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斯兰威胁论”的几点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几点论文,威胁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是个多元世界，各种文化在不断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塑造着世界政治面貌。 对占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文化是他们行动的规范、情感的归宿。 随着伊斯兰国家在国际舞台的作用日趋活跃以及各种形式的伊斯兰运动的兴起，伊斯兰 文化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不只是宗教学、社会 学或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专利，而是日益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
在研究伊斯兰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必须将当前世界上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形形色 色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与真正的伊斯兰文化区分开来。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后 ，“伊斯兰威胁论”的老调又在西方重新弹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思潮的根源可 追溯到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学的传统，其中有种近乎文化决定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其背 后隐藏着一种权力关系。这种传统有意无意地将西方和伊斯兰置于对立面，以西方思想 标准，居高临下地“审判”东方。通过与西方的成就和思想直接挂钩，将伊斯兰东方的 落后和伊斯兰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不去考虑这种落后背后的根源和条件。这些学者将对 宗教文本的研究置于最优先地位，有将文化本质绝对化的趋势。这种方法论的缺陷显而 易见，因为文化的本质不是先验的，它的诞生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且一直处于不断发 展的进程之中，脱离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去讨论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本文赞成用历史 和发展眼光来看待伊斯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伊斯兰威胁论”提出一 些反思和诘难。
一
在研究当代世界纷繁复杂的伊斯兰现象时，许多学者尤其是深受东方学传统熏陶的西 方学者倾向于从伊斯兰教的文本渊源中寻求解答。他们将那些对国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的伊斯兰现象简单地归咎于伊斯兰文化的落后与保守，把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暴力 和恐怖活动指责的矛头直指伊斯兰文化本身，其结论是伊斯兰教不能适应当代世界发展 的需要，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了严重挑战，其理由主要有三：
首先，“伊斯兰教就是宗教和国家”，这是他们对伊斯兰教同政治关系的最“经典” 论述。伊斯兰教规定了政治的特殊形式：宗教、国家和世俗融合在一起的伊斯兰教参与 政治的独特方式，而世俗或宗教与国家分离是不可想象的。[1]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 可得出如下三个结论：政教合一排除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发展所必需的意识形态自 由和机制上的灵活性；政教合一的体制对内进行专制，对外进行侵略；政教合一导致在 进行政治判断时，宗教狂热超越了理智的审时度势。[2]因此，伊斯兰国家比普通国家 不稳定，难以用常理进行衡量，更倾向于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
其次，根据经典的伊斯兰教义，世界可分为两部分：伊斯兰之地和战争之地。前者包 括接受穆斯林统治的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社会，后者则包括所有其他社会和领土，这种分 裂的情况一直要持续到所有的战争之地都最终被完全伊斯兰化为止。“在穆斯林和世界 的其余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教和法律所强制的战争状态，惟有全人类都皈依或 是服从于(伊斯兰教)，这种状态才会结束。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在穆斯林国家和非 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和平条约是不可能实现的。战争不能被终止，只能出于迫不得已或是 权宜之计的考虑，通过休战来暂停。”[3]将战争之地转变为伊斯兰之地的途径就是通 过“吉哈德”(圣战)，因此，尚武是伊斯兰教的本性，作为穆斯林，在宗教热情的驱动 下，他们要不断对西方发动圣战，西方无法与他们进行媾和，只有对他们进行遏制。
最后，伊斯兰教宣扬的是一种泛国家意识形态，与发轫于西方并主导当今国际格局的 民族国家体系本质上产生冲突。在西方与伊斯兰的交往过程中，斗争是围绕着谁对世界 秩序进行定义这一问题展开的。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的是对内最高、对外 独立的摆脱中世纪神权束缚的国家主权，而伊斯兰教则有超部族共同体的普世使命，呼 吁建立一个奠基于人类本性所具有的纯洁的一神教之上的社会秩序。正是这种体系上的 根本不兼容，导致国际体系的异质化。两个体系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建立在对历史和社会 的两种不可调和的概念之上，对于国际法、国际政治甚至是对未来战争的目的的观念互 相冲突。[4]这些学者据此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论”很大程度上由此发展而来。
