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笔谈）——黎元洪与辛亥革命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笔谈论文,近代论文,中国社会论文,黎元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088-07
常言道：百年难遇，难遇百年。当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时候，我们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成功地举办了“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思考：其一，对于这场由孙中山宣传、组织、领导，由众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为主要诉求的革命，应该站在世纪的高度，对复杂纷繁的历史场景、人物做出新的诠释，重新审视其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其二，应该认真梳理历史书写中严重影响人们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人物、事件基本认知的各种不实之词，甚至所谓的“定见”、“成说”，去伪存真，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进而纠正某些认识上的偏差和谬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所有的研究、发现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后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其三，两岸四地及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集中研讨某些相关重要议题，凝聚共识，推动华人对辛亥革命共同记忆的形成。可喜的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的这些设想经过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的辛勤耕耘，以论文和书评、电视文献片等形式已经在香港、澳门、北京、合肥、北戴河、太原、天津等地不断呈现出来。因此，我们拟以《黎元洪与辛亥革命初探》为题，透过他与武昌首义特别是和孙中山的多种联系展开讨论，就教于各位亲爱的读者。
众所周知，武昌起义成就了首义元勋黎元洪。其实，早在19世纪末黎元洪编练新军之时，他就以知兵善任和宽厚待人闻名。故而，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推举时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的黎元洪为都督。此举，筹备起义的革命党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黎元洪乃军中名将，足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黎元洪素得人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黎元洪一贯爱护当兵文人，容易合作。所以请黎元洪出来，革命必易成功[1](P73)。虽然黎元洪在局势不太明朗时犹豫过、彷徨过，但是下定革命的决心之后，他便身体力行，“效忠民国”[2](P137)。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说明，黎元洪出任武汉军政府都督，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做出了历史贡献，堪称首义元勋。
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首领，使众多新军官兵转向革命，稳定了湖北的革命局势。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争取各国严守中立，使军政府消除了一大隐患。黎元洪还致函清军将领萨镇冰、汤芗铭等，使他们了解进而同情革命。黎元洪在给北洋水师学堂的老师萨镇冰的信中说：清廷无道，武昌军民万众一心，誓要推倒君主、建立共和，请老师共举义旗云云[3](P137)。黎元洪的努力有助于促成海军反正，减轻军事压力。胡汉民曾高度评价黎元洪的功勋：“非有黎副总统之出面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风起云涌。又非黎副总统之谨厚，则北军亦不易于赞助共和。”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马上电贺，称赞孙中山：“识高千古，虑周全球，挽末世之颓风，复唐虞之盛治，使海内重睹汉官威仪，不独四万万同胞之福，即东西各国莫不景仰高风。”[4](卷三)孙中山在回电中对黎元洪首义元勋的地位也给予充分肯定：“武昌义举，四海云从，列国舆论歌颂民军无微不至，而尤钦佩公之艰苦卓绝。文于中国革命虽奔走有年，而此次实行并无寸力，谬蒙各省代表举为总统，且感且愧！惟有勉为其难，以副公之盛意。”孙中山还嘱咐黎元洪“武汉为全国之枢纽，公之责任维艰，伏为珍重”[4](卷三)。可是，黎元洪并不以首义元勋居功自傲，盛赞孙中山“首倡大义，奔走呼号二十年如一日，薄海内外莫不钦仰高风，濡沐仁化”。实际上，他也深刻认识到肩负的重大责任：“武汉首当敌冲，任大责重，深惧弗胜，惟有夙夜孳孳，万不敢稍恃和议致懈忱戈。”[4](卷四)1912年1月3日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也得到孙中山的祝贺：“今日参议院选举副总统，经全数投票举我公充任，共庆得人，谨为民国前途贺。”[5](P95)
