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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4-075-05
宗唐抑宋是明代诗坛的普遍风气，但明人对宋诗并非不加注意，宋诗选本的编撰便是证明。明代宋诗选本既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对清代宋诗选本更有重要的影响。然学术界对此问题尚无相关探讨，笔者不揣谫陋，立此为论。
一、明代宋诗选本叙录
1.《鼓吹续音》
瞿佑撰，已佚。该书仿元好问《唐诗鼓吹》，取宋、金、元三朝之诗一千二百余首，凡十二卷。关于此书的选诗标准和撰著动机，瞿佑《归田诗话》上卷有详细交代：“大家数有全集者则约取之，其或一二首仅为世所传，其人可重，其事可记者，虽所作未尽善，则不忍弃去，存以备述，此著述本意也。又谓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词，至于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私独不谓然，故于序文备举前后二朝诸家所长，不减于唐者，附以己见，而请观者参焉。”[1]可见，崇唐抑宋在明初即已蔚为风气，瞿佑不满于时人对宋诗的过度贬抑，故有此选。瞿佑(1341-1427)，字吉存，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
2.《宋诗正体》
符观撰，凡四卷，收宋人近体诗246首，五律48首，七律126首，七绝72首。主要据吕祖谦《宋文鉴》、方回《瀛奎律髓》抄撮而成，见于二书的诗歌就有166首，余则多取自宋人诗话。是选初刻于正德元年(1506)，次年即有重刊，今存重刊本。书首有石椂《重刊宋诗正体序》和符观《宋诗正体序》，书末又有唐锦《书宋诗正体后》。时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诗必盛唐”之声势正隆，符观对此颇为不满，其序云宋代诗歌“名家继起，或模写景物，或铺叙事情，至于发性命之渊微，阐忠义之大节，亦时间出，意兴殆未为浅，而赋事精切则超然远到”，识见不可谓不卓。然观其选诗标准，则谓“调气浑厚，意味隽永，可以裨化而善俗”[2]，则亦不能完全摆脱时代风气的影响，所选仍多与唐诗相近，而远于宋体。符观，字衍观，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
3.《宋诗绝句选》
王萱撰，已佚。《百川书志》卷十九：“《宋诗绝句选》一卷，皇明翰林庶吉士青崖王瑄选拔卫琦之集，又续可采而遗者合七十四人，五言十一首，七言一百三十三首，且冠晦翁于首。”[3](P295)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亦有著录，瑄作“萱”。王萱，字时芳，金溪(今江西金溪县)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
4.《宋诗选》
杨慎编，已佚。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其(杨慎)所撰，有……《宋诗选》……”[4](P1053)又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下：“宋诗选十卷，杨升庵。”[5]然《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皆无著录，可见在明代已罕有流传。杨慎与李梦阳、何景明同时，论诗亦主尊唐，但对宋诗的态度没有像何、李二人那么极端，而多有所取。其《升庵诗话》卷四“宋人绝句”一则曾云：“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休者，在选者之眼力耳。”接着举苏舜钦、王安石等人绝句十二首，末云：“数诗有王维《辋川》遗意，谁谓宋无诗乎？”[6](P717-718)观此数语，以唐存宋之意甚明，其所选宋诗，亦当如此。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四川成都市)人。
5.《宋艺圃集》
