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朝省集议制度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制度论文,朝省集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朝省集议，是历代封建王朝就政治、军事、经济、礼仪等重大问题，令有关臣僚集中都堂，讨论研究作出决定，然后再向君主汇报的一种礼制和政制。这种制度发展到宋代更加完备。本文通过对朝省集议班位、讨论内容、集议之各项规定等方面的全面论述，揭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政治的特征。
朝省集议，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就政治、军事、经济、政法、礼仪等重大事情，命令有关臣僚，集中都堂，共同讨论，作出决定，然后再向国君汇报的一种礼制和政制。这种制度的产生和完备，一方面说明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同时也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皇权与臣权的密切结合，它透露了一丝政治开明的曙光。至有宋一代，我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政治新面貌。作为朝省集议制度，也得到朝廷上下的重视。但是，在当今宋史研究领域里，似乎还没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本文仅就宋代朝省集议的班位、讨论的内容、集议制度的各项规定及其评价等问题，略予述论。
一、朝省集议班位
朝省集议，宋代之前，由于统治者出于诸多原因以及国史修撰者疏于资料等因素，有关它的礼仪典制，惜无记载。赵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和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它在采取各项旨在加强中央政府权威的各种重大举措的同时，也建立和健全了朝省集议制度，明确了它的班位礼仪。今据《宋会要·仪制》八之一、《宋史》卷一二○《礼志》记载，凡刑政典礼之事需要集议讨论的，先下诏都省，省吏以此告诉与会集议商讨的官僚，“悉集都堂”，共同讨论商议国家大事。在开会讨论时，自有一定的礼仪班位：设左、右丞于堂之东北，南向；御史中丞于堂之西北，南向；尚书、侍郎于堂之东厢，西向；两省侍郎、常侍、给事、谏舍于堂之西厢，东向；知名表郎官于堂之东南，北向；监议御史于堂之西南，北向。又设左右司郎中、员外于左、右丞之后，三院御史于中丞之后，郎中、员外于尚书、侍郎之后，起居、司谏、正言于谏舍之后。如有仆射、御史大夫，即座于左右丞、中丞之前。如更有他官，即诸司三品于侍郎之南，东宫一品于尚书之前，武班二品于谏舍之南，皆重行异位。卑者先就席。左、右丞升厅，省吏抗声揖群官就座，知名表郎官以所议事授所司奉诣左、右丞，左、右丞执卷读讫授中丞，中丞授于尚书、侍郎，以次读讫，复授知名表郎官。将毕，左、右奉节叩头揖群官，以一副纸书所议事节署字于下，授四坐。监议御史命吏告云：“所见不同者请不署字。”以官高者为表首。如止集本省官，坐如常仪，其知名表郎官、监议御史坐仍北向。唯仆射以上得乘马至都堂，他官虽同平章事，亦止屏外。
从上述朝省集议班位程式中，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1.班位的排列与坐向，充分体现了官阶与职位的高低，封建等级是相当严格的。
2.宋代重臣在都堂集议时，负有批评、弹劾臣僚之职的言、谏官均参加朝省集议，起着言路监督的作用。
3.在朝省集议讨论“刑政典礼之事”时，另有“监议御史”参与，它可以起到直接监督、向上汇报的作用。
4.集议后有左、右丞签名，并请四坐官僚签字。如对集议事项持不同意见者，监议御史命吏告云：“所见不同者请不署字。”并以高官者为表首。这是宋代所显露的一线开明曙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是一种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的体制，无疑，这有利于国事大政决策的正确性。
二、朝省集议的内容
赵宋自太祖乾德三年起，即将朝省集议作为“祖宗家法”，确定下来，直到宋亡。今据《宋会要·仪制》八之一至二四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简称《要录》）等史册记载，朝省集议内容较为广泛。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其一，关于妇为舅姑服丧三年的礼律问题。
