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申报》所刊三则小说征文启事——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小说论文,启事论文,观念论文,刊三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种种原因，古代通俗小说长期被视作“不登大雅”之物，其文学地位与社会地位均十分低下，就连小说作者自己，也鄙称小说编撰为“雕虫小技”，是为了“糊口”不得已为之的工作，每当作品编成，他们常常羞于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而代之以各类隐晦的字号，古代小说编撰，遂成为明清社会的一种灰色职业，这与明清诗文炽盛的结社、征稿、联咏、酬赠、唱和之风，恰好构成鲜明的对比。迄今为止，除了明末杭州小说家陆云龙，曾利用其书坊主的便利，为《型世言二集》登载过征求小说素材的广告（注：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集部·总集”载，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本《皇明十六家小品》附陆云龙征文启事两项，注明“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其拟刻之书及征文内容为：一、刊《行笈二集》，征名公制诰、奏疏、诗、文、词、启、小札；一、刊《广舆续集》，征各省直昭代名宦人物；一、刊《续西湖志》，征游客咏题、嘉隆后杭郡名宦人物；一、刊《明文归》，征名公、逸士、方外、闺秀散逸诗文；一、刊《皇明百家诗文选》，征名公、逸士、方外、闺阁成集者；一、刊《行笈别集》，征名公新剧、骚人时曲；一、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另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陆云龙序后亦有一则征文启事，所征求者有玉堂诰敕、经世奏议、大匠诗文、名公启札、名贤行实、宇内异闻等，并注明“惠我者邮掷武林花市峥霄馆陆君翼家下”。王重民先生谓“此风气不知始于何时，清初李渔、吕留良、张潮皆用此方法征稿”，但关于明清时期小说征文的资料，迄今未见。参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陈庆浩《导言——一部佚去了四百年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发现和研究》，载“中国话本小说大系”《型世言》“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之外，我们尚未找到任何有关明清小说征文（即征求小说作品）的史料。
文献资料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征文，约始于晚清时期的上海。上海乃近代中国的出版印刷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它与晚清小说的萌生、演进及出版传播诸环节，皆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譬如最活跃的小说出版机构（如申报馆、文宜书局、理文轩书局、上海书局、小说林、改良小说社、锦章图书局等）开设、经营在上海；最重要的小说刊物（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月报》等）创办、发展在上海；最主要的小说作家（如李伯元、曾朴、吴趼人、陆士谔等）生活、工作在上海；最著名的小说作品（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文明小史》、《孽海花》、《新三国》等）亦编撰、出版在上海。凡此种种，均为小说征文的公开举办，提供了适宜的文化氛围与充足的物质条件。
一、第一次小说征文(1877)
第一次小说征文发生在光绪丁丑(1877)十月十七日，署名“寓沪远客”者，在《申报》登载广告“《有图求说》出售”，文云：
兹有精细画图十幅，钉成一册，名曰《有图求说》，托《申报》馆代售，每册收回工价钱三十文。但图中之人名、地名以及事实，皆未深悉，尚祈海内才人，照图编成小说一部，约五万字，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缮成清本，由《申报》馆转交。择其文理尤佳者一卷，愿送润笔洋二十元，次卷送洋十元，便即装印成书出卖，余卷仍发还作者，决不有误，惟望赐教为幸。
照图编撰小说，其形式类似于今天中小学生惯常的“看图作文”，不过，在晚清社会它尚属新潮，尤其是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更为罕见，《申报》特地为它配发了题为《书请撰小说后》的评论：
近来稗官小说几乎汗牛充栋，然文人同此心、同此笔而所撰之书各不相同，实足以开拓心胸，为消闲之一助。但所阅诸小说，其卷首或有图，或无图，从未专有图而无说者。兹见本报后寓沪远客所登之请撰小说告白，似即征诗征文之遗意，文人雅士于酒后睡余，大可藉此消遣工夫，行见奇情壮采奔赴腕下而诸同人又得击节欣赏矣。
单看这段评论，似乎舆论对本次征文颇为积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广告登出之后，申城“文人雅士”的反应极其冷淡，至十二月十五日期满时，竟止有一人应征。“寓沪远客”被迫于十二月十六日《申报》登载“《有图求说》宽期”的广告，称“前报《有图求说》一事，本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将所来之卷择其佳者，评定甲乙，即付酬金。兹因限期已至而所收之作，不过安闲先生一卷而已，无从比较，难定优劣”，“无奈宽期，拟于来年正月底为止，望远近诸君，如有所作，可届期速交，无再耽延，如过期交者，则弗收矣”云云。此后，征文的期限一再放宽，直到光绪戊寅(1878)四月二十一日，“寓沪远客”方才公布结果，该日《申报》载有“《有图求说》取列”的启事：
启者，前所请撰之小说，今仅收到安闲先生与蓬山居士两卷而已，俱未见甚佳，皆难刊印，惟依原白强分甲乙，以安闲先生为一，酬洋二十圆，蓬山居士居二，酬洋十圆，准于本月二十二日三点钟，在《申报》馆面交，届期莫误。此后，如有能撰得更佳而合刊印者，亦许酬谢，特此谨白。
本次征文前后历时半年多，却只收到两篇征文，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了事。事实上，“寓沪远客”的失败，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小说文本依然处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时候，举办公开的小说征文，又怎能奢望其成功呢？
