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入关对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贸组织论文,如何看待论文,入关论文,中国加入论文,潜在威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从长远来看是否入关值得认真考虑的话，那么入关是否能为我们带来看得见的近期效益呢？如果两年以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经贸界人士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当时，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强劲，出口额蒸蒸日上，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虽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那时，美国甚至一再以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胁，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如果当时入关的话，至少可以免除美国的这一威胁，使中美贸易少受些干扰。但是今天，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客观上已经有所损失。如果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则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压力将会缓解，逐渐被东南亚、拉美等对美贸易顺差所代替，中美贸易磨擦将逐渐减弱。这样一来，入关对解除美国所谓最惠国待遇的威胁意义已经不大，而且随着世界各地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较长期的低迷状态，中国今后越来越难以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必须更多转向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相反，入关的弊端却会同时在几方面上升。首先是可能大大加剧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当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非是由于公有产权不明晰和机制僵化造成的，事实上，80年代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相当不错，如果考虑存在着非常不平等的税负环境，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而且衡量增长的基数远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还承担着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直良好。但从1993年经济一度泡沫化以后，国有企业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80年代初，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改革坚持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来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失业困难，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减亏面积达到59%。当时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一直采取了有效的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对合资企业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竞争激励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良好，成功培育了大批新兴产业并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同美、法、德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台湾的工业化进程中，长期限制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口，保护本地工业的经验也是一致的。
1993年经济过热中，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于是，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80年代国有企业十年亏损的许多倍，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甚至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和投资额，当成衡量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小的标志。仅从1992年到1995年的短短三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增了五倍之多，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国有企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与1989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亏损额却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12.8倍。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8年又遭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国有企业的效益进一步急剧滑坡。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整个国有经济和银行体系都有被拖垮的风险。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长期的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本来应该在九十年代发挥良好的效益。但是，由于各地盲目引进外资占领国内市场，当这些投资见效时却发现市场出路已被严重堵塞。从这个意义上说，九十年代各地盲目竞相引进外资获得的有限好处，恰恰是以国有企业亏损扩大和职工下岗为代价的。沉重的代价尚历历在目，倘若我们又急着入关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的境况势必雪上加霜。
国有企业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兴衰成败的大事。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不仅无法消化，而且还会越积越重。还有，由于国有企业仍是城镇居民的就业主渠道，如果国有企业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则不仅难以消化迅速增长的新劳动人口，还会迫使更多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业。这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加深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局面，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工业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了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了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160%。如果作为财政支柱的国有企业无法摆脱困境，那么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而出现大幅度滑坡，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会失去工资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也将成为无源之水，众多离退休干部和下岗职工也会失去生活来源，甚至重蹈俄罗斯盲目开放市场和推行私有化，最终导致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的覆辙。
更严峻的是，就在当前我国有大量的过剩设备、人力和资金的时候，我们却仍然把引进外资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法宝，还特别以引进跨国公司为自豪，一方面在限制国有企业的重复建设，一方面却对外资企业的重复建设敞开大门，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是“洋重复”挤跨“土重复”，进一步阻塞国内资源的出路。不仅如此，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急剧攀升，还将削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矫正经济比例失调和恢复均衡发展。实际上，我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本短缺，而是有大量过剩资本缺乏投资出路。我国银行体系吸纳了大量居民储蓄，却因众多行业的效益普遍不佳找不到投资出路。当前，银行体系的数万亿资金需要可靠的投资机会，上千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每年至少1000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倘若没有类似八十年代那样众多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那么，这些本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包括大量的闲置资金、工厂设备和劳动力，反而会成为触发经济危机和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更有甚者，如果不能将银行体系所吸纳的数万亿资金转化为投资，却将投资机会让给外国过剩资本，让外资携其强大的技术优势来占领中国市场，那么不但现有的银行呆坏账很难消化，而且大量存款也将成为拖累银行的负担。
当然，受外资冲击的不仅是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也深受其苦。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兴衰影响城市稳定的话，乡镇企业的好坏则是关系到三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目前由于城市就业形势紧张，各单位纷纷辞退农民工，把城市的问题推向了农村，已经使农民的收入有所下降。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农村的购买力又如何能启动呢？
一位外经贸部的有关人士说，我们虽然没有入关，但已经在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一步步地减少关税，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在这位发言人看来，按入关的要求减少保护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可能只对外经贸部是好事，对于中国发展的全局则未必。显然，他可能没将降低关税、扩大引资与内需不振联系起来，未考虑到这些措施对民族工业的冲击，国内市场的严重生产过剩，各类企业大面积亏损，以及社会失业率上升等等。我们应正确认识“保护与开放”的辩证关系而不应就入关谈入关，就国企谈国企，甚至以入关来解决国企困境，这无疑将是号错脉，吃错药，加重病情，危及生命。如果还没有入关，问题就这么严重的话，入了关就更不容易解决了。好在无论是降低关税，还是取消限制，主动权仍操在中国政府手里，问题还不大，无非是再作一些调整。如果入了关，那么我们就丧失了选择保护手段的主动权，事情就更麻烦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发展外贸和引进外资，还是进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有必要使外经贸部更多地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考虑问题。日本的通商产业省虽然主管对外贸易投资，但始终以保护和振兴日本工业为首要任务，其扶植日本产业的强大作用令西方人生畏。但是，我国的外经贸部专职负责扩大对外开放，却忽视了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重任。我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中，应考虑加强外经贸部同工业部门的协调，成立负责保护民族工业的跨部门高层机构。
近年来，亚洲、俄罗斯、拉美相继爆发金融危机，甚至有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大危机的征兆，倘若我国入关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过于紧密地卷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体系，就会大大增加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程度。亚洲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有60%的上市公司称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旦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其冲击必然比亚洲金融危机还要大许多倍。1929年西方经济发生大萧条，当年中国工厂的资本额就下降了46%，到1934年时竟然比1928年下降了85%，其遭受萧条打击程度远远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这充分说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弱者在竞争形势恶化时总是最先被市场所抛弃。为了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防范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我国也应权衡利弊慎重考虑入关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在入关问题上所面临的选择具有普遍意义。国际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例莫过于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于1986年入关以后，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额大幅度增长，出口额反而大幅度下降，导致出现了长期的贸易逆差。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前夕，墨西哥媒体追随美国媒体为之大唱赞歌，然而，三年多来的情况表明，贸易区的受益者是美国垄断资本，而受害者则是两国的工人、两国的政府税收和社会福利。美国公司得以随意将工厂迁往墨西哥，威胁美国工人接受更低工资和苛刻的工作条件。由于美国工厂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所能安置的工人少，因此美国工厂雇佣的墨西哥工人人数，远少于墨西哥民族企业破产形成的失业人数。目前，墨西哥的真实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多。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工业瓦解也连带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起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从八十年代初的570亿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800多亿美元。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连续爆发严重金融危机，1998年墨西哥银行坏债率上升到50%以上，被迫宣布容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的100%股权，还被迫出售战略行业以清偿外债。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看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国家的话，那么不难发现，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因入关而强大起来的，相反，却往往都因入关而使国内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压，甚至干脆关门大吉，心甘情愿地做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从而使失业率高涨，社会矛盾激化。这正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