由于宋太祖母亲昭宪杜太后丧，太祖孝明王皇后必须亲行三年之服。但此与后唐刘岳所撰《书仪》所载称妇为舅姑服三年的礼律不同。所以太祖乾德三年十二月，秘书监判大理寺尹拙等人向太祖建议：“请别裁定之。”太祖即“诏百官集议”。于是尚书省左仆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议[①a]曰：“谨按《礼·内则》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即舅姑与父母一也。古礼有期年之说，虽于义可稽，《书仪》著三年之文，实在理为当”；又云：“夫妇齐体，哀乐不同，求之人情，实伤至治。况妇人为夫有三年之服，于舅姑而止服周，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昭宪皇太后丧，孝明皇后亲行三年之服，可以为万代法矣。”太祖通过百官对此问题的集体商讨议论，遂于“十二月丁酉始令妇为舅姑三年齐斩，一从其夫”[②a]。这成为有宋一代礼律方面的制度，确立了皇太后、皇后“夫妇齐体”的政治上的一定地位。宋代三百余年里并未出现后妃干政擅权的局面，与此有一定关系。
其二，讨论赵廷美有“异谋”，且与宰相卢多逊“交通”谋反事。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四月，太宗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准备处置宰相卢多逊等人。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一致奏称：“多逊及廷美顾望咒诅，太逆不道，实行诛灭，以正刑章”[③a]；并“请处斩”[④a]中书守当官赵白、秦王府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嗣后，太宗下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皆斩于都门之外，籍入其家财[⑤a]。这是太宗从太祖“烛影斧声”中夺取政权后，又对他的另一同父异母弟弟诬加“异谋”之罪而置于死地的一项举措。
其三，讨论惩处贪官污吏。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五月，汝阴令孙望到开封击登闻鼓，告发威塞节度使、判颍州曹翰在州岁久，专务苛酷掊敛，政事不治，部内为奸赃，“私市弓弩、枪剑、长矛、铠马、具装；又发民筑烽台，诸县有寇盗，令举烽以应城中；又擅部署牙吏，官卖盐所得钱银、民岁输租粟及丝绵、绢，翰悉取其余羡；又擅赋敛民以入己，侵官地为蔬圃果园；判官山元羽掌官曲，翰又取其常额外钱五百万，绢百匹。”控告曹翰不法罪状四条。太宗接报后，即遣知杂御史滕中正乘传往鞫之，狱具，法当弃市。百官集议，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议，“如有司所定”。不久，诏特削夺在身官爵，御史台遣使护送登州禁锢，其盗用官物及侵擅赋敛并征之[①b]。“帝以劳旧，未忍置于法。”[②b]虽然，太宗最终还是对开国功臣曹翰手下留了情，但太宗对官僚明目张胆的贪污不法行为毕竟是痛恨的，并较能听取朝省集议的意见。
其四，商讨重大军事问题。
自宋真宗开始，宋与西北地区的西夏政权军事冲突日益严重，成为宋朝一大边患。为了认真对付西夏政权的军事进攻，赵宋封建统治者对此颇为重视。仁宗庆历七年五月，曾下“诏西北边有大事，自今令中书、枢密院召两制以上同议之”[③b]。后历经英宗、神宗和哲宗，凡是重大军事问题，赵宋之最高统治者必下诏中书、枢密院召两制以上重要大臣共同商讨对策。
其五，讨论纳后仪注。
皇帝纳后乃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件大事，它涉及皇家子孙的传宗接代、国运的祚长。哲宗元祐五年，太皇太后手诏，以皇帝纳后有期，令太常礼官检详古今六礼沿革，参考《通礼》典故，具其节文，著为成式，有司审当，然后施行。从宰相吕大防等议。不久，御史中丞苏辙发表意见说：“今来皇帝婚礼，所以承宗庙、奉两宫、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学士以下共加详议。”[④b]“盖谨始所以敬终，而正家所以齐天下，不可忽也。”[⑤b]太皇太后、哲宗从苏辙之言，诏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给舍与礼部、太常寺官共同详议。
其六，集议商讨边疆问题。
