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毛泽东与中国新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中国论文,诗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6-0151-04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在人们的认识经过岁月的冲刷、时间的洗礼之后，当人们重新寻找伟人毛泽东，走近凡人毛泽东，重读毛泽东诗词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特别的亲切和无比的欣慰。
一、巨大的文化桥梁
毛泽东及其诗词，是中国旧体诗词通往当代新体诗歌的光辉灯塔。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链条上，毛泽东诗词充任了承继传统和连接现代的巨大桥梁，弥合了文学时空一度出现的间隙“断层”。
毛泽东诗词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结集问世，是中国诗歌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毛泽东诗词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问题上的偏颇的有力拨正。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是巨大的，功绩是永存的。但在“打倒孔家店”的过程中，未能科学地区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的界线，把传统诗词当成了“僵死的诗歌”，当成了“孔家店”里的细软——封建文化一起扔掉了，从而割断了新诗的民族历史，出现了文化“断层”。诗人毛泽东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诗坛的格局，结束了新诗一统江山的局面，奠定了新、旧诗体共同繁荣的基础。
当然，诗人毛泽东的出现决非偶然现象。毛泽东不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而且亲身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以及新旧诗歌的利弊，都有比较清醒、公允的认识，加之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阅历和个人专注的情趣爱好，所以他历史地充当了文化桥梁的作用。同时，我们还看到，诗人毛泽东及其诗词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单个的现象。毛泽东及其诗词是老一辈革命家及其诗词的光辉代表。毛泽东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里“领袖诗人集团”中的一位领衔者。这个诗人集团中的主要成员有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以及后来加入的叶剑英、陈毅等。此外，与这个集团长期交往并成为诗友和战友的，还有诸如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等一大批文化贤良。所以在当今世界，在现代国家中，像以毛泽东为领袖人物的诗人集团的出现，并且创作活动长达半个世纪，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形成和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中国诗歌史上应当特书一笔的华彩篇章。
对于诗人毛泽东为推动旧体诗词的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炯先生10年前就著文指出过，“为旧体诗词在新中国诗坛争得一席之地并使之堂堂正正地拥有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正是毛泽东。他以批判传统文化的猛士的身姿和伟大革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肯定了旧体诗词的历史地位和生命力，并且以自己辉煌壮丽的旧体诗词创作，实际地为走向僵化的旧的诗歌形式注入蓬勃而新鲜的活力，使文坛和诗坛耳目一新。[1]我以为，毛泽东诗词不仅为旧体诗词形式注入了新鲜活力，为之争得了一席合法地位，改变了当代诗坛的格局，矫正了新诗发展的偏颇，而且还连接上了被割断了的历史链条，照亮了中国新诗发展的正确航道。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新时期的诗歌主潮中，毛泽东诗词更是照亮白话新诗和中华诗词两股诗潮的明亮航灯。
二、光辉的学习榜样
诗人毛泽东通过理论和实践，在新诗与群众的关系上，为新诗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作出了切实的示范，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实践者和毕生的探求者。如何创造出一套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的新体诗歌来呢？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思考着的问题。众所周知，毛泽东曾明确地表示他对新诗的不满。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在《致路社》深刻地指出过新诗的缺点和问题，说“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时代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涌现出了大批优秀诗人和许多好的诗歌作品。但新诗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从内容到形式，从“文革”10年的大喊大叫，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朦胧”“现代”，新诗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反映民众生活”和“为民众所不懂”的问题。
毛泽东诗词在这方面正为我们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尽管它在形式上采用的是传统的诗词格律，一般人一下子似难以掌握，但它在思想内容上、时代精神上、遣词造句上，却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同群众不存在“隔”的问题，都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的东西。作为一位率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人，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人民的命运，关注着国家的兴亡，所以他的诗词，无论是描写战争题材还是建设题材，无论是写国际风云还是写个人情怀，都同国家民族、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如写战争题材，毛泽东谴责制造国家分裂和民不聊生的军阀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他讴歌天翻地覆、扭转乾坤的人民革命战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写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他热情赞美人民群众的无比创造力：“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他歌颂人民群众改造山河的冲天干劲：“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他讴歌创造农业大丰收的农民英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写国际风云题材，他赞美“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梅花，他高歌“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罢”的共产主义战士。