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0）01—0006—05
通货紧缩是近年来面临的全新课题。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抑制通货膨胀。按照一般的见解，当物价增长率低于2 %时就可以被认为进入了通货紧缩状态。我国目前的物价水平已经连续数月处于负增长状态。它对国民经济的负作用正日益显现。
一
通货紧缩作为与通货膨胀相反的货币现象，是指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它通常与经济衰退相依相伴。主要表现在货币经济方面，物价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减少，并由此导致企业投资边际收益下降，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居民收入预期下降，消费疲软，产品相对过剩。我国自1997年10月份以来连续20个月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呈下降趋势，1999年1～5月份下跌3.2%，比1998年同期加深1.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自1998年3月以来连续15个月负增长，1999年1～5月份下降1.7%，比1998年同期加深1.6个百分点。 特别是作为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已经连续30个月下降，在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基数上，1999年1～5月份跌幅仍深达7.8%，比1998年同期加深4个百分点。市场价格惯性走势和1999年对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新调整措施都将对1999年下半年价格总水平回升产生抑制作用，全年各项价格指数降幅将大于1998年。
从货币供应量看，增速明显放慢，流动比率下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998年第3季度开始，出现回升。按道理，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应明显加快。例如，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上年的3.8%提高到9.2%，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由上年的18.4%提高到28.0%， 市场现金流通量增速由9.8%提高到12.8%。而1998 年末的广义货币增长为15.3%，增速比1982～1997年的平均水平减少10 个多百分点， 仅比1985年的10.8%增速高一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低点。1999年第1季度，虽然增幅有所回升，增速为17.8%，但也只达到1989年的水平。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的流动比率还在下降。1998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比为37.3 %，比1990 年下降8.1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M[,0]）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比为10.7%，比1990年下降6.6个百分点，1999年第1季度这两个比率又分别下降到35.1%和10.5%。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幅继续下降。1998年末基础货币余额为3万亿元，同比下降1.9%。1997年通过结汇方式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3027亿元，对增强企业支付能力有很大影响，但1998年这一基础货币投放锐减，全年外汇占款仅为256亿元， 比上年同期少增加2700多亿元，即使全年贷款投放比上年同期多增加779亿元， 但仍然不足以补偿因基础货币投放少增加形成的资金供应缺口。
以上的各项经济指标对照通货紧缩的表现特征，可以肯定我国的经济已处于通货紧缩中，这是不容乐观的事实。它已经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发展和稳定构成危害，主要表现在：第一，导致许多企业微利或者亏损。由于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普通很高，企业的资产大部分是银行的资产，通货紧缩使商品价格下降，销售减少，生产能力闲置，企业就不可能用自有资产来抵抗市场风险，不能正常还本付息，发生欠本欠息，将更多的不良资产转嫁给银行，银行中不良资产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通货紧缩会引起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失业人数增多，这已被各国经济发展史所证实。1998年以来，伴随着物价的不断走低，城镇职工下岗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工返乡人数增多，大中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度加大。虽然我国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通货紧缩无疑使就业问题雪上加霜。第三，通货紧缩意味着市场需求的下降，使农产品销售发生困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通货紧缩使企业产品卖不出去，或者低价销售，逼迫企业或者关门，或者闲置一部分生产能力，开工不足，企业失去投资兴趣。城镇居民和农民因收入减少而支出也相应减少，经济发展缺少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力。第四，通货紧缩，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使财政增值税收减少，而企业的微利和亏损也将导致所得税减少和财政收入减少，从而打乱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计划，政府只好加大税收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对企业的费项，使企业的负担更加沉重。第五，通货紧缩，企业因微利或亏损，难于进行社会统筹等方面的改革，无力增加自己的资本金；职工下岗或者收入减少，无力承受住房、医疗、养老等制度的改革，财政收入紧张，无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企业办社会的分离承担起来；人们对预期不明，储蓄倾向强化，投资股票和基金的兴趣下降，使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负债、扩大投资需求的政策效力失去作用。
二
1998年以来，政府采取了财政和货币的双重扩张政策以拉动内需，但短短的几个月后投资需求增幅下降，消费需求启而不动，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减缓，其他经济指标受政策影响曾一度好转，但物价指标仍一路走低。
从财政政策看，虽然有增发1000亿元国债以及银行和地方分别配套1000亿元和500亿元的扩张政策，但是对经济回升的刺激是有限的。
首先，由于此次的财政支出以投资启动为主导，在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的增长依然趋缓，回升乏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两套数据都反映了这一趋势。一是1998年1～9月累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83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3%，其中第3季度增长7%，增幅比上半年快1个百分点，但是比上年同期慢8个百分点。二是上半年增长6.8%，7、8月份分别增长8.1%和9.3%，按第3季度增长7%推算，9月份增长3.6%，显然过低。投资虽然能够引致消费，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持久推动力。消费如果不能真正启动和回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投资的乘数作用也会降低，仅仅依靠投资的大量增加拉动经济是不可能的。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投资对于消费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低速增长和中速增长区间的差别不大，1979～1997年， 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1.6∶1左右，与消费增长率之比为0.68～ 0.99∶1，进入高增长区间，二者之比分别为2.72∶1和1.37∶1，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递减。