北宋后期，金人势力崛起，屡犯宋境，面对金兵的入侵及其割据河东的要求，钦宗显得束手无策。为此，钦宗于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下诏曰：“朕曲意议和，而金人必欲得三镇，与之及不与之，反不与，其利害各如何？”钦宗表示自己当“从众而行，不敢自任”，并要求“百官以明日于尚书省集议以闻”，“择众议是者行之。”[⑥b]钦宗在议和割地的问题上作出决断之前，要大臣们共同出主意想办法。第二天，集百官议三镇于延和殿，各给笔札，文武分列廊庑凡百余人，唯梅执礼、孙传、吕好问、洪刍、秦桧、陈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与”。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主张割让国土。反对割让三镇的大臣说：“石敬塘故事，岂可遵乎？”[⑦b]言之凿凿，铿锵有声，表现了以爱国士大夫为主的一批朝臣在民族危亡之际，一片热爱祖国山河及其百姓的赤诚之心。相反，以范宗尹为首的主张割地求和派则认为，朝廷曾许三镇，今反不与，是中国失信于夷狄，“若姑且与之，纵复猖獗，则人怨神怒，师出无名，可不战而屈也”[⑧b]。最后钦宗采用李若水等维持执礼坚壁清野、不割三镇地的建议。
其七，集议驻跸事宜。
高宗建炎四年，由于金兵不断南下，新建立的赵构南宋政权居无定所，经常东躲西逃，难以定都，严重影响全国人民抗金的信心和决心。为了确立他的统治地位和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治中心，放在高宗赵构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落足在什么地方？赵宋统治政权的大本营究竟安营扎寨在哪里？为此，他于是年六月辛未朔诏侍从、台谏、三衙诸军统制并赴都堂集议驻跸事宜。大臣们对建都之事早有议论，认为“今车驾所至，虽未能据形胜，占上游，如古者建国之制。而官吏兵卫颇众，其积粟聚财之计，必有成谋，然后六飞可以顺动，岁且六月矣，似不宜缓”[⑨b]。因此，希望高宗“内裁之圣心，外参之众议”，早日决策，“使百司各举其职，以待巡幸”，“故有是命”。高宗在这种情况下，诏令赴都堂集议，同时还规定，“有未尽者，许实封以闻”[⑩b]。可见高宗由对定都一事的重视而诏重臣于朝省集议，再行定夺。
其八，集议拟谥号。
我国古代社会里，帝王将相、后妃王公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生前事迹，给予一个褒贬善恶的称号，相沿成制，所给予的称号名曰谥号。由于谥号是对人一生的善恶是非的定论，事涉毁誉，有关门楣，影响对本人及其子孙的看法，故极受人们重视。赵宋统治者对于谥号十分关注，一旦皇太后皇后改谥、执宰大臣死后赐谥，大多除礼部、太常寺官依礼合赴外，所有集议日子里，均诏监察御史以上趁赴。如绍兴七年二月，集议道君太上皇帝宁德皇后谥号，便是其中一例。孝宗乾道三年七月，下诏再次强调“所有今来大行皇后集谥，欲依上件故事施行”[①c]。
其九，集议尊号。
在两宋三百余年的统治时期，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帝王后妃等的尊号，它是以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目的是用以树立榜样，加强和维护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它又是维护封建礼教、巩固赵宋政权确立的一种典型。例如绍兴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孝宗即位，未改元，即诏集议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合上尊号。结果参加集议的大臣有尚书左仆射陈康伯、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参知政事汪辙等数十人，一致恭请上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曰“寿圣太上皇后”。用“寿圣”为之尊号，充分反映了当时官僚们对高宗赵构夫妇一生活动的评价。
其十，交聘礼仪问题。
