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有摆脱精神危机的出路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出路论文,危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俄国极权制覆灭时起，所谓人的内心世界、道德和思想体系的意义，表现得十分充分。显然，今天也和任何时候一样，精神—意识形态取向，是社会生活最重要趋势的向导；它具有强大的指导和调节作用。而且，新的历史现实作为道德律令和精神更新，是最先出现在人们头脑中的；只是到了后来，它才变成文化运动、意识形态和信念，从而激发起人们的实践活动和意志。因此，我们首先把社会一体化（或曰社会自同一），理解为信念的统一；信念既能决定世界观，又能决定符合该世界观的行为规范；而这种一体化危机则体现为精神领域和人们的现实活动之间正在产生的矛盾。我们认为，一体化危机破坏了俄国的形象，使俄国的精英们无法确切地阐明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与重点（从而导致内外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今天制定政府方针的人，还是往日的那些“领导者”；而他们的技术至上主义观点，早已经过时了。
还要做一个预先说明。
“意识形态”一词在报纸杂志上成了老生常谈，成了政治争论的特殊筹码。而且，意识形态往往被界定为思想和观点的体系，仅此而已。然而，除了这种抽象的和极端贫乏的内容之外，意识形态本身还包含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功能和属性；它们使它能把社会和集团结合起来，从而成为把各种关系联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纽带和链条。这些属性是什么？首先，意识形态能赋予社会变化以一定的意义；能为正在形成的社会实在做出解释和辩护。它这样做，无须借助理论“科学”，而是往往通过最高价值和有独立意义的价值的对比来完成。其次，意识形态是世界和生活合理性的特定形式，它能使个人找到自身活动的“稳定的”支撑点。最后，意识形态是个人及相关的人群可以追求的目的和价值之集大成，这样就能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认知”和交往。换言之，意识形态能使人归属某一社会集团，影响其道德行为和意志方向。一旦意识矛盾激化，致使个人（社会）除了为生存而战，不能再有任何正确的道德行为和任何选择，那时个人（社会）就陷入了道德和政治的消极状态。这就是一体化危机。
可以想见，今天俄国社会正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平民百姓”感受着不堪重负的精神—思想危机，在新旧之间左右摇摆，对旧事物的信仰既失，对新事物的信仰尚未确立，因为新东西是按照人们不熟悉的另一种法则发展着的。他们之所以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旧事物，根本不是因为以往的东西较之事物的现有秩序更高尚，更富人性；而仅仅是因为种种变化给道德和意识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混乱，使人们极为恐惧。这种不稳定状态，是大多数过渡时代的特性，用赫尔岑的话说，那时“一切都动摇了，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准备好——主要的是，人们毫无准备”。在我们俄国，人们对今天的变革“毫无准备”的情况与日俱增。究其原因，除了后面我们将谈到的因素外，还有两种情况。第一，社会意识的变革没有走在国家改革的前面。第二，1991年“民主派”掌权，不是经过长期的顽强斗争的结果，是唾手而得。
让我们对上面讲过的东西做些说明。在西欧的政治变革，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先进行了一场主要与启蒙运动有关的思想革命。我们并不想说，因为预先经历了艰难的时代、考验和不幸，就说北美或法国为人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但不管怎么说，后来的历史活动的轮廓，早在革命的政治改革开始之前，就已经勾画出来了。洛克和卢梭是美国和法国革命的肇创者。对于俄国的改革者们，则不能这样说。自由民主思想一直受到残酷镇压，而且得不到俄国人的理解。只有作为知识分子独立运动首次尝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才承认这些思想。但是，俄国实际上则基本没有自由研讨时期，即启蒙运动阶段。而没有这个阶段，就无法改变俄国人的特殊思维类型。诸如：对国家干预公民生活持无所谓态度，“愚民”对什么都盲目迷信，把公正理解为平均主义，如此等等。
可以说，自由民主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东西，而不是从俄国发展的矛盾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在市场改革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掌握自由、尊严、人权等思想，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共产主义垮台后，这个思想体系却开始解体了。一方面，在市场、民主自由和新的国家体制的建立之间，没有牢固的“自然”联系。不仅如此，实行市场改革，反而在国家管理中导致专制倾向的加剧。另一方面，又不能如常言所说，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已有开端。这个开端取决于他们的过去，即其历史。热衷于反共产主义和否定极权主义的第一代民主派，根本不与历史对话。
