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党宣言》入手论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
顾连杰
（北京舞蹈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 在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中，作为其他类别研究基础的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并未得到应有重视，脱离了文本难以真正学习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通过文本研究的方法，比较容易发现《共产党宣言》中的“公妻制”实际上是借引了“资产阶级”的话语，而非共产党人的话语；《共产党宣言》中也并未涉及共产党在一国之中是实行“一党专政”还是“多党竞争制”的问题。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既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纲，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更是共产党人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宣言》问世170多年来，以其深邃的内容吸引着一代代学者的关注，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璀璨的瑰宝，不断指引人们深入实践、走向未来，广泛而又深刻影响着全世界。作为滋养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走向成功的必读著作，准确理解《宣言》的文本内涵，认真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容，牢牢掌握《宣言》蕴含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对于我们坚定理论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宣言》文本解读，梳理《宣言》的文本结构和叙述脉络，进而阐明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并结合文本中两个具体的实例来阐发，以期更加深入地汲取文本“营养”，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精髓。
1 《宣言》的文本结构和叙述脉络
《宣言》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性文件，具有严谨的文本结构和清晰的叙述脉络。纵观全文，可以将《宣言》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共产党人观点、目的和意图的正面阐述，包括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和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二是从反面批驳那些企图扭曲、污蔑共产主义的思潮和党派，包括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和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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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贯穿始终，首先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是如何从阶级对立与斗争中演变而来的，然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之间的对立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交锋，接着分别考察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历史作用。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第一，马克思此处只是引用了资产阶级的“公妻制”词语，从《宣言》的其他地方以及其他文本并没有再发现“公妻制”这个词。第二，马克思此处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的公妻制就是正式的卖淫和非正式的卖淫，其实质是把妇女视为“生产工具”。第三，马克思此处所提出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实际上就是通过消灭现存的生产关系，从而消灭依赖于这种关系的公妻制，最终恢复妇女的正常地位，这也印证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包括妇女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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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31]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资产阶级批评“公妻制”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只是把妇女视为生产工具，因此，共产党人要解决的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32]。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依赖的大工业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不断生产出“它自身的掘墓人”[11]。最终，“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
尽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必然的，但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的首要前提就是组织政党。在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通过分析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之间的关系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即一个“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3]的政党。然后又通过分析共产党同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阐明了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4]，理论原理为“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5]。继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反驳“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16]，最终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以及最高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
一些学者严厉批评那些“拘泥于字里行间”、“引证马克思的这一句话与那一句话的关系”的学者，呼吁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走出文本，着力研究实际问题。不可否认，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不能再将自己困于书斋之中，不但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始终是必要且是可行的。恰如学者聂锦芳所言，“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现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21]。只有扎扎实实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才真正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样的工作虽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远胜于脱离马克思主义原著“空中楼阁”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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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理路
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是其他类别研究的基础。在文献考据成果相对确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与其他类别的研究紧密相连。因此，脱离了文本就无法真正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
2.1 “回到文本”还是“去文本化”
第二部分主要是从反面阐述共产主义的原理，即通过批判所谓“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通过表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再一次强调共产党人所不屑于隐瞒的观点和意图——“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18]“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19]。最后，全文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0]的口号结束。
2.2 确定文本的通行意义
如果前述问题的讨论着重文本研究的“本体论”问题，那么如何确定文本的通行意义的问题则属于“方法论”上的思考。在史学史上，关于文本有没有通行意义的问题已经引发太多的争论，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家们则普遍认为文本没有通行意义，即同一段史料或同一份文献，每一位读者所掌握的文本意义都不同。如果把这种观点引入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势必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C.BehanMcCullagh关于文本通行意义的阐述值得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借鉴。他鲜明地指出“一旦我们掌握了文本的语言、背景和意图，文本的意义通常也就能够确定了”[22]。
首先是文本语言的确定。文本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遗产，其意义极难辨认。同一词汇可能在不同文本或不同历史阶段就有不同的意义，而同一意义的表达在不同文本或不同时期中有可能体现为不同的词汇。奥尔曼就曾声称马克思的语言是“像蝙蝠一样的语言”[23]。比如“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其实都是同一个德语单词“eigentum”；“Proletarier”一词最早源于古罗马时期所指的“向国家提供子嗣作为惟一贡献的公民”，而到了马克思笔下却赋予了它“无产阶级”这一全新含义。[24]由此可见，必须理解作者所在共同体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学习作者所用的专业语言、体会语言所在的具体文本语境，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文本的本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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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33]。他们不仅让“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34]，而且“正式的卖淫”[35]，更“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36]。而共产党人无非是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37]随即又说，“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38]。
最后是文本意图的确定。确定文本中的作者意图，无论对于确定文本的通行意义，还是为文本作者希望表达的思想提供论证，都是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移情想象”，实际上就是陈寅恪提倡的“理解之同情”法，就是在审视文本时“想象作者对自身写作环境的自觉程度，并考虑作者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还要想象作者会对上述境况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25]；其二，寻找尽可能多的相关证据去证明作者的意图，无论是正面的、支持的，还是负面的、反对的。以《宣言》为例，第二部分马克思所提出的“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26]的“十条提纲”，就引起过历史上很多的误读，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革命者都一度把这“十条提纲”奉为圭臬而力图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即将其付诸实践。然而，研读《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27]。通过前后证据的对比，马克思提出“十条提纲”的意图的有限性就很明显了。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文本的语言、语境和意图，那么文本的通行意义就能够基本确定。据此回到《宣言》文本，对几个问题进行积极探讨。
