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权利割据：当代文学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权利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所谓的割据，主要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拥有军事力量的人或集团占据了部分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并由此形成与中央政府或其他地区的对抗、分裂格局。显然，从有史记载的古代一直到近现代，割据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举不胜举，有时甚至可以把某个时期（时代）称之为割据时期（时代）。
除了这种主要体现为军事—政治特征的割据外，在中国当代，其实还出现过主要凭借文艺权利或以文艺表现为特色的另一种割据现象——文艺权利体现或代表了地方政治权利的地位。因此，文艺权利的争夺就成为地方政治策略及操作实践中的重要关切；甚至不妨将之视为地方政治中的主要或核心问题之一。这种以文艺权利为标志、以地方权利为目的的文艺—政治的特殊关系，反映的就是中国的当代文艺与地方政治之间的独特利益关系。我将这种独特的文艺—政治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特定格局，看作是另一种权利割据。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由地方政治权利围绕着文艺表现及其权利的争夺而呈现出的文艺与政治、特别是文艺与地方政治的权利地位之间的奇特表现和深刻联系。当然，探讨中国当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或涉及文艺活动、文艺现象中的地方政治权利因素或问题，一定不会脱离对最高政治权利即国家政权、国家权利的关注。事实上，中国的当代文艺与地方政治之间，之所以会形成特殊的权利关系，就是因为它们与最高政治权利、国家权利之间的特定关系，就是因为它们必须面对并服从共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最高权利——简言之就是国家政治。
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或文艺评价，是地方政治权利的体现或象征。文艺也是地方政治权利地位的表达；地方政治权利则必须对文艺的命运负政治责任。197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下午三点，由京返沪不几天的《人民文学》副主编施燕平①，遵照前一天得到的通知约定，赶到上海市委小礼堂，接受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的约见。
施燕平此前是上海文艺丛刊（1974年起改名为《朝霞丛刊》）和《朝霞》月刊（1974年起增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75年9月，接到上海市委写作组通知，将由沪调京，参加并负责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担任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次月，施燕平抵京到任。11月中旬，为了尽快充分地组织好正式复刊后的初期稿源，施燕平又回沪组稿。《朝霞》编辑部是施燕平的“老家”，抵沪当日午后，他就去了《朝霞》。随即又去市委写作组找陈冀德②。谈话中，施燕平透露出了在京时看到有一份解放军文艺社的座谈会材料③，“倒有些新的提法”。这个信息引起了作为上海的文艺领导的陈冀德的重视。次日一早，《朝霞》编辑部就电话通知施燕平，要他联系陈冀德。“我马上给陈打了电话，她问昨天我在她那里讲的解放军文艺社的那份材料带来没有，我说在我笔记本上。她要我抄一份给她，我说内容你都知道了怎么还要抄。她说徐景贤要看一下。这份材料是总政作为正式文件发到部队的，他怎么会看不到呢？这件事有点麻烦，徐景贤看了这份材料，万一发现里面有什么不妥之处，告到春桥同志那里，而春桥同志又是总政的什么负责人，将来查这件事查到我身上，我吃不消，何况这份东两转抄来的，有没有差错，我也没把握。我在电话里支吾了一阵说，这事情我有点怕。她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你抄好后交给我好了！说到这个份上，我硬了头皮答应了下来。”④ 第二天（11月17日）上午，施燕平带着转抄好的材料到《朝霞》编辑部，请陈冀德派通讯员来取。当时，“《朝霞》同志听说有什么材料，吵着要我给他们介绍，我只好把封好的材料取出给大家读了一遍。大家听后，议论纷纷，有的说，这里有些意见显然是针对样板戏创作经验谈的，也有的认为观点有道理，百家争鸣嘛，有些不同的声音也好”⑤。
施燕平“正要离开编辑部时，陈冀德打来电话，说徐景贤知道我回来，想约个时间见见面，暂定于明天下午三点，地点在市委小礼堂”⑥。第二天和施燕平一起去见徐景贤的，除了陈冀德还有任大霖⑦。“景贤同志已等在那里，他一开始就问：听说对上海去的几个同志反映不好。我知道他指的是肖子才和张伯凡，我说主要是指他们的作风和态度。徐说这些同志基本上是要革命的，因此要帮助他们，以后有机会，要提醒提醒他们。接下去，他作了长篇讲话。他讲得很随便，也没有稿子，但却很有条理，对我工作很有帮助。”⑧
