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子兵法》中的伦理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子兵法论文,伦理学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
《孙子兵法》，以其丰富的内容，精辟的论断、深邃的哲理，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揭示了一些有关战争的客观规律，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2500多年来，历代兵家、学人对孙子思想进行了不曾间断的研究。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一些克敌制胜的基本军事原则，而且在于它所包含的谋略思想和领导统御艺术，广泛应用于政治斗争、经营管理、领导决策、体育竞争、外交谈判乃至于人生处世的诸多方面；亦包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伦理学思想。
在伦理思想方面，孙子与思想家孔子一样，也主张“厚爱其民”、“爱人”，讲求宗法道德规范。孙子高度重视“道”这一伦理学范畴的作用，把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同生共死，“上下同欲”即上下一心视为“道”，引为取胜之本；强调体恤士卒、仁以带兵，“文”（仁爱）、“武”（刑罚）并举；崇尚功利，把“利合于主”、“非利不动”视为军事抗争的一条重要原则；此外，在道德规范方面，他强调将帅应有“智”、“信”、“仁”、“勇”、“严”“五德”，“五德”皆备，方可为大将，这些“德目”，也正是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的一贯要求。总之，闪烁其间的古代伦理学思想，可谓较为系统，较为丰富、值得后人去体味，去研究，并加以借鉴。
一、《孙子兵法》中包含着鲜明的以“安国全军、“厚爱其民”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体系服务的。因而，《孙子兵法》虽然是军事著作，却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政治伦理观。
在战争的意义问题上，《孙子·计篇》开宗明义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马虎从事；“安国保民”是用兵作战的根本目的，也是其最高价值。他在《火攻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主张对战争一定要审慎，一定要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来考虑作战问题，决不可以因国君或将帅一时愤怒而兴兵作战。“明君”、“良将”对国家命运一定要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自觉精神。这种“慎战”思想乃是基于“安国全军”、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产生的，故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战争发生后，敌我双方谁胜谁负？孙子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来预测：“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计篇》）他把道义、天时、地利、将帅、法度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五项基本条件，而把“主教有道”之“道”列在首位。何为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同上）就是说，如果国君得人心，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战争就会取得胜利，否则，就会失败。他已认识到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在《作战篇》中，孙子论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出兵打仗要花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拖久了会使国家贫穷，财政危机。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财，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认为军队远征，长途运输就会使百姓贫困。军队驻地附近的物价飞涨，又会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国家财政枯竭就会向老百姓加重赋役。总之，既不利于国计，又不利于民生。因此，他从国家和民众的经济负担着想，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持久作战，反对长途运输，而主张速战速胜，主张在敌国就地解决粮草，主张用缴获来补给壮大自己。这同样是“安国保民”政治伦理观的体现。
孙子还反复强调将帅要爱护士卒，关心部下，把“仁爱”作为将帅的“五德”之一，要求“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篇》），并要把“爱”与“严”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带好兵，打胜仗。在银崔山汉墓竹简《黄帝伐赤帝》篇中，孙子还赞扬黄帝，商汤和周武王顺乎民意，消灭暴君，战争之后又实行了“休民、艺谷、赦罪”的休养生息政策，所以“天下四面归之”，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孙子“爱民”、“仁义”之思想，可见一斑。
因此，“安国全军”、“厚爱其民”是孙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具有积极意义。而且，较之同时代孔子的“仁政”、“爱人”的伦理思想，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同样体现了春秋时代社会变革、伦理思想新旧更替过程中的一些鲜明特色。
二、高度重视“道”的作用，把“上下同欲”之“道”引为取胜之本。
“道”是先秦思想家使用最普遍、内涵最丰富的一个范畴。在《老子》一书中，“道”被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有时又被赋予政治、伦理及认识论方面的意义。法家学派的著作中，“道”字的使用略与老庄同，只不过用作世界本原的意义较少，而用于政治、伦理和认识论方面较多。儒家很少在世界本原的意义上使用“道”字，但也赋予它十分丰富的内涵，或指正确的主张、行为、道理、方式方法，或指普遍原则，客观规律。《孙子兵法》中的“道”字也未超出这些涵义，总的说来有三重意思，一是指良好的政治、伦理原则，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二是指方法、行为，如“兵者，诡道也。”（《计篇》）但更多的是第三种情况，即用来指一种恒定的原则和客观规律，如“战道”、“败之道”，“上将之道”、“为客之道”、“安国之道”等。这些论述，也都带有一定的道德规范，伦理约束的色彩。
