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基本利益与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立场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无数个“全球化”论坛中，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都是积极参与者，没有人出来组织一个“反全球化论坛”。但巴西办了，世界上许多民间组织办了。
我认为，中国必须要参与全球化，但是应该明确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立场。
参与全球化不能消解民族国家利益和经济政治主权
全球化概念在本质上是美国单极霸权主义的经济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西方经济学家和媒体广泛宣传的“全球化”“地球村”，与过去的“国际化”有根本的不同。“国际化”是承认民族国家主权、民族经济、民族产业存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受到国家关税和其他政策的限制与保护；产业的主体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国家。西方国家严格禁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入，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内产业，金融自由化尚未根本触动民族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经济、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跨国公司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美元霸权联系在一起的，在本质上是要对民族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民族产业进行解构。苏联的瓦解，美国对单极霸权的图谋，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总背景。这个“全球化”的要点是：
第一，以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企业经济效益，取代社会总体和长远利益；
第二，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利益，取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
第三，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整合，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
第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影响和限制民族国家的政府管理，甚至影响民族国家的内政；以国际协调，影响和限制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使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逐步削弱。
第五，以美元的世界霸权，主导国际金融和汇率，操纵国际金融市场。
第六，以美国的新经济和技术优势，主导世界高科技发展，影响各国的国家安全。
第七，保持西方意识形态优势，树立舆论导向，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别是对持有亚洲价值观的国家，文化影响更为重要。
第八，西方国家继续禁止劳动力自由进入，专门吸引世界高科技人才流入，以保持人力资本的优势。
“全球化”概念以及上述基本战略和政策，在本质上是美国单极霸权主义的经济表现。不存在什么完全“客观的经济历史规律”，历史是人创造的，是无数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而作为“人为设计”的过程，“全球化”是由占据国际霸主地位的超级大国，以自己的综合国力为担保所推动的。它有时在客观上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某些利益的实现，但是在根本上是为霸主利益服务的。美国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捐款、提供经费，取得了制定规则、裁判异端、调节纠纷的主导权。美国要保证它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运行，就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得到一定的利益，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也要保证制裁那些不遵守规矩的国家。这就是霸主的权力、权利和义务。
美国以其强大国力维持国际秩序的运行，推动全球化。首先是它的军事优势，140多万陆海空三军部队，拥有世界最高军费、 最高技术。总体实力超过排在它后面的世界10强的总和。在西欧驻军10万，在亚洲（主要是在日本和韩国）大体相当，中东25万，巴尔干2万。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第六舰队）在海湾、台湾海峡、地中海东岸和巴尔干半岛南部保持经常性巡弋，能够随时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
美国在世界高科技的七大领域（航空航天、生物遗传工程、人工智能、微电子通讯技术、新型原材料、电脑芯片和核技术）都具有相当优势，并使国际社会对它具有一定依赖。
美国具有世界第一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对国际金融的控制力。国内生产总值9万亿美元，占全球1／3。美国金融市场吸引了世界2／3 的投资。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具有通过国际组织影响他国内政外交的手段。
大国的崛起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的援助和经验上
根据国内一份对综合国力的评估报告：美国综合国力遥遥领先；日本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60%；法英德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约是美国的一半；俄罗斯为美国的40%；中国为美国的1／4，法、英、德的1 ／2，俄罗斯的 2／3。评估报告的取值领域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教、资源。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分值略高于俄罗斯，不到美国的1／3；在军事领域相当于美国的1／9，俄罗斯的1／3，英法的1／2，与日本、德国接近；在科教领域，中国的分值只有美国的1／7，法英德的1／5，俄罗斯的1／2弱；在资源领域，俄罗斯第一，中国第二，美国第三。欧盟没有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很难形成对美抗衡力。俄罗斯在军事上仍为第二强国，困难在于经济方面。日本综合国力在亚洲最强，但发展高潮已过，空间不大。
假设美国综合国力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中国为7%，中国达到美国的水平需36年，达到法国的水平需18年。该评估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始终保持综合国力的高增长较难，若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为5%， 在14年内，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逐年减少，但绝对差距逐年增大，第15年后，绝对差距才开始减少。希望东亚的区域化像欧洲一体化那样，是不现实的。在20—30年的时间里，不大可能出现能够结束“美国世纪”的力量。
美国行使单极霸权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以经济和技术援助为诱饵，将有可能破坏美国领导秩序的国家纳入西方规范，通过与各地区的盟友和非敌非友国家的合作，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对挑战者进行制裁和使用武力。
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中，美国公司占了大部分。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和资金，流向了美国。2000年全球软件业产值共16000亿美元， 其中美国为12000亿美元，印度出口70亿美元，中国才几亿美元， 出口只有几千万美元；美国拥有全球大部分高科技发明专利；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流向。
