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差距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对策论文,差距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后期，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使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而且也改变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中，这种改变更为明显。所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试图用以概括在现代发达国家中已经初现端倪的新的社会经济特征，展望和预测21世纪，并且也在研究如何修正并向前发展传统经济学理论，对这些新的社会经济现象给以更确切的解释。
为了充分了解世界潮流和发展方向，很有必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现状，找出差距，并在此基础上吸取知识经济给予我们的方向性启示，在制定21世纪发展战略时，采取正确的对策。
一、知识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
一个经常被引用来说明什么是知识经济的典型例子是微软公司。其巨大的财富主要来自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的形式主要依靠科技、营销策略及管理等各个环节上的创新。
与微软类似的一大批高技术企业，是知识经济重要的社会基础。它们的共同特征是：
1.劳动生产率高。年人均销售额可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金。
2.生产的附加值和利润率高。一片光盘的材料及制造成本不到2 元，但所含软件的价值可达数千元。
3.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高。一般占企业销售额的10%到15%，仅英特尔公司一年的研究开发经费就远远超过我全国五年的科技攻关经费。
4.有旺盛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研究机构及大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源源不断的发明和创新，造就着一代又一代新产品和新市场，并且通过全球竞争机制驱使整个世界向前飞跑。
5.从研究转化为商品的效率高，周期短。转基因药物和农产品是明显例子，计算机硬软件的更新周期有时只有几个月。
6.“胜者为王”。技术制高点的拥有者可以主宰全球市场：例如英特尔、微软在计算机领域所形成的压倒优势；他们在全世界各地设厂、设研究机构，从而得以吸收、调用当地最有优势的资源，包括知识的载体——人才；在全球市场上居于主宰地位，纵横驰骋。
微软不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孕育和产生大批高技术企业的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社会基础和支撑结构均已进入高级发展阶段的社会。其主要特征是：
1.法制比较完善。整个社会的运行高度有序，凡事有一定之规。一般说来，人民普遍有较强的法纪观念。
2.企业得以在比较公平、有序、成熟的商品经济环境中竞争生存。因此，科技、营销和管理创新才能为企业带来更高、更可靠的利益。
3.人民的平均文化教育程度高。受过高等或同等教育者在人口的比例高，例如美国达同年龄段的50%以上。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创新能力的土壤。
4.信息化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广泛而深入的应用。信息的频繁沟通不仅提高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大量应用能产生新的需求，而“需求”的创新能够推动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信息领域各种新技术，大都在发达国家中首先出现，原因之一是那里的新技术应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从应用中提出新的需求，是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的最大动力。所以，发达世界中的知识创新，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过程：既有新技术向工业的渗透，又有工业部门以需求推动新技术的发展，从而形成高效率创新的社会环境。
5.有利于知识创新快速向经济实力转化的社会支撑结构和基础设施已经得到充分发育。例如：丰富而多来源的风险资金，多元化的资金回收渠道（风险资金回收主要渠道不是红利，而是股票上市）；有利于推动企业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政策和竞争环境；科技机构与外界的多种结合机制，企业是科技研究开发活动的主体；有利于吸引高智力人才的社会、经济环境；高度发达的工业基础为知识经济创造了发生发展的前提；大量不以赢利为目的，但以其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有偿服务的机构；这些，是一个社会孕育其创新能力必不可少的水分和肥料。
在上述基础上，能够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创新活动已经成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知识创新网络”。创新存在于研究开发、设计生产、经营销售、市场策略等等科技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环节上，同时有多种多样的人员和社会组织在从事创新；所以从创新到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不再是很容易被截断的一条线：“科技成果——转让——二次开发——生产——销售——盈利”，而是由多方面频繁交流、沟通，不断反馈、共同合作而编织成的一张网；也不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有了成果，再去找用户，而常常是“瓜熟蒂落”，好比萝卜长大，坑也被另一些人同时挖好。这是形成高效率的知识应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必不可少的前提。总之，知识经济植根于高度发达的社会整体环境和基础之上，并且改变着社会的结构以及生产和经济的运行模式。有人对传统的工业化社会中的技术经济运行规律与现代信息化社会正在出现的新模式作过比较（见表1）。