南北议和之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黎元洪盛情邀请他访问武汉。1912年4月9日，当孙中山等人抵达汉口时，由黎元洪派两艘兵轮接至武昌。黎元洪不仅长立都督府门前恭候孙中山的到来，而且还亲自扶其下车，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二人在众人簇拥之下步入都督府大厅[6]。当晚，黎元洪为孙中山举行欢迎宴会，并亲自致欢迎词。他赞誉孙中山“功比尧舜”、“决非当今俊杰所及”。孙中山也盛赞黎元洪为中华民国首义的“第一伟人”[7]。孙、黎二人还就武昌起义伤残将士的安置和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武汉的重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次日，黎元洪主持欢迎会，请孙中山发表演讲。黎元洪也在会上致词说：“湖北首义，如果各省不及时响应，武汉孤城，很难坚守，革命大局不堪设想！而全国各省之所以闻风响应，是由于深受中山先生多年奔走呼号秘密运动的影响。”黎元洪还强调指出：“目前社会流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我和在座的同志，都要提高警惕，互相勉励，谨防违背革命宗旨，加强团结，遵守纪律，不谋私利。不要辜负中山先生的告诫。”[5](P269)此番言辞不仅显示出黎元洪对于自己革命者身份的认同，也表达了他尊崇孙中山、维护革命党的态度。作为武昌首义元勋，黎元洪对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拥护、对于确立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天，黎元洪陪同孙中山等人前往龟山南麓烈士墓祭奠。二人亲自培土、献花，共同悼念首义烈士[1](P148-151)。在此后的会谈中，孙中山还就武汉的建设等议题向黎元洪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迅速修复、扩充汉阳兵工厂、提倡女学、创设鄂州方言学堂等，黎元洪表示接纳。
武汉之行令孙中山感触颇深，尤其是“得承黎副总统之大教”，且与鄂中父老昆弟相聚一堂，“其不尽之情，留待他日重来再为详叙”[8](P336)。黎元洪邀请孙中山访问武汉，不仅有助于自己在湖北乃至全国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也有利于孙中山在首义之地的军民中扩大政治影响。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百般拉拢黎元洪。1915年，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并使用各种手段逼迫黎元洪承认帝制。袁世凯登基后所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赐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对此，黎元洪极力反对，甚至拼死抵制[9](P234)。他明确表示革命非为一人求官求禄，要誓与共和相始终。黎元洪不顾个人生死安危的抉择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9日，在黎元洪就职总统后第三天，孙中山发来贺电：“公以首义元勋，夙系人望。民国始创，文惭薄德，与公追随。今闻于阳日依法就职，良为国庆。”孙中山对黎元洪领导民国建设事业寄予厚望：“中邦专制，历数千年，共和方新，忽被摧挫，去乱图治，愿力反前人所为……尤企公本高尚之旨趣，宏大之规模，勇毅之精神，精密之条理，与国民从事建设，天下幸甚。”[10](P706)
黎元洪早有意携手孙中山为民国共谋蓝图，所以立即复电表示接受孙中山的建议，欲聘请孙中山、黄兴为高等顾问。对此“高等顾问隆号”，孙中山谦虚地表示自己“实不敢当”，但又十分愿意参与各项志业[8](P339)。此后，孙、黎二人通过电报密切磋商，就“举国所共企盼”的切要之事展开深入讨论。孙中山还派胡汉民、廖仲恺进京面见黎元洪，详陈具体意见。为此，他致电黎元洪，称胡汉民、廖仲恺“二君于文念年故友，无论何事，均可代表文意，愿于暇日曲赐垂询，俾尽所欲言，如文亲谒”[8](P366)。通过各种方式，孙、黎二人广泛交换了意见。
历经民初政坛的起起伏伏后，黎元洪深有感触地说：“数十年来，彼(孙中山)始终以革命救国、拥护民治相号召，回溯革命之首功，惟中山独坚持到底，我甚愿南北各军区首领，一致对孙中山调和，则统一未尝不可早日告成。”[11]1923年5月，总理张绍曾为迎合北洋军阀的愿望、要求，提出讨伐孙中山。此举立即遭到黎元洪的坚决抵制[12]。一年之后，黎元洪再次被直系逼下台，寓居津门，但仍继续关注孙中山的行踪。
1924年末，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北上，入住天津张园。黎元洪多次前往探访孙中山，得知孙中山身患胃病后，特别推荐白矾鱼粥。孙中山照此方烹饪，服用之后略见效果[13](P122)。12月5日上午，宋庆龄代表孙中山，与孙科等人赴英租界黎宅拜访黎元洪，并与齐聚黎宅的社会各界人士会谈。黎家热情款待孙夫人一行，宾主共进午餐，相谈甚欢。12月6日，宋庆龄又应黎元洪之邀偕同孙科等人再赴黎宅会面。黎元洪非常关心孙中山的身体健康状况，宋庆龄告之孙中山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仍需调养，不能亲至黎宅，深表歉意[13](P134)。同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之后黎元洪也曾多次派人探望。次年2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所以1924年孙中山、黎元洪二人的津门重逢竟成了永别。
黎元洪在天津亲设灵堂主祭孙中山，并表达对这位革命伟人的崇敬：“山有言，君轻民贵。谁实先觉，导此聋聩。惟公奋起，顺应天人。再蹶再振，国尔忘身。”忆及往昔相会，恍如昨日，“三户忘秦，造临江汉。我秉铁人，公主坛站”。遥想当年“公处南海，我羁北庭”之时，虽然“岑同苔异”，却是“两地一心”。黎元洪十分痛惜孙中山的病逝：“何期小疾，遽入膏肓。昊天不吊，国粹人亡。昔定中原，左提右掣。今隔重泉，生离死别。椽崩栋折，危厦谁支。为国哭公，匪以其私。”[14](P70-71)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津门，1935年11月24日，民国政府在武昌为其举行国葬，黎劭平宣读了官方拟定的祭文。祭文将黎元洪和孙中山并称为伟人：“中山巍巍，公亦岳岳”，“公与总理，酷爱和平。临终呼吁，有如共鸣。崇德报功，国有常经。遥遥千里，双建兆茔。钟山苍苍，江汉汤汤。吴头楚尾，终古相望”。社会各界人士送来挽联，寄托哀思。其中湖北国民党党部的挽联是：“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15](P310-313)在这些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悼词、挽联中，人们对黎元洪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