第二种情况与改革的必然性的特殊本质有关。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而后的叶利钦式的改革，当时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才可以说这些改革是历史地成熟了的和必然的）；但那时民主改革的社会力量、手段和思想体系，尚处在形成过程之中。而且问题不仅在于，大多数俄国人缺乏独立感和责任感；也不在于，作为道德义务的自由概念，以及对自身和他人自由界限的意识，至今还处在萌芽状态。主要问题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制度崩溃和苏联解体之后，俄国的民主势力突然直接面对现实；从现实出发，必须坚定不移地重新审查民主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把历史成份纳入民主世界观。
在俄国，与共产主义斗争，困难重重。这首先是因为，不能把这场斗争归结为推翻旧制度和旧设制这样一项简单任务。我们俄罗斯人，曾经有过波澜壮阔、丰富多采的历史；它造就了我们的性格、对待自由和法律的态度，使我们形成了关于人民的权利、国家的使命以及关于许多其他事物的观念。那些跳越历史的人——不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市场派改革者，过去徒劳无功，今后也将一事无成。
换言之，只有当现代民主思想成为国家精神—思想生活的基础，并在亿万民众的心理上扎下根来，民主的进展才能得到巩固和加强。当然，为达此目的，必须假以时日；不过，光有时间还不行。还须坚持不懈地工作，以求更新和发掘民主思想。当初在美国、法国和德国，民主思想都曾得到更新和发掘。今天，俄国人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如何成就和在什么时候成就此事，现在还很难说。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能简单地借用民主政体，必须在借鉴他国经验和本国经验（哪怕是一点点）的同时，创造出它们来。只此一法，别无他途。
让我们总结一下本文的宗旨。作者的主要任务是：更加认真详细地研究我国的精神—意识形态危机（该危机与以前的文化一体化形式的丧失有关），为社会认识领域拟定新的、更现代化的研究门径，再就是尝试使俄国传统的“西方化”和“本国独立发展”的悖论开花结果。这当然只是作者的心愿，他们是否能做到，还有待读者评判。
社会精神危机的特点：大众意识与社会科学
历史的，尤其是精神的进步，其真正意义难以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看清。问题不仅仅在于，远非即刻就能分清一个历史时代的“客观内容”和必然随之而生的种种幻象。主要的是另一点：客观内容本身尚处在形成阶段，其自身尚未充分显露。“客观性”是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其开端。客观性是被创造出来的，确切些说，是从人们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而引导人们从事活动的，则是幻想和激情。幻想和激情，来自适应纷繁复杂情况的大量反应。人们只能逐渐从中得出一些共同的结论。而这种结论不一定就是积极的。今天俄国发生的变化，其意义就在于：解决“是现代化，还是衰落？”这个二者必择其一的难题。这是一个或然性过程，其最终结果不可能直接达到，而要经过许多曲折，要通过人们的活动来取得。而影响人们从事活动的一系列内心驱动力，彼此之间则很不一致。
今天波及俄国大众意识广泛层面的精神—意识形态危机，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
1.民族一体性发生危机，历史前途感丧失，民族自我评价水平降低；民族从救世主式的自信，急剧转向历史的自我贬抑。
2.统一的精神空间破碎，有关基本价值的民族契约失效；因为这些基本价值丧失了“绝对”取向的地位，成了社会争论的对象。
今天民众失去精神目标，对政治—意识形态失望和冷漠，其特征首先和又一个社会神话（这次是反共的自由民主神话）出乎意料地迅速破灭有关。事实上，改革时期的标志就是，由“共产主义神话”转向“民主主义神话”——“集体迈进光辉未来”的最新说法。这种一再创造乐观主义神话的能力显示，我国文化中的宗教基元再度活跃起来。这种基元使文化具有特殊的紧张度，即使之总想以道德和正义为标准来改变社会生活。在“极权主义崩溃”时期，极为有力地显示出这种基元的存在：人们不是根据因果逻辑感受事件，而是通过“诺言”和“拯救”的道德—宗教前景来感受。支持民主许诺思想的俄国人，首先相信道德公正法则，相信政治事件的发生皆出于末日论的“惩罚”和“报应”，“善”终将战胜“恶”。
然而，现实使这些期望落空了：“干部任命制”大部分还在，只是改头换面了；在多数人受屈辱的情况下，官员们的特权不仅得到保留，而且有所扩大。民主主义幻想的破灭，助长了今天再度出现的“文化革命”。人们想用“新的俄国”手段——以“大众文化”形式出现的、符合他们志趣的信息手段，来实现这场革命。以上述手段宣传新的“当代英雄”，与其说有助于广大民众掌握民主和个人自由等价值，莫如说破坏了以善胜恶这一主要精神原则。而且，在简单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善往往带有落后和无效的印迹。可以把今天的精神状态，描述为“上帝死于文化”——道德意识自主性丧失殆尽。这是大众道德沦丧的主要根源。
当前的俄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价值危机。其本质是：任何可能的道德意识活动，都“不适合”任何一个现存的或设计中的历史存在体制；人的努力如果不能导致起码的复苏，那么一切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价值危机不会自动导致政治瘫痪；但其后果却会对社会功能的发挥，产生严重影响。关于最高目的和社会义务的观念破碎，会造成下述危险：社会结构本身崩溃，意义构成场所丧失，个人活动不受社会生活目的和价值的引导。