东方学的观点为西方同伊斯兰教间的矛盾披上了一件意识形态斗争的外衣，并试图将 西方描述为受害者。自美籍巴勒斯坦著名学者赛义德的《东方学》发表以来，这些观点 受到了猛烈批判。不少学者在福柯和德里达的影响下，开始用文本的批判态度来解构伊 斯兰教和西方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东方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遭到了揭露和批判 。但另一方面，东方学所描述和分析的某些伊斯兰现象，作为客观事实，又活生生地展 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仅对它进行文本批判是不够的。而伊斯兰世界的某些政治特征，如 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国内的专制和独裁统治倾向，以及极少数宗教极端分子的暴力活动 等，并不能完全归结于伊斯兰文化本身，而是要将这些伊斯兰现象置于它目前所处的整 个国际和社会的背景之中，许多现象的表面表现出一种文化特征，但实际上首先是体系 结构制约的结果。文化是活的有机体，一直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不断对内外刺激做 出反应，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一位人类学家点出了文化的动力和变化中的特性：“传统 是最近和现代的，因为他们不断地被卷入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他们按照物质条件 和历史实践所造就的复杂的、互动的和正在迁移中的偶然事件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被 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他们是斗争和冲突的产物，是物质利益的产物，是围绕真实和身份 相互竞争的概念的产物。”[5]因此，从宗教文本中抽象出来的所谓适用于所有地区的 永远有效的文化本质实际上并不存在，伊斯兰现象只能在伊斯兰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和这种发展的政治和文化后果的背景下才能进行分析和理解。实际上，对于伊斯兰的各 种解释经常被用于作为解释由其它力量所引起的条件和处境的工具，以及处理这些条件 和处境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触发这些条件的力量。在这种进程中，伊斯兰本身也获得了 新的意义和解释。[6]研究伊斯兰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 究它是如何镶嵌于国际体系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的 存在作为一种给定的前提。
二
二战后，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它们的政治结构，不管是激进的共和国 ，还是保守的王国，都基本处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内。这种发展限定了伊斯兰世 界在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背景。[7]伊斯兰国家是当今民族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这是一 个客观事实，在伊斯兰世界中，默认、接受乃至辩护“伊斯兰和民族国家是相容的”这 一思想的人也占主流。[8]那些不接受这一事实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必须要先夺取国家政权，其结果是，尽管伊斯兰运动多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口号，但绝 大多数组织的活动却局限在各自的民族国家范围内，这从反面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地位。 欧洲成功地确立了西方民族国家体系，这一体系对伊斯兰世界并不是一个异质体系，因 此，世界上并不存在两个相互对立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不足 以理解伊斯兰教，必须将之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来理解其所处环境及对它造成的内外限制 。[9]研究当代伊斯兰问题，必须从这个前提出发。
首先，在与国际体系的接轨过程中，同国家权威日益稳固相反的是，由于西方的渗透 和入侵，非西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被严重动摇，旧结构持续瓦解，新的西方 式结构又尚未建立起来，这就形成结构的异质。[10]伊斯兰的现代化过程是由外而内的 被动发展，在西方文化移入的过程中发生了文化变革，但其深度又不足以引起结构的改 变，只发生了名义上的西方化，而不是工业化意义上的结构变革。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 巨变，被分解或错置于结构变形的社会机构中，这被称之为“不发达结构”。[11]政治 上，伊斯兰国家虽具有了现代国家形式，但却没有产生符合它所要求的政治体制。亨廷 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与政治的制度化发展同 步。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政治上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 ，这就导致政治腐朽。在伊斯兰世界，不少国家一般都限制反对派的活动，甚至实行党 禁，正常参与政治的渠道不畅，伊斯兰教便成为连接个人和社会、社会和国家的唯一桥 梁，凭借由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宗教基金会控制的庞大社会网络，伊斯兰团体不再在政 治体系中充当被动角色，而开始成为倡导政治发展和变革的源泉，穆斯林大众渴望广泛 参与政治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动力。