徐景贤的长篇讲话，内容所涉都是当时重大的文艺政治问题⑨，而与本文主旨直接相关的，主要是下面几段话：
要谨慎，特别是对上海去的同志，前些时候有些反映，要多听，谦虚谨慎。你去，有很多人不一定会服气的，你施燕平算老几，就是编了几期刊物，就到这里来占地盘，文学史上哪有你的地位。有些人表面上服心里不服，因此更得注意谨慎，团结更多的人。（讲到这里，他转向一旁的任大霖说：《朝霞》也得注意，现在还欠了辽宁的一笔债，批了他们的《生命》，是否可以考虑转载他们的一些文章，表示向他们学习，以改善关系。）
上海的稿子不要发得太多，我倒有个建议，今后《红旗》一般不发戏曲了，今后发的戏，也不再标样板戏了，因此你们是否把《审椅子》发了。
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绝对不能搞成地方化，本来有些作品可讨论，可评价，可现在一评论到那个作品，就变成对那个地方的支持了，同样一批评，也成了对这个地方的事了，造成紧张，这很不好。《春苗》在其他报纸上，没有看到一篇评论，只是在上海。看来《红旗》发了文章后，可能各地会跟着来。今后评论都这样，恐怕不行吧！⑩
从徐景贤的这几段话里，很明显至少可以作出如下几个判断：一、将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或文艺评价与地方政治的权利地位、形象尊严直接联系起来，将文艺问题与地方政治利益直接对等挂钩，将有关文艺现象的态度和判断直接等同于对地方政治权利的亲疏善恶褒贬评价，已经成为一种相当严重的普遍现象——在徐景贤看来这也可称时弊。只要考虑到徐景贤当时所处的政治权利地位和具体职务身份，就能明白他的这番议论完全是针对全国范围的文艺—政治的普遍状况而言的。二、虽然这种普遍现象的弊端已经被一些地方高层领导清醒地认识到了，也对之怀有或表达了深刻的不满，但恰恰因为生成这种普遍现象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语境没有也无法真正改变，即文艺与政治的具体对应、对等关系已经无可改变地成为当代文艺的性格宿命，文艺的政治利益归属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最首要问题，所以这种普遍现象及其弊端也就难以或不可能被充分、有效地清除，并且反而会更加强化它的积重难返。徐景贤有关上海文艺的人、事议论及上海（《朝霞》）与辽宁的文艺评价关系的担忧，正说明和强调了这一点。三、从文艺方面的权利得失和地位来看，上海的地方政治利益不仅已经变为一种特殊利益，而且还成了一种优势权利、上海的地方政治领导必须关注、思考如何保护和维持有关上海的文艺政治权益的策略，既保持特殊优势，又防患于未然。所以徐景贤要面授机宜。
其实，从上海（《朝霞》）调入（施燕平）到北京去具体主持《人民文学》的复刊并担任其实际负责人（常务副主编），这本身就说明了文艺权利与（上海）地方政治权利的特殊关联。简言之，文艺（权利）也是地方政治权利地位的表达；换言之，地方政治权利则必须对文艺的命运负政治责任。下面再来看另外一个非常典型、极具代表性的相关例子。
（郭澄清）于1975年春夏拿出了115万字的长篇《大刀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中了老郭的《大刀记》。责编谢永旺同志（后任《文艺报》主编）来山东好几趟，几次组织力量进行帮助。成稿交上以后，出版社又让老郭去，住在那里，精益求精地修改。作品清样打出后，寄来山东征求意见。那时出版一部作品，出版社定了还不行，还得由当地领导审批。省委分管文艺工作的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同志亲自阅读，然后责成省文化局组成阅读小组审读。……阅读意见集中后，由省委主管领导拍板，派我为代表进京汇报。……并讲省里领导特别交代要向出版社表达谢意：“《大刀记》的出版，既是出版社的一件重要工作，也是山东文艺界的一件不小的喜事。”汇报后，……老郭说：“效果很好。他们都表示了十分的满意。让我按省里的意见稍加修改，书就可以出了。”……
《大刀记》于1975年7月纪念抗战胜利30周年前夕出版。……在约30年的时间内，《大刀记》已累计印数280余万册。（11）
显然，《大刀记》的成功出版并大获好评（12），其最大的政治利益应该归属于作家所在地或作品出生地的地方政治领导，实际上就是山东省委（领导）的胜利。
某个地方一旦长出了“毒草”却又如何呢？大的原则仍然不变，即地方政治领导必须为此承担政治责任。
1951年5月，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运动突然升级，《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13）。时为上海《解放日报》编辑的袁鹰，在五十五年之后回忆说：“我编一版要闻一年多以来，常收到新华社播发有关国内国际大事的《人民日报》社论，地方报纸必须转载，但是《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却是破天荒头一回，不禁有点惊讶。”副总编辑魏克明判断：“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这个猜测以后得到了印证（14）。那么，作为上海党报的《解放日报》该怎么做呢？