李蓘编，现存明万历五年上党暴孟奇刻本、四库全书本。凡二十二卷，收录宋代诗人291人，诗歌2550首。该书收诗较备，宋代著名诗人大都已网罗在内，然体例较为驳杂，铨次失序，文献上亦有不少硬伤，如诗人名下所载收诗数目往往与实际数量不符，删改原诗、漏抄、诗人与诗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非常之多，对诗人生活年代疏于考证，而杂入不少其他朝代的诗歌。李蓘本人诗学汉魏盛唐，故其选宋诗，亦是持唐诗之标准，其《书〈宋艺圃集〉后》言之甚明：“世恒言宋无诗，厥有旨哉……昔人选诗，取于欲离欲近，故余是编亦旁斯义，离者离远于宋，近者近附于唐，执斯二义，以向是编，则庶几无谪于宋哉！”[7](P483-484)故其去取多不能反映宋诗特点，如选苏舜钦诗仅5首，范成大8首，杨万里6首，远不符合他们在宋代诗坛的真实地位。李蓘，字于田，内乡(今河南内乡市)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
6.《宋诗选》
慎蒙编，已佚。今存王世贞序，尚可考见编者选诗动机，序云：“夫医师不以参苓而捐溲勃，大官不以八珍而捐胡禄、障泥，为能善用之也。虽然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然则何以不梓元？子正将有待耶？抑以其轻俊声泽不能当宋实故耶？乃信阳之评的然矣，曰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之二语也，其二季之定裁乎！后之览者，将以子正用宋抑元，以信阳不为宋元入斯可耳。”[8]王世贞认为慎蒙此选并不是提倡宋诗，而是试图用宋人之苍老弥补元人之浅俗，此语虽非出慎蒙之口，但他既然请王世贞作序，亦庶几近之。慎蒙，字子正，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
7.《宋元诗选》
陈光述撰，已佚。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一《著述》载：“陈光述……《宋元诗选》。”[9]陈光述，字梦庚，号二酋，乌程人(今浙江湖州市)，活动于万历年间。
8.《宋元名家诗选》
潘是仁撰。初刻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名为《宋元四十三家集》，凡二百十六卷，收宋代诗人二十六家，一百三十五卷，分别为林逋、米芾、秦观、唐庚、文同、蔡襄、赵抃、陈师道、裘万顷、曾几、陆游、王十朋、戴复古、戴昺、严羽、陈与义、谢翱、宋伯仁、赵师秀、徐玑、翁卷、徐照、真山民、葛长庚、花蕊夫人、朱淑贞，元代诗人十七家，八十一卷。天启二年(1622)潘氏又有重修本，另增元代诗人十八家，总计二百七十三卷，称为《宋元六十一家集》。潘氏尚拟扩编为《宋元七十七家集》，然未见行世。万历本前有李维桢、焦竑二序，天启本又增加袁中道序，部分集前潘氏撰有小引，概述各家生平、诗风。潘氏是选明显受到公安派的影响，主性灵而不重学问，如其《雪岩诗集序》谓：“诗贵得情，故有苦心雕琢，而读之毫不令人兴起，有矢口而出，而隽永之味反津津不竭者，有情不在学也。”[7](P178)对于前后七子“黜宋音于李唐”，潘氏亦深表不满，但它对宋诗的评价选汰仍明显留有以唐存宋的痕迹，如谓唐庚“有唐之音调而不拾其雅慧，殆元白者流”[7](P174)，对学唐之严羽，更是推崇备至：“其沉心雅度，读之如入维摩室中，无一处不作旃檀香者。”[7](P176)其所选宋代诗人以小家居多，不能反映宋诗真正面目，所选诗歌，亦多未能体现各家真髓。潘是仁，字訒叔，新安(今安徽歙县)人，生平仕履未详。
9.《宋元诗选》
周诗雅编，已佚。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六存周氏《宋元诗三刻序》，可知是选亦是有激于嘉、隆诸公深黜宋诗而作。其论宋诗不满于《击壤》，而于苏轼之“奔流浩放”、黄庭坚之“峭激严覈”、王安石之“高深孤峭”，则能深加欣赏。周诗雅，字廷吹，武进人(今属江苏常州市)，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
10.《宋三十家集》
许学夷撰，已佚。清杨大鹤《剑南诗钞》凡例有云：“六十年前宋人诗无论全集选本，行世者绝少，陆放翁尤少，以余目所睹记，澄江许伯清前辈有手抄宋人诗集三十家，今已不可复得。”[10]许学夷(1563-1633)，字伯清；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剑南诗抄》初刊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可知许氏编撰此选当在其晚年。
11.《石仓宋诗选》