特别应当谈到民族前途感的丧失。改革者们常为我们文化的“聚合性原型”而苦恼，把它看成是从古代传统的“统一的集体命运”向公民社会里的人们自由地个人自我决定过渡的障碍。无论如何也要坚决打破使个人自行融于群体（即使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这种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从而确立另一种主导思想——个人主义思想。结果，取代有统一构架（虽然是极端神话化的形式、传统和期望的构架）的共同性的是，我们得到了“孤立的个体”和敌对群体的混合物；他们为了得到自我肯定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上层”管理人员觉得自己可以借口国家家长作风和社会监护已经过时，从而摆脱对“下层”应负的一切责任。反之，“下层”则可借口“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或以“上层营私舞弊和不学无术”等等为据，拒不履行公民的任何义务。换言之，“极权主义”意识实际上已经破灭，但取其而代之的并不是负责的民主意识（在相互负有社会责任范围内起作用的、铭记法律和道德的、关心社会利益的意识），而是正在把我们引向“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的毫不负责的灾难性意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缺乏可资行动的和引人入胜的选择，清楚表明了失败的原因（“民众不成熟”或“当权阶层营私舞弊”）；不面对世界进程，就不能对源自我国深远历史的现实情况，做出简洁的说明；实际上，这样的解释也不会为今天的俄国社会及其科学所理解。这是一种偶然呢，还是一种意外？看来都不是。
俄国当前精神危机的最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危机。事实是：社会思想毫无创造力，不能识破“历史理性”的计谋，这就加剧了精神普遍迷失方向的过程，使精神在面对各种形式的“挑战”时惊慌失措。社会进化的现阶段，向社会思想提出了俄国历史上多次提出过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社会发展中，“进步”和“倒退”的标准是什么？怎样解决“文明”与“野蛮”的二律背反？人们早已发现，我国的社会意识在关于俄国的历史方向和发展道路、什么是“存在的准则”以及对世界历史和我们自己的历史来说什么是“退化”这一基本哲学问题上，其答案总是在两个极端立场间摇来摆去。
俄国人评价历史的标准变化无常，甚至在一代人的生存期间往往也可能急剧改变；俄国人的这种怪僻的历史观，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早在1862年，A.格利高里耶夫就注意到了俄国意识的这个“奇特的”方面：“我们一半是小彼得大帝，一半是奥勃洛莫夫〔1〕。 在某个时代，我们打算无情消灭过去的一切痕迹，对什么新玩艺儿都一见钟情，爱不释手；而后我们又会为被我们藐视和破坏的东西，伤心流泪。”
我们认为，社会理论现状的戏剧性还在于，“改革”和“激进改良”时期，以西方化为取向的反共思维，实际上再现了线性阶段论历史观的所有基本特点。市场经济的信徒们竟然公开否认“现实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论题，他们（完全按照线性阶段论的逻辑）把该制度看作是“前资本主义”阶段，即将其至少降低了两个阶段。可见，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公式依然故我，只是对俄国在世界总的前进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明确无误地改变了看法。但是问题在于，旧的理论方法论的弊端，不在于热衷今天已遭鄙视的“科学共产主义”；而是该方法论日益证明自己是站不住脚的和毫无前途的。
方法论传统的一般缺陷在于，把纯线性的阶段—形态方法加以绝对化。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些缺陷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1， 过分的普遍主义——无视能够证明人类文明多样性（西方称之为“文明多元论”）的大量科学和实践证据。
2， 乐观主义的宿命论——相信人类的未来也和某些国家民族的未来一样，已由“持续向前发展”的历史规律给予保证。
3，理论还原论——力图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 通通归结为经济。
对世界历史持极端的哲学观点，会使各种政治学说患有完全否定自己国家文明特点的特殊色盲症。因而周期性地反复尝试把“先进的机构和制度”（通常是来自西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生硬地移植到俄国土地上来。凡是有碍这种移植的，一概被说成是“反动势力残余”或其“恶毒反抗”。这就是打算“彻底破坏”历史传统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方法论根源。
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俄国西方派”现象，具有特殊意义。早在1992年，俄科院哲学所就曾主持召开过有关这一课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曾经指出，我国历史上的“俄国西方派”，能促进社会文化现代化（目的在使启蒙运动的文明模式、欧洲的社会科学、文化、法律、个人的普遍自由等典范，适应俄国的条件），或者相反，以奇怪的方式充当现代化道路上的额外障碍（那时西方派就表现为，不能适应俄国传统内部出现的另一种世界观，而自己则妄图拥有新的正统的、完全被神化了的传统）。