表1 技术经济活动模式的改变趋势[1]
传统模式
信息时代的新模式
能源密集
信息密集
标准化 用户自定义
产品的结合与配置相对稳定
产品的结合与配置变化频繁
专用的工厂和设备
柔性生产体系
自动化 系统化
单个工厂
网络化工厂
多层次管理体系 平面化横向管理结构
部门化 集成化
产品为主,服务为辅 服务为主,产品为辅
集中化 分布式智力库
技术专门化 技术多能化
最低培训要求
终生培训和再培训
企业间关系:对手、集团 企业间关系发展为长期咨询及
化协议和暂时联合
参与
政府控制、计划,有时是 政府作用:信息、规则、协调和
资产的拥有者
远见
追求高就业 主动而有活力的社会
强化成年男性(16-65)的 机动工作日,非全日就业及退休
全日就业
人员的参加
主要的趋势是，社会运作的所有领域都更加依赖信息技术，社会在高度有序的基础上更多灵活性和自由，生产在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适应用户的多种需要，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由于劳动生产提高人们可把更多时间用于学习，“蓝领”、“白领”的界限进一步模糊。
二、我们的主要差距是社会基础整体上的差距
我国正在各方面取得迅速的进步。但是就知识经济而言，差距很大，并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差距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科技、文化教育等等各个方面，而并不只是简单的科学技术落后。或者可以说，主要是社会基础整体上的差距。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例子，例如：
1.法制很不完善，执法不严，漏洞很多。企业往往不是在公正的环境中凭自己创新的优势进行平等竞争；因此企业感到投资于科技创新的风险太大，动力不足。
2.人民的平均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在无专业技能、低文化素质的档次上供过于求；与此同时，又存在专业人才短缺的现象。文盲占全人口的18.9%，在全世界十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是第四个多文盲的国家（见表2），其中女性文盲是男性的2.8倍。
表2 发展中世界的文盲人口分布，根据UNESCO1995年的数字[2]
文盲占人口(%) 男性(百万) 女性(百万)
北非
49.2
16.628.7
西亚
26.6
16.534.8
加勒比 20.92.4 2.6
中国
18.9
60.1
169.1
印尼/马来西亚/泰国14.2
12.226.6
拉丁美洲13.3
26.633.0
东欧5.80.2 0.7
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
3.10.3 1.3
中亚2.50.4 1.3
发展中欧洲国家
1.90.8 4.2
大学的入学率在1993年只有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而1995年韩国为54.6%。人口总数中有大专以上工程技术（包括数学）学历的比例在十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居第七位（见表3）。
表3 发展中世界的工程技术和数学专业人员比例，UNESCO1995 年[2]
每5000人中的工程技术人员数
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 1735
东欧 1440
中亚 665
发展中欧洲国家
452
加 勒 比 327
西亚 247
中国 238
拉丁美洲 227
印尼/马来西亚/泰国209
北非 101
人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是朝知识经济的方向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有能为知识经济增长作贡献的工作都要求最起码的文化知识。为了应用、发展信息技术，至少需要受过大专以上专业训练的技术人员。
3.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落后于人。虽然多年来在投资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上作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专业技术人员不足，以及管理、体制、观念和习惯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花费昂贵代价进口的高级信息处理技术设备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并取得实效。
4.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即使有了创新也很难得到应用；企业还不能成为新技术开发的主体。这些问题是科技体制、投资体制、教育、企业活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反映的现阶段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而不仅仅是科技落后的问题。作为国家经济主干的国有企业现在还处于深化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还不完全适应市场竞争机制，也还没有能力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科技、营销及管理各环节的创新活动。我们的税收、信贷、融资等政策和体制都还不能促使企业真正依靠科技创新。例如，缺乏使风险投资得以回收的渠道，因此科技投资来源单一化；增值税的计算方法不利于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和企业等；新技术应用的落后也是创新能力差的重要原因。例如我们的市场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了解，在时间上比发达国家滞后一个周期，只是在它们已经成为成熟的商品时才出现需求。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弱点。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发展科学技术，社会需求比一百所大学的推动力量更强大。特别是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缺乏先进需求的刺激，好比无源之水。