高度重视“道”的作用，把良好的政治伦理行为引为取胜之本，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显著特色。如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又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如一，政之道也。”（《九地篇》）很明显，这里的“道”都属于政治伦理范畴。孙子在论及决定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时，更把“道”置于“五事”之首，又把“主孰有道”放在“七计”的第一位（见《计篇》），并把“修道而保法”看作是“能为胜败之政”的前提，足见他对政治道义、对顺应民意的伦理原则的重视。
三、提出了将帅“五德”的道德规范与素质要求。
从《孙子·计篇》中看，“五事”、“七计”是兵家大事，“五事七计道为先”，政治道义是取胜的一要旨，其次是天时、地利，而“将”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故孙子亦多次强调将帅的重要地位，把“智”、“信”、“仁”、“勇”、“严”五德规定为将帅的根本道德素质条件、道德规范。
关于这“五德”，《十一家注孙子·王皙》解释道：“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托恻隐，得人心也；勇者，徇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阙一不可。故曹公曰，将宜备五德也。”比之于古代其他伦理学名著中的“德目”，如《中庸》称：“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论语·子罕》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论语·为政》）可见，《孙子兵法》中的道德要求与它们在内容、要求上极为相近。孔子提出的“仁学”。也包括着“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的原则，中国的伦理学传统中亦一贯强调“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可见，《孙子兵法》对为将的五德要求，既是作为战争决策者，指挥者应有的道德规范，基本素质，又体现了中国伦理学传统中的为人处世的一些道德要求。明代谈恺认为，“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将孙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认为《孙子兵法》无论对用兵作战，还是人生处世，都具有教化作用。
此外，《孙子兵法》还在好几处提到了对将帅的一些其它的道德规范和素质要求。如：“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把能够不计个人名利，敢于担当责任，下可以保民，上能够利主的将帅喻为“国之宝”，又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要求将帅要沉着、冷静、公正无私，处军严明。相对于“五德”，他同时又提出了“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悔”、“廉洁可辱”、“爱民可烦”的“五危”道德戒律（见《九变篇》），规劝将帅在实践有关道德规范时又必须把握好“度”，适可而止。等等。这一切，一方面比较完整地体现我国伦理学传统中的基本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又对我们今天进行人事管理、干部选拔任用有着较强的指导性，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四、崇尚功利，强调“合于利而动”的军事价值观。
《孙子兵法》存世十三篇，不足六千字，可谓字字珠玑，据粗略统计，竟有四十八次提到“利”字。如《九地篇》中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中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早已脍炙人口；在《军事篇》中，孙子又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命题。可以说，“求利”、“趋利”是孙子确立的根本性的战略指导原则，也是其选择、运用战术的一条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孙子看来，“求利”是战争行为的主要目的，没有不求利益的战争，没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绝不轻易参战。在此，孙子一扫传统军事伦理的“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的说教，提出了“兵以利动”、“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篇》）的军事伦理思想。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能够毫无顾忌地打出“利”字的大旗，一扫在他之前迂腐古板的传统军事伦理，把强烈的功利意识贯穿于他的著作之全部，读来使人耳目一新，又顺理成章，可谓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此外，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既有重义轻利的主流伦理思想，如儒家；又有义利并举或崇尚功利的非主流的伦理思想，如墨家、法家等。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显然是对后一类的导引和昭示，其价值是异乎寻常的。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不可忽略这一点。
五、《孙子兵法》中还体现了一些中国传统伦理的宗法道德的特点。
孙子和同时代以及其后的思想家一样，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劝谕统治者采用一些有利于其统治的政治观、伦理观。这就使他的军事思想中也带有一定的宗法道德的特色。如前文所述，所谓“厚爱其民”、“视卒如爱子”、“仁以带兵”等，都反映出作为统治集团一分子的将帅对士卒、百姓的较为宽容、同情的态度，是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的。
这种宗法道德观还体现在“等级”观念之中。如《计篇》中讲“道”，把“道”诠释为“令民与上同意也”，亦即要求“在下”的民众了解和适合于“在上”的君主的心愿，随君主的意图行事。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必须通过自上而下的“教化”，这可谓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
与此宗法等级观念相联系，《孙子兵法》还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就是“愚民”、“愚卒”思想。他主张采取种种手段，“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驱使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篇》）这固然有其军事决策的考虑，但片面强调“愚民”、“愚卒”，忽视群众的智慧，同时又过分强调将帅的作用，却是不可取的。反映了《孙子兵法》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消极、保守的一面。
《孙子兵法》之所以包含上述诸多古代伦理学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社会思潮的演进。在此历史条件下，孙子能够在研究、总结军事经验和理论时，最大限度地汲取其它思想家的进步思想理论，使其军事理论建树反映时代进步思潮的特色，如“安国全军”、“修道保法”、“非利不动”以及为将“五德”等思想，使其富有哲学伦理学的底蕴和实用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