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知识经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知识经济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1-0055-07
一、“知识经济”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人类控制自然，进行物质生产和创造的能力发生变革。西方国家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严肃地研究并试图概括出这一变革的实质。1970年，美国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宣告了“超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1982年，奈比特在其《大趋势》中讲“信息经济”的出现；1986年，福莱斯特出版了《高技术社会》一书；1990年托夫勒又冒出了“超信息经济”的说法；1995年加拿大科学家弗兰克·凯尔奇在其《信息媒体革命》一书中宣称信息媒体时代的到来。而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术论文或政府报告开始使用“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智力为基础的经济”等提法。1990年在联合国机构的文件中正式出现了“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特别是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到“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当年六月，在加拿大多仑多召开了“97全球知识大会”，主题为“信息时代，知识促进发展”，这就使“知识经济”问题在国外学术和传媒中空前火爆起来。
我国理论界从1997年起也开始跟踪“知识经济”问题，如1997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谈谈知识经济”一文。在1998年5月北大校庆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同年9月8日，陈至立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在知识经济中，科学和教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知识经济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要求；党中央及时抓住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作出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极大地吸引了国内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相关领域围绕“知识经济”问题出版了一系列论文、专著以至于丛书，近来并出现了以“知识经济”为题的专门刊物。目前国内对“知识经济”的研究还没有出现权威理论家的权威性著述，但是，这个问题成为目前理论界热点，这已经成为共识。这种状况正如陈至立同志所讲：“知识经济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其定义、内涵、特征、形态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还处于研究、跟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但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从战略高度上和政策角度上我们要对知识经济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知识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是：“知识经济”的本质、其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区别是什么？它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问题还是有关整个社会文明形态、世界历史时代变迁的问题？有的论者如克林顿认为，知识经济的来临确实会彻底改变我们的资源、劳动、资本等社会经济活动的状况，并会造成全新的社会文明。[1]还有的论者认为，微电子技术不能使传统的机器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全球网络、通讯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加快只能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业革命以来确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足以构成全新的生产方式和时代文明。[2]笔者认为，就目前情况来讲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出现只能是夸夸其谈，但是，如果我们对在科技革命中已经初见端倪和正在咄咄逼近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态势估计不足则是不明智的。目前有信息表明，海水灌溉农田技术已近于成熟，20年内可望产业化。生物工程研究的突破已近在眼前，其所使用的资源是其量无比的基因。新能源技术所利用的资源是取之不竭的海水，海水变石油的产业化成功将使以往的采矿、能源等生产失去意义。计算机的核心材料——硅片是从普通的石头中生产出来。[3](P133)这些科技成果所变革的不仅是物质生产的资源、工具和生产主体——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所构成的生产力状况，并且也要求变革生产的社会组织和人文、教育等其它相应的社会文明结构。还有不胜枚举的其它科技产业化项目的实施，这些情况足以从实质上改变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传统的物质生产能力、生产方式，所以，我们绝不可漠视“知识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是，科技革命、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仅仅是整个社会文明形态变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本文认为，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等概念都是试图对区别于传统工业社会的人类更高阶段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本质进行抽象，其所反映的问题并没有实质的区别，而“知识经济”问题的研究实际是上述各种问题研究的继续。以克林顿关于知识经济的说法和弗兰克·凯尔奇对信息媒体时代的说法[4](P1,473)为例，这些理论都主张随着人类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到来，科学知识因素将在社会经济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科学、知识、信息等将成为全新社会形态或者历史时代的本质性问题、甚至全部问题。这些理论不仅向人们提示出社会发展新动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构造一种知识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观。其提法似是而非，它近似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但两种理论出发点则根本不一样。如果知识经济等问题的研究确实是对当代和未来世界生活变革的真实反映，而且其也确实具有社会经济生活之外的社会历史观意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出发来审视这个问题。同时，唯物史观也应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划时代发现和生产力水平的每一次实质变革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理论形式。