5.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主要工业部门的主流产品基本依靠购买外国现成的生产能力，因而国民经济的效率指标低下；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正在下降。科技创新得不到应用部门的支持，成果的实用化是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应用部门需要的是成熟而立刻可以创造产值的技术，因此只好购买外国现成生产能力。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是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必须深入研究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
三、对策：认真落实“科教兴国”
认真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是使我国在一个“知识经济”将占据主宰地位的世界上能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正确道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落实“科教兴国”，不免要提出增加科技和教育投资的问题。但是，落实“科教兴国”，仅仅增加投资却是远远不够的。
如前所述，知识经济不可能从天而降，也不可能植根于贫瘠的土壤，社会是一个整体。我们看清楚世界发展方向，路，还是从脚下走起。正是一些最根本、最基础、不能立竿见影然而是使国家的基础得到巩固，使子孙后代长远受益的事情，往往得不到足够的注意。我认为，落实“科教兴国”，当前最紧迫的，有以下几件大事，可以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时候：
（一）提高人民受教育的比例，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素质。日本明治维新，教育为本，打下了百年基业，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最宝贵的可再生资源是良好素质的人民，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尤其是如此。发展教育事业，没有人会反对，但是深入讨论，则存在不同的认识。当今最强盛的国家美国，从90年代初着手推行“2061”计划，改革教育，实在值得我们反思。
1.教育经费应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中，对基础义务教育投入的比例应大幅度提高。如果真正认为“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就应该把占财政支出一定比例的基础义务教育投入作为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责任，列入国家大法，使教育在财政预算中成为优先必保项目，而不是到了预算的最后，“还剩多少？”，才用来发展教育。
2.大专以上教育，需要大幅度发展。为此，必须改革观念和体制。
（1）接受大专以上教育者，是在为谋生而投入。 政府不一定要提供义务教育。应提倡资金来源多样化，针对人才市场需求设置。政府不包办、不垄断，只是制定法令和规章，保证有序发展。
（2）不应该把“接受更多的教育”等同于“由政府保证就业”。 否则，就会因为害怕政府无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人为地限制了公民接受更多教育的机会，其危害很大。就业要按市场机制，双向选择，优胜劣汰。
（3）在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 必须彻底改变“科举”观念：“科举”，是为国家挑选官吏，必须有统一的、唯一的挑选标准。然而入学考试并不是挑选“吃公粮”的官员，只是为检验受试者是否有能力学习更多的知识。培养目标既然根据市场需求，并不是单一的，因此入学标准也不应该只是由政府制定的单一的、唯一的标准。应提倡入学标准和培养目标的多元化。
（4）在以上改革的基础上， 才能逐步培养起健康的学习和就业观念。受过专业甚至高等教育，除了在就业时可能有更多优势以外，并不意味着只能从事某些“高级”职业。事实上，一个发达的社会中，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
（二）在努力提高科技投入的同时，大幅度地改革科技体制。对于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给予实质性的支持，鼓励应用部门参与该项试点工作，在打破“两张皮”这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上进行试点，尝试构筑以“应用部门深入的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知识创新网络”。
（三）制定国家信息化战略规划，加快信息化的进程；其重点是在社会及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加快发展信息化建设，代价是很高的；但是，不加快发展信息化建设，使全民族更远地落后于世界，甚至在“发展中世界”中的排名也每况愈下，那么，从国家长远利益看来，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更高的。信息化成败的关键是应用。目前我国信息化技术应用中最大的障碍是通信资费过高，即使在大学和研究所也只能限制应用。于是，与外国相比，我们未来的几代人才在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将处于劣势。其在国家安全和未来竞争力方面所造成的无形损失，将随着时光流逝而日益显露出来。如果只是铺设大量光缆，但由于垄断体制未能打破，资费居高不下因而使应用受限，那么，不但向信息化所做的投资收不到实效，更为严重的是拖住了信息化的脚步。如果因此失去了发展的时机，影响了一代信息化人才的成长，则是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再也不能弥补的。在选择发展信息化的技术方案时，应该尽可能采取跨越式的方针，采用适合国情的先进技术，而不必亦步亦趋地追随发达国家。
（四）制定有利于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和企业发展壮大的税收、信贷和融资政策。例如在计算增值税时要计入无形资产——知识，知识产权等；对于多来源的高技术风险投资，要通过立法为其建立有序的生存环境；税收、信贷和融资政策对于非国有的企业应该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