古代的人相比，现代人的文化承载内涵要丰富得多，交往领域和活动范围也扩展得多，这也大大地促进文化的传播。
物化的文化传播载体对于文化的传播固然有很大的作用，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通常是通过对文化进行浓缩、抽象和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传播的只是一定文化的静面，甚至是残缺的和片面的，很难达到传神，很难全面表现出一定文化的活的生命力。而最为有效，最为直接的文化传播应当说是人化载体，因为人是文化的活化身，在人身上充分体现着一定的文化精神。在跨地域的交流过程中，语言、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是最能直接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特征。频繁的人际交往不仅能够传播和交流文化，而且还能创造文化，在跨地域、跨文化的人际交往中，不同文明、文化会发生碰撞，会出现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也会出现不同文化的融合，并且能实现文化的整合与超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文化传播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文化传播的实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只有用系统的思维方法，才能揭开文化传播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