3 《宣言》文本研究典例
3.1 共产主义与“公妻制”
“公妻制”是个极具迷惑性的话题，在历史上曾经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误会。“共产共妻”谣言的传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深刻的一条还是对“公妻制”产生了历史的误读。回到《宣言》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回应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时就讨论过“公妻制”问题。其中已引起误解的句子的确不少，如“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28]；“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一向就有的”[29]。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公妻制”，仍然要落实到具体语境中来。
（5）分析性。不论基本数据多么丰富，任何储量评估的可靠性都取决于评估者的经验和诚实度、高度的专业技能和判断力。这就需要对评估过程及成果进行分析，如影响因素分析、可靠性分析、经营情况分析等。
马克思、恩格斯既描述了无产阶级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6]，又分析了“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7]过程。最初是单个工人、某一工厂的工人、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攻击生产工具、设备，挑战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但此时的工人斗争还是分散、分裂的状态。而到了工人的联合斗争时期，“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8]，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自己的工资。随后，工人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9]，最终走上了组织政党的道路，阶级斗争到了“接近决战的时期”[10]。
其次是文本语境的确定。这里要掌握的不单单是文本的社会背景，还有其思想背景。在社会背景方面，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深刻而又丰富。然而人们忽略的往往是文本的思想背景。某一词为何要这样用、某一句为何要这样造、某一篇章为何要这样架构以及这些词汇、句子、篇章所要表达的含义，都跟作者的思想背景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既要熟悉作者的思想发展史，也要熟悉除作者以外的人，如何看待同一个问题，他们与作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把握文本的语境，从而窥探到文本的本真意义。就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研究者必须极力避免“线性发展论”倾向，即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是一个直线发展的或预设的过程。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30]可以看出，这是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的口吻提出的设问，因此可以推断，下文所出现的“公妻制”实际上是借引了“资产阶级”的话语，而非共产党人的话语。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考察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那就是在经济上“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2]，在政治上国家政权则“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在考察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指出，资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确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4]，即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推动了生产工具的巨大变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等。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根源，那就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和资产阶级自己锻造得“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5]——无产阶级。
从这里可以发现，如果不留心马克思对文本语言意义的转换和文本上下文语境的联系，很容易就会对文本的意义产生误解。
3.2 共产党与“多党竞争制”
有些学者在总结共产主义实践经验的时候，根据《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开头对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关系的论述，得出无产阶级内部可以实行“多党竞争制”的结论。
《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中，的确出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39]；“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40]这样的语句。于是，有些学者就据此得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脑海里，他们所要建立的党只不过是众多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一个党而已，无产阶级可以有多个政党，无产阶级内部可以实行多党竞争（原文中此处有引文：当然也可以称作联合或合作）制。一党专政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41]然后又妄议“苏维埃俄国起初是多党联合执政的”。[42]且不论为何将“多党竞争制”和“多党联合或合作制”或者“多党联合执政”混为一谈，也不去讨论“多党竞争制”究竟是否可行和是否必要，但若根据以上所引的内容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极为不妥。
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马克思在写这段话时是事实描述还是价值判断，如果是事实描述，要明确其中有没有包含着价值判断。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了解《宣言》撰写时的社会背景。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以前，在英伦岛屿上就出现了宪章运动时期成立的伦敦工人协会，在欧洲大陆上就已经出现了诸如其前身正义者同盟、法国的四季社、德国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等诸多或秘密或公开的工人组织。
马克思在文中所提到的“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43]“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44]等恰好证明了当时已经存在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外的各国的工人组织或政党，只不过“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45]而已。由此可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一种事实描述。那它有没有包含着价值判断，即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应该是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并存呢？首先在这一部分没有看到这样的暗示。其次，与“多党竞争制”相似但绝不相同的论述出现在《宣言》的最后一章中。
马克思写道：“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46]；“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47]。随即具体分析了共产党人在法国、瑞士、波兰和德国应该采取的策略与行动。但无论与各国的政党如何联合或合作，最终都不会“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48]，也不会忽略这些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49]。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共产党一方面成立中央委员会，一方面在各国中又设有支部，以推动该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共产党应是一个超越国界的同盟组织，这就具备了后来第一国际的雏形，而根本没有涉及共产党在一国当中是实行“一党专政”还是“多党竞争制”的问题。
除了以上的两个问题，还有《宣言》序言中提到的“俄国革命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问题，共产党人如何批判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的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从文本出发，进行扎实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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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包含着大量的繁琐复杂的工作，研究者需要远离喧嚣、浮躁、嘈杂和焦虑，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境界，磨炼“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意志力。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处于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这就要求研究者坚持科学的学术标准和理论志向，认真对待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继承、创新和发展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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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Research of Marxism Based on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GU Lian-jie
(Beijing Dance Academ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tudy and research of Marxism, bibliography and text-ology, as the basis of other kinds of studies, have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truly study and deeply research Marxism without texts. By means of text research,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the "public wife system" in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ctually was borrowed from the discourse of the "bourgeoisie" instead of the communists; Nor does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party exercises "single-party rule" or"multi-party competition" in a country.
Key words: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ism; text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83（2019）01-0108-06
收稿日期： 2019-01-06
作者简介： 顾连杰，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