宋代在三百余年统治期间，先后与辽、西、夏、金、蒙古等民族政权相对峙。其间，时则和平相处，时而兵戎相见。为了求得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外交目的，双方互派使节，从事频繁的外交活动。对于民族政权遣使来宋贺生辰、会庆、正旦、吊慰等节，赵宋政权往往诏令侍从、台谏、礼官集议。如孝宗乾道十四年十月，由于金国遣使来贺会庆节，孝宗即诏令侍从、台谏、礼官集议。恰好赵宋有国丧，难以安排金国使节入见。于是礼部尚书萧燧、兵部尚书宇文价、翰林学士洪迈等二十一人一致认为，让车马留德寿宫，丧次，百官免上寿，恐难以引见人使，“如人使必欲朝见，乞用明道故事，小祥两日后于二十三日，只就德寿宫素幄引见，庶合典故”[②c]。最后孝宗采纳了大臣们的议论，仅在德寿宫素幄引见金使，表现了中原汉王朝的尊严。
此外，都堂集议之事除上述十个方面之外，还有多种，兹不一一赘述。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集议对确保政局的稳定、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三、对集议官员与会的规定
第一，不准集议官员移文不赴。不赴集议者，以违制论。宋初，刑政典礼之事当集议者，都由皇帝下诏都省，由省吏通知当议之官，悉集都堂，并排列参与集议官员的班序与坐向。但是，从仁宗明道二年开始，出现有关官员“不赴集议者”。对此，仁宗采纳了监察御史段少连的建策，“以违制”[③c]论处。
第二，重申尚书省议事，应带职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如遇集议大事，令赴，别设坐次。
有关这个问题的集议，争论颇多，都未能令仁宗满意。最后，礼官吴育认为，尚书制度虽然崇高，但亦是天子之有司，在朝廷既殊班列，有司辄易尊卑，是以朝省为彼我，依然是官职分二事。两制近职，若有事议，而云绝班不赴，“非所以求至当”。且知制诰，中书省奏班簿，是谓绝班，翰林学士亦知制诰，不绝班簿。“此因循之制，未为确据。纵绝班有例，而绝官无闻。”“请凡会议，省官带近职者，别作一行而坐，自为叙列，非以相压。若诏两制、台省诸司卫官毕集，则各从其类，自作一行，书议如其位次。”[①d]由于礼官吴育阐述有叙，符合典故，仁宗最终又下诏重申：“尚书省议事，应带职官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如遇集议大事，令赴，别设坐次。”[②d]这一规定，基本上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
第三，规定绝班之官，别头赞引，不与本省官同在迎班。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颁布仆射上事仪：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三司使副，学士，两省御史台，文武诸司，常参官，并集省内幕次，以俟仆射自正衙退，将至都省堂门外下马，朝廷差人前导，诸行尚书丞郎郎中员外郎并于都堂门内，分左右列班迎候，俟仆射判案乾，知班引赞官报班次，定礼生赞三司使，次学士，次两省待制，次三司副使贺[③d]。此虽赴本省，自有次序之别。这是对仆射执宰之高官的优礼。
第四，规定集议时限。赵宋最高统治者诏令大臣讨论军国大事，不能任意清议，而是规定了明确的时限。仁宗庆历三年五月，“诏自今两制官详定公事，大事限一月，小事半月，其急速者勿拘”[④d]。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诏曰：“方今多事，理宜博谋。”并规定两省官每日一到都堂，遇合关台谏者，亦许会议[⑤d]。钦宗建炎元年十一月七日，由于金兵必欲得河东三镇之地，钦宗手足无措，即“诏令百官以明日于尚书省集议以闻”[⑥d]。八日遂集百官议三镇于延和殿。绍兴三年四月十五日，高宗采纳御史台言，除礼官外，监察御史以上官并合赴，令月十五日尚书省集议隆祐皇太后改谥[⑦d]。这种集议公事有时限规定，多少克服会议拖拉、不得要领、议而不决的弊端。
第五，规定都堂集议，视内容需要确定与会官员。对于进退管军事，枢密院奏请臣僚极边长吏、路分兵马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仁宗庆历五年十一月同意枢密院建议。神宗元丰六年六月，诏集议大典礼，令秘书省长贰与会商讨，秘书省一、二把手参与典礼集议。太祖乾德二年二月敕应内外文武职官仪制等，宜令尚书省集台官、翰林学士、秘书监、国子司业、太常博士等详议。关于删定编敕之事，真宗咸平元年九月曾诏尚书省集文武常参官议，互陈删定编敕利害。总之，宋代对参与都堂集议的官员，除规定尚书省职能部门的官员必须参加外，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官员也必须与会参加讨论。
第六，为了确保都省集议纳入皇帝“诏旨”的范围，赵宋统治者还规定台谏官等参加。如御史台官员、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谏等。同时，专门设有监议御史一职，直接负责集议事项并向皇帝报告。
