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宏观经济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1)07-0047-09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出现了平稳化的趋势。[1][2][3][4]国内学术界也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胡乃武和孙稳存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行为理性化、投资冲动减弱、技术冲击强度下降、市场结构完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稳健操作，是1997年以来经济周期平稳化的原因。[1]殷剑锋指出，国内需求冲击的稳定和信贷市场中的自稳定机制是促使中国经济趋稳的原因。[2]张成思则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3]目前尚无文献专门研究经济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周期平稳化的作用。笔者将这种作用称为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并通过计量分析来检验该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强度和来源。
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波动平稳化的作用，国外学术界已有了一些研究，如布兰查德和西蒙(Blanchard and Simon)利用支出法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分解方法，否认结构变动会促进经济周期稳定化，认为是每个组成部分自身波动性的减小造成了整体经济的稳定。[4]斯托克和沃斯顿(Stock and Watson)运用就业数据发现，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对美国GDP的波动性没有影响。[5]而埃格斯和奥恩尼德斯(Eggers and Ioannides)运用方差分解方法发现，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稳定贡献的比例超过50％，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动性较大的制造业比例显著下降，相对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6]在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中，只有殷剑峰研究了三次产业波动和国内生产总值各支出部分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但他只是将总体宏观经济波动分解为各产业和支出部分波动，没有把宏观经济波动分解为各产业和支出部分内部波动的贡献率和各部门的比重变化(即结构调整)的贡献率。[2]
本文试图在这两个方面有所进步。笔者运用方差分解方法和二位数产业、GDP总量的年度数据，实证研究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研究所需要的方差分解方法；第三部分利用数据和方差分解方法得到本文的估计结果，具体分析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宏观经济波动的分解方法
本文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把总量的经济波动分解成各组成部门的内部波动(波动效应)、各部门的比重变化(结构效应)以及波动效应与结构效应之间的互相影响(联动效应)。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平稳化起了多大的作用。借鉴布兰查德和西蒙的研究，[4]笔者首先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划分为两段，前一段是经济周期波动较剧烈的时期，后一段是经济周期波动出现突变性下降的时期，然后再看转折点前后的波动效应、结构效应和联动效应对经济周期波动下降的贡献率。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知道经济周期平稳化的转折点是哪一年。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张成思通过未知断点检验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平稳化的转折点是1995年第4季度。[7]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年度数据，因此笔者将1996年作为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转折点。为了更精确地计量这三个因素对总量波动的影响，笔者进行了下面的分解计算。
首先把GDP增长率表示成各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和形式，其中以各部门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作为权重。这样GDP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在进行总量产出波动的分解时，笔者将上述公式应用到GDP核算的两种方法(生产法和支出法)中。在生产法下，GDP的组成部分包括二位数产业各部门的增加值；在支出法下，GDP的组成部分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出口和进口。对每个部门和每个时期(1987-1995年和1996-2008年)，计算出各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方差、各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及两个部门之间的协方差。这样，笔者就可以将GDP增长率的方差(即总量经济波动)分解成三个部分：由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各个部门产出比重的变化解释的部分(结构效应)，由各个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方差和协方差变化解释的部分(波动效应)，由部门产出比重、部门波动性的相互影响解释的部分(联动效应)。以两部门为例进行方差分解，可以把总产出增长率方差的变化表示为：
还需要指出的是，假定各个部门占GDP的份额在1986-1995年和1996-2008年这两个时间段内保持不变，对经济结构变动与GDP总量波动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微。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部门产出(或支出)份额的波动远远小于部门产出(或支出)增长率的波动。笔者对此进行了简单计算，首先假定1986-1995年的时间段内和1996-2008年的时间段内各部门占GDP的份额不变，再计算支出法和生产法核算下两个时间段内的GDP增长率方差；然后再引入1986-2008年期间部门所占份额的实际数据，重新计算支出法和生产法核算的两个时间段内GDP增长率方差，并把两种方法计算出的GDP增长率方差进行对比。结果见表1。表1说明，固定部门份额时的GDP增长率方差非常接近于实际的GDP增长率方差，而且用两种方法计算的两个时期之间GDP增长率方差下降幅度非常接近。除此之外，笔者还用同样的程序计算了固定份额时的第二产业生产法GDP增长率方差和实际的第二产业生产法GDP增长率方差，并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见表1最右边的一列。这证明了笔者假定某个时期内部门占GDP的份额不变，对经济结构变动与GDP总量波动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影响不大的结论。
