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问题偶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偶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一批相当优秀的青年评论家撰文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这引发了我的一番感想。
是市场经济诱发了悲凉的失落感了么？是“向钱看”的实利主义成了我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了么？
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么？领引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
有一些失落感是针对通俗文艺而发的。那么，在通俗文艺远不发达的往日，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我们是拥抱着或洋溢着Humanism——人文精神的么？
有一些失落感是针对着“调侃文学”与“痞子文学”的。在调侃、痞子、通俗之前，我们有自豪的英雄与战斗的文学。那么，人文精神是英雄与战斗的精神么？或者，调侃是反人文精神的么？幽默呢？幽默感是人文精神失落的征兆还是相反呢？痞子文学的内涵就是文学中的“痞子”吗？
我颇感困惑。
1 人文精神是一个外来语，本身并没有严格的界说。Humanism，从字面上看是“人”的“主义”或学说，那么，我们无妨视之为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或者更简单一点来说，人文精神我们姑且可以假定为一种对于人的关注。
对于人的关注本来是包括了对于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总不应该以叫人们长期勒紧裤带喝西北风并制造美化这种状况的理论来弘扬人文精神。但是，当我们强调人文精神是一种“精神”的时候，我们自古以来于今犹烈的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舍生忘死、把精神与物质直至与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传统就开始起作用了。毛主席讲的人要有一点精神，也是指解放军战士不吃“苹果”的精神，苹果多了，吃了，又从哪里去体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呢？毛主席讲的是解放军遵守纪律的精神，他讲的是正确的与动人的。但这里的所谓“精神”，仍然是对于某种眼前的物质引诱的拒绝有了苹果就失落了精神，其心理暗示可谓渊远流长。“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修正主义要义的心理定势也极有趣。所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指标，不要资本主义的高指标”云云，很难说是张春桥的个人专利。
意味深长的是，从脱离物质基础的纯精神的观点来看，计划经济似乎远远比市场经济更“人文”。计划经济的基本思路是，人类群体特别是体现公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及政府，认识、把握并自觉地运用经济的发展规律，摒弃经济活动中因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出现的自发性、盲目性、无政府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是个别企业的生产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把人类群体的主观意志与客观的经济需要结合起来，使人真正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人，社会生活的主人，历史的前进运动的主人。斯大林的命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如此听来，当然是计划经济更高尚、更合乎人类理性与道德的追求，更摆脱了蝇营狗苟的铜臭，更具有一种高扬人的位置与作用的人文精神。这也许正是计划经济的魅力所在吧？
早在斯大林时期，一些重要的左翼思想家、文学家和活动家已经懂得了以人文精神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斯大林在联共“十九大”上的讲话聪明地提出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把和平与民主的旗帜，其实也从而是把人文精神的旗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定名为“人道报”，而六十年代的罗马尼亚把人道主义置于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同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这是意味深长的，也是与中国状况大不相同的。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停滞与挫折，使左翼文人们集中批评资本主义的软腹部——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吸毒、卖淫、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而强大的执政党，强大的人民政权，强有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似乎确实能够扫除或基本扫除或一度扫除人类面临的永无解除之日的精神危机。
显然，市场经济则不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经济。市场的运行比较公开，它无法隐瞒自己的种种弱点乃至在自由贸易下面的人们的缺点与罪恶。但是它比较符合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也就是说比较符合人的实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制约。因此，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市场经济的假定前提恰恰是承认人的平庸与趋利避害。尽管这种承认也许令理想主义的文人沮丧。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精神，有真诚的直至狂热的宗教信仰，也提倡在战争中与灾异中的英勇牺牲与先人后己行为，但这些，更接近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的范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也不是一般规律。
