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与精神文明”学术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文学艺术论文,精神文明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日前在北京邀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家报》、《太原日报》等单位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学艺术的角色功能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特刊登会议纪要，以飨读者。
一、当前文学界在关注什么？
杜书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去年5月我们曾经和《光明日报》“文艺观察”栏目一道发起过”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道德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在当年6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我们当初关注焦虑的一些问题，依然继续存在，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刺目。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是全国性地在探讨这类问题。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但也可以说，许多问题只是刚刚提出，还没有能谈透。因此，希望大家就我们精神文明的现状以及文学艺术扮演的角色与功能问题，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
关于文学界目前的讨论
秦晋（《光明日报》文艺部常务副主任）：最近文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值得人们关注的积极现象。在以往，文学界很难形成真正的学术讨论。几次重大讨论都往往归结为政治性问题而告中止，而现在的讨论，是属于文学界内部的讨论，没有什么“背景”，也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这种多元共生的状态，如果用旧模式是无法说明的，只能和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考察。
二、关于二十世纪文学的反思
对于文学创作的忧虑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大家谈到焦虑，我认为应该有世纪的焦虑。从上次的座谈会到现在一年了，我自己是更加焦虑，因此和研究生一起举办“批评家周末”，主要谈中国文学的理想。我想应该焦虑的是我们自身，文学家不能自我放逐，放弃理想和责任。也许有人说这种激情太幼稚，太浪漫主义。在很多人自诩成熟的时刻，我宁愿幼稚。我们对居高临下，喋喋不休的训诲感到厌恶，那只能是文学家与学者的灾难。文学是自由心灵的表现，而不是已经规定的道德观念的传声筒。现在，有的人一谈到理想，就怀念文革，追忆红卫兵运动。对此，我是非常厌恶的，另一种倾向则是有些作家、文学家过于放纵，不能自律。很多作品在迎合流俗，鄙弃崇高。嬉皮笑脸太多，缺乏认真的、严肃的东西，一味无边的游戏。以往谈理想曾经有欺骗性，但公然嘲笑理想是不道德、不公平的。文学的作用是很多的，干预生活不能放弃，但做起来很难。因此，有一点机智是可以的。把标准降到最低，也应该保留一点让人向上的东西。如果连这一点点都放弃了，那就是失衡、失重。
20世纪的文学需要世纪性的反思
贺兴安（《文学评论》编审）：今天我想谈一个大而无当的话题：本世纪文学需要一种世纪性的反思。目前国外的学者、作家也有人持这种看法，认为20世纪的精神文明大大落后于物质文明，而文学艺术亦大大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说我是优秀作家是可以的，但要说伟大作家则不敢当。称得上伟大者只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20世纪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并没有解答本世纪的问题。从历史原因说，有两大因素，主宰了20世纪的生活：一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再一个是政治因素，频繁的政治冲突裹胁一切，客观上对文学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如果说反思，首先是政治需要反思，这些问题不是文学反思能够解决问题的。当然，从文学家的角度说，也需要重新创建精神的殿堂，无愧于新的世纪。
绝不放弃对人文精神的呼吁
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有一些例如体制问题，深层次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我们解决不了。而我们面临的文学问题，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充分讨论。我自己深感，从80年代末以来，在文学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意义的失落，价值的失落。再放远一些，也许可以说中外文学都有下滑的趋势。哲学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文学也同样如此，只关心形式、语言、能指的问题。20世纪文学在形式、修辞与句型上的创新，也是以精神、价值的下滑为代价的。文学虽然说不上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单靠文学，既发动不了战争，也改造不了社会，但文学也有使人向上，净化的力量。而这一点在目前一些文学作品里是见不到的。与本世纪文学相比，上世纪文学尖锐地提出了“写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增强了批判的力度，竭力回答终极性问题。如果回避这些问题，满足于轻松、诙谐，满足于自然本能，就会使文学变成非文学。正因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才坚持自己的职守，绝不放弃人文精神的呼吁！
怎样创造与现实相适应的文学
张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95年的主题似乎是对人文精神的召唤。就创造与现实相适应的文学这一点，我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宋代可以断言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市民文化勃然兴起，精英文化面临挑战，究竟怎么办？结果是建立了宋明理学，用以对抗鼓吹人欲的市民文化。在两宋期间，雅与俗的矛盾冲突极多。弄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坚持与俗文学、俗文化划清界限，提倡宁静淡雅的审美风格。事实上，精英文化处在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与市民文化之间，面对着两方面的压力，但也正是在压力下才出了成绩。宋词在当时为人们所轻视，决非道德典范，但显然成就很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词最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传达了他们对各种新鲜现象的感受。接受了大众文化的挑战，也做出了独特的反应——在文化整合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创造。