(二)产业部门的划分及数据处理
在生产法核算中，本文采用的是二位数产业部门的相关数据，其中重点是对第二产业中工业部门数据的推算和整合，而第一产业(农业)、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建筑业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得到。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工业部门按行业细分的增加值数据只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而本文要对GDP总量数据进行分解，需要运用的是全部规模的工业企业数据。因此，需要用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修正，主要方法是根据投入产出表推算出按行业细分的全部规模工业部门增加值数据。笔者假定在短时期内行业内部的市场结构不变，即短时期内每个行业内部全部规模企业的增加值与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的比例不变。根据这个假定，笔者利用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22个产业全部规模的增加值数据，推算出其他年份的22个产业全部规模工业增加值数据。其中上述年份的工业部门增加值数据以该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准，而其他年份，如1988-1991年的数据，就用1987年全部规模数据与规模以上数据的比例来推测1988-1991年的各产业增加值数据，其他年份数据同理可得。这样笔者就得到了1987-2008年22类工业部门的全部规模增加值数据。
然而，投入产出表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产业部门分类方法并不一致，为了在估算各产业全部规模增加值时保持口径一致，笔者借鉴孙广生的产业分类方法，对工业行业进行了重新划分。[8]表2列出了本文工业部门分类方法与投入产出表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工业部门分类方法的关系。
除工业部门之外，笔者将第三产业部门划分为5个行业，它们分别是：运输邮电业、商业饮食业、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行政及其他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不再做细分。
综合以上推算及整合的过程，最终笔者得到了22类产业部门分类，其中15类工业部门分类，5类第三产业部门分类，农业部门和建筑部门单独成类。相应的数据来源于1987-2009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投入产出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所有数据都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行业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其中第三产业各行业的价格指数没有在年鉴中公布，笔者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第三产业可比价格计增加值指数与名义增加值增长率推导出第三产业的隐含价格指数，并以第三产业价格指数代替内部各行业的价格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在支出法核算中，笔者将国内生产总值分为4个部分，它们分别是：居民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净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所有数据都利用GDP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宏观经济波动的分解
按照上一节给出的分解方法和二位数产业数据、GDP支出结构数据，笔者将1986-2008年GDP时间序列的总方差分解为结构效应、波动效应和联动效应，分解的结果参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与GDP的核算方法有关。支出法GDP各组成部分(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的结构性变动，对于总量经济周期的稳定化并未产生正面作用(结构效应系数是-3.48％)，这个结果与布兰查德和西蒙(Blanchard and Simon)对美国支出法GDP结构变动的稳定化作用研究结果相似。[4]而当笔者按照二位数产业的生产法GDP来分解时，二位数产业的结构变动对整体宏观经济波动有一定的稳定化作用，结构效应系数为15.17％。根据这个结果，1986-2008年15.17％的宏观经济波动下降都归因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二位数产业的波动效应，即各产业自身波动性的下降，对于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稳定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波动效应系数达到了87.27％。最后，笔者发现，无论哪种GDP核算方法，联动效应都是负数，这意味着各部门的相互影响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总的来看，各部门自身波动性的下降是宏观经济波动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下降的作用有限。这个结果与埃格斯和奥恩尼德斯(Eggers and Ioannides)对美国产业结构的研究结果不同，根据他们的研究，1982年以来美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放缓，有59.8％应归因于生产法GDP核算下的产业结构变动。[6]
由于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较大，因此笔者计算了1986-2008年第二产业内部生产法GDP时间序列的总方差分解为结构效应、波动效应和联动效应的情况，结果见表3的最右边一列。该结果说明，第二产业内部各产业自身波动性下降(即波动效应)对第二产业整体波动的稳定化作用(波动效应系数为88.11％)，与考虑整体宏观经济波动时的波动效应(87.27％)差不多；但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效应(系数为28.76％)高于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效应(15.17％)。这个结果说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作用，更多地体现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除第二产业内部调整之外的其他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稳定化的作用更弱。