而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上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它无视真实的活人，却执着于所谓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
它的假设——人类经济生活的自觉性、计划性与高尚性不但是令人鼓舞的，甚至于，我要说是充满诗意的。可惜，最终证明又是自欺欺人的，是脱离了经济活动的客观实际的。趋利避害的盲目性在自觉性、计划性与高尚性的宣言后面伪装着与活动着，私心在公意的大旗下活跃着，理论与实际脱节，伪善的教条与行动上的阳奉阴违，对于个人主动性的抹杀，权力的滥用与对于权力的迎合，以权谋私与下有对策，再加上最好的计划也无法摆脱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僵硬与长官意志的夸夸其谈的盲目性……这一切不仅带来经济的挫折也带来精神的挫折和道德面貌的扭曲，对此，可以不劳赘述。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人人大公无私的“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的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的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也才更容易寻找人文精神。
2 可能是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阶级斗争、党派斗争与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的残酷性，由于广大农民的革命参与及革命主力军的作用，也可能还因为中国特有的把人伦的“伦”看得比人还要重的文化传统；与人有关的许多说法，诸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与人情味，常常被视为假仁假义的糊涂与混账，乃至视为敌方瓦解我方斗志的精神武器。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块发生了例如南京大屠杀或者16岁的女共产党员被铡刀铡掉头颅的国土上，任何关于关心人、爱人、尊重人的说教都会被认为居心可疑。在我们的国土上，仇恨，即样板戏里所高唱的“血泪账”是太多了。这里有太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盟友与敌人，烈士与叛徒，却没有了抽象的人的位置。王任叔——巴人，为了“三人主义”的罪名，遭致了多么惨烈的迫害，我们应该记忆犹新。我们曾经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为了群体而无条件地抑制个人的利他精神而不是人文精神。一般的，欧洲文明式的，乃至西欧马克思主义者与前苏联、东欧诸国的对于人文精神的承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曾经是太奢侈与太陌生了。忘记了这一点，便成了云端的空论。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要好了些，但是人文精神远远没有得到我们的年轻的评论家们所幻想的那种认同与推崇，而是处于时而被自发地宣扬，时而被有组织地批判的微妙地位。
对于人的关注精神在我国的曲折历程，一些有关人士因而遭到的不幸，我们该尚未忘记。
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我们可以或者也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探讨人文精神，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果，却不大可能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流行歌曲唱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需要曾经拥有。”因为考虑是否天长地久的前提必须是曾经拥有。难道我们要改词唱道：“即使从未拥有，也得天长地久”了吗？
3 人文精神似乎并不具备单一的与排他的价值标准，正如人性并不必须符合某种特定的与独尊的取向。把人文精神神圣化与绝对化，正与把任何抽象概念与教条绝对化一样，只能是做茧自缚。在“举家食粥酒长赊”的处境下定出关注人特别是女人的命运的传世之作固然是一种人文精神，“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也是一种人文精神。怀春钟情是人性，同性恋的合乎一小部分人的“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不争之论，那么，由于各种原因而宁愿意选择独身，不论是康德、是胡志明还是林巧稚，他们又有哪一点违背或失落了人文精神呢？毋宁说他们选择的是一种更高尚的普利众人的人文精神。当然，如果以此为标准来限制众人的情与欲，比如旧中国的“节烈”观念，那就是非人的了。
应该承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与多层、多面性。如果说道德制约、法律制约、宗教制约体现着某种人文精神，却也可能体现某种非人精神。突破制约的自由与任性的要求可能是一种进步的人文精神，却也可能是一种消极的破坏性的失范。对人的情欲的满足，可以是对人的基本需要的一种尊重和关怀，大肆发展下去，却又使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趣沉没在无尽的贪欲泛滥之中，因而成为人、人性、人的精神的走失、疾病与堕落。同样，一种高尚的利他的精神追求，可以是人文精神的高扬与升华，也可以走火入魔，成为制造苦难、折磨与毁灭自己与别人的敌视人文精神的怪物。
就是说，一、不要企图人为地为人文精神奠定唯一的衡量标尺。二、不要企图在人文精神与非人文精神中间划出明确无疑的界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三、不要以假定的或者引进的人文精神作为取舍的唯一依据。就是说不要搞精神价值的定于一与排他性。
4 我有时怀疑一些朋友们关注的人文精神是特指一种文化精神。他们所以大呼失落是因为在经济生活空前搞活了的同时文化有相对被忽视的现象。人文两个字中间有一个“文”字，这对于喜欢望文生义的汉字使用者们来说是很有暗示的意义的，而且，据方家指出，Humanism也可以译作人文科学。