“报社编前会上，有人问报纸应该怎么办，要不要组织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说：《人民日报》怎么宣传我们就跟着办，《武训传》是上海拍的电影，更要看市委的态度，不必忙。”因为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夏衍正出访苏联等国，所以上海市委决定先由文化局副局长兼电影厂厂长的于伶署名发表一篇紧跟《人民日报》社论的文章，上海各报则一律转载社论，“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15）。等到夏衍回国，就轮到他出面检讨承担责任了。据夏衍的回忆，回京次日，周扬电约面谈。见面后没有一句寒暄，第一句话就是谈“毛主席批《武训传》的事”，要夏衍“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感情激动”地据实说明“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不必由我来做检讨”。周扬则“非常平静”地开导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周扬还很严肃地说：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夏衍终于领悟了，思想通了，周扬这才露出了笑容，说这样就对了，要你写检讨，主要是因为你是华东和上海的文艺界领导。夏衍临回上海前，接到周总理电话，周对上海方面的检讨和工作方式作了指示。夏衍表态：“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我当负主要责任。我回去后一定要公开做自我批评，还要对我在上海的领导工作进行一次检讨。”回到上海，夏衍先向华东局的最高领导饶漱石等做了汇报——在《武训传》试映审看时，饶漱石不仅亲临看片，“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
“饶漱石面无表情，更不讲他对《武训传》的看法，只是听我说要公开做自我批评和写文章检讨时，点头表示同意。”夏衍的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发表于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此前，夏衍曾将此文寄呈周扬。“此文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他还亲笔修改，有一段话是他写的。”时值新中国成立未久，土改、抗美援朝、镇反和“三反”、“五反”等全国范围内的各项政治运动几乎同时形成高潮，加之中央最高领导（毛、周）和地方领导（陈毅）等的政治策略，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因此并未极端发展。但是，“《武训传》批判对电影界，对知识分子，影响还是很大的，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16）。真可谓上海一失足，全国路难行。倒霉。
文艺与地方政治的权利地位如此紧密、直接地联结在一起，不能不具有并发挥示范或警示的作用。
文艺的命运或它在政治天平上的砝码重量，当然要看政治走向或需要。那么，又是什么力量能够左右或规范政治走向、政治天平呢？文艺与地方政治权利绑在一起，联为一体，其悲喜命运也就都不能自主了。对最高政治利益而言，没有任何利益是不能牺牲的——除了自身的利益。问题的核心处只在于：任何地方利益都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最高政治利益，或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最高政治利益，有时，两者甚至还可能会是相疏离或悖逆的。这就决定了此类问题或现象背后的深刻复杂性。文艺与地方政治权利的关系既是如此的密切和直接，它们之间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一种政治利益的互动关系：荣辱与共，进退同步。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完全、无条件地听命、服从于更高或最高的政治利益（需要）。更高或最高的政治利益无疑就是国家的政治利益。但是，所谓国家利益的说法是不是听起来显得太抽象了呢？现实中的政治是非常具体的，所谓国家利益当然也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但许多时候，这对文艺家、特别是政治家（包括地方政治领导人）却都会是一种有关乎政治智慧的挑战与考验。并非人人都能顺利过关的，其中既有政治权利的博弈，也有始终不明就里的糊涂蛋；如果真有政治上的对立者，那么，关乎文艺的国家利益的政治聚讼，其实就是两者的政治命运对决。决定命运走向的关键，只系乎一线：是否能够洞察、看透博弈或聚讼的真相与真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政治运动大事中，规模最大又是全面深刻地影响、改变或决定了中国文艺命运的，应说先有反“右”，后是“文革”。这两件事也是与毛泽东个人有关的大手笔。