我们目前对此问题的讨论如同对待其它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一样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盲目认同，无批判地接受和追随他们的思考方法和结论；另一种是虚无主义地盲目排斥，把“知识经济”问题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借以掩盖其未落本质的理论花样，认为其不过是要把水搅混，要转移当今世界最为紧迫的各国国内和国际上资产阶级对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剥削和掠夺问题，从而否认其具有任何严肃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例如某学者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定的经济计划和福利政策，缓和了经济无政府状态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这种局面的出现使一些人产生了幻觉，认为世界形势和时代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帝国主义时代转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种观点是难于成立的。[5](P6)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出发，得出几种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有规律发展并不断更替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包含着对科学知识社会作用的积极肯定，而且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更是把科学技术问题放在了突出地位上。但是，要反映当代科技革命中日新月异的成果、特别是近年迅猛发展的信息、媒体、智能革命给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带来的实际影响，我们就不应忽视，而是应该密切注意研究国外最新的理论资料，其中也包括知识经济问题，这样才能使唯物史观的视野不断丰富和扩展。
我们也应看到，西方国家提出“知识经济”理论与提出其它诸如“信息经济”、“全球化时代”、“高科技时代”等问题一样，往往是从一些表面的现象、局限于一些极为狭隘的领域看问题。这样朝三暮四的讲法除了给人以猎新慕奇的幼稚感以外，也表明了西方理论界对社会形态发展的思考缺乏严谨的方法论根据。要把握和反映一种社会形态、历史时代的总体面貌和其最深层本质显然不是这些肤浅的理论所能为之。
另外，克林顿等人的说法显然有一个思考前提，即他们都以科学知识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全部社会进步问题的解决。似乎知识和经济的增长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手段，而且也是全部的目的。私有制、资产阶级的存在似乎是永恒前提。伦理、价值、政治、制度等问题完全在西方“知识经济”理论的视野之外。这就完全不同于唯物史观看待社会形态变革和历史时代进步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来看待社会进步问题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步与变革状况同样是社会进步水平的重要的标志。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问题的研究虽然有其价值，但是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完全认同、追随他们的片面的理论。
二、“知识经济”问题的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1.“知识经济”问题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首先认为物质生产状况制约着社会文明其它一切领域的状况，制约着社会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等，这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西方“知识经济”的理论认为人类历史的更高发展阶段，科学技术、知识状况将决定社会生产和其它领域文明的状况，并将构成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上述两个命题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物质生产和知识创造是两个紧密相关互相缠绕的领域，但如果知识主要指理论性知识，那么，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未来时代，物质生产都必然处于优先地位。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受到自然界、物理运动规律制约的，人类知识的创造不是直接受到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主要被实践的规律、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那么，自然规律与人类实践规律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为此我们自然联想到哲学史上关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自由论之争，这种争论主要就是围绕人的道德责任、意志自由问题而展开的。对于自然规律在自然界、在人类物质性活动中的制约作用多数人没有怀疑。然而许多人却怀疑对于人的精神领域、道德和科学，自然规律是否也有支配性力量。自由论不同于非决定论，后者如同休谟所说是否认世界任何领域的因果规律。自由论的决定性观点不是否认人和社会活动有其内在规律，而是否认自然规律的唯一性，否认人的意志与社会的演变机械地服从于自然规律。以往有些人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命题误解为马克思陷入了传统的自然决定论，其实不然，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历史是一部朝向自由王国前进的历史，[6](P273)自由就是对机械的自然决定机制的超越。如果人类实践仅仅是像动物生活那样的感性物质活动，而感性物质活动当然是被自然规律所支配的，那么人类不可能有自由。但人类实践如果以精神、科学技术创造活动为前提，那么自由就是可能的，因为在精神活动的领域中，自然界规律是不能机械直接地起到作用的。所以，与其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决定论的，不如把它看作自由论的，但这不是一种极端的自由论，因为马克思把自然物质世界看作人类社会和历史存在发展的前提。而克林顿的说法则抛开了自然规律的前提，走向了极端的意志自由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P18)这段话意味着社会存在虽然具有逻辑上在先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抛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外在对立的观念，而把两者看作是互相内在地包含着的，共同形成社会实践的要素，这样才能使这个困扰哲学家千年的历史观根本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唯物史观所讲的“生产”和“实践”都不是指片面的感性物质活动或纯粹的精神意识活动，不是片面指社会存在或社会意识，而是把这些因素都包含于其中。而克林顿等所讲的“知识”等却只能被理解为精神、社会意识的活动，它排除了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物质存在的因素，所以他们的知识决定论只能是一个片面的结论。但这个片面的结论从另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唯物史观所讲的实践或生产绝不能被片面地理解为纯粹的感性物质活动、体力劳动，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践必须被理解为以科学知识为本质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知识经济”的研究可以推动我们加深对实践原则的理解。人类历史是由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实践所支配的，在历史发展更高阶段，实践中的知识要素的作用会更为突出，这样讲才既有理论深度，又把握了时代的脉搏。