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忧虑和多元意识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三点忧虑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现在对精神文明状况的不满意，是从现实条件下自身的生存状态出发的，深深感受到有这样几点忧虑：其一，感到极左的意识形态及其支撑机制尚未消失。它在以往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我认为应当呼唤民主主义的精神，要解决建立民主机制的问题。这个概念是与人民、人权、沟通、宽容、真实、法律、自律联系在一起的。焦虑之二，是拜金主义带来的道德沦丧。从大原则说，改革开放，转向市场经济是绝对必要的，不能说市场经济就等同于拜金主义，但是又要看到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与此相应，就需要呼唤人文精神。相联系的概念有：人、人性、善良、独立、尊严、责任、理性、激情、焦虑之三，涉及唯科学主义。科学技术是造福于人类的，但科学一旦变成唯科学主义，问题就严重了。这种唯科学的全能观念认为物质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可以视如机器，是可以任意拆卸、拚装的东西。与此相应，就要呼唤诗意的关怀，与生命、爱、亲情、友情、幻想、诗歌、醇酒、鲜花、纯洁的大自然休戚相关。
多元意识也是人文精神
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研究员）：文学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必须倡导多元化观念，多元精神。多元观念，是一种现代意识，科学精神，它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是溯源于文艺复兴的现代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以承认人的个性，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多样化为条件的。用所谓“一元化”的文学观，扼制、防范多元的文学创作潮流和多元的理论批评主张，理论批评模式，是向文化专制主义的倒退。
在文学上，我不赞成提宽容，而赞成提兼容。宽容当然比专制、比强制的舆论一律好，但是宽容者总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他今天高兴了可以宽容你，明天不高兴了，就要治你，整你，怎么办？因此，我主张兼容，彼此平等，有你有我，兼而存之，谁也无权吃掉谁，消灭谁，兼容，就是多元意识，有了这种多元见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不会只是写在纸上，叫在口上了。
文学创造和文学理论批评都应讲多元，讲兼容，要有一个有序的、充满生机的多元格局。我是主张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作家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主张文学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传统的。但是，对于大量出现的消闲文学，只要适俗而不媚俗，不搞等而下之的低级趣味，而读者又需要，就不必以为洪水猛兽将它必欲除之而后快。关于“玩文学”，有人愿玩，有人愿看，玩得不违宪，不违法，不庸俗下流，就不必一定要口诛笔伐，赶出文坛。何况，文学本身作为艺术，就有“好玩”的一面，可观赏、可把玩的一面。再说，人的需要，特别是审美需要是多方面的，尊重这些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七十年代来到八十年代，艺术民主、创作自由，虽是文艺界思想解放中喊得震天响的热门话题。这话题，于今并未过时。无论是艺术民主，还是创作自由，都要以承认并尊重不同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为前提。这种尊重，没多元观念是不行的。
我甚至认为，人文精神本身就是有不同分野的，大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今天的讨论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待人文精神，也要以多元意识识之，承认不同看法之间的互补性，而不能搞红卫兵那种“唯我独革”，打倒一切，也不要党同伐异。在这里，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也要有点人文精神。
四、人文精神、市场经济、改革进程
人文精神与改革进程相辅相成
秦晋：从文学整体而言，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为精神文明服务。但我们应当倡导的还是关注现实。今天的主要现实就是改革，而改革又是文明进程的一个部分。从原则上说，人文精神与改革是相统一的。而在以往，例如文革时期提倡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文精神，完全是虚伪的东西。文明水准终究是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的。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改革继续下去，使我们的社会机制以不完善走向完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也只能维系在改革上。
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杜书瀛：有人把目前社会上和文学艺术中一些不好的东西都归之市场经济，似乎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这是很成问题的。
市场经济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选择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千百万人的群体实践。今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选择，是最合理的选择，我不知道它将来是不是最好的，但我认为它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无悔，历史无草稿，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也要这样走下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抱怨历史是无用的。
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人说，从历史角度说带来了进步，从道德角度说带来了退步，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我认为要具体分析。单就精神文明说，市场经济既带来正面的、也带来负面的影响。从正面影响来看，市场经济对旧体制下一整套阻碍历史前进的观念进行了猛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自由竞争的原则，它主张开放、反对封闭；它提倡平等对话，反对独断、霸权；它提倡创新，反对独断、霸权；它提倡创新，反对保守；它倡导多元，反对一元。它为人们带来个性发展的自由空间。这为我们建设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创造了历史条件，但市场经济也有负面影响。如市场经济造成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造成人与物的比例失衡，常常出现人为物所役的现象，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人服从技术规程。这就可能发生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从这个意义上，王晓明、陈思和等人所说人文精神的失落不是没有道理的。市场经济造成功利原则的过度膨胀，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有人为了利可以不要义，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人格，可以损人利己。市场经济也往往造成理、欲关系的失衡（欲压倒理，以至人欲模流），造成群、己关系的失衡（绝对个人主义而不顾集体、民族的利益）。