其次，由于此次启动经济以财政扩张为重，在高速的投资扩张中，政府投资的增长很快，1998年1～8月份，预算内资金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4.6%，而企事业单位的自筹投资只增长了16.1%，私人投资几乎没有增长，财政大举投资基础设施虽然能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后劲，但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财政投资必须能够撬动民间投资。目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政府投资单兵独进的态势，这也削弱了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
以财政投资为主导的扩张政策，加强了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影响，虽然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政府投资的运营效率是比较低的，这一切必然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再次，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政策效应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所抵消。对非国有经济而言，紧缩的效应还可能大于扩张的效应。从增发国债、扩大投资中直接受益的企业只是少数，而因增加税收直接影响生产的企业是多数，大多数企业对财政政策的感受不是比过去“松”了，而是比过去更“紧”了。1999年上半年在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形势下，全国税收增长达20%以上，增幅比1998年同期高出1倍多。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税收的增加对经济走出低谷是没有好处的。
从货币政策看，1998年货币政策的提法已经从前几年的适度从紧改为“适当”的倾向政策。在操作的技术层面上货币政策趋松。央行数次大幅降息，同时还降低了准备金率及其利率，恢复国债回购业务，开展消费信贷等等，但实际效果始终难以如愿。贷款增长始终不活跃，存差不断扩大，通货紧缩日趋明显。从中央银行主要资产变动对基础货币的贡献率看，净国外资产（外汇占款渠道）贡献率逐季下降的同时，对金融机构债权（贷款渠道）的贡献率不仅没有上升以弥补外汇占款减少，贡献率在1998年的3、4季度反而下降为－8.6%和－6.78%， 结果使基础货币增长率为－4.7%。 这就出现了由“适度从紧”货币政策转变为“适当”的货币政策后货币供应量增幅反而全面下降的怪事。
1999年以来，与经济运行联系较密切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 ）增长率由2月份的16%滑落到5月份的13.3%，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的存差由年初的9438亿元增加到5月份的12453亿元，增长了32%，庞大的金融剩余仍以商业银行超额储备金、持有国债等形式从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套取利差而不愿投入实际经济领域，国内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金融惯性紧缩下，企业商品销售困难，盈利能力下降，失业下岗人员增多，人们对经济前景预期趋于悲观，引起群众同步性、自发性的消费紧缩。消费紧缩进一步使投资乘数变小，扩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1999年1～5月（M[,1]）增长13.3%。 而资金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强度最多可保证经济增长率达到5.78%，经济增长要达到7%，（M[,1]）总量应达到46261.7亿元，增长率应达到18.76%。如果狭义货币（M[,1]）仅达到计划增长的15%，1999年GDP缩减指数将是－2.4%左右。种种迹象表明，在现有政策力度下， 完成狭义货币增长率15%的增长目标很困难。
另一方面，金融政策本身的双目标操作，其制度性收缩的效应已经大过其技术性放松。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整顿信托投资业、清理各种基金会、规范拆借市场、关闭地方产权交易中心，直至后来合并城市合作银行、集中贷款审批权等等，虽然从长远看有利于金融健康发展，然而短期内却紧缩了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由于贷款渠道严重堵塞，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增长大幅度回落。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基本不在国有商业银行服务的范围之内，货币政策的技术性松紧与它们基本上不发生关系。在以后的政策操作中，央行想通过在国有商业银行增设中小企业信贷部等方式来弥补前期的政策性紧缩，但由于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过高，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愿意作为中小企业的资金提供者，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融资至今亦没有实质性变化。
从消费政策看，政府在努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又出台了国企、住房、医疗、政府机构、社会保障、教育等多项改革。这些措施大部分使人们降低了收入预期，提高了支出预期，从而增强了居民谨慎储蓄的动机。因此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也就是必然结果。尽管消费信贷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被寄予厚望，但实际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消费者贷款购物时，表面上形成市场需求，但消费者实际拥有的货币量并没有增加。消费者事实上是用将来压缩其它可能的开支项目来偿还贷款。这样将极大地约束其将来的消费行为，消费信贷即使在短期能对刺激需求有一定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是极其有限的。与此同时，在短缺经济时期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并没有及时得到清理。居民扩大消费还存在着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突出体现在房价过高，买车容易行车难，电信基本费低附加费高等问题上。消费与储蓄的巨大反差说明前期多重政策目标同时推进的实际效应是抑制了居民消费。
三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我们不熟悉的通货紧缩状态。在此条件下，简单地采取扩张总需求的政策，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将损害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面发展。当前的政策抉择，应该兼顾短期与中长期发展目标，遏制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增长。
短期政策建议：
1、改善公众预期，消除信心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 不能使公众、企业信任的政策再好也是无效的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尽管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但公众对经济形势的预期仍不乐观。我们有着很强的体制优势，在历史上有着改变公众预期的成熟经验，这是我们不应忘记并应予创新和充分利用的财富。