纯线性历史观还有一股潮流，它相信全人类的未来有其历史保证。假如改革者的思维方式象一个乐观的命定论者，坚信历史只能有规律地向前发展，那么他就会不遗余力地使用最极端的手段，以求打破他所仇恨的“过时了的”秩序。在他看来，过去的似乎永远不如未来；按照他的观点，未来的质能够得到世界历史公理的保障。
然而，在这方面，20世纪的经验证明，控制论的奠基人维纳的观点比马克思的更正确。一个改革者必须牢记，混乱和分裂是最有可能的状态，确切些说，是“唯一有保障的”状态；反之，秩序和稳定则要求做出目的明确的特殊努力。换言之，一个负责的改革家从事革新活动的天地，不是“有保障的过程”，而是要面对可能随时发生的社会混乱。假如，满怀“反专制主义热情”的改革者把国家和社会引向不可避免的混乱，那么我们就有权说他缺乏历史责任；而历史责任则应有其价值基础（尊重本国传统）和方法论基础（认清历史选择性）。
当时，C.Л.弗兰克曾十分明确地指出， “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是在罗斯的土地上按罗斯的方式又一次出现的不顾一切的“总体性否定历史”，“其全部积极内容和希望，仅限于俄国的‘运气’——天真的信仰，‘劳动人民’在砸碎一切之后，总能使一切就绪，并借助铁拳迫使所有人加入在一片废墟上建起的鲜为人知的新和谐。”显然，我们今天也在这样碰“运气”：只不过这次“在一片废墟上建立新的和谐”的，不是获得解放的“劳动人民”，而是某些“市场规律”和“新俄罗斯人”。
还必须承认，今天的大部分俄国精英的思维，仍然患有单纯技术—经济中心主义的老毛病；这种思想和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模式（把社会视为一个“大工厂”）有关。该模式根本不符合前进中的后工业时代趋势；这个时代要求用文化中心主义和多元论精神，彻底改造科学思维（范式）的基本方法论原理。可见，“科学共产主义者”和自由派—西方派社会思维患有一个通病（形式虽然不同）。这种病就是信仰宿命论，即相信经济领域的决定作用（尽管各有不同的理解），几乎能自动使社会关系、政治和文化领域和谐化。但是，把对俄国发展状况和各种选择的评价都局限于技术—经济指标，仅用一个坐标系——“物质进步”显示国家地位，今天看来是太片面了。全面评价要求有许多其他量度，诸如：
——国家在世界文明和地缘政治系统中的作用；
——它作为文化历史“接力棒”的传递者的使命；该“接力棒”包含集各个时代地区文化之大成的、有其特殊重要性的信息。
——体现未来选择模式的国家前途；舍此则人类的天地可能会大大地缩小。以及其他等等。
因此，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明显的是，正是明确的哲学方法论，决定着我们的观念体系：如何构思我国和整个世界未来状况的方案，而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则同时都在增长。尤其是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超级大国”之一的解体引发的两极对立系统的破坏，能否导致在多元范式中可以预见的多中心世界；或者，导致因普遍“西方化”（确切些说是“美国化”）前景而使之复活的单一中心世界？
从上述每一种方法论观点看，俄国各有截然不同的前景。
一元论观点倾向于预测我国历史发展将具有模仿性；作为“西方模式”的信徒，俄国的地位将长久巩固；而西方模式则被看成是全人类普遍适用的标准。
多元论的观点则相反，它根据世界发展的历史多样性，建立了一个坐标系；俄国作为特殊文明模式（该模式在许多方面符合“西方标准”）的体现，有可能做出自我决定。
因此，必须通过重新研究历史哲学传统（不仅仅是西欧的传统），克服社会思维的经验主义的庸俗性和片面性。
不久以前，黑格尔—马克思的一元论传统的影响还是如此之大；它曾断言，“世界历史理念”和“前进发展规律”，将在世界历史的主宰——“历史民族”或“先进阶级”的身上，得到体现。进步论的主要问题完全在于，世界发展的中心向何处转移？由什么样的“世界历史主体”实现之？这种世界历史观，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和武断的等级历史思维体系；该体系将主—客体公式，投射在社会进化之上。在该思维体系范围内，今天的基本问题仍然是，搜寻新的“世界意志体现者”，新的“世界历史中心”，不管是美国、太平洋地区，还是西欧。这种方法很象适用于历史过程的“社会工程”：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理性，它渴望在揭示历史发展阶段的符合规律的更替的基础上，掌握历史本身，并期待历史得到充分的预见。
多元论的范式则相反，它完全相信历史，使历史有权体验“世界精神”或无所不能、未卜先知的“进步恶魔”的计划未曾预见到的经历。该范式的史学意识，近似于德国的历史学派；后者提出的论点是：没有“普遍主体”或进步的“体现者”，只有“历史个体”。因此，历史实在论就在于承认，民族和个人在历史上从事创造活动，即成就不可预见的东西，而不是实现世界历史早已有之的计划。
丧失超级大国——对立的两极世界的中心之一的地位之后，今天俄国客观上感兴趣的，就是彻底克服单极性；而觊觎“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胜利者”称号的美国，则更加喜欢世界的旧观念，即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世界是受支配的和被等级化了的。这就是当代地缘政治和历史思维的悖论之一。
然而，把俄国的特点绝对化，不切实际地追求单独提出世界的选择，同样带有无法克服的方法论缺陷。一个被忽视了的事实是：不仅要保存民族的独特性，而且必须实现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现代化，必须向信息社会过渡；而信息社会则只能是开放性的。这些就是俄国作为一个大国生存和创造其文明的必要条件。