面对这种情况，文艺怎么办？
精神文明工程是全面的系统的工程，涉及教育、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但文艺起特殊的作用。文学既是精神文明组成部分，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工具，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立人”、“成人”、“化人”。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延续和发展人的文化生命的最有力的手段。人的自然生命可以遗传，但人的文化生命（精神文明）不能遗传，只能靠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的活动来传播和发展。
转型期给精神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解思忠（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报告文学家）：为什么道德、价值、人生精神在近几年会成为热门话题？归根结蒂，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所谓转型，实质上是利益主体的转变，在计划体制下一般是缺乏主体意识的。因此，市场机制提供了平等竞争的准则，给了人们自主权，导致了又一次人的解放。在这层意义上看，不能把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造成的。同样，文学艺术要珍惜这样的机遇，充分运用文学的功能，陶冶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素质，有益于读者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培养独立人格，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消极地等待，而要同心同德、携手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精神文明的内涵与文学的功能
缪俊杰（《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现在的问题是迫切需要精神文明的建设。建设的目标，就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四有”，应该说，目标是明确的。
至于文学艺术在精神文明中的功能不宜夸大，不能把道德状况的好坏归因于文学艺术。但是应当肯定文学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角色。中国的文学传统注重思想，儒学注重诗教，强调文艺有助于形成行为规范。所以“文以载道”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文学的功能还是要依据文学自身的规律来实现。
童庆炳：对，文学艺术的确需要加强对现实批判的力度。社会需要一批有勇气的作家，对各种丑恶社会现象进行义正辞严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才是社会的制衡力量。在这样一个存在着极多社会问题的时代，文学艺术是不能过分超脱的！
五、价值重建的示警
道德理想主义的潜在问题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最近这段时间，文化界很热闹，论争的烽烟四起。在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当前中国文化状况、文化语境的判断不同。从坚持道德理想，提倡人文精神的这部分人来说，看到了商业文化、市场化造成的文学失范和道德滑坡。这种意见，无疑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今天想侧重指出在道德理想主义的前方可能潜藏着若干误区。首先，应当思考道德水准是不是衡量社会的主要尺度？如果以此为基准观察问题是容易有偏颇的。在批评道德滑坡的呼声中，也可以清晰地听到一种否定的声音，对社会转型期历史潮流的拒斥以及对旧体制的留恋。其次，有可能过分夸大了知识分子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有些人认为，目前知识界出现的种种问题，是由知识分子人格堕落造成的，这无异于制造某种“知识分子神话”，似乎知识分子既是目前状况的罪魁祸首，又是未来的光明使者。第三，正因为把文化堕落归结为知识分子个人，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的人格方面。同时也就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严要求。其实从根本上说，道德滑坡、文化堕落是由社会造成的。如果提倡某种高不可攀的道德理想，逻辑上就必然导致排他性，导致不宽容，在张承志、张炜的有关文章中就能看到这种不宽容，甚至可以说这种不宽容含有血腥的气味。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我对“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等命题的提出持以理解和同情。因为它毕竟体制了在人文环境不容乐观的处境下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他们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但我对其间的“一体化”倾向或大而无当的呼唤仍存在疑义。所谓“一体化”倾向是指试图从整体上全面解决问题的动机。这一出发点能够理解，但历史经验表明，“一体化”的霸权性和精神统治的后果是可怕的，它很可能扭曲为新的精神压抑力量，从而抑制了健康的、多元的价值观念取向。另外，“价值重建”可靠的生长点是什么？我们从哪里去寻求思想资源？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的“重建”就会流于空泛并失去可能性。
乌托邦的误区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任何乌托邦都有两大误区。其一，倾向于从外部造神，而不是从内部寻求根基。我们曾有过政治乌托邦，经济乌托邦，到了90年代，这两种乌托邦在严峻现实面前破产，似乎又有人走向了肉体乌托邦，感性快乐乌托邦，导致了价值的崩溃。其二，从二元对立走向一个极端。在文学上的表现是，既然“假善”不好，就索性以“真恶”代替，成为“渴望堕落”。
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民主的精神
李炳银（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副研）：谈到精神文明建设，应当看作一项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而不是短期行为，更不是只求速效的工具。否则，只要搞搞“文明礼貌月”就行了。而精神文明的建设更需要有真正的民主精神。不能是我来树立理想和价值标准，你们只有照办的义务。这正是精神上的不自由，又怎么谈得上“文明”的建设？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更需要强调独立和自尊，而不应有配合意识与拥戴意识。文学艺术因此也就更需要更深入地参与现实生活，与十二亿人同命运，共呼吸。