对于文化与人文科学的重视当然是知识分子们所拥护的。但同样，这种重视完全不取决于一些人的念念有词。它决定于全社会的发展程度、文化素质、全民族的文化传统、政府官员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文化修养、远见和智慧，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与处境。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地区，最大的对于人的关注是让饥饿线上的人民获取必要的食物与其他生活必需品。在物质生活大大改善的状况下，人们的文化需求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首先提到日程上来的会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以及一些能够广泛地被大众所利用的文化手段——广播、电视、电影以及其他传播媒介等的建立与发展。在文艺生活方面，较多数人会热衷的是通俗文艺，等等。文化的构成如一个金字塔的形状，这是合乎规律的现实。尊重和关注这个现实，才有可能谈到起码的人文精神。
顺便说一下，近年来“终极关怀”被人云亦云地滥用着，有的已经用得滥俗透顶了。想像力、文化积蓄与思想深度远远与“终极”无缘的朋友，最好还是先来一点现实，过几年再去终极吧！
也有过畸形的对于文化、对于人文科学的推崇。例如一些国家和地区和宗教狂热或者意识形态狂热，确实可以达到用咒语或者大话填补肚子的剩余空间的地步。也有过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或蒙昧主义的文化狂热，关起门来夜郎自大或者闭上眼睛等待人间奇迹的出现。例如我们自己在那十几年关于文艺新纪元的大吹大擂，那八个戏的至尊至圣地位，体现的与其说是人文精神，不如说是扼杀一切人类文化的蒙昧主义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生活的情况难以一概而论。恕我直言，我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国家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也照样有大作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大文化人引领风流，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一见市场经济起了个头就那样脆弱地哀鸣起来了呢？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了？要求谁的重视呢？觉得经费少了，向谁要经费呢？刚刚议论一下作家“养”不“养”，（指以行政体制把作家纳入公职人员的系统）就恐慌到了那个样子，以至不惜对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恶言相加或人身攻击，真是咄咄怪事。这使我不能不想起一个顺口溜：
“党是娘来我是孩，
一头扎进娘的怀，
叼住奶头不撒嘴，
咕咚咕咚要喝奶，
左蹬右踹不下来。”
这能算什么“人文精神”么？
5 发展文化的责任是整个社会的，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文化人自身都有自己的责任与能力。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求诸己。一方面大模大样地张扬学术文化和艺术的尊严与独立品格，一方面不断要求奶娘为自己输血输奶，喂糖打气，这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么？市场上很难自发地产生文化的精品，市场会大量推出一些平庸的、追求刺激的消费品，这不假。消费品也有高低，轻音乐和通俗演唱界都有提高档次的潜力；如果我们国家有曼陀瓦尼轻音乐团那样的演出团体，只能说明我们的表演艺术正在提高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很难断言市场正在吞噬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事业。在市场推出了大量趣味性实用性的通俗出版物的同时，近一二年，我们看到了《读书》杂志的订户大幅度增加，《东方》杂志的创刊及它的从内容到形式的高水平高质量，新近创刊的“人文”报刊还有《中华读书报》、《寻根》、《书与人》、《书城》、《散文与人》、《大家》、《今日先锋》、《爱乐》、《中华散文》、《散文月刊（海外版）》等等。我们看到了许多大型的、成龙配套的丛书、文库的出版。我们看到了一些企业正在慷慨地资助演出以及出版事业。我们看到对于文物保护的投入正在大幅增加。我们看到中国仍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严肃文学期刊大国，《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钟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质量并正在做出新的努力。金字塔的塔尖无需因为塔基的面积广大而感到不平衡，正如塔下的一切对于高高的塔尖也只能仰视和发出赞美。
我不认为人文精神就是一种高了还要更高的不断向上的单向追求，我不认为人文精神、对于人的关注就是把人的位置提高再提高以至“雄心壮志冲云天”。对于这种强调，我们太熟悉了。“大写的人”，“英雄”，“新人”，“历史的主人”“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身在茅屋，胸怀世界”等等，众多的豪言壮语带来的并不是一个人文精神的理想天堂。反过来说，一味地贬低和污辱人也为识者所不取。窃以为，人文精神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人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需求。
市场是搞活的途径。活了才能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文化。一切邪恶和堕落都会利用这个“活”，都会利用人的趋利的特点。市场只能起市场的作用，正像法律或者政策只能起法律或者政策的作用。搞活会带来极大的副作用与风险，但是还是搞活了才有起码的人文而不是人的销声匿迹。
市场，包括文化市场反映的毕竟是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受人的素质的制约，因此市场并不能也不应成为文化的主宰。以文学为例，除了市场，还有社会支持，还有评奖，还有舆论与政府的导向。尤其是，还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良心与价值取向。除了像“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精品的产生和不产生，只能首先由作家自身来找原因。