对“西方派”和“独特发展论者”的争论所做的非神话化尝试
俄国精神状况的重要特点是，“独特发展论者”和“西方派”的新的一轮争论。这场争论再次充分暴露了他们思维范式的片面性和孤立性——一者将“特殊性”神话化，另一者将“落后性”神话化。争论双方都采取了进攻的形式，“分歧”是空前的，其焦点是“谁之罪”——是“一再产生专制主义和奴隶制的因循守旧的俄国土壤”？还是“把异国文化的害人药方强加给俄国的西方方案”？
如果采用这种争论的逻辑，那么最后不是把罪过归咎于那些“影响俄国分阶段提高，直至西方水平的人”（从“西方派”的阶段—社会形态逻辑看）；就是那些“使俄国脱离自己历史轨道的人”（从“独特发展论者”的文明逻辑看）。同样衰败了的“西方派”和“独特发展论者”新一轮对抗的结果，再一次使当时得到很好描述的俄国文化“自野蛮化”机制，强有力地运作起来。“一些人想强行打开未来之门，另一些人则想用暴力将过去的东西封锁起来；一些人看重的是预言，另一些人看重的是怀旧。他们的营生就是相互捣乱，所以他们同样都陷在泥沼里。”（赫尔岑语）
十分明显，要想解决这个对整个俄国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要通过妥善的分析，把“阶段论”和“文明论”两种方法协调起来。换言之，全部问题的所在就是：如何在俄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即问题的阶段性方面），而这个现代化又具有真正俄罗斯的民族特征（即文明性方面）？
这种分析的方法论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传统—现代”（运用阶段性逻辑），或者是“东方—西方”（运用文明性的逻辑）这种概念上的双向对立，实际上是古而有之的；因为要从社会存在的现实状况中做出选择，因此可以说，历史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对我们都是有保障的。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历史哲学”）恰恰是要认识到，历史根本不能为社会存在本身提供保证；而且，历史的许多表现都发生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之中，因此是和各种跨文明体系分不开的（例如“现代化”的问题就是如此）；这些表现使社会存在悬而未决。可见，历史哲学不同于“普通历史”；它应当以假定为出发点：例如，“传统”的深刻涵义，和“革新”一点儿都不矛盾；如同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并不对立——每个社会首先和它自身的“非存在”对立，和它自己的退化趋势及社会熵增对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群体的最重要特点，是它受两种社会性形式的“挤压”，即过激的批评所说的“野蛮”——“过去的亚洲野蛮”（这正是“西方派”抓住不放的）和“将来的西方化野蛮”（这正是“乡土派”一再警告的）。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一体化危机。再说，不论是“俄国的西方派”，还是“俄国的独特发展论者”，实质上都是同一个存在性的问题——“社会退化”问题造成的：
——对“西方派”来说，这个思想变成这样：“俄国是正在腐烂的东方，是黑暗的王国；只有先变成欧洲，才能踏入文明。”
——对本国的“独特发展论者”来说，“退化”概念直接与上述说法对立；他们认为：“假如俄国受到引诱，想变成西方，那么它就将陷入新的野蛮期。”
俄国在欧洲主义和独特发展之间所做的戏剧性的选择，变成了在两种可能的退化形式间所做的更富戏剧性的选择——或是冒“使庄稼连根烂掉”的风险，或是甘愿“让粮食随风刮跑”。甚至在“两种野蛮”模糊不清的交界处，也不能保存好文明。因为“守旧者的野蛮”和“启蒙者的野蛮”相互影响，成倍增长，滋生出格外讨厌的假文明形式。П.Н.米留科夫在本世纪20年代批驳“欧亚”概念时，曾用“亚欧（Аз ио па）”一词称呼上述假文明形式。可以想见，俄国今天的政治态势就带有“亚欧”特点，即诸种“恶劣文明”之集大成：“西方的”政党多元化原则和我们“东方的”政党构成原则相结合。我们的政党如同一个个对立的氏族，他们不是自下而上地（在一定的社会利益和期望向上扩展的基础上），而是自上而下地（在具体的领袖及其挑选的委托人领导下）产生出来的。
在直接对立的社会政治营垒的代表人物的言论中，就有对“文明”和“野蛮”概念的评述。有利于今天自由派改革的论据，其基本点是“从极权主义向民主转变”的思想。该思想可以具体化为，走出“苏维埃野蛮”的死胡同（“历史的黑洞”），迎接普遍文明的曙光。改革的反对者则相反；他们认为，社会变化本身造成的结果，无异于社会野蛮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也是“文明”的一种形式（该形式不乏黑暗面，但对俄国来说则是非常适宜的）；破坏这种特殊的文明，会导致全面退化：从曾在许多方面工艺领先，一变而为西方的原料供应国；由国际主义共同体（苏联人民）演化为民族战争；高水平的文化（“世界上最爱读书的民族”）和道德（遵循道德准则），为“价值真空”和“无所不为”所取代。
显然，俄国处于“两种野蛮之间”的这种传统境域，也和“为反对野蛮而进行的野蛮的斗争”（而且是从两个方面）的绝对律令一样，今天在下述变体中得到了充分再现：用“野蛮的非公有化”和“粗野的市场”，反对“野蛮的极权主义”。社会再一次，即在其历史上至少是第三次（一如“彼得时期”和“布尔什维克时期”），被“夹在”两种退化前景之间：这次是处在“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和“极权主义复辟”之间。