第七，仁宗景祐四年，规定紫宸、垂拱殿刊石为百官表位。三司使，内朝，班学士右，独立石位；门外，亦班其上。对宋初之集议班位，稍作改变。
第八，规定都省集议退席仪式。神宗熙宁年间，都堂集议退席，左丞于门下侍郎厅，右丞于中书侍郎厅。品官诣尚书省上下马依杂压，大中大夫以上就第一贮廊，监察御史以上就过道，诸六曹尚书、侍郎即太中大夫以上就本厅，监察御史以上就客位，余并过道门外。这种都省集议散会的仪制，反映了神宗对集议臣僚的礼遇。
四、对都堂集议的评价
首先，它是社会政治开明化的一种表现。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时期，藩镇相攻，干戈不息，政治混乱，言论钳制，法制废弛，道德败坏。欧阳修在他的《新五代史》卷三十《一行传序》中说：“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文不文，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在经过这种严重破坏之后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势必要在各个方面进行整顿，因此，作为维系封建秩序、巩固赵宋政权的君臣共同商议国事大政的朝省集议体制，便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所重视，在健全这一体制的同时加以充分的利用。有宋三百余年中，朝省集议遂为宋代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政制，每遇重大问题，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必下诏都省，由省吏通知各与会官员，群集都堂，详加讨论。参加人数，多则百余，少则一、二十位。与会者就集议的内容各抒己见。对拟奉上的集议结论，如有不同看法，可以不署名签字，也可以“实封投进”。此不失为政治开明化的一种表现，它明显优于宋前后的历代王朝，值得肯定。由于两宋实行并坚持朝省集议制度，政治较为清明，言论较为自由，使得社会经济较其他王朝发展得更快，尤其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这确保了社会的相对安定。同时，在宋朝统治者鼓励发表政见、奖励名节的风气下，不少封建文人，如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苏轼、陆游、朱熹等利用历史来宣扬朝堂集议和伦常道德，对于培养一代士风，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
其次，朝省集议反映了有宋一代台谏监察制度的复兴和日渐健全。贯穿两宋朝省集议的历史过程，人们不难发现，台谏监察始终介入其中，台谏机构比较健全，监察业务振兴，因此宋人称其“御史纪纲正自此始”[①e]，“俾正名举职”[②e]。众所周知，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忙于防止骄兵悍将的再次政变，推翻新建立的赵宋王朝，他无暇顾及台谏监察。皇帝大臣不喜监察，不乐谏诤，王禹偁两入谏署，终因直言敢谏而被贬黜。至于宰相，也是“台谏侍从莫敢议己”[③e]。如卢多逊为相，严格控制臣僚言事[④e]。但在太宗后期，随着宋初统一全国和防止政变，稳定政权的任务基本完成，摆在眼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已取得的成果，防止朝政阙失、皇帝失德，防范大臣擅权乱政，检举惩处百官贪赃枉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即要有效地检举与惩处各种“奸邪无状”，防范“内患”的发生，最主要的便是振兴台谏监察。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进一步提高台谏的权威。台谏不仅参加朝省集议讨论，而且还“日赴内朝”[⑤e]；仁宗庆历五年，又许谏官不受班次限制，可以随时上奏。同时又从御史梅挚所请，令御史如有合奏文字，“许用本台印行使”，密封上达，而不像过去章奏札子都要“露白实封”[⑥e]。这均保证了朝省集议的顺利进行，进一步落实皇帝的“诏旨”，企求朝政清明、百官守法。
