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届论文,三中全会以来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是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为标志，我们党针对主要思想障碍，不断加大解放思想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越来越成熟地运用解放思想的武器，有力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的一段时间里，“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错误还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党内外同志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强烈要求迟迟得不到实现。在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两报一刊在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论点一出台，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指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明确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由此拉开了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的观念障碍，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帷幕。十届三中全会使邓小平同志得以复出后，他首先领导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即将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78年5月中旬，在胡耀邦同志的组织下， 《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轩然大波，被一些人指责为“砍旗”。邓小平同志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批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承认实践标准是思想僵化的表现，“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28页）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他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极其重要性：“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指出了思想僵化是最大的思想障碍：“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同上书， 第141页）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上书，第143页）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打破了一度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可喜局面。但同时社会上极少数人散布一种怀疑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特意阐明解放思想的含义：“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同上书，第279 页）他主张结合实际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来深入贯彻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落脚到鼓干劲上。依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1980年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和思想路线，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二是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在邓小平同志领导和主持下，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实践为标准，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既根本否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和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又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二、党的十三大前后的思想解放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展开。 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一种试验，就必然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如运用市场手段，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发展非有公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办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等等。这些新问题引起了广泛争议。国内外都有人认为，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从根本破除阻碍改革开放的阻力，必须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1984年6月开始， 邓小平同志不再只是一般地强调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更深刻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一深层次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入，抓住了改革开放以来在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的根本。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多次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长期思考，在酝酿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时，邓小平同志主张要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有所突破：“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不能回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敢于说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邓小平同志重提他1980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议题，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明确主张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但鉴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邓小平同志也承认“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因此要作长期打算，“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同上书第176、243页）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大会，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评价的：“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同上书，第262页）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主要在社会主义观、马克思主义观和政治体制改革三个方面加大了解放思想的力度，提出的一些在我们党的文献中不曾有过的新的大胆的见解。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党的十三大报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向错误的重要认识论根源”。指责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社会主义观使得“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认为“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把“左”的错误当作主要危险，认为“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关于马克思主义，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面对的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因此，“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须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是十三大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十三大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但十三大后邓小平同志再未提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且十三大开过不久，邓小平同志在同外国友人谈到十三大的特点时，只讲两个特点，一是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对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是有保留意见的，主要表现三个问题上：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全面铺开。邓小平同志讲：“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同上书， 第176—177页）而十三大报告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却达七条之多， 试图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既不便于实施操作，也不利于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后再推广。二是邓小平同志对民主化的提法持慎重态度，认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同上，第240 页）而十三大报告却用相当大的篇幅讲“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主张“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当前首先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这些提法显然是受了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政治公开化的影响，并在后来的政治风波中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三是邓小平同志认为，对我们过去领导体制中好的东西要加以继承。“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 ”（同上， 第177页）而十三大报告对过去的领导体制做了全盘否定， 认为“它不适应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十三大报告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仍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1989年发生政治动乱时，在十三大的报告人出了问题后，邓小平同志仍然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同上，第296页）
党的十三大后，全党的思想空前解放，改革开放加大力度，邓小平同志积极推进这种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势头。他一再指出：“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同上，第265页）1988 年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混乱局面时，邓小平同志仍然指出：“治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同上，第277页）1989 年平息了全国性政治风波后，在考虑组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时，邓小平还是讲解放思想：“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同上，第300页）由此可见，党的十三大后，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局面，思想解放一直是主流。
三、十四大前后的思想解放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鉴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通货膨胀的加剧，我们党突出抓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和治理整顿的工作，这对于当时我国的形势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迅速稳定局势，克服经济困难，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左”的倾向重新抬头，利用党的文件中提出的“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和“治理整顿时期应当多一点计划性的要求”的提法，开始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取得的思想解放的成果反攻倒算。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建立新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再次突出起来，引起了广泛争议。针对这些议论，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同上，第364页）。
面对“左”的思潮抬头，邓小平同志意识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于是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发表了重要谈话，在全党再次发起了思想大解放的运动。他指出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上，第372 页）认为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来自姓“资”姓“社”的诘难，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上，第372 页）他再次重申社会主义可以也应当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指出反错误倾向的重点是反“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同上，第375 页）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上，第377页）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论断，特别是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为此1993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切实贯彻“在经济工作中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的重要指导思想，由于中央采取的措施及时有力得当，很快遏制住经济过热的势头，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
四、党的十五大开始的思想解放
从1992年至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既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又避免了大起大落。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主要是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特别是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机制不活，效益不高，负担过重，经营困难，亏损状况继续加剧。解决国有企业的这些困难和问题，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因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的经验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是无所作为。”
企业改革一直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关键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上仍存在着一些重大的思想障碍，主要是抽象姓“公”姓“私”，如认为公有制规模要大，公有化程度要高，最好是国有制，而且不能和其他所有制混合；认为我们过去的公有制错误不在于不正确，而在于太先进了，即使现在不适合，将来也是要搞的；认为不管什么地区、什么行业，非公有制经济都是补充；认为国有经济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私营经济；认为我们现在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迟早要限制它们。一句话，公有制经济姓社，非公有制经济姓资。这种观念上实际上是十四大已经否弃的抽象争论姓“社”姓“资”在新形势下的延续。
因此，党的十五大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改革上实现了一些新的突破：它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克服了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姓“社”姓“资”的观念束缚。它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基本格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有了更为平等的地位，把非公有制经济从体制外纳到了体制内。它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在现阶段的地位、作用及其实现方式，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之一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使得国有经济的主战场将由全线出击转向重点进攻，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适当退出一些领域。它确立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的方针，扩大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党的十五大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问题上实现了新的重大突破，是思想解放不断深入的体现。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力度不亚于以往历次思想解放。但这次思想解放既未引起“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抬头，也没有造成经济过热现象，更没有导致刮股份化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是呈现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健康的局面，走出以往思想解放“一放一收”的怪圈，关键在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注意防止一种倾向下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牢牢把握住全国大局。党的十五大再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程上，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把加强法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把维护安定团结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显然是吸取了以往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得以实施的经验教训。十五大后，党中央并未提出过多过高的口号，就很快从精简国务院机构做起，将机构改革的任务付诸实施，体现出既积极又稳妥、求真务实的精神。短短几个月的实践已初步表明，我们党在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有力武器，破除种种思想障碍，牢牢把握发展大局，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方面，已经成熟起来。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历程，总结解放思想的基本经验，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他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并统一起来，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命题。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同上书，第2卷，第364页）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只有着眼于解放思想来理解实事求是，我们才有了改革开放和一系列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只有以是否做到实事求是作为思想是否真正解放的根本尺度，我们才能从世界观高度纠正长期以来在“解放思想”名义下产生的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因此，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原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基本经验。
第二，注意一种倾向下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开展两个战线的斗争。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集中力量反对另一种错误思想倾向之时和之后，另一种相反的错误倾向会抬头并逐渐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如十一届三全会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十三大之后出现的全国性政治风波。十四大之后出现的经济过热。如果我们不注意一种倾向下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积极开展两个战线上的斗争，就有可能葬送我们思想解放的成果，使思想解放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在解放思想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同上，第379 页）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基本经验的一个总结。
第三，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要永远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一切工作中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同上，第364 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旧的思想障碍破除了，新的思想障碍还会产生。从“两个凡是”到僵化的社会主义观，从姓“社”姓“资”的诘难到姓“公”姓“私”的非议，传统的僵化的不合乎时代潮流的观念总会以新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甚至死灰复燃。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思想解放的旗帜，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认识，破除一个又一个理论和实践的禁区，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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