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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7-0001-08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方位的巨大成就。这是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战胜国内外各种困难和风险中取得的。我们既没有“荷戟彷徨”之忧，更没有“歧途亡羊”之虑，展现的是一派“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的壮丽前景。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P.11)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P.544)本文将着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阐述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国富民，这是一个萦绕在中华民族心头不变的美梦。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而殚精竭虑。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与西欧其他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3](p.691)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苏维埃制度的保障下，努力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态，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这使中国人民眼前一亮，看到了一条新道路的希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继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努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后被写入八大通过的党章。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当作我国在20世纪内要实现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总是将“发展”联系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与“现代化”相统一。他一方面将发展的目标定位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方面强调，这一目标必须通过改革开放、狠抓发展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分步骤进行。
邓小平反复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4](P.162)这“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4](P.162)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着“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个方面。它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既肯定现代化的目标选择，又扬弃资本主义道路；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从而使中华民族“赶上时代”；坚持通过现代化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其从“不够格”到“够格”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通过发展才能达到。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5](P.282)他多次进行对比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发展上不去；人民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明显，人民得到了实惠。因此，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5](P.265)“发展才是硬道理”。[5](P.377)不发展不行，发展太慢也不行，要抓住机遇谋发展。
十一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弘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执政党的发展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必须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坚持、丰富和发展。他在谋划新世纪初我国社会主义前途时强调：“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是对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规律性总结”，[6](P.92)“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6]P.93)十六大报告中更是将发展确定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江泽民在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时候认为，执政党的先进性应当体现于如何领导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此，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执政观，同时也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发展观。从新时期发展的实际和要求出发，江泽民指出，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要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作发展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施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发展战略。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变化着的中国国情，认真地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重大的问题，不断进行总结经验，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P.15)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认清它是对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等重大方面，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系统理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一次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存在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这种关系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历史与逻辑、实践与理论、继承与发展的内在统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基本维度之中：
第一个维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维度。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建立的。马克思晚年设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落后的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7](P.129)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践了这种设想，其实质就是要开辟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走通这条新道路是很不容易的，必须反对和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无视现代化的必要，将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拒绝，企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二是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企图将我国要实现的现代化等同于“欧化”和“西化”，主张搞“全盘西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破除这两种倾向中闯出来的。这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过程。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针对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他又强调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5](p.110)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需要搞市场经济。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这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目标层次上作了界定，规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强调了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不懈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始终体现出坚持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维度，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风浪都毫不动摇。这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个维度是“走自己的道路”——路径维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它主要是由斯大林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另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流行于西欧一些国家。苏联模式在“战争与革命”作为世界主题时期，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存在着不少弊端，特别是当它被神圣化、凝固化之后，它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不能适应世界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转变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人，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推行改革，犯了方向性错误，导致苏联解体。
邓小平审时度势，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理性反思。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5](P.139)“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5](p.261)“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5](P.237)如何走出历史的困境呢？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不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p.2-3)“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5](p.95)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主题。走自己的道路，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把书本当作教条，不照搬外国现成模式，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种教条主义都不能要：一是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另一种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任何其他类型现代化的简单移植或延续，其唯一合理形式就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其正确性。江泽民向外宾介绍说：“国际上有人认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我们是走‘第三条道路’。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P.192)胡锦涛也指出：“我们要坚持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P.647)十七大报告郑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1](P.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P.1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P.12)科学发展观是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发展的产物。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等，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第三个维度是“执政为民”——价值维度。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P.187)可是，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却忽视甚至排斥价值判断，以“价值中立”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将一系列可量化的经济指标当作衡量现代化的最佳指标。这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现代化，其后果是产生与物质财富增长相伴随的各种社会异化现象：劳动者同劳动产品异化、劳动活动本身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异化、人与人相互关系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这就是传统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写照。苏联模式所以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发展的价值取向发生问题，执政党逐渐脱离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传统，就是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社会历史领域，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内在地包含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所谓认识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要求做到“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为，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p.1096)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经历坎坷曲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认真做到这一点。