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的国家，可以丧失主权为代价，换得经济利益。比如，日本在战后把自己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节约了大量国防经费。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战争后勤服务，赚取美元，为经济高速增长作原始积累；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的政治附庸，以引进外资实现经济起飞，墨西哥等国家甚至积极酝酿美元化，将经济主权交给美国。
大国就不同，没有不极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日本和韩国一直在走经济民族主义的道路，这也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要冲击它们的原因。巴西和加拿大这些美国的邻国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150 座飞机不行，就生产100座以下的支线飞机。而欧洲4个国家则联合起来生产“空中客车”，与美国波音平分秋色，目前正在研制300 座的巨型喷气式客机。
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在地缘政治、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更不可能全盘接受全球化。俄罗斯以自己的瓦解，并没有得到西方足够的援助。俄罗斯的教训证明，大国崛起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的援助和经验上。
我们必须把握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两重性，一方面把全球化作为客观历史过程去积极适应；另一方面，不能采取无批判、无抵制的依附性战略，消极适应。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带有霸权主义性质，只要中国不想分裂，不想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就不能被动接受全球化。
中国在政治上能够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吗？显然不能。即使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别，也不可能。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全球化问题，与纯经济角度不同。前者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原则考虑问题。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国家利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特别多，地位非常高，说明美国十分重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经济学是以企业和个人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原则考虑问题的。
如果中国消极适应全球化，将产生严重后果：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大规模破坏；经济命脉被国际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安全不能保证；在国家战略上受制于西方国家，外交软弱无力；战略产业和国防产业不能独立，不能够有效保障国家领土的完整，甚至重蹈俄罗斯的悲剧。
排除劳动力自由流动，不是平等规则
真正平等的自由贸易规则，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
国际经济学的主流派鼓吹的自由贸易，是以被它们歪曲了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歪曲比较优势的关键之一，是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于自由贸易之外。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他们出于私利，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种现实，把“劳动力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作为假设理论前提，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基本区别。理论前提在书本上是假设的，但在现实中却是真实存在的。在单方面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后，“比较优势”就变成了“比较成本”：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只能物化成为低成本的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口，人的优势转变成物的优势。廉价劳动力过不去，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就只能够过来，否则就无法与廉价劳动力结合，变成现实生产力。
被奉为经典的所有的西方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上，明白写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区别，就是劳动力不能够自由流动，因为国家之间是有国界的”。这就是说：只有国家主权存在，限制劳动力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时候，才会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不能直接实现，而以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称为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本。在一国之内，比如中国的中西部开发，谈不上比较成本，因为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真正平等的自由贸易规则，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此时，国际经济学就要改写。而目前发达国家首先看重的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他们允许技术移民， 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自1990年以来，非洲每年有20000名人才流入发达国家，目前共有150万非洲人才在为发达国家服务。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几乎成为美国各个大学的预科班。
发达国家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希望通过进口和直接投资占领之。为此，他们必须要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否则就没有贸易平衡。而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或许在未来可以逐渐实现，那是最后一个实现“自由流动”的。这就是国际规则的不平等。
非常有趣的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都在人口方面实行严格的计划，中国是计划生育，美国是限制移民。2000年，美国把正式移民的名额从每年40000人，扩大到60000人，但仍旧限制在高级科技人才的范围内。在美国有大量的非法流动人口，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限制移民进入，是美国的“基本国策”。
美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这就是文化的开放性、制度的民主性和极少数白人种族主义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美国强大最根本的因素之一，就是其文化的开放性，能够源源不断地把全世界优秀的人才和思想吸引到美国。但移民太多，与有色人种通婚太多，就不能够延续白色人种，白种人已经富裕到了不愿生孩子的程度，以至于出售婴儿正在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一个大项目。这对于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来说，是根本性的危机。大约半个世纪以后，美国的白人将处于少数地位，那时，美国的民主制度、人权和文化价值观念，都面临根本性考验。
中国应该参与以大国为主体的超级产业竞争
超级产业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