我们认为，社会一体化的普遍危机就在于此。这种危机并不在于，要从几个文明（即社会存在）发展方案中，选出一种方案：是传统的，还是现代化的；是西方的、东方的，还是欧亚的，等等。这种危机是在“社会非存在”的边缘发生的，它要求做出另一种存在主义的选择——“生存还是毁灭？”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一体化将产生根本不同性质的矛盾。矛盾并不在于存在性选择的竞争（就“谁行？”的问题展开的争论——这在任何社会都是正常的争论），而在于哪种“非存在”（社会退化）前景更可怕：是“停滞的危险性”，还是失败的假现代化的危险性？
因此，今天俄国社会一体化的危机在于，一体化的实现不是自由的，而是被迫的：根据反证原则，最好的选择也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即：
——因不愿接受“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而出现的保守的复辟性一体化；
——反之则是为避免“极权主义复辟”的前景而形成的激进的改革性一体化。
这类危机的特点在于，它们既需要高水平的神话创造（从两边压迫“敌人的形象”），又需要来自两边的政治激进主义。一体化的这种危机，其实际后果通常是以奇怪的方式变成“万人烦”——不论是“西方派”还是“独特发展论者”，都不喜欢它。这里就出现了那种作为对立趋势最坏综合的“亚欧主义”。这种负面的文化混合主义是危险的，它可能导致与第三世界同时滚进专横霸道的反民主制度。
能否使“西方派”和“独特发展论者”的二律背反变成有利的东西？
今天，试图确定俄国“文化性”的某种特殊阶段，即认为，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俄国较之已经从“高水平文化”完全坠入“大众文明”的西欧，实际处于某种领先地位，这种最新尝试，从20世纪俄国发展的悲剧性经验看，是徒劳无益的。问题不仅在于历史的自命不凡。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危险错误在于，较之残酷无情的西方文明，极权主义仍被看作是一种“小恶”，即仅仅被看作是似乎内部保存着“固有文化”基本意义的俄国聚合性传统主义的虚假形态。
我们认为，把希望寄托于几百年的农奴制和半农奴制以及几个世纪的极权主义肆虐之后的俄国文化古老层面的复苏，这是一种幻想；因此，求助于把古今有机结合起来的“日本现象”，也不是完全适宜的。显然，关于“重返俄罗斯”这个命题（几年前是那样风靡一时）的主要方法论错误就在于，认为在“极权主义巨石”下面有牢固的根基——社会。然而，正是俄国承受了布尔什维主义，如同自己机体的病态突变一样。
布尔什维主义不是俄国历史的偶然，而是其必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极权主义就一定是俄国传统的产物。极权主义不是出自传统，而是对传统的特殊类型的破坏。这里说的是在解决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时，恰好选择通过一般文明歧路的极权主义方案的倾向性。
因此，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极权主义要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为其辩护，也不能否定一切。这种哲学认识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抛弃布尔什维主义，而是要战胜它。长于思考的人们的问题在于，如何力排众议，不是粉碎“苏联共产主义”（它也是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而是摆脱其影响。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极权主义承担一份道义上的责任，并且开始与过去对话，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应当明白，寻求资本主义选择的发展方案（并把这些方案神话化），不是对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本身的可能性的反应，而是对在我国文化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反应。
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今天受鄙视的“停滞时期的意识形态”，都有相当深刻的（不妨说是存在意义的）意义。这种思想的基础，不是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运动过程中正式宣布防止资本主义返祖现象；相反，这是潜在的停滞思想，即在俄国冒险踏上的通往“开放社会”共相之路上止步不前。可见，这种“煞车”的原因，不是畏惧“彼岸”（资本主义），而是惧怕通往彼岸之桥，因为在这座桥上极有可能陷入混乱。即是说，“停滞时期的意识形态”再现了俄国典型的“处在两种野蛮之间”的态势。在人们看来，“停滞时期的野蛮”较之自生的伪西方化造成的“新的野蛮”，其坏处和危险要小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停滞时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们的保守主义，是直觉的表现，是预感到周期性的西方派革新，在俄国会一如既往地再次导致一团混乱，而不是导致现代化。
本文所做的分析，其基础是对一种流行的观点加以重大修正。这种观点认为，俄国社会的社会文化价值分裂（假定说分成“传统派”和“自由派”），不是使俄国完全丧失文明的前景（顶多不过是产生模仿性的假民主），就是要求改革者为现代化做出空前的努力。我们所阐明的观点，有可能冲破混乱和独裁秩序对立的“怪圈”。这是因为：
1， 认识到我国改革的前景根本改变了：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末都不能“单独”确定形成未来俄国的主要向量。通过革命的社会主义悲剧，不可能迅速达到人的和民族的平等；
