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方法研究的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人们对档案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的不断认识，档案学方法研究也成了近年来档案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开展档案学方法问题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提高档案学研究的效率，促进档案学的发展。然而，至今为止的档案学方法研究，可以说仍处于较低水平的阶段，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人们在研究档案学方法的时候，自己所用的方法往往并不得法。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方法研究的“资格”问题。
从学术自由，选题自主的角度来说，档案学方法研究似乎不应该有什么“资格”的限制，在档案学研究的广阔领域里，什么人选什么题来研究，从哪个领域入手进行研究，都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从是否能取得成效的角度来考虑，人们就不能不关注方法研究的程序问题，而这个问题说到底是研究者究竟是具备什么样的研究经历才好从事方法研究？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研究者究竟要有什么样的研究经历从事方法研究才能取得成效？这的确值得人们去思考。从这个角度提出方法研究的“资格”问题，不是要限制人们去研究方法，而是为了引导人们去更有效地研究方法。
我认为，人们研究档案学似乎应该从问题进入到方法，而不应该反过来从方法进入到问题。因为方法的灵魂就在于运用，缺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反复运用方法的体验而凭空去研究方法，无疑是纸上谈兵。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近些年来档案学方法研究的情况便可发现，方法研究的热衷参与者很少有档案学界的名家，相反，倒是大多为档案学界不怎么熟悉的新人，甚至有不少是没写过几篇文章的尚未入门者。这种方法研究，实难免却班门弄斧之嫌，不值得提倡。方法研究虽说是为人们提供“捷径”的，但其本身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最可行之路只能是先从事档案学具体问题的研究，并在研究中领悟方法运用的真谛，然后才好去研究方法问题。
研究档案学方法，还要以对档案学自身的认识和把握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档案学方法需要积累“资格”。就整个档案学界的情况来看，档案学自身问题的研究是整个档案学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档案学的难解之结也常在于对档案学自身的理解”。（注：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这种情况表明， 人们从整体上对档案学的认识和把握仍存在某种欠缺，因此可以说，全面开展对档案学方法研究的“本体”条件并没有完全成熟，档案学方法研究只是处于初步阶段。就档案学研究者个体的情况来分析，档案学界固然不乏对档案学整体有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的专家学者，但更多的人是专事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并没有能够全面认识和把握档案学。在上述两类研究者当中，档案学方法研究的重任主要应由前者来承担。
二、正确认识方法的作用。
对于做学问来说，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方法的重要性认识不正确，其主要表现就是过分推崇和迷信方法，这是档案学方法研究者普遍存在的通病。
我们从近年来研究档案学方法的文章当中，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要掌握了方法，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但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只有把档案学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放在第一位，深入问题的研究来运用方法，方法才是有用的东西，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否则，方法就是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方法的过分感兴趣和迷信方法，很可能是不愿意为研究档案学的具体问题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一种表现，可以说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在档案学研究中，方法固然重要，但直接面对具体的问题更重要。因此，重视方法，研究方法是必要的，但研究者不宜把方法的重要性推向绝对化。说到底，问题是第一位的，方法是第二位的。我们在研究档案学方法问题的时候，不能把两者的位置倒过来。
另外，人们在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方法论代替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这种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仅存在于档案学界，而且存在于整个社会科学界。因此，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对档案学的指导作用，破除“代替论”的方法迷信，也就成了我们正确认识方法的作用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说得很清楚：“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因此，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推向绝对化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只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实质有了科学的理解并能把它作为档案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来加以灵活运用，而不是用它来代替档案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和特定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对于档案学研究的巨大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三、没有必要凭空建构档案学的方法体系。
几乎所有研究档案学方法的人都试图对档案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并试图建构档案学研究的方法体系。这种努力从探索问题的角度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符合档案学的具体情况，因而这种尝试最终只能走向失败。