曹学俭撰，是选为《石仓十二代诗选》宋代部分，凡一百零七卷，收录宋代诗人190位，诗歌6717首，网罗宋诗，明代以此本为最富。该书体例明晰，铨次有序，在文献来源上亦较为讲究，多据宋人别集抄录。部分诗人曹氏撰有小序，记述作者生平及诗歌评价，但大部分则是直接抄录原集所附之序跋或传记。是书卷帙浩繁，似非曹氏亲自执笔，漏抄诗句的情况相当严重。曹学俭诗宗盛唐，是选以唐存宋之意亦甚为明显，如他将寇准置于卷首，正是因为寇诗近于唐调的缘故。收诗最多者为释德洪，计258首，而黄庭坚诗收55首，数量在所收诗人中仅排第41位，另收杨万里诗21首，苏舜钦诗8首，显然都与他们在宋代诗坛的真实地位不符。是书有崇祯四年(1631)原刊本、四库全书本，二本相较，诗歌内容变化不大，但崇祯本原有的序跋、传记，四库本中大都遭到删除，仅有小部分得到保留。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人。
12.《宋元诗选》
朱华圉撰，已佚。清丁宿章《湖北诗征传略》卷一：“华圉……有《汇书》、《宋元诗选》、《梅湖》、《桃溪》诸集。”[11]朱华圉(？-1644)，明代宗室，生平可见《明诗纪事》甲签卷一和《湖北诗征传略》卷一。
13.《宋元诗选》
张可仕撰，已佚。《明诗纪事》辛签卷十七：“张可仕……所著《紫淀老人编年稿》五十卷、《选宋元诗》十卷、《明布衣诗》百卷，没后皆失散。”[12]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八、(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二《艺文志》皆有著录。张可仕(？-1654)，字文峙，自称紫淀老人。
14.《宋元诗归》
周侯撰，已佚。王闿运《湘谭县志》卷十《艺文》：“《宋元诗归》，周侯撰。”[13]从题目看，该选显然是模仿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唐诗归》而作。周侯(？-1649)，字宜一，湘潭(今湖南湘潭市)人。
15.《宋人近体分韵诗钞》
卢世漼撰，选宋人五七言近体，以韵分次。卢世漼诗宗少陵，后受钱谦益影响，亦出入苏、陆，尤酷嗜陆游。故是选收诗以苏轼、陆游为多，几占半数以上。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卢氏稿本，《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有云：“卷中七律少下平九韵，七绝少上平十三韵，五言诗全无，盖残本也。……所录各诗，多朱墨圈点批注，弥望皆是。”[14](P61)《御选唐宋诗醇·陆游诗》引卢世漼评语二十六则，或即据此选。卢世漼(1588-1653)，字德水，德州左卫(今山东德州县)人。
二、明代宋诗选本的特点、价值和影响
选本作为古代文学一种重要批评方式，与时代文学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度忽视宋诗的倾向在整个明代一直存在，明初刘崧即有“宋无诗”的说法，此说后经李梦阳、何景明等大力张扬，更成为明代许多诗人的普遍看法，所谓“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明代宋诗选本正是对这一片面看法的反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明代宋诗选本并未从根本上超越崇唐抑宋的普遍风气，在选诗标准上多持以唐存宋的态度，这是明代宋诗选本最重要的特点。因为这些选本的编撰者，大都是宗唐派诗人，在尊唐这点上，他们与前后七子并无根本分歧，只是不同意将宋诗一笔抹倒而已。有些选本虽非出于宗唐派诗人，如《宋元名家诗选》即明显受到公安派的影响，但公安派学宋主要集中在苏轼身上，其他大多数宋代诗人并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视野，所以他们对宋诗的理解亦是有限，许多观点亦不得不沿袭时人。不过，万历以后，随着公安派对宋诗的辩护以及宗唐诗人自身的反省，阅读宋诗的人不断增多，选本亦因此频繁出现，上列十五家宋诗选本，其中十一家出现于万历以后。而人们对宋诗的理解亦不断深入，如曹学俭谓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不勦前人一字”[15](P3)，这一认识显然不是浅尝辄止者可以体会到的。