即使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诗人心中仍然想着人民，吟诵着“故国人民有所思”，希望国家能够长治久安。所以，无论是伟人毛泽东，还是诗人毛泽东，他心中始终装着“六亿神州”，装着人民群众，装着民族命运。以此反观前些年，文坛上、诗坛上有人曾提出什么“远离时代”、“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主张，鼓噪什么写“私家诗”、“私家小说”、写“下半身主义”，只“写给自己看”、“朋友看”、“小圈子里”的人看等等论调，岂不让人感到惊讶和疾愤吗？
每位有良知的艺术家，有责任感的诗人，面对腾飞的时代，面对改革的热潮，面对广大城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对祖国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面对人民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你能不为之而感动而自豪而歌唱吗？当然，你也完全可以为当今中国仍有几千万农村人口尚未摆脱贫困，为千百万儿童的失学，为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为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为山林植被的破坏，为江河湖泊的污染等问题而忧虑，而呐喊，而抗争，但决不能“背对现实”、“面向自我”，更不应只为自己个人的欲望、享乐而放逐良心，出卖灵魂。毛泽东对传统诗词的“兴、观、群、怨”和美刺兼用的功能，也是充分肯定的。
三、鲜活的艺术经验
诗人毛泽东为新诗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艺术经验，在新诗创作的艺术规律上，为新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和有益的艺术借鉴。举其要端，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1.要写发自内心冲动的诗。“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是很赞成这个观点的。但同时，他也很赞同司马迁对《诗经》所作的评价，认为它是“发愤之所作为也”，并说“心里没气，他写诗？”——这便是毛泽东的“诗发愤”的观点。心里有气才写诗，就是说写诗必须要有发自内心的情感冲动，否则就很可能是无病呻吟。这种“发愤”和“有气”的针对面，当然是复杂的现实生活。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丑恶，必须作出自己的审美评判，从而形成自己的情感冲动。毛泽东的每一首诗词，无论是“马背上哼成的”，还是“夜不能寐”写出的，都凝结着他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强烈的情感世界，都是他内心情感冲动的产物。
2.要写“适合大众需要”和看得懂的诗。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诗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这主要是针对过去某些新诗不大注意切合“大众需要”和“为民众所不懂”的缺点而言的，至今仍有针对性。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象征派”以及“××代”等诗人的某些作品，就有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现象。适合不适合大众需要，民众看不看得懂，这既关系到诗歌的内容，也关系到诗歌的形式。虽然它们不是衡量诗歌优劣的唯一尺度，但任何时候，它们都关系到新诗的生命和价值。毛泽东诗词虽然是旧体形式，有严格格律要求，但他们绝无晦涩艰深、诘屈聱牙之处，广大读者只要了解了时代背景，就能基本读懂，并为之吸引。不单如此，毛泽东诗词中还有许多句子无需任何注释，老百姓一读或一听就能领会它的意思。如“红旗跃过汀江”，“分田分地真忙”，“十万工农下吉安”，“红军不怕远征难”，“人民五亿不团圆”，“桃花园里可耕田？”等等，都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生动性、形象性就在言简意赅的字句之中。
3.要写“有意”“有味”的诗。“要有诗意，才能写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也不算好诗。这是毛泽东从传统的“境界”说、“意境”说、“神韵”说等诗论中，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表述出来的明白易解的诗歌经验。的确，诗要有“诗意”“诗味”，要含蓄耐读，新诗也应如此。毛泽东曾说自己写的诗“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这当然是自谦之辞。其实，他的诗词“意味”是很浓的，他也十分注意炼词炼意和营造诗美。比如《沁园春·雪》，那雄视千古的气概，那包容历史的海量，那肩负重任的情怀等等，都无不令人佩然折服，连南社盟主、一向自视词坛一霸的柳亚子先生，当年都禁不住发出“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的赞叹。至于像那“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摇看一千河。”“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以及“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等等构思雄奇，诗意盎然，意象独创，光昌流丽的佳辞丽句，则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4.要写从现实出发和展望美好理想的诗。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毛泽东诗词都是这样的“灯火”。它不仅艺术地记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而且形象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和人民命运的哲理思考，并反复唤起、激发中华儿女改造现存世界、创造美好未来的崇高志向和爱国情怀。毛泽东说：“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3]所以他自己的诗词，便都是从现实出发，展望美好理想的作品。写红军过雪山草地、艰难困苦时，他高吟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欢乐；评论昆仑山的功过时，他憧憬着“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美好境界；怀念、凭吊为革命献身的亲人时，他吁请“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当武汉第一座长江大桥正在修建，桥墩刚刚露出江面时，他不但热情地唱出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豪迈诗句，而且还高瞻远瞩地描绘出了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些例证，都无可争辩地证明着诗人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自己的诗歌主张：努力写出从现实出发，展望美好理想的诗篇。