(二)支出法核算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波动
表4列出了1986-1995年和1996-2008年支出法核算下各部门占GDP比重平均值和各部门产出增长率标准差的变化，这可以看出细分的各部门波动效应和结构效应。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6年前和1996年后这两个时期，支出法下各个部门产出占GDP的比重变动要大大小于各个部门本身的标准差变动。而且从各部门的标准差可以看出，支出法中波动较大的组成部分是投资和出口，而这两个部门的产出占GDP的比重，在1996年后反而比1996年之前有所上升；相反，在支出法中波动较小的组成部分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政府消费的比重仅有微弱的上升。这解释了为什么支出法GDP各组成部分的结构性变动，对于总量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没有产生正面作用。因此，要通过调整支出法GDP的结构来稳定总量经济波动，需要抑制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同时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
(三)生产法核算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波动
表5清楚地揭示了生产法GDP核算下的各部门比重和标准差的变化。从表5可以看出，在1996年前和1996年后这两个时期，大多数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标准差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有13个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标准差下降了50％以上，只有少数部门(如食品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出现了上升。这说明，在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1996年前后，大多数行业内部的波动性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进一步证实了笔者先前的结论，即二位数产业的波动效应对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减缓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笔者还发现，无论在1996年之前还是之后，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率标准差都是最低的，包括商业饮食业、运输邮电业、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行政及其他第三产业等。1996年前上述5个行业产出增长率标准差的平均值为0.160，1996年后的平均值为0.074。而第二产业各行业1996年前的产出增长率标准差的平均值为0.303，1996年后的平均值为0.193。第一产业(农业)1996年前的平均值为0.266，1996年后的平均值为0.251。这意味着虽然三次产业都出现了产出增长率标准差的下降，但是在任何时期产出波动性最小的都是第三产业的各行业。如果第三产业的五大行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则必然通过结构效应带动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下降。笔者发现，在1996年前后的两个时期中，第三产业各行业占GDP比重之和确实有一定的提高。1996年前，商业饮食业、运输邮电业、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行政及其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之和为33％，而1996年后上述5个行业占GDP的比重之和为38.8％，提高了5.8个百分点，但其中商业饮食业、金融保险业的比重出现了下降。而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在1996年前后的波动性都比第三产业大得多，但它的16个二位数产业占GDP的比重之和却也有一定提高，从1996年前的45.6％提高到1996年后的48.0％，提高了2.4个百分点。16个二位数产业中有9个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其中不乏一些产出增长率标准差大(即波动性大)的产业，如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等。尽管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和波动性小的第三产业比重都有所提高，但第二产业的比重仍大大高于第三产业。这样就可以明白，为什么1986-2008年只有15.17％的宏观经济波动下降归因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美国198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放缓，有59.8％应归因于生产法GDP核算下的产业结构变动。原因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中，波动性小的第三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虽有一定上升，但并未超过第二产业；而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也出现了上升。而根据埃格斯和奥恩尼德斯(Eggers and Ioannides)对美国产业结构的研究，美国波动小的金融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在转折点1982年前后上升很快，而波动性大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在此期间下降较快，[6]因此自然就出现了美国的结构效应较大，而中国的结构效应较小的情况。这个结果说明，中国自1996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一定的偏差。如果希望能像美国那样发挥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就需要提高波动性小的第三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同时减少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
(四)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波动