2.“知识经济”问题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历史时代发展学说
唯物史观认为，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出发来理解一种社会形态或历史时代的发展水平及其变革规律。马克思对私有制前提下各种社会形态的判断绝不是单纯以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做为根据。所以唯物史观不能被简单化为生产力、经济决定论，不能与阶级斗争政治革命的学说分割开来。而西方关于“知识经济”问题的理论完全抛开了阶级斗争与政治革命的问题。例如有人认为，每个时代均因当时工具不同而形成时代差异。上一年代的历史已经写在计算机上了，而下一个年代将由计算机来塑造。随着信息媒体和通讯技术的相互撞击，我们的世界将重铸，这些力量将不可抗拒地把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私人生活推入下个时代——信息媒体时代。”[8](P439)
马克思在1844年写作《手稿》时其批判主要着眼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由私有制问题而引起的产品、劳动、人际关系、人的类本质异化，从而导致的大多数劳动者的肉体与精神痛苦。因而得出了必须废除私有制来扬弃异化的结论。这种批判和社会理想的确立构成了他毕生为之而献身的价值观，也构成了他把握人类社会形态进步和历史时代发展规律学说的基础。而且《手稿》中已表露出唯物史观思想萌芽，例如他说：“科学、艺术等社会形态都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9](p74)马克思后来在《提纲》、《形态》等作品中反省了他早年的抽象人道主义，但绝不是放弃其价值观核心，而只是放弃那种抽象论证的理论方式。后来的马克思用生产发展、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用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等科学研究方式来为废除私有制做论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10(P83)。这段经典论述明确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的发展水平共同构成唯物史观判断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进步水平的尺度。如果说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理论是从经济、政治的二维视角出发看问题，那么克林顿等人所讲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理论则是从经济、科学技术的二维视角看问题。两种历史观相去甚远。但马克思并不是完全漠视科学技术、知识，只是在他的主要著述中没有把这个问题强调出来。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也曾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像不到的。”[11](P203)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的每一个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无法实现，都使马克思感到由衷的喜悦。”[12](P575)这些都表明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科学技术的问题占有一定位置。当前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其积极意义就在于它把经济形态和整个社会形态发展中的科学技术因素的作用突出加以论证，其反映了历史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当代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要求我们吸收这个理论的积极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社会形态、历史时代发展的二元——经济、政治互动论修正为三元——经济、科学文化、政治的三元互动论，这并没有改变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作用的原则，又能使科学文化这个历史因素获得相对独立的突出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把科教兴国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做为我们制定战略和政策的依据。
3.知识经济问题与唯物史观的阶级、国家和革命的学说
在经典唯物史观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两大基本阶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中对知识分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传统的”、“已经存在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作为没有被社会中最复杂和彻底的变化所打断的历史连续性的代表而出现的。另一种是“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表述着由新的阶级使之突出起来的那些新型的原始活动中某些局部方面的专门化。这种有机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和社会集团”，他们能动地投入到实际生活当中，把专门的知识和技术与人道主义价值结合起来，从而对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变革起着重要的作用。[13](P202)匈牙利思想家曼海姆所提出的知识社会学更深入地研究了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其文明教养而超越出其出身的阶级局限。他们吸收了全人类文明精华，他们的思想包含着各种意识形态中合理的成分，具有朝向于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价值。具有高尚人格的知识分子将成为超越狭隘阶级偏见的真理守护人。[14](P243)知识分子或知识化的劳动者在未来时期将成为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主要成分。与其把知识分子群体分解为附属于其它社会阶级的各个部分，还不如把其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社会阶级。因为知识教育程度正在极大地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经济关系，参与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由于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期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来实现暴力革命是不现实的。但通过文化、价值观的斗争，把实现法律和制度变革的要求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这个任务将必然成为有积极意识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
收稿日期：200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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