再次，朝省集议也是赵宋统治者加强中央政府权威的重要举措之一。宋太祖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政策，使各地的骄兵悍将，一变而为俯首听命之辈，虽“单车之使，尺纸之诏”，都可令他们“朝召而夕至”[⑦e]。这是五代以来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变。同时，削夺州郡长官事权，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削弱宰相的职责，将中央大权收归皇帝。这样就大大加强了皇权，使强有力的封建中央政权得以建立。而且还实行了“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措施，于是整个官僚机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加上对财政、司法等权的约束控制，使长期来地方割据失去了基础。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得到了巩固和进一步加强；社会稳定，又促使社会政治向开明化、民主化的顺序渐进，出现了官僚发表言论上的相对自由，都省集议制度的完善促使封建士大夫讽议时事、针砭弊政即“清议”风气的出现。这一切都是中央政府富有权威性的反映，也是政权相对巩固、政治空气相对宽松的一种表现。
最后，还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宋代朝省集议政制的确立与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赵宋政权对百官在言论政策上的松弛，以及思想文化统治上一定程度的开禁。然而，这一切都是有限度的，所有臣僚的“清议”和台谏监察，无不以维护皇帝的权威为前提。换言之，臣僚们在国务大计上是很难做到真正的畅所欲言的，尤其皇帝权威这条高压线是碰不得的，一旦越过这一警戒线，违背了“朕意”，触怒了“龙颜”，那么再好的意见不但不被采纳，而且被贬谪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太宗朝的王禹偁③陈辞激烈、刚正不阿，他“为文着书多涉规讽，颇为流俗所不容”[①f]。说到底，是得罪了皇帝而为皇帝所不容，因此自难立足于朝。可见，朝省集议，百官建言，所谓的言论自由，绝非无条件的，充其量只能在不触犯皇帝的绝对权威的前提下自由议论。否则它就不是封建社会的政制了。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a 《宋史》卷二四九，《魏仁浦传》作“右仆射”。
②a 《长编》卷六《太祖乾德三年十一月》条。
③a ④a 《长编》卷二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四月》条。
⑤a 《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宋会要·仪制》八之二。
①b 《长编》卷二四《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五月》条。
②b 《宋会要·仪制》八之三。
③b 《宋会要·仪制》八之一五。
④b ⑤b 《栾城集》卷四四《乞令两制共议纳后礼札子》。
⑥b 《宋会要·仪制》八之一七。
⑦b ⑧b 《宋会要·仪制》八之一七。
⑨b ⑩b 《要录》卷三四。
①c 《宋会要·仪制》八之一九，《要录》卷一八五。
②c 《宋会要·仪制》八之二二。
③c 《长编》卷一二○《仁宗景祐四年三月》条，《宋史》卷二九七《段少连传》。
①d 《宋史》卷一二○《礼志》。
②d 《长编》卷一二○《仁宗景祐四年三月》条。
③d 《宋朝事实》卷九《官职》。
④d 《长编》卷一四一《仁宗庆历三年五月》条。
⑤d 《宋会要·仪制》八之二○。
⑥d 《宋会要·仪制》八之一七。
⑦d 《要录》卷六四。
①e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七《真宗皇帝·台谏》。
②e 《长编》卷四八《英宗咸平四年三月》条。
③e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二《论事任事》。
④e 参见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四。
⑤e 《国朝诸臣奏议》卷五一。
⑥e 《宋会要·职官》一七之七。
⑦e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二。
①f 《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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