1956年4月末，《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至于停刊的原因，据徐铸成说，主要是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报社的主要人员移往北京，创办了教育部所属的《教师报》（17）。可是过不多久，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南海里中宣部长陆定一作报告阐发中共中央的“双百”方针精神。在报业新闻界，刘少奇对新华社讲话提出不要生搬硬套苏联经验，还建议新华社自己也办一张能与《人民日报》比赛的报纸。邓拓主政的《人民日报》实行改版，特别改革了副刊，以体现文艺上的“双百”方针精神。更使人意外的是，中央决定将《光明日报》“还给”民主党派（民盟）来办，同时还决定要将属于中共党员的原总编辑撤出报社。徐铸成最早被作为新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第一人选，因徐婉拒不任，最后请出了储安平担纲（18）。在此形势下，《文汇报》的复刊也就很快进入了议事日程并付诸实行了。徐铸成最先倒是无意之中得知这个消息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正式通知徐铸成时，当面透底：“中央盼望《文汇报》早日复刊。”此后一路绿灯，终于1956年10月1日国庆日在上海正式复刊。其间，与本文旨趣相关的一个细节必须一提。因为顾虑于柯庆施（上海市委）不久前对《文汇报》的封杀，徐铸成曾提议《文汇报》复刊于北京。但此议未获采纳。虽如此，徐铸成的《文汇报》因此也有大收获：《文汇报》将“与中央报的同等待遇，以后中央的宣传大纲可以及时发给你们，也可以订阅新华社的《大参考》”。此前，中央的复刊批示中还有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19） 显而易见，至少从现象或表现上看，在关于《文汇报》问题的政治策略上，作为地方政治领导的柯庆施（上海市委）与中央政治领导并不合拍，还有些明显的分歧。但权利地位的政治规则说了算，上海地方政治领导也只能“乐观”《文汇报》又在自己的地盘上复刊了。最重要的是，《文汇报》的复刊体现了当时的国家利益和最高政治利益。
这个个案的探讨还未结束。“《文汇报》复刊之后，报社编委会就给北京办事处来了一封信，说是为了给‘双百’方针鸣锣开道，活跃空气，决定发起一场讨论。但讨论什么呢？集思广益，要求‘北办’记者多多征求各界意见，给予大力支持。”于是，《文汇报》“北办”记者姚芳藻专门去采访了“红墙里的影评家”中宣部文艺处的钟惦棐。结果大有收获，兴奋异常，抛开顾虑，“立即给报社编委会反映了钟惦棐的意见以及我的看法，建议发起电影问题讨论”。“报社采纳了我的意见，仔细研究了钟惦棐的观点，决定发起电影问题讨论。”微妙的是，“编委会来信中表扬了我的建议，但又说：‘讨论只限于上海进行……北办没有任务。’”《文汇报》编委会的这一决定，显见就是一种充分考虑了政治因素后所采取的报纸策略，希望将此表现为主要只是地方范围的一种言论，以减少因此造成的对中央相关领导部门的冲击。其实这一看似聪明周到的策略，自始至终都毫无意义。职业报人毕竟还不是政治家。报刊的思路遮蔽不了政治的逻辑。结果就有了一波三折的下文和最后的悲剧。
先是姚芳藻表面上受到了文化部电影局领导的礼遇和公开的赞扬，骨子里却是已经大大地开罪了中央部门领导，并且还是“以下犯上”，地方批评中央。很快就尝到了领导的愤怒辞色。接着是钟惦棐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电影的锣鼓》的文章，同时发表于《文艺报》和《文汇报》。钟原意是要将此文单发于《文艺报》的，但因《文汇报》与之的协商交涉，才决定两报同发。《文汇报》是有关电影问题讨论的始作俑者，最后关头岂能为人所弃。另一方面，这也算是地方（报纸）与中央（报纸）的权利资源争夺吧。
最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电影问题讨论历时近五个月。“最初，讨论挂的牌子是：《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这个题目据说是编委会再三斟酌才决定的。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那意思就是，好的国产片是有的，只是少而已。对这个题目，编委会很自鸣得意，我也十分欣赏。可是没过多久，这块牌子不翼而飞，代替的题目是《电影问题讨论》，平庸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打听之下，才知道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张春桥对这场讨论很有意见，他说：‘你们用《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作为讨论题目，就是不要人家谈电影的成就，只能谈缺点。’并命令‘牌子一定要换’。报社无奈，只得更换牌子，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四平八稳。一时沸沸扬扬的对电影讨论横加指责，我耳边刮到这些消息，好不泄气。”（20）
《文汇报》的原题是在当时政治气候的大环境中报纸试图有所作为采取的决定，在政治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报纸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形象、地位和利益。但是，张春桥的意见则完全出自官场政治的通则，或政治的潜规则；他想避免的是地方批评中央、上海评价全国的政治嫌疑及其危险的政治后果。他敏感、关切并必须负责的是地方（上海）的政治利益。毫无疑问，张春桥在当时是“政治正确”的，而且，极富成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