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出，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群众路线。搞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依靠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执政党的一切行为，都要以人民群众同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为标准。他在改革之初就指出：“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4](p.368)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达到认识的飞跃，提出判断改革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p.372)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做法，就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违背“三个有利于”的做法，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实现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江泽民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的时候，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总结苏联解体这类国际重大事件，更加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认为，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危险会更大，如果放松警惕，带来的后果也会更严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就是解决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贯彻“三个代表”，本质就在坚持执政为民，无论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6](P.638)坚持执政为民，最集中体现了党的价值观，最生动实践了党的执政目的，最鲜明表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质。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对“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出了如下阐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P.15)这对于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加健康、更加和谐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四个维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方位维度。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需要确定我国当代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从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起，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在方位上发生重大错误，吃了“左”的亏。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予以高度关注。通过总结教训，1981年在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早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始阶段。”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要求：“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P.252)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他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5](pp.379-380)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特别是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所做的报告更是作出了富有新意的阐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含两层含义；就社会性质而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就发展程度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成熟程度还很低，经济和文化落后，处于不发达状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出发，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改变我国的落后状况，就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坚持改革开放，就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缺乏生机和活力。在坚持基本路线问题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针对的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新的具体表现。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长期的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1](pp.14-15)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共同的任务、路径、价值、方位维度，实现着共同追求中的不断认识升华，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发展，又要求这个理论体系不断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这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统一而不可分离的。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题目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深刻认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应当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
邓小平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努力奋斗，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前两步的目标。在21世纪第三步怎样分步骤的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满足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我国发展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对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走向具有战略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发展与社会和谐相统一的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兼顾的方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反映了发展与社会相统一这一新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社会将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将是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宣言》更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p.294)这些论述都内蕴着和谐的精神。现在我们将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确定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集中反映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不断完善：起始我们将现代化定位于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些物质层面的“四化”。党的十二大有所前进，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沿用了这一提法。十七大将这一目标进一步丰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社会和谐列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主要内容，对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就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科学发展观完善了党执政兴国的宏观大思路。
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具有科学性、全面性、统筹性。这里所说的科学性，不能停留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要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人与物”的关系，扬弃“物本主义”，强化发展的价值导向，以发展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所说的全面性，要求不能将发展只是等同于经济增长，发展是一个系统性概念，涉及社会有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不能将这些社会领域彼此分割，要实现它们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这里所说的统筹性，不是某一方面的统筹，而是“五个统筹”，即努力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总的精神是使各方面的发展相互适应，使各个发展环节相互协调，使改革的各种举措相互配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更加具有合理性、系统性和有序性。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提出的全面生产理论，发展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生理健康和教育成才)、满足精神需要的文化生产、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生产(人化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再生产(政治关系和社会交往)。科学发展观表明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不断提升，其历程大致是：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起点，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综合思路，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整体战略。科学发展观还要求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是“五位一体”的战略。
第三，科学发展观跟上了当代人类更新发展范式的大趋势。
传统发展观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资金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导致一些国家出现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和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以及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经过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要求突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发展范式的呼声渐起并成为大趋势。鉴于此，联合国1986年的《发展权利宣言》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初期面临经济严重落后和人民生活贫困问题，不得不主要抓GDP的增长，受制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与此同时，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出现的问题也不断积累并尖锐起来。这就为实现科学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提供了可能。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历史潮流，跟上世界大趋势，更好地体现出优越性和综合竞争力，并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四，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遇到的挑战和机遇主要到底是什么，怎样去应对？当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区别于历史上出现过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知识将是经济社会的主要驱动力。这种社会的特点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将不再是资本，而是信息和知识；价值的增长主要不再通过传统型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型劳动。知识经济的出现绝非偶然。传统发展观造成人类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面临自然资源的逐步衰竭，人们应当看到“人类依然拥有没有束缚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道德能力等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动员来帮助人类摆脱它的困境”；同外部极限相反，人的“内部界限在我们自身中存在着并孕育着无可比拟的发展潜力”。[13](pp.5，8)我国拥有13亿人口，为世界之最。但是，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自然资源的生产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背离、对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与对环境质量的自觉养护之间的失衡、追求数量和速度与质量和效益之间的不协调，越来越尖锐。它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知识经济对成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必须抓住。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讲到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强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进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等重要举措，都同应对知识经济这个大趋势密切相关。
总之，科学发展观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新境界，把我们党对建设规律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将确保我们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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