2，不论是改革派—西方派，还是新乡土派， 都承认“亚欧现象”是共同的敌人。新乡土派关心俄国文明基因型的保存和发展；在此共同基础上，两派互相指责对方“野蛮”的神话就会得以消解；
3， 对“新野蛮”的各种客观形态做出合理的社会学界定：“新野蛮”是“社会寄生虫”；它们沆瀣一气，不断夺走正在社会生活外围形成的公民社会的极积因素；
正是这些需要当局和社会（包括由学者们组成的智囊团）共同努力采取的步骤，成了俄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综合”的保证；这种综合体既能把“有理性的西方派”的潜力，又能把俄罗斯“乡土派”的潜力，结合在一起。他们都主张不断缩小（直至取消）官僚体制对自由自决社会在分配上的监护；主张在忠于职守的强有力国家的统治下，使富有成果的文化创造形式多样化。
上述分析也证明，俄国哲学家兼文化学家B.B.维德列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造成“西方派”反对“独特发展论者”的互不相容的思想隔阂的原则本身是有害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同样都会为一种病态的感觉所控制，即“通过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而不懂得自己和对方之间差别的相对性”，以致必然造成下述结果：“使自己处境艰难，因为被他们自己拼命吹捧起来和拔高的对方，开始从各个方面威胁他们。”
应当明白，民族文化的优秀典范有其抗衡“俄国野蛮”的一般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所谓“俄国性”和“西方性”之别。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思想（他们认为，“普希金的西方性和俄国性是一个东西”，“他在自己的国家扎根越深，他在欧洲也就越加根深叶茂”），C.Л.弗兰克阐述了如下原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人民性， 根本不必拒绝外来影响，不应把民族文化孤立起来。相反，民族精神的实体也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需要借用外来材料的滋养；通过消化和吸收，它不仅不会因此而丧失自己的民族特点，反而会使之得到发展……”
因此，在自觉地抵制西方的文化和经济大肆扩张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应否认“俄国非民族化”的危险和丧失其在各种文明间相互影响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经验的危险。让俄国按别人的规矩行事，这恰恰会使我国丧失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前景。而且，反对追随和模仿西方的人，在下述意义上是绝对正确的：丧失民族特点的俄国，恰恰不会跻身欧洲，而是相反，将失去它在欧洲文化中的合法地位，因为它将变成欧洲既不需要也不感兴趣的国家。
可见，俄国社会一体化危机的传统模式——处在两种野蛮之间的境况（“俄国亚洲式的过去”和“伪欧洲主义的未来”）——其必然后果，既不应是以野蛮反对野蛮的斗争，更不应是这种矛盾（表现为“俄国社会主义”类型的末日论乌托邦）的奇妙的“扬弃”。假如社会反思能使旨在清除社会群体中的寄生性“社会野蛮”形态的所有文化主体的意见趋于一致，那么社会一体化危机的态势就可能是有益的。
类似的前景，可以在“建设性调和”这一俄国的哲学传统中，找到依据。研究这个传统的是俄科院哲学所，代表这一传统的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流派思想家们的著作。这些哲学家善于把俄国“是西方派对，还是独特发展论者对”争论的自野蛮化逻辑，转化成“俄国文明反对俄国野蛮”的有益逻辑。在这群人中，特别突出的有卡拉姆津、赫尔岑、契切林、斯特卢威、普列汉诺夫、费奥多罗夫、斯杰普恩、维德列等人。他们深刻的文明直觉（处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彼岸的），有助于重新记起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旧真理。对俄国来说，这个真理至关重要：因为作为高水平文明的自由，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给任何人以保证。而社会退化的危险则在等候着我们，其中也包括貌似“毫不妥协的反野蛮斗士”的特别精巧的诱惑者。
我们关于出路的概念
我们不想把话题主要局限于确认精神—思想危机和分析危机的成份。近来我们的学术著作老是絮叨“发生了什么”，绝少谈及“如何摆脱困境”。换言之，我们实际上已经忘记了“目的—纲领方法”。我们想谈几点结论和建议，但我们并不自诩它们完美无缺，更不指望它们成为“终极真理”。不管怎么说，上面我们以批判态度探讨的当今俄国思想—精神态势，已经不仅仅是促使人们做出评价，而是激发人们去行动。
第一，新的俄罗斯价值的稳定结构，只有在历史继承性的基础上方能形成，也才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严肃有益的对话的结果。继必要的“自由主义突进”阶段之后，显然有可能出现某种“倒退”现象；反共主义应为以“国家观念”和“社会价值”为主的“非共主义”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的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和有其历史继承性的构成物，尚须形成自己的一体性，并为严肃的现代化和精神复活创造条件。