5.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写诗。“诗要形象思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这是毛泽东在写给陈毅谈诗的信中反复告诫我们的。这也是他在总结古今中外诗人大量创作经验和结合自己长期亲身创作诗词的体验，经过反复探求、研究之后，发现的一条艺术规律。这也是毛泽东对发展我国诗歌艺术（也包括整个文学艺术）所作的突出理论贡献之一。这条创作规律，是千百年来人们反复摸索、不断探求、左冲右撞，但始终未能明白贴切表达出来的思维理念。只有他，用简洁准确的四个字——“形象思维”，对文艺创作特殊思维规律进行了科学概括。因而它像一盏高挂的航灯，照亮了黑夜前行的水手和船只。
毛泽东诗词都是毛泽东运用“形象思维”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结晶。在1958年7月1日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诗前“小序”中，诗人特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里姑且不谈人民领袖对人民群众疾苦命运的深切关怀等政治层面的含义，仅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可以看出，诗人已进入到创作情感的激烈冲动之中，各种生活图景、形象画面在他脑中像鸟儿一样急速地飞翔着，变幻着，像“过电影”一样。这些“浮想”中的“图景”、“画面”，就是思维材料，诗人经过加工、组接，便形成了词语和诗句。一篇奇妙的诗作就这样诞生了。它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浮想联翩”，实际上就是“形象思维”方法的通俗说法。这种方法，是毛泽东在其诗词创作中普遍运用的方法，它为我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艺术经验。
四、可贵的创作实验
诗人毛泽东为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进行了长期思考，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实验。
新诗向何处去呢？关于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尤其新中国成立之后，又进行过若干次的讨论。回顾新诗的主潮，大体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狂飙与突进，30-40年代的“炸弹和旗帜”，50年代的激情与跃进，60-70年代的叫喊与失真，80-90年代的朦胧与引进，直到21世纪初，新诗似乎仍在彷徨与探索。
毛泽东曾很想就新诗的问题作一次长谈，可惜未能如愿。1961年12月26日，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曾谈到过这个问题，说他一是很忙，“抽不出时间来”，二是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直到1963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他写出了一篇题为《八连颂》的诗，人们才仿佛觉得他是在用创作实践对他两年前所说的“需要加以研究”的新诗问题，作另一种形式的间接性回答。因而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的一次新诗试验。
为何说《八连颂》是毛泽东的一次新诗“试验”呢？有这样几则资料可供参考：
1963年12月5日，正在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的秘书田家英，得到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八连颂》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后来63年版的《毛泽东诗词》中果未收录此篇。显然，诗人认为它还不够成熟，还有待征询意见，再作修订。
1989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收有曾自写的一篇题为《爸爸教育我们的点滴记忆》文章，该文说：“有一次看过电影回来，爸爸没问我电影的故事，而是拿给我们看一张用铅笔写满诗行的纸。上面写道：‘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爸爸欣喜地告诉我们，这是毛主席亲笔手书的一首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诗，名叫《八连颂》，采用中国古代三字经的形式和民族的风格写成的，是一种新的尝试，只拿给几个熟悉的人传阅，还没有发表呢……。”
陈晋在1992年初出版的《毛泽东与文化传统》一书中也说：“他1963年写的《八连颂》”，或许是他在诗歌理论方面的“一个实践”。
那么，毛泽东“尝试”“试验”的目的何在？标准是什么？要求有哪些？途径如何？这些只要我们对照一下他对新诗的一些论述，就不难理解了。毛泽东“试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发展新诗。他曾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为了发展这个“主体”，他的确反复考虑、研究过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试验”的标准，他曾提出过“精炼、大体整齐、押韵”的意见。关于“试验”的要求，就是“在民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至于“试验”的途径，他认为“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4]
很显然，毛泽东提出这些设想的参照系，就是他最熟悉并有辉煌成就、且在形式上为大众所接受的古曲诗词和民歌。在1958年5月20日的成都会议讲话提纲中，毛泽东还写有“民歌”，“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8]等字句。因此，说《八连颂》是毛泽东实践其新诗理论的一种“尝试”，是促进新诗发展的一次实验，这种说法是能够成立的。不单如此，《八连颂》在整个毛泽东诗词中，它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
《八连颂》是一首新诗。诗中的句子以三言为主体，只末尾两句为七言。形式自由，句数不限，平仄不论，押韵自由。因此，《八连颂》我以为它不是一般古体诗中的“杂言诗”。它是诗人毛泽东针对以往新诗所存在的不注意反映民众生活、形式太散漫、太自由化、不好背、记不住等缺点，而特意创作的一首“精炼、大体整齐、押韵”的全新的诗歌。也就是说，它是一首诗人借用传统蒙学《三字经》的韵体形式，运用民歌明白晓畅易懂的长处，吸收古典诗词中词语精炼简洁的特点，而创作出来的一首节奏明快、短捷有力的新体诗。因而我们说《八连颂》，是毛泽东为发展新诗所作的一种大胆尝试。他的这种实践行动，比许多空洞的理论和说教更具挑战意义。至于这首诗的艺术性的高低、强弱等，那自然又当别论。但不管怎样，诗人毛泽东在创作《八连颂》这种新体诗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不仅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他那为促进新诗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更是所有后来者努力学习与借鉴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