但历史的诡异又在于，继大张旗鼓地宣传“双百”方针之后，大鸣大放的号召开始深入人心，而几乎同时，引蛇出洞的“阳谋”也已经成熟（21）。当时的最高政治利益和最高政治权力公开站在了《文汇报》及其电影问题讨论这一边了。毛泽东“慈祥地”对徐铸成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对于电影问题讨论，毛泽东不仅表示了支持，批评了文化部电影局，而且还要指示周扬“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番谈话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上海，“鼓舞了整个上海文教界”（22）。事情发展至此，似乎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但真正收宫时，却是走向了极端的反面，“反右”运动清算了一切。——此时，不能不佩服张春桥的政治头脑。他能在多事之秋的险地上海走进中南海，自有一番过人的政治权利关系考量和本领。
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证明，一旦忽略了文艺问题背后的政治，就会遭遇政治失败；而政治在打文艺牌时，文艺的政治权利归属则是关键。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半年之后的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又同时刊发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个地方的文艺官员居然敢拿北京的副市长（吴晗）、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开刀，打的虽然是文艺牌，但其政治潜台词已经是不言而喻了；同时，某种地方政治势力已经获得了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支持。而姚文元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前夕如此高调登场，历史或者说国家最高政治权力之所以选择了他，也并非即兴之作。至少在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之前，当时还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小干部、被徐铸成贬称作“小不拉子”的姚文元，就已经受到毛泽东的青睐了。主席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青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言顿使徐铸成大惑不解（23）。看来五十年代中期姚文元就已被化好妆准备着他日上场扮演主角了。政治家的文艺评论，或政治家的看文艺问题、文艺现象，常常独具只眼，出人意料。难怪老成如徐铸成也要迷惑。如果说文艺问题给北京市委的倾覆造成了易于攻陷的突破口，那么一股特殊的地方政治势力（上海）则由此正式崛起。从某种角度或许多现象上看，正是借助了文艺的特权，上海的地方政治权利才能在“文革”期间扩张、膨胀到极点。这也为文艺与地方政治权利地位的互动关系下了个确凿的注脚。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可以从制度实践中去探求。其中存在着四者之间的多变关系：最高政治权利或国家利益、中央权利、地方政治权利和文艺。关键症结在于制度集权。从制度实践的角度看，可以将中国当代文学（文艺）——尤其是“十七年”、“文革”还包括八十年代中前期的文学——理解或概括为国家文学（文艺）的构建和塑造过程。所谓国家文学（文艺），我的基本界定是：由国家权利依据国家政治制度的规定或规范全面支配的文学（文艺），谓之国家文学（文艺）。即国家利益及其相关的、泛化的各种政治权利（包括国家意识形态）构成了文学的最高和主要的标准——在文学政治的实践中，最高和主要的标准几乎必然地成为唯一的标准。但是，这又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倒是一种实践问题——阐释及阐释权的问题，或理论与实践的支配权归属问题，也就是现实中的政治权利地位问题。显然，国家文学（文艺）的构建和塑造过程不能不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延续在了狭义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宏观上很难离开或不考虑中国当代政治的（变迁）因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支配性作用或影响来谈后者的流变与发展，因此，只要中国当代的制度建设仍然处在一种重大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当代文学或曰国家文学的构建和塑造过程也就不可能最后完成。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独特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而首先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乎国家利益的政治问题（24）。