档案学方法的研究者，通常是借用科学方法的整个分类体系模式来设计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分类体系，把档案学研究方法划分为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档案学研究方法体系的设计者们对于层次较高的哲学方法和一般方法还比较容易对号入座，至于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那就显得束手无策了。于是不得不想出一两种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来。比如，有人想出什么“利用者调查法”、“档案馆统计法”来作为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用调查法和统计法来充当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无论是于事实还是于逻辑都是不符的。先从事实来看，如果这两种方法真的是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的话，那么，人们在从事档案学研究的时候，将主要地和经常地运用这两种方法。但在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并没有成为档案学研究者常用的主要方法，又怎么能够说是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呢？再从逻辑上说，调查法和统计法如果真的是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同时成为其他学科研究的专门方法，而只能为其他学科所借用。但在事实上，这两种方法经过贴标签或者换标签，就立即可以变成其他学科的“专门方法”。试问，这能说是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吗？
四、怎样看待新方法和旧方法。
在看待新方法和旧方法的问题上，研究者普遍的倾向是新方法比旧方法好，有的甚至认为要用新方法来取代旧方法。这种方法研究在方法上又犯了一个简单化的错误。我认为，方法的好坏不能以新旧作为衡量标准。因为在事实上旧方法和旧观念并不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档案学研究工作效率的高低及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与研究者所用方法的新旧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在积极尝试新方法和研究新方法的同时，千万不要随意丢弃那些仍行之有效的旧方法，更不能一心想着要用一种新方法来代替在它之前出现的行之有效的旧方法，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使档案学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去共同拓展和深化人们对档案学具体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事实上，档案学方法研究的任务不是替档案学具体问题的研究者对新旧方法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针对新旧方法的不同特点作些实实在在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新方法，应着重探索如何尝试与磨合的问题，以便尽可能减少新方法在运用过程中的不适应现象，尽快地发挥其作用；对于旧方法，应着重探讨如何克服其历史的局限性，发扬其长处，让旧方法在新的条件下能够有所发展，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档案学研究必须尝试新方法。但这种尝试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它有可能使你犯错误，甚至有可能使你失败。因此，尝试新方法需要磨合，评价新方法需要看效果。而这种磨合与效果评价，正是我们正确看待新方法的关键所在。
一般而言，档案学研究中的新方法多是移植和引进的。所谓“新”，只要在档案学研究领域未用过或极少用过，就算得上“新”了。从档案学方法研究的角度来说，关键是弄清楚究竟哪些新方法可以移植和运用到档案学研究中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少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移植和运用的新方法是否适应档案学本体的“土壤”？（2）移植和运用的新方法是否为档案学发展所需要？（3 ）移植和运用的新方法是否成熟可靠？（4 ）移植和运用的新方法是否与档案学具有相关性并在理论层次上可以找到衔接点？（5 ）移植和运用的新方法是否能够协调好与档案学已有方法之间的关系？
五、方法研究的重点究竟在哪里。
什么是档案学方法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确定：第一，方法是工具，而不是法宝，既然方法是工具，那关键就在于运用；第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各学科不断渗透的今天，档案学研究要注重引进新的方法。因此，新方法的运用应该是档案学方法研究的重点。
档案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它不同于任何其它活动的方法，而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是任何一个人，甚至不是任何一个从事档案学研究的人都能运用自如的。再说，方法运用不灵活，往往会变为束缚手脚的枷锁。因此，档案学方法研究不应把新方法当作一种摆设，而应探索如何通过运用新方法来提高档案学研究工作的效率。是否能够提高档案学研究工作的效率，这是检验新方法运用是否成功的标志。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3个方面：
（1）新方法的运用是否能够解决已有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能解决已有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说明新方法的运用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功；不能解决已有方法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说明新方法的运用尚未在实际中获得成功。比如说，把计量分析方法科学地运用于档案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尤其是具有数学意义上的可分性领域，从而解决了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定性分析方法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那就表明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档案学研究的这些特定领域是成功和有效的；相反，如果在档案学研究中对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不当或随意滥用，它将会起反作用，在这方法的典型例子就是有人试图用计量方法来计算凝结在档案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并企图确定档案的具体价值量，其结果只能是徒劳的。
（2 ）新方法的运用是否较之已有方法在解决同类问题时显得更轻巧和简便。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新方法，不应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应使复杂的问题简便化，因此，新方法运用于研究同类问题上如果较之已有方法显得复杂和困难，那就说明新方法的运用还没有成功。比如，有些文章在论述档案学的一般问题的时候，先套用了一些新名词、术语，然后再对这些新名词、术语作一番解释，最后才回到原点上来论述本可以直接论述的问题。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
（3 ）新方法运用于分析同一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较之已有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更准确。如果新方法的运用能够获得更准确的结论，那就算运用过程繁琐和复杂一些，也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就象以上提到的计量分析方法，把它运用于档案利用效益问题的研究上，虽然计算过程显得较为复杂和困难，但它却能得出比定性研究所得出的“效益较高”或“效益一般”之类的结论要精确得多的结论。因此，这种新方法的运用对促进档案利用效益评价的科学化，对完善档案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对于许多方法尤其是新方法来说，我们很难笼统地判定哪种方好或者不好，而关键的问题是要看运用的具体过程和效果。因此，我建议把档案学方法研究的重点放在新方法的运用及其效果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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