21世纪的国际竞争，根本上是各大国在超级产业方面的竞争。
“超级产业”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其巨大规模、巨大投入、产生效果所需要的巨大空间（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空间、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发展起来的产业。它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主要来源与体现，成为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槛。超级产业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
大国更替的途径是：新技术的发展、技术的成熟和转移、制度的变迁、政治和自然条件的变化。中国和古罗马帝国的长城是古代的超级产业。中世纪中国长期称雄：超级产业是长城和水利。公元1000年时中国的工业和武器非常发达，铁产量年12.5万吨，700年后英国才达到7.6万吨。1840年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占世界工业的45%，世界贸易的21%，超级产业是纺织、铁路、煤炭和铸铁。18世纪末到19世纪，超级产业是纺织、煤炭、炼铁、机械工业，由于美国铁路网的发达，所以在美国得到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超级产业是机械、钢铁、化工、常规军事、造船。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超级产业是汽车、航空、化学、钢铁、常规军事、造船。
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形成了全球化技术和超级产业群，以太空技术、核技术、电子网络、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能源、环境保护为代表。
21世纪，信息技术将在一定程度代替人类智慧。2011年可出现集成10 亿只晶体管的芯片，将微处理器速度提高100倍，存储量提高1000倍。现代信息技术使技术出现大融合，各种新旧技术的匹配使用，比技术发明更有效。技术融合加速了全球化，全球化又加速了技术融合，产生新一代的军事高技术：微电子装置、计算机、光电子、航天、生物、新材料、隐形、定向技术等。其最主要的特征是综合性，每一项军事高科技都是一个技术群，信息技术是军事高科技的核心。
1991年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20世纪80 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关键进步不在新武器本身，而在于武器的系统化。众多武器间超距离实时合作，形成前所未有的作战能力。“爱国者”导弹拦截“飞毛腿”时，要牵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利亚地面站传送情报，经美国本土的指挥所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的指挥所，然后命令操作员进入战位。在90秒钟预警期间，依赖空间系统和CI武器系统的多次配合，可谓“牵一弹动全球”。
“技术综合与全球化战争”时代，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面孔变得模糊：一次“黑客”袭击，一次金融冲击，一次在互联网上公布敌方首脑的丑闻，一次绑架和暗杀，一次敌国汇率的异动，都可以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
“新概念武器”包括：动能武器、定向能武器、次声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气象武器、信息武器、太阳能武器、基因武器等。有人把未来的战争称为“超限战”，即超越了一切界限和限度的战争。它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战场无所不在，一切武器和技术可以任意叠加。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的界限被打破，战争原则和战争法可能都要被修改。
原子弹等“超杀武器”的出现是人类极端思维的产物，它使杀伤力大大过剩。于是武器由强化向“慈化”发展，以减少杀戮和附带杀伤。精杀武器可精确打击目标，减少附带伤亡，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俄罗斯使用一枚导弹追踪杜达耶夫的移动电话，就减少了车臣的麻烦。非致命武器减少了人员的死亡。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信息武器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如进行硬摧毁的电磁能武器，实行软打击的电脑逻辑炸弹、网络病毒、媒体武器，着眼于瘫痪和破坏，而不是人员杀伤。这是最有前途的武器发展倾向，它可以改变战争的残酷过程，但改变不了战争强制性的本质。
近年来，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超级产业发展成为全球化产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盟国间。20世纪70—80年代全面合作的典型是F—16 战斗机，由美国和比利时、丹麦、荷兰、挪威合作生产。近年来出现了武器开发的战略联盟。国防工业全球化更多地表现在军火生产和贸易一体化，通过补偿贸易等形式进行。所谓“一揽子”军火交易，包括军品贸易、民品贸易、军事训练和演习，如1999年俄罗斯和印度签署了10年合作协议。目前科技发展的新特点是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形成了美国的波音—麦道飞机、法德的奔驰汽车等跨国公司。国防工业全球化的动因有：分担研究风险，保障集体安全，并进行国际规模的超级产业竞争。
只有大国才有条件发展超级产业。
第一，国家的幅员和人口规模决定超级产业能否存在。核武器发射场和航空航天基地要占据巨大空间。众多人口有利于超级产业商业化。
第二，产品功能区域化、全球化，作用范围大大超出中小国家的版图。如干线飞机制造和月球研究，只有大国能干。1972—1989年美国发射了5颗陆地卫星，其中3颗装有多光谱扫描仪和数据收集系统，18天覆盖全球一次，15年拍摄200万张照片，卖给110个国家。
第三，资源是超级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比如，海洋运输业依靠不冻港，重工业依靠能源、原材料，信息产业依靠传统工业资源的运转。
第四，公共产品的规模效益，大国具有优势。规模经济指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公共产品可产生综合国家利益。超级产业处于产业最高层次，集中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工艺装备和新材料，如核工业可以带动计算机、高真空、深冷、传感、微电子、遥控、遥测、离子交换、萃取、粉末冶金、自动化和机器人、特种加工技术的发展，产品可以是核能、放射性同位素、辐射技术、核军工产品，可以推动能源、医学、农业的革命，小国没有条件发展。
第五，超级产业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风险和收益都高。发展超级产业可以推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需要巨额的社会先行资本。
第六，超级产业主要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而政府是主要买主。美国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已经达到三分之一。 超级产业的进入门槛极高，能否发展取决于大国规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长初期需要政府保护。
第七，建立超级产业，需要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决策，而非单一的利润导向，要考虑综合国力、综合利益，进行综合选择，政治性极强，这是国家在世界大博弈中的战略工具。进入超级产业有较高的政治门槛，中小国家领导人会面临民生压力，大国也会阻挠其他国家发展超级产业。
第八，超级产业的国内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或者竞争垄断。产业组织结构高度集中，少数大企业居主导地位。
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美国位居第一，其他为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1000年前是世界超级大国，近150 年以来败于西方，沦落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就经济总量来说，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近代中国的超级产业始于洋务派的军事、造船和钢铁工业，建立了19个军火工厂。新中国在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安排了苏联援助的150项工程。1962年开始研制原子弹，1964年成功。 以后陆续研制成功了氢弹、卫星、科学试验卫星、洲际火箭、核潜艇、遥感卫星。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超级产业的途径主要是军转民，进入国内外市场，如当时电子部的四川长虹，兵器工业总公司的嘉陵摩托、汽车；引进了核电站、计算机、运载火箭、飞机等技术。中国必须参与21世纪的大国超级产业竞争，这是毫无疑义的。