明代宋诗选本对后代的影响可谓功过并存，一方面它们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宋诗文献，并成为清代宋诗选本的文献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其固有的文献缺陷又往往使后人袭其误而不自知。明人轻视宋诗，致使宋诗文献大量散佚，而选本对宋诗的整理则使得一些文献能够保存至今。譬如永嘉四灵诗的流传，明清以后，即主要依靠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选》，清代所刻四灵诗集，如鲍廷博知不足斋影写《南宋八家集》、嘉庆六年(1801)石门顾修重辑《南宋群贤小集》，以及乐清郑见田息耒园刊《四灵诗集》、冒广生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四灵诗集》等，皆源于潘刻。清代四灵诗的又一版本是毛氏汲古阁影宋《四灵诗》，存诗虽较潘本为多，但仅存徐玑和徐照的诗，翁卷、赵师秀二人之诗，仍需根据潘刻。所以，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选》即使到现在，仍有相当重要的价值。爰入清代，宋诗开始复兴，经历有明整整一代的忽视，宋诗文献在清初极为紧缺，所以，这时候人们编选宋诗，明代宋诗选本就成为重要的文献来源。这其中以《宋元名家诗选》和《石仓宋诗选》所起作用最大，如吕留良、吴之振、吴尔尧编撰《宋诗钞》，其中赵师秀《清苑斋诗钞》、翁卷《苇碧轩诗钞》、徐照《芳兰轩诗钞》、徐玑《二薇亭诗钞》、真山民《山民诗钞》、花蕊夫人《花蕊诗钞》，皆取自《宋元名家诗选》。陈焯《宋元诗会》选宋人诗，以取《石仓宋诗选》为最多，次为《宋诗钞》，再次即《宋元名家诗选》。吴绮《宋金元诗永》、顾贞观《积书岩宋诗删》、王史鉴《宋诗类选》亦多有承于曹、潘二选者。而范大士、王仲孺《历代诗发》宋代部分，前八章取自《宋诗钞》，最后一章取自《宋金元诗永》，则亦间接受《宋元名家诗选》和《石仓宋诗选》的影响。所以，明代宋诗选本对于推动清代宋诗的复兴，无疑起过重要的作用。
不过，明代宋诗选本大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文献缺陷，这既损害自身的价值，也给清代选本带来很不好的影响。譬如明代一些宋诗选本对诗人姓名、字号、生活年代的考证相对粗疏，致使出现名字错讹，或将一人析为二人，或杂入其他朝代的诗人，清代选本对此虽有所纠正，但还是沿袭了不少错误。如释德洪与释惠洪原为一人，《石仓宋诗选》却误作两人，《宋元诗会》、《宋金元诗永》皆沿其误；致中为徐玑字，《石仓宋诗选》亦误作两人，《宋诗钞》徐玑小传有纠正，但《宋元诗会》、《积书岩宋诗删》仍沿曹氏之误。再如，系诗错误、张冠李戴的现象在明代宋诗选本中亦复不少，清代选本深受其害，最典型的是苏舜钦《田家词》(南风霏霏麦花落)，实为张耒《有感三首》中的第三首，苏舜钦集并未载此诗，将它误作苏诗始于李蓘《宋艺圃集》，此后如《石仓宋诗选》、《宋诗钞》、《宋金元诗永》、《宋元诗会》、《积书岩宋诗删》、《宋诗善鸣集》、《历代诗发》、《御选宋诗》皆沿其误，谬种流传，以此为甚。
明代宋诗选本对清代选本最恶劣的影响是其对原作的删改和漏抄。删改原作是古代选本的一种普遍现象，明代宋诗选本在这方面尤好师心自用，如《宋艺圃集》卷五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李蓘注曰：“此篇中有四句欠佳者，今削之似愈。”又卷九欧阳修《哭圣俞》注亦云：“中削原本数句觉胜。”这是明删，后人尚可据原集恢复原貌，但对于更多不加注明的暗删，则往往袭其误而不自知，如王安石《题南康晏使君望云亭》“望云才喜雨一犁”，《石仓宋诗选》即不动声色地改作“望云才喜动春犁”，贺铸《丛台歌》最后几句原作：“盘纡棘迳撩人衣，禾黍晚成貊貉肥。层檐碧瓦碎平地，梦作鸳鸯相伴飞。登临吊古将语谁，城郭人民今是非。指君看取故时物，南有清流西翠微。彷徨华表不忍去，岂独辽东丁令威。”《石仓宋诗选》大概觉得原作太过繁琐，不但大加删削，还调换了诗句次序，改作：“登临吊古将谁语，城郭人民今是非。层檐碧瓦碎平地，梦作鸳鸯相伴飞。”对于这两处删改，吴绮《宋金元诗选》都未作辨别地加以袭用。以上是有意的删改，明代宋诗选本还程度不同地存在出于疏忽和偷懒的漏抄情况，此以《石仓宋诗选》最为严重。以苏轼为例，《石仓宋诗选》卷一百五十三收苏轼诗凡163首，其中漏抄二句以上者就有29首，最多的如《与客游道场何山得鸟字》竟一下子漏抄了二十句。这显然不是编选者出于文学角度考虑的删削，而是抄书者偷懒所致。清代宋诗选本受此所欺，实在不少，如《宋元诗会》卷十三梅尧臣《寄题滁州亭》漏抄末八句，同卷王令《寄崔伯易》遗漏中间十八句，卷四十三叶适《宿石门》漏抄中间十四句，《陈同甫抱膝斋》漏末十二句，卷四十六刘宰《送友人归茅山》漏“万里端自兹”下四句，都是承《石仓》而来。《宋金元诗永》卷四欧阳修《寿楼》漏最后六句，《鸭
词》漏最后两句，《忆焦坡》漏最后两句，也都是受了《石仓宋诗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