正因如此，在本文的题旨中，地方政治权利对文艺权利的关切和争夺，地方政治权利与文艺权利的互动关系，必须自觉到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地方政治权利必须保证其属地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的政治正确性，以符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权利和国家文艺的现实要求或标准；二是任何地方文艺即地方政治权利所属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都不可能或不被允许完全取代或代表国家文艺的最高典范，否则便同样是政治上的僭越——如同地方政治权利对国家最高政治权利的僭越一样，政治野心的罪莫大焉。——而只能对国家文艺的构建和塑造提供支持，或成为其有益的、可资利用的文艺资源，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从国家权利、国家文艺与地方政治权利及其文艺产品的这种政治结构的权利关系来看，那么对诸如“样板戏”之类的国家文艺的最高经典现象的产生，也就完全不难理解了。国家文艺经典的创造者、权属者、阐释者和支配者，不能不是国家权利或最高政治权利的化身或扮演者。
但是，实际政治的复杂性却在于，不管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文艺问题上，地方政治权利的倾向有时却会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甚至因此会犯政治路线错误。可怕莫测的症结就在于：最高政治权利究竟属谁？国家利益的权威体现究竟何在？支配文艺的权利政治是否仍然保持或已经失去平衡？国家文艺的原有现实要求是否仍然有效？——概言之，国家政治权利的构成和体现方式是否发生重大的改变？这个问题才是决定性的。换言之，制度集权问题（包括其在各个时期、阶段的具体表现）乃是其中的关键性症结。一旦政出多门的最高权利格局或态势俨然形成，文艺和政治的形势立即就会混乱乃至失控。这时，必须首先重建国家政治和国家权利的次序，文艺乃至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才能重新建立。因此，即便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文艺也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也应该说是国家文艺的要义。以文艺思想清算为政治先兆的“文革”政治和“文革文艺”的历史，正体现了中国当代文艺政治的鲜明特点。
从政治视野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文艺）史，一个主要且隐秘的坐标就是最高政治权利或国家利益、中央权利、地方政治权利和文艺四者之间的多变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关系是前二者即最高政治权利或国家利益与中央权利之间的关系。当它们在政治上高度一致时，国家文艺的构建和塑造就相对顺利或平稳；地方政治权利与文艺的利益权属关系也就相对明确。一旦二者产生重大的政治权利分歧，国家文艺的运行就会出现滞碍和分叉，连带着地方政治权利与文艺的利益权属关系也会相对暧昧——如何阐释就会成为一个首要的政治路线问题。就政治权利的宏观格局而言，地方政治权利的地位在其中更多时候体现的主要是技术性的或工具性的角色。它会被用来打出那张出于特定政治动机的文艺牌。
历史不会终结，文学史也在继续。时至八十年代，在因所谓现代派文学、人道主义和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理论等的讨论而终于引发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重演了惊人相似的历史一幕。其中，地方政治权利及其文艺现象也又成为非常活跃的政治因素（25）。而且，其中的复杂性、激烈性与尖锐性也堪比似乎谢幕了的历史——当然，除了“文革”（26）。
注释：
①施燕平存有当时的工作日记手稿（未刊）。2003年我开始进行有关《人民文学》研究时，他就是我最重要的采访对象之一，特别是他的日记手稿给我帮助极大，许多史料即来源于此。我也一直在寻求这部日记尽快出版的机会。
②陈冀德当时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下辖的文艺组的负责人，《朝霞》即由她直接领导。“文革”前，上海市委就已成立了一个写作班，专写大批判文章。“文革”开始后，随着运动的深入，该写作班几经演变发展成一个行政管理系统，改称为写作组，其管辖权限相当于市委宣传部，写作组下设的文艺组，相当于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