大国需要动态比较利益
中国要利用静态比较优势制定短期战略，而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依据制定长期战略
依靠外资实现原始积累，发挥静态比较优势，做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加工车间，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先进技术，这或者可以成为小国发展模式，但对中国不行。
我们只能通过出口产品去实现劳动密集优势，这是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改革开放22年，我们已经充分发掘了这个优势：在2500亿美元的出口中：制成品占80%，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服装鞋类）占一半，资源原材料产品（包括轻纺，橡胶，金属制品）占20%。而在中国的进口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70%，其余就是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口。这样的静态比较优势，潜力已经不大。
在需求方面，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在供给方面，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出口产品占国际市场的3%， 东南亚出口占3%，预计到2010年将各占6%；双方产业结构同构，竞争极为激烈。中国2000年GNP是10000亿美元，出口达到2500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为25%。假设未来5年经济增长率为年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提高，出口额每年也要增加7%，将近200亿美元，哪个国家能够吸收？不仅发达国家要反倾销，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容忍中国产品抢占它们的出口市场。不是中国自己不愿意继续发挥劳动密集优势，而是国际社会不允许。
以静态比较利益作为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姑且不说会造成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妨碍国家安全，即使国际环境一直良好，仍然不能给中国带来富强。西方的资金流解决不了中国的基本问题，西方的市场也容纳不了中国的“比较利益”——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把西方以至于全世界的市场，冲得七零八落。
作为经济和人口大国，中国要利用静态比较优势制定短期战略，而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依据制定长期战略。主导产业应能反映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潮流并且相对独立。国家对有关国计民生要素的流动方向，对经济产出的方向，应具有控制能力，并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制定中体现中国的利益。应该使国际社会达成共识：中国存在某种无法融入国际社会的自身利益，这个利益的存在是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中国能够以自己的国土养活众多人口，自身就给国际社会解决了问题，并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参与国际分工当然是必要的，但不能够依据静态比较利益。否则，中国就只能把资源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所谓两国之间的静态比较利益模型，假定产业性质相同，才能够出现对双方有利的“资源替代”。现实是：中国以1亿双鞋去交换美国1架飞机——这样，比较利益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继续这样的分工。这样的交换，且不说对国家安全有什么危害，即使在经济利益上也是极不合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难以技术升级，需求受到人口的限制，非常容易饱和，产品的需求弹性低，降低价格不能扩大需求。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非常快，可以不断开拓新的需求。因此，交换的比价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类似国内的工农业剪刀差。如果中国这样的大国集中资源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全世界的需求也容纳不了，很快就会过剩，会遭受全世界的反倾销。这就是中国20年来出口增加非常快，但是国民财富增加不快的基本原因。
按照静态比较利益所得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政策，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来说，应该讲求动态的比较利益，扶植自己的战略产业，否则，就会在21世纪被驱逐出世界大国行列，不要说与美日欧并驾齐驱，可能连印度、巴西也要超过我们。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信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也有人使用“CGE模型”，虽然复杂精细， 但其基本思想是“零关税最好”。中国不少经济学家说：自由贸易是讲效率的，是生产问题，可以让每一个人的平均收入更多一些；保护主义是管公平，是分配问题，每个人平均的福利会降低，因为保护总是保护一部分人。
而另一些人的论证恰恰相反：保护幼稚产业恰恰是解决效率问题的；自由贸易从长远看，并不具有高效率，各国真正的工业发展，恰恰是依靠保护主义。200年来的世界经济强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 日本，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兴产业严格保护。只是在成为第一流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英国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纺织品，然后从纺织业开始“产业革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19世纪初的美国和南美的发展水平相当，但是美国不断反对英国干涉内政，对制造业实行高度贸易保护，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实行自由贸易，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纪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只知道拉美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口替代的失败，却不知道正是吃够了19世纪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才转向“进口替代”。我们有理由怀疑，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闭口不提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或者将其原因全部归于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永远保持经济优势而搞的宣传和理论误导。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平均关税率5%，1912 年美国平均关税率是18.5%。美国当时已经是工业发达国家，仍然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中国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洋务运动，认为是封建主义注定了失败，其实没有关税保护，任何国家的工业都注定不能发展。