表3的结果已经说明，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效应(系数为28.76％)高于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效应(15.17％)，即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作用，更多体现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下面笔者将具体考察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对整体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有多大，以及具体哪些产业的比重变化起到了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
首先，笔者通过总产出增长率方差的分解公式，式(4)～式(6)，求出1996年前后的宏观经济波动下降有多大比例应归因于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如果根据式(4)～式(6)和多项式展开公式，将生产法核算的总产出增长率方差分解为22个部门的结构效应、波动效应和联动效应，则展开式中总共有66个方差因式和231个协方差因式。其中可以由第二产业各部门解释的总方差变化包括45个方差因式和105个协方差因式，其余的方差和协方差因式可以由非第二产业来解释。这样就计算出可以由第二产业的各方差因式所解释的总产出增长率的方差变化，和可以由第二产业的所有因式解释的总产出增长率的方差变化，结果见表6。
表6的最右边两列表明，仅仅由第二产业所有因式引起的总方差变化，就可以全部解释总产出增长率方差变化的总效应、结构效应、波动效应和联动效应，非第二产业的所有因式只是引起了一些相反方向的总方差变化。不过，这还并不足以揭示第二产业的作用，因为表6最右边两列中方差因式的解释百分比与所有因式的解释百分比有很大差额，这个差额其实就是与第二产业有关的协方差因式解释总方差变化的百分比。而协方差因式包括了第二产业各行业和其他产业的共同作用，不能完全归因于第二产业。相比之下，由第二产业方差因式所引起的总方差变化，可以视为纯粹归因于第二产业。而表6的数据表明，虽然第二产业的45个方差因式对总产出增长率方差变化的总效应和波动效应解释力有限(分别为23.36％和21.66％)，但对总产出增长率方差变化的结构效应解释力相当高(达84.82％)。这进一步证实了笔者在表3中得出的结论，即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作用，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
下面需要考察的是，第二产业内部哪些行业的此消彼长带来了稳定宏观经济的结果。这里需要重新观察表5的结果。笔者发现，如果以第三产业中产出增长率标准差最大的行业(1996年前后均为金融保险业)为衡量标准，则1996年前第二产业有八大行业的产出增长率标准差低于金融保险业，它们分别是石油工业、食品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机械工业和建筑业。而1996年后第二产业也有八大行业的产出增长率标准差低于金融保险业，分别是纺织缝纫皮革工业、电力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工业、金属制品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建筑业。可见1996年前后波动性小的行业有相当大的差别。而在转折点1996年后产出增长率标准差较低的八大行业中，有5个行业的产出比重在1996年之后与之前相比是上升的，分别是电力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建筑业。此外，在转折点1996年后产出增长率标准差较高的8个行业中，有4个行业的比重与1996年之前相比出现了下降，分别是森林工业、造纸文教用品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这表明，由于上述5个低波动性行业的比重增长和4个高波动性行业的比重下降，使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带来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稳定化。而要继续发挥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发展1996年后的8个低波动性行业，特别是其中的5个既波动性低又比重上升的行业，因为这5个行业既有波动性下降的趋势，又代表了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而对于1996年后的高波动性行业，应控制其发展速度或努力使其波动性下降。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了支出法和生产法核算GDP下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本文的计量结果可以归结为以下4点：
1.无论是用支出法还是用生产法来衡量GDP，宏观经济波动下降的主要原因都是波动效应，而不是结构效应。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虽有一定的“熨平效应”，但这种效应还比较有限。
2.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之所以有限，对支出法GDP来说，是因为波动较大的组成部分(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在1996年后反而比1996年之前有所上升，而波动较小的组成部分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政府消费的比重仅有微弱的上升。对生产法GDP来说，是因为中国自1986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一定的偏差，波动性小的第三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上升有限，而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也出现上升的趋势。
3.目前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而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主要体现为在转折点1996年前后，第二产业内部5个低波动性行业的比重增长和4个高波动性行业的比重下降。
4.要进一步发挥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对支出法GDP来说，需要抑制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同时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对生产法GDP来说，需要提高波动性小的第三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同时减少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对第二产业内部来说，需要抑制高波动性行业的发展速度或努力使其波动性下降。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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