6 批评痞子文学的人又有几个读懂了王朔？判断文学作品的依据只能是作品而不是作家的宣言。王朔他们是太痛恨那种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了，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人的某种佯狂的传统，故意用糟践自己、糟践文学的方法——这样比较安全——来说出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难道他们的作品里除了痞子还是痞子吗？难道他们的小说里没有道出小人物的辛酸与不平之气？难道痞子就没有可以同情与需要理解之处吗？对待痞子一笔抹杀，难道不也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专制也太教条了么？
还有一种虚假的与吓人的假前提。如果我们的作家都像王朔一样那怎么行？当然不行。王朔只是一个作家，他远远不是作家的样板或最高标竿。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反过来，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么多作家这么多出版物，怎么能够以为肯定或基本肯定就是要求向之看齐呢？中国人都成了孔夫子或者都成了阿Q，那是同样地可怕，同样的不可思议。都成了王朔固然不好，都成了批评王朔的某教授，就更糟糕。连起码的幽默感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人文精神？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潜意识中的文化专制主义。
7 其实如果我们的青年评论家钟情于半是来自欧洲主流文化半是来自自身的觉醒与思索的所谓人文精神，他们碰到的困难很难说是拜金主义。拜金主义虽然也用了“主义”二字，但它显然是形而下得多的东西，它与人文精神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上，构不成对立关系。拜金主义反映的是一种精神的贫乏，世界观、人生观、理想、信念、价值标准的贫乏，他们更多的是靠相当原始的逐利本能做事。他们当中一些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在达到一定的成功以后，往往表现出一种精神和文化的饥渴，一种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也有所作为有所表现的愿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天生”地有支持文化事业的倾向。从主要方面来看，经济的发达有利于精神文化事业而不是相反，除非我们把精神文化搞成脱离生活的断线风筝，把贫困、苦行、禁欲与时刻准备凛然就死作为精神文化的不二标志。
富裕不能自发地等同于文明，贫穷也还可以做到“人穷志不穷”、“穷而好礼”。但富裕不仅不是文明的羁绊，而且还是文明的果实，至少是果实之一种。进一步说，富裕正在或将要使对于人的关注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而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我们耳熟能详的天经地义是“世上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人”。其实，这种振振有词在哲学上是无需推敲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都不是提纯了的抽象，但也都包含有与其他同类事物共同的——普遍的与抽象的本质。我们同样可以说“世上没有抽象的物质，只有具体的物质。”但是这并不妨碍唯物主义者支持物质是第一性的唯物论。具体的人也是人，这就如白马也是马。坚持白马非马的高论与坚持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也仍然是人。有真痞子也有佯痞子，正像有真崇高也有伪崇高。毛泽东就曾经热情洋溢地为“痞子运动”其实是农民运动做过辩护。动不动把某些人排除于“人”之外，这未免太缺少人文精神了。我们太熟悉这种逻辑了。例如一提到“爱”他就问你是不是爱结核菌，似乎爱是结核菌之属的专利。
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
8 社会进步与文化昌明是多方面的因素发挥作用、健康运转与良性循环的结果。我们已经或正在懂得，这里没有万能钥匙或者万应灵丹。意识形态并非万能，阶级斗争与革命战争并非万能，政府与政党并非万能，科学技术并非万能，新潮并非万能，市场并非万能，民主与专政都不是万能；文学（更不要其一点一端如痞子文学了）并非万能，同样，人文精神也不是万能。不是万能，有百能十能或者一能半能，也就有存在的价值了。不是万能，所以既不是“万岁”也不是“万罪”，再不要做为一切不如人意找替罪羊的蠢事了。如果说世界上当真有一种很好的、很有益的人文精神的话，那么这种人文精神应该是能够承认社会生活与文化格局中的多因子多层次结构的，承认包括着承认某个特定的因子与层面的局限与消极面。也许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
在市场经济开始发展的今天一些人文学者强调一下人文精神本来是一件好事，有助于改善我国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生态平衡”，制约与补充一下日益务实化乃至逐利化的精神状态。但这里需要的同样是建设，特别是道德与文化品位的建设。而如果干脆把事情说成是漆黑一团，召回或者召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或者美国的林肯、杰佛逊、富兰克林与爱默生的精神的可能性只能是零，回到文革与前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为纲加计划经济加精神万能中去，倒是离我们距离要近许多。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粗陋的、不合乎起码的知识逻辑却又确实存在着的风象风向效应，这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荒唐可笑却又约定俗成的效应：恰恰是在强调经济、强调市场的情况下，大批判手们感到了空前的失落；而一强调“精神”了，哪怕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地强调一下“也要硬”的“精神文明”这一手，几个人就会兴奋异常地把尘封不久的棍子帽子和抓辫子的手段祭起来。近年来最有趣的现象，莫过于在老百姓们的恭喜发财声中棍子与棍子的击打对象共同感到的失落感了。是啊，他们都不再生活在风口浪尖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