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以数学模型论证虚假命题，是经济学界的一大发明。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计算比较成本，论证“零关税最好”，其理论错误在于：用僵死的眼光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一个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成本越低。美国人早就测算过：一种型号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成本。
学习效应正好论证了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相对成本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而要使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它们。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受到进口产品和引进外国设备的竞争，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生产无法进行，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相对生产效率永远不会提高。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我们必须真正理解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比较利益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要素禀赋理论就变成了“土地、劳动和资本”多种要素理论，但里昂惕夫发现了悖论：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与比较优势相反。新的解释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熟练劳动力，这就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后来又有需求偏好理论，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得更快，这是从需求而不是从供给角度考虑问题。最有价值的是所谓“技术差距论”，指出比较优势来自于技术差距。
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前一个阶段有效投资的结果。把技术发展和产品寿命周期理论结合起来，可以从动态上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一个产品在创新期是技术密集型，在成长期就变成资本密集型，在成熟期变成熟练劳动密集型，在衰退期就变成一般劳动密集型。
“技术差距论”告诉我们，比较优势不是天然的，是历史上投资形成的，是可以培养并不断变动的。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想不堕入“出口贫困增长”，就必须在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中进行巨额投资，培养战略产业，特别是基础性的创新。最基本、最核心的技术只能自己开发，外国人是不会卖也不会通过合资给我们的。不掌握核心技术，我国工业和科技的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在关键时刻必然受制于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曾经有2000年的强盛历史，只是在300 年前开始衰落，在150年以来成为现实。整整100年，中国没有打过胜仗。而近50年来，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援越、中印边界战争，我们都取得了胜利，并成为核大国。否定这一段强国的历史是错误的。经过22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已经具有进一步独立发展的能力。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中国文化正在崛起，中国正在崛起，关键是在新经济的基础上，绝对不能够盲目适应“全球化”。
全球化不能妨碍国家安全
中国在全球化中应该以大国姿态，提出独立的见解，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 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第二，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
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小视：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供应。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计算机芯片，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中国将成为能够左右国际市场的大国，同时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行业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铁、铜、锰、 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到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将从3%上升到18 %，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元，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就会受制于国际市场； 超过1亿吨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 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按照WTO的规定，到2006年我国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的20%；工业产值17696亿元， 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7.7%；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5%。预计未来5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亿美元。
但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也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而难以独立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境内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为2000亿，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 亿美元，等于国家的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加入WTO 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长期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因此，未来5年的利益格局、 经济战略和价值取向的调整，极为重要。如果在经济方面过分依赖西方，在文化方面过分崇拜西方，等于自我瓦解。补偿措施就是启动内需，劳动积累，清除腐败，发展战略产业，调整收入分配等等。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技术的可行性，而在于能否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
21世纪，中国将以大国身分参与国际竞争，和美国形成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美国在谋求全球单一霸权，中国在亚洲的力量也有明显的增长。亚洲的未来，取决于中、美、日、东南亚几方的利益角逐。中国的力量处于上升时期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在全球化中应该以大国姿态，提出独立的见解，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标签：全球化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自由贸易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中国武器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综合国力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