2、继续增加有效的投资需求。为了增加有效需求， 遏制通货紧缩，增加投资仍然是一个重要途径。因为投资中大约40%要转化为消费，而增加消费又会带动生产。因此，增加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不仅在于投资本身产生的需求，还在于投资的乘数效应。但其作用的大小，关键要看投资项目的选择。如果投资项目选择不当，会使投资无法收回，造成资源损失。目前很容易发生不经过充分、认真论证而随意投资的情况，应特别加以防范。
但如前所述，用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投资过多也会限制消费，而且还会增加财政的负担。因为当前的投资主要是政府投入形成的。而政府的投入又主要是靠发行大量国债从而增加财政赤字来实现的。这不仅增加了当年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给以后年度的财政造成巨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民间的投资增长很慢。1999年要继续增加投资需求，如果民间投资没有增长，就必须继续大量发行国债，继续增加财政赤字，这必然为今后引发通货膨胀留下隐患。因此，必须启动民间投资。当前最要紧的是解决民间投资的信心问题。对此，政府部门责无旁贷。为启动民间投资，在银行贷款方面应对民间企业给予支持，并为鼓励民间投资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清除民间投资的政策壁垒。可考虑选择一些前景好的项目，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投资。从而扩张由于政府、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等投资萎缩而造成的需求不足。
3、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适当增加货币的投放量， 增加货币的流动性，使货币量的增长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货币量的增长跟不上经济活动的需要，势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充分发挥，通货紧缩的状况就难以遏制。当前为了阻止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趋势，在外汇储备难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有必要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弥补新增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新增基础货币的缺口。目前利率调整刺激消费的作用不明显。为了增强货币供应量的流动性，改善居民资产结构，可以开征利息税，拓宽直接投资渠道。但是开征利息税并不意味着今后不再调整利率或仅调整利息税的税率来单方面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因为利息税不能直接影响贷款利率，而且作为一种税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或有或无，也不能用调整利息税率代替调整利率，仍然要利用好利率这个政策工具。
4、增加消费需求。社会生产归根到底为了消费。 增加国内需求最主要是增加消费需求，即增加最终消费。这不仅是由于最终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大，而且因为增加投资需求最终也必须能拉动消费，否则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有限。
增加居民消费需求有两个途径：第一增加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要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由于工业化发展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在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后，劳动者的收入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其表现，一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二是能够逐步形成一个被称为中产阶层的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经济群体。我国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持续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这样的基础上，现在应处于人均国民收入较快增长的时期，但实际上自1996年以来每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额还不足50美元，没有条件形成在住房、汽车及高档耐用消费品方面有强劲购买力的中产阶层。收入增长的缓慢不仅严重制约着消费的升级换代，也制约着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二，把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引出来，使其用于最终消费，一个思路是从供给入手，用供给创造需求、开拓需求。在市场疲软的状况下，更需如此。另一个思路是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形成通货膨胀的预期。当一些商品的价格不是下降或预期下降，而是上升或预期上升，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时，就会激发居民的购买欲望。
5、进一步刺激外贸出口的需求。由于受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 我国增加出口遇到困难。1998年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 %，与1997年的3.6%大体持平。1999年仍需努力增加出口。 为增加出口需求，重要的是改善出口商品的构成，在不降低出口的依存度的前提下，应不断提高产品的档次和竞争力。
中长期政策建议：
1、进一步调整财政收支结构，调整投资政策， 扩大鼓励投资的范围，制定系统的规范税费关系的财政改革方案。增加货币需求，建立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规范关系，防止货币供给骤升骤降，应成为未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政策选择。
2、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在消除长期的商品短缺之后，产业规模已经形成，产业的生产性机能已经具备，后续过程应该是培育产业的自我调整、改造、转换和升级机能，也就是产业的再生性机能。这个机能的形成需要市场资源的培育。约束的、日益萎缩的市场需求无论对老产业的改造还是再生产业的成长都是不利的。为此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出台一些政策，引导市场需求，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换和升级。
3、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住房、医疗、 养老等改革措施对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居民由保守性消费约束转向积极消费偏好。事实证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居民消费心理密切相关。鉴于此，中央除在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出台一些有利于增收的改革政策外，在提供居民福利性消费支出方式上也应推出一些政策和措施，如取消福利性分房，实行大病统筹及养老保险金制度等。应该说，这些措施的出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是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经济发展活力的必然需求。
收稿日期：1999—10—07
标签：通货紧缩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货币供应量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拉动增长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