在今天的俄国，只有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结合社会自由主义）思想，才是最有前途的。对这个观点的丰富内涵可以作如下表述：“应有一个强大的、专业化的和卓有成效的国家；它既能规定稳定的‘游戏规则’，又能给承认俄罗斯民族契约优先权的各种‘游戏者’保留自我实现（富有成果的自由）的空间。
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本身，有机地结合着民主法制思想、社会契约思想和爱国主义，它在俄国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它可以使新的国家民族思想体系的每个必要因素，都不会过分膨胀。例如，使国家膨胀为极权主义的巨大怪物——各民族（包括俄罗斯民族）的大监狱；使平等思想膨胀为绝对平均主义；借口“踏入世界文明”而扩大自由思想，使之无视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
第二，随着社会由工业发展阶段向后工业阶段和信息阶段转化，必须根本修正社会观。必须把社会理解为以“民族一体性”为根本观念的文化机体，因为这个观念能起组织、动员和解释作用。独联体和后社会主义东欧的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进程，之所以首先在人文思想的旗帜下展开，这不是偶然的。这些思想有：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问题，保护本族语言和传统问题，宗教—精神价值问题，等等。
因此我们认为，要想克服危机，就要求坚决启用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精英，调动社会的文化自卫机制。在强大的外来信息—价值压力下（这种压力往往采取“美国化”的形式），这样做尤为必要。许多西欧国家的政府，都在采取专门的措施，以便保护民族文化，防止“美国化”（指其粗俗的“大众文化”类型）的侵蚀作用。那里的人们意识到，上面谈及的不是仅只专家们感兴趣的琐事，而是关系到一个民族在风云变幻的世界里，是否有保卫自己精神整体性的能力问题。
显然，形成跨学科型的综合性人文纲领（姑且称之为“变化着的世界中的民族一体性”的必要条件，尚未成熟。在今天，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不能对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以保卫自己的一体性，那么它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舍此，则实践政治极为重视的“国家民族利益”这一概念本身，也就失去了一切意义，而在全人类和全世界利益的抽象中消溶殆尽。
第三，恢复作为生活取向特殊形态的道德意识的自主性，应当成为克服精神思想危机的重要因素。西方早在我们之前，就争论过道德意识的特权问题。60—70年代，各种“亚文化群”纷纷崛起，它们一方面拿道德和文化规范做试验，另一方面又拿牺牲传统道德的技术至上主义的效率论做试验，从而加剧了颓废的征兆，使西方保卫其文明一体性的能力受到怀疑，也怀疑它面对东方“超级大国”的攻击能否挺得住。为了应负这种危险，兴起了西方的新保守主义合作运动。其基础是道德思想：依靠保守主义的“精神多数”，捍卫道德和精神传统。80—90年代，西方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加强，无疑和这个善于保卫“不朽的民族价值”的新保守主义运动有关。
看来，在今天群众性的道德沦丧（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水平上，而且表现在国家政治水平上）情况下，必须改变战略，即效法西方新保守主义者们的战略。通过“精神多数”运动，重建新人文知识，这是能使我们摆脱今天困境的出路。
第四，今天在精神领域和价值范围发生的事件，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战略安全。在整个后苏联空间，特别是俄国空间，出现了突厥—穆斯林传统和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矛盾和对抗的危险趋势。我国不久前还是统一的大国空间，正在按民族—信仰特征分裂，从而证明有关出现了一个“不稳定的弧形地带”的说法是正确的。
显然，把我国空间凝结成一个统一的历史共同体和政治民族的原有的一体性基础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不再起作用，以致古老的民族中心主义、分离主义、民族宗教极端主义死灰复燃。当前精神危机这个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我国的政治空间、战略安全和完整性。面对这种危险，除了彻底实行俄罗斯国家联邦制方针之外，还必须动员知识分子，首先是人文科学界，以期阐明和重新解释我们共有的文化的那些最为重要的共同点，并使大众意识到它们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些共相能构成我国统一的精神空间，在几百年里巩固了国家的整体性。这些共同点具有超种族和超信仰的性质，因而有助于被称为多民族的俄国这个超级民族的团结。
我们意识到，为社会重新开辟使国家既要个别发展又要普遍发展的轨道，是何等困难。但在21世纪前夜，或迟或早总要做这件事——变个样子，又不背弃自我。但愿能早些！
注释：
〔1〕俄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人物，懒散无能、萎靡不振、 保守落后等性格的代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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