二、第二次小说征文(1895)
再来看第二次小说征文，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二，《申报》登载“求蓍时新小说启”，文云：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姓名，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傅兰雅，英国传教士，曾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上海格致书院董事，独力编辑出版《格致汇编》，并开办西学书店“格致书室”，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卓著。就有关记载来看，本次征文的应征情况，颇为令人满意，至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历1896年1月13日），共收到小说一百六十二部，因为“作者过多”，举办者将原定的获奖人数从七名护增到二十名，“皆酬润资”，傅兰雅在该日《申报》登载启事“时新小说出案”（注：傅兰雅的征文启事，当时另曾刊载于1895年6月的《万国公报》，其“时新小说出案”启事，则刊载于1896年3月的《万国公报》，此资料来源为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第四章“新与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公布了这二十位获奖人的名单，虽然其具体身份、所作小说篇目内容，今已难详知，但是，作为晚清新小说的早期得奖作者，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姓名：
茶阳居士五十元，詹万云三十元，李钟生二十元，青莲后人十六元，鸣皋氏十四元，望国新十二元，格致散人八元，胡晋修七元，刘忠□、杨味西各六元，张润源、□甘老人各五元，殷履亨、倜侬非常生各四元，朱正初、醒世人各三元，尘卓生、罗懋兴各二元，瘦梅词人、陈羲珍各一元半。
三、第三次小说征文(1904)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三十日，《申报》报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启事，称：“本馆创办教科书、《绣像小说》、《东方杂志》，以饷我同胞。幸蒙海内不弃，惟同人知识有限，深恐不克负荷，无以副四方之期望。拟广征艺文，以收集思广益之用”，所征之文，包括“国文教科书”、“小说”及“论说”三大类。
有关小说征文的文字，在本则启事中占据的篇幅最多，主要征求以下四类小说：1、教育小说，“述旧时教育之情事，详其弊害，以发明改良方法为主”；2、社会小说，“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及一切禁忌之事，形容其愚惑，以发明格致真理为主，然不可牵涉各宗教”；3、历史小说，“从鸦片战争起至拳匪乱事止，详载外人入境及各国致败之由，割地赔款一并述及，以明白畅快，能开通下等社会为主，然征引事实须有所本，不可杜撰”；4、实业小说，“述现时工商实在之情事，详其不能制胜之故，以筹改良之法”。
每类小说，均“用章回体，或白话，或文言，听人自便。先作数回，并用别纸将全书结构及作书宗旨暨全书约有几回，先行示及”；每篇字数，要求在“二万字以上”；奖金设置情况为：“第一名酬洋一百元，二、三名各五十元，四、五名各三十元，六名至十名各念元，十一名至二十名各十元，以下酬资，届时酌定，或送本馆书籍，如佳作甚多，酬资再行酌增”；“卷交上海美租界新衙门东首祥麟里间壁成字1364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卷面注明姓字、里居，务须详晰，愿用别号者亦可，但须与原局接洽，俾投递回信不致错误”，并承诺将从应征小说中，“选录佳作印行”。
启事原本声明：本次征文“年底截止，明年二月内选定名次，登报广告”，但遗憾的是，我们遍查光绪三十年(1904)、三十一年(1905)两年的《申报》，均未找到有关征文结果的资料，因此，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小说征文究竟收到多少篇来稿，其作者、作品之详细情况，皆不得而知。
四、由三次征文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
从1877年第一次小说征文，到1904年第三次小说征文，其间仅相隔27年。27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但是这27年，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来说，却非同寻常，兹列举期间发生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注：本表资料来源为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时间
事件
在华基督教会于上海举行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厦门成立“戒
1877
缠足会”；由李鸿章及沈葆桢奏派福建船政学堂30名学生赴
欧洲留学；“寓沪远客”在《申报》登载小说征文启事；
1878
张焕纶在上海创办第一所民间新式学堂正蒙书院；
1879
《申报》登载广告搜求《野叟曝言》小说；
1881
李鸿章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正式招生；
1882
同文书局在上海创立，购置石印机器12台，雇佣职工500名；
1884
清政府对法宣战；《点石斋画报》创办；
1888
科举考试实行改革，首次开设算学科目；
1889
慈禧归政，光绪帝亲政；
1891
同文馆毕业生为光绪帝教授外语；
1892
通俗文学杂志《海上奇书》在上海创办，吴语小说《海上花列
传》问世；
1894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于东邻岛国日本，国人受到强
烈震动；郑观应刊行《盛世危言》；
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维新报刊《万国公报》；强学会成立；英
1895
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万国公报》刊登“求著时新
小说启”；
1896
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时务报》在上海创办；上海