六、新儒学与西方霸权话语
忧患百年与文学复归：与其创新，不如复古
王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副研究员）：文学这种营生自始自终伴随着悲苦。当然，这不是指那些媚俗的市井文学。真正的文学与哲学一样，都是苦行僧带血的袈裟。我们现在期待很多，但忽略了一个东西，这就是儒学。我们何必捧着金饭碗沿街乞讨？文学与其翻新，则不如复古。中国的大文学家如李白、韩愈都是力倡复古的大师。我们的文学观念也应回归到儒学传统，突出它非常合理的内涵，例如关于“和”的观念。
加强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
张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感到有些同志的发言对西方主流话语缺乏批判。似乎认为拜金主义是错的，而市场经济则是对的。至于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等概念已经讲了多年，但关键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要有区别，而不能无条件地拥抱这一连串的资本主义观念。“人是万物之灵”的观念实际上导源于基督教的圣经，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以独特的权力，凌驾于万物之上。从工业革命起，西方文明把人类带上了如今这条道路，而一切所谓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是以破坏和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的。我们今天思考问题似乎不应停留在80年代，而需要更进一步。
七、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与精神家园
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从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的关系说，知识分子既是普通一员，又是所谓“四民之首”，受到社会给予的特殊的教育，就有自己的特殊的职守。处身于有几亿文盲的国家，就有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教育者、教化者的职能。如果离开责任去修身养性，当“自了汉”是不对的。从知识分子与政治、政权序列的关系说，作为文化的承担者，既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又要积极参与，尽量发挥自己能够起到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人格建构就非常重要。这种自我的节制，如果扩展到所有知识分子，势必影响方方面面，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
关于新启蒙
王岳川：从当前的情况说，知识分子的启蒙应重在自身，启自身之蒙。严格说来，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对自身，对西方话语的批判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的。
建立新的精神家园
何西来：人是实利的，也是精神的。精神需要安顿，需要归宿，这归宿就是家园。从家园来，到家园去。人类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文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都和这个家园有关。
对于精神家园的寻找，其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可以说瑰丽多姿，但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种是怀旧、回顾、追忆型的。把来路，把曾经寄寓过的地方加以美化，繁华旧梦，似水流年，样样堪忆。另一种则是夸父逐日式的追寻，精卫填海式的追安。屈原上天入地的求索，浮士德永无止息的寻求，鲁迅过客式的行进。这中间最为动人之处，就是，无论是前一种的向后，还是后一种的向前，都表现出一抹淡淡的乡愁，而这乡愁，恰恰是最美的境界。
精神家园的探寻，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世俗的。宗教的精神家园是天国的，彼岸的，表现为信仰，皈依，世俗的精神家园是现世的，表现为理想，如大同世界、理想国、桃花源，虽然常带乌托邦性质。
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在这历史转型的关头，中国几代人文知识分子所探寻的精神家园，就其主导趋向而言，是向前的，现世的。精神家园被毁，是毁于“文革”的极左和残暴，毁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与回潮，而不是毁于商品经济的复苏和市场大潮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大潮推涌而来，呼啸而至，它也荡起沉滓，也见污秽，但在远方的海天交接处，正在酝酿着辉煌的日出，精神家园的希望正在那里，也在尘世，在脚下。
八、讨论的原则：“和而不同”
钱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突出的趋向是一种富有责任心的独立思考。这种责任心既包含着对民族前景的关心，也包含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怀；既包含着对学术学理问题的钻研，又有强烈的对现实意义的追求。这个过程正在延续，正在深化。而且可以断言，这种独立思考一定会有丰硕的收获，而这种收获对于新世纪的社会变革而言，将提供学理的与价值观念的基础。
在近年来学术文化界内部自动展开的种种讨论，都带有无预设，无规定甚至无指导的特色。从总体上说，无论是研讨还是争论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想着重谈一下在现实的论争中基本运作规则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斗争过盛的缘故。一种带有强烈“敌情观念”、“党同伐异观念”、“排它性观念”甚至“霸权观念”的心理已经积淀，形成了“第二自然”的习惯。在论争中这些心理也时有表现，有的人“教主意识”还非常浓厚。我认为，持有不同的理论观念，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美籍日本政治学者福山以为冷战的结束证明的是自由主义的绝对胜利，西方中心主义的绝对胜利，而兴高彩烈地宣布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再度定于一尊。而即使是自由主义，只要具有霸权的性质，它给未来带来的也只能是一场灾难。这里就更不用说那些原本霸权意味十足的其他理论体系了。中国人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争辩交锋是思想成长的学校，而不是古罗马的斗兽场，不需要野蛮的血腥味。中国人“贵和”的思想，玻尔“对立即互补”的思想，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基调。
（钱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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