③解放军文艺社的座谈会材料，据抄件的标题是“解放军文艺社学习主席关于《创业》批示的情况”，由总政文化部转发。内容涉及关于怎样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关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和三突出、关于文艺创作不受真人真事局限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等等。
总政文化部于1975年9月22日批文转发：送上《解放军文艺》社的同志学习毛主席关于影片《创业》重要批示的情况，请参阅。我们认为这些见解是可取的。目前许多作者在创作思想上一些问题不明确，影响创作，文艺社同志们的这些见解似可以用于他们编稿和指导作者进行写作。——有关材料俱载施燕平日记手稿。
④施燕平日记手稿1975年11月15日。
⑤⑥施燕平日记手稿1975年11月17日。
⑦任大霖：儿童文学作家。“文革”时期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施燕平调北京后，任被调入《朝霞》工作。
⑧施燕平日记手稿1975年11月18日。肖子才、张伯凡均为“文革”时期由沪调京在文化部机关担任部门领导职务的“上海同志”，当时口碑不佳。
⑨施燕平日记手稿1975年11月18日：“注：徐景贤于11月18日的讲话（根据当时记录）。”内容主要涉及如何理解当前文艺的政治形势、重大题材和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题材问题、工农兵作者和老作家问题、落实政策和上海文艺的活跃与成绩、对文艺问题的地方化政治倾向的批评等。
⑩据施燕平日记手稿1975年11月18日。
（11）苗得雨：《郭澄清，1975——怀念18年前辞世的郭澄清同志》，《文艺报》2007年3月29日。
（12）据施燕平日记手稿1975年11月5日：“下午同袁水拍同志一起到‘创办’，找了负责人张伯凡，听他谈了一通当前的文艺评论。他说当前对一些作品口头议论的多，见诸文章的少，缺少争鸣。如《大刀记》有不同看法，但发表出来的评论，大同小异，都说好。”
（13）1951年5月20日。此后各地报刊开始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
（1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此文。
（15）以上详见袁鹰：《狂飙为谁从天落？》，《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16）以上详见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懒寻旧梦录》（增补本）“附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7）（19）徐铸成：《“阳谋”——1957》，据《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牛汉、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又，徐铸成《文汇报的第三次复刊》有相同记述，文字间有不同；参见《在曲折中行进——文汇报回忆录·2》，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文汇出版社，1995。
（18）参见前注徐铸成文。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事另详。
（20）参见姚芳藻：《电影锣鼓大风波》，《在曲折中行进——文汇报回忆录·2》，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文汇出版社，1995。
（21）关于1957年“阳谋”的研究文章甚多，如李慎之的《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据牛汉、邓九平主编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22）参见前注徐铸成、姚芳藻两文。
（23）参见前注徐铸成文。
（24）参见吴俊：《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概说》，《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1期。
（25）参见徐庆全：《与顾骧谈周扬》，《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26）本文属于教育部2003年度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人民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关联研究”、上海市2006年度社科规划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成果之一。
标签：文汇报论文; 政治论文; 地方领导论文; 武训传论文; 夏衍论文; 大刀记论文; 文艺报论文; 人民文学论文; 文艺论文; 解放日报论文; 徐铸成论文; 朝霞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