租界内外查禁淫秽小说；
1897
商务印书馆成立；
光绪“百日维新”；《天演论》全书正式出版；光绪皇帝下
1898
诏废除科举制度，举国震惊；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创立；裘廷
梁创办《无锡白话报》，白话文运动初露端倪；戊戌变法
失败；
1899
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福建索隐书屋刊行；
1900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庚子事变爆发；
1901
《辛丑条约》签订；安徽、浙江等省成立近代性质的藏书
楼；《杭州白话报》创刊；
1902
《大公报》在天津创刊；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
《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
《绣像小说》在上海创办；《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
1903
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文明小史》等
晚清小说先后发表；
1904
《新新小说》创刊；商务印书馆在《申报》刊登小说征文启
事。
如表所示：从缠足到天足，从私塾到学堂，从雕版木刻到铅石印刷，从宫廷邸钞到报刊杂志，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从夜郎自大到惊醒觉悟，从闭关锁国到洋为中用，在这短短的27年中，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经历着由旧入新、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古代小说自亦不例外。需要说明的是，从1877年至1904年，公开举行的小说征文活动，自不止三次，但本文所选取的这三次小说征文，因其时间坐标的特殊性，完全可以为考察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提供一条特殊的线索。
我们不妨先将第一、第二次小说征文略作比较：
其一、社会效应相差悬殊。第一次征文仅两人应征，而第二次征文则猛增到一百六十二人，由此数字，我们约略可以知道，中国文人对小说文体的兴趣在短短的十八年（1877至1895）中，有了何等惊人的变化。
其二、第一次征文的两名应征者“安闲先生”与“蓬山居士”，使用的都是化名，其风格亦和传统明清小说的作者名号十分一致。但第二次征文则不同，仅从现知的二十名获奖者来看，署真名者为十人，占总数的一半；其中的不少名字，诸如“望国新”、“格致散人”、“杨味西”、“醒世人”等，均带有颇为浓烈的晚清时代气息。必须指出的是，署真名还是署化名，这不仅仅关乎作者署名习惯的问题，其背后仍体现着小说社会地位的升降起落。
其三、两次征文的动机和目标，皆存在着质的区别。第一次征文，虽然“寓沪远客”未曾在启事中细说要求，但从《申报》所配发的时评，我们不难看出，他所征求的小说，其内容追求“奇情壮采”，其作用乃是供人“酒后睡余”消遣，可谓未脱传统小说的故事模式及价值取向；而第二次小说征文的举办者，则在广告中明确表示，所求小说为“时新小说”，其内容以反映中华三积弊、提出革新妙法为主，反对求奇求怪，落入俗套，其目的是通过撰写、传播“新趣小说”，达到除弊兴国。
傅兰雅的小说征文活动及其在启事中提倡的新小说观念，对晚清小说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
1、征文活动直接推动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实践。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傅兰雅将应征作品出版的资料，但是，光绪丁酉(1897)詹熙《花柳深情传自序》，清晰、有力地表明了这种作用的存在：“英国儒士傅兰雅谓：‘中国所以不能自强者，一时文；二、鸦片；三、女子缠足。’欲人著为小说，俾阅者易于解说，广为劝戒。余大为感动，遂于二礼拜中，成此一书”，“然则予作此书，窃谓开风气之先，为暮鼓，为晨钟，一唯阅者能警觉否耳。”
2、傅兰雅将小说视为社会革新工具的观念，成为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核心观点，翻开梁氏写于1897年的《变法通议·论幼学》文，其中论及“说部书”有云：“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两相对阅，其间之联系自不言而喻。
3、启事首创的“时新小说”、“新趣小说”等名词，成为晚清新小说的专称，也是各类新小说书刊广告的关键词。
很显然，从第一次小说征文(1877)到第二次小说征文(1895)，中国小说的主流，开始由传统旧小说转变为晚清新小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幸运地扮演了号手的角色，这一耐人寻味的事件，再一次显示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而比较第二、第三次小说征文(1904)，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晚清新小说的成长脉搏；经过近十年的培育，新小说已渐趋成熟，其类别更为丰富，关注的对象也更为宽广复杂，“教育”、“社会”、“历史”、“实业”，乃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内容，它们正好对应着世纪之交近代中国的社会热点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则征文启事，还将“白话”作为语言要求之一提了出来，自1898年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始，以倡导白话、开启民智为宗旨的白话推广运动，就在民间持续进行，从未中断，1901年创办《杭州白话报》、1904年创办《白话》、1907年创办《广州白话报》、1908年创办《白话小说》……，数量可观的白话文学刊物，又进一步增强了白话运动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最终彻底爆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由此改变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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