埃斯波西托指出，与过去不同的是，新的伊 斯兰组织和团体是本世纪最后10年伊斯兰复兴的重要部分。“这些运动反映了伊斯兰社 会里受现代教育的专业人士的双重渴望，他们希望在政治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参与度，也 希望他们的社会更明确地与伊斯兰认同。其结果是，新的组织将二十世纪后期的两个趋 势结合起来：宗教复兴和民主化。”[12]经济上，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发展缓慢甚至停 滞不前，这固然有其政策失误等方面的人为因素，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 的边缘化地位也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它们的城市化不是工业化的结果 ，而是乡村传统生产结构被不断瓦解，大批农民移居城市的结果。萨米尔·阿明尖锐地 指出，这些国家的发展不是自主中心式的发展，而是不平等发展。它们的社会结构遭到 殖民主义入侵的扭曲，被迫加入世界市场。文化上，在西方化及伴随而来的前工业社会 结构的解体过程中，没有同时发生工业化，会对人民的认同造成破坏。[13]尤其是对那 些精英来说，他们在大学或国外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但社会现实却与之脱节，造成他 们的身份危机。由于西方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中缺乏实际的社会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无法提供给穆斯林以任何稳定的认同感，内容很快被作为本土文化的伊斯兰文化取而代 之。欧洲著名伊斯兰学者弗朗西斯·伯加指出了伊斯兰现象的文化侧面，它不是一种对 纯洁和神秘伊斯兰的向往，而是寻求文化解放和自治的努力。“我们正目睹着非殖民化 的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是经济的——埃及 收回苏伊士运河，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国有化；第三个阶段则是文化的……”[14]
其次，在当前国际舞台上，伊斯兰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西方强烈的敌意，西方惧 称为“绿色威胁”。这种敌意是伊斯兰文化与生俱来的本质呢，还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 世界历史交往的结果?实际上，在伊斯兰和西方关系的矛盾背后存在着一系列不对称关 系。“隐藏在这些不对称背后的是一系列的权力关系，……一种不对称隐隐约约地浮现 于所有其他的不对称之上，必须将其推到前台。它就是物质上的差距，这构成了傲慢相 对于虚弱的支柱。”[15]因此，伊斯兰和西方世界巨大和全面的权力失衡而非文化上的 不兼容，才足以解释伊斯兰思想和行为中反西方的源泉。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矛盾 往往出自这些国家试图纠正这种不平等、不平衡状态的努力，由于中东伊斯兰国家所处 的战略地位以及他们掌握的重要战略资源，他们追求民族自立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与行为 往往触及到西方的利益，由此引发了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记忆在伊斯兰世界的反 西方情绪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对于穆斯林来说，现代化的开始就是受西方殖民统治的开 始，即使是在赢得了国家独立之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依然在延续，这包括不公正的国际 政治和经济秩序，西方对顺从它的专制伊斯兰国家的支持，而在中东事务中，如人权和 巴以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等，穆斯林对西方怀有一种恐惧和被羞辱的感觉，造成许多穆 斯林对美国敌意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作为西方盟主特别是冷战后作为世界唯一 超级大国，它在享受霸权的同时也继承了西方的历史负担。过去的经历影响着穆斯林对 当今问题的看法，当遭遇与过去类似的苦难时，他们便倾向于将现状与过去作比较，并 有选择地唤起对西方的不良记忆。给伊斯兰世界的广大穆斯林似乎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 ，无论发生什么事，背后总有西方的阴谋。[16]例如阿拉伯世界长期将以色列视为西方 阴谋的一部分，是西方打入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楔子。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伊斯兰世界倾 向于将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归结到西方身上，伊斯兰文化在其中更多地起到一种承载和 宣泄愤怒的载体作用，而不是造成这种愤怒的原因。
简而言之，研究伊斯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必须要摆脱一种本质论或基础主义 的倾向，而将其纳入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部分日益地联系在一起 ，构成具有一定社会特征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以“一种不加区分的方式冲击了封 闭社会，而且在一系列的国际网络——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之间发展关系，这 些国际网络冲击了这些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其内部引发了不同反应。”[17]伊斯 兰现象的出现是伊斯兰文化对这种现代化做出的应对，“应该提起西方人注意的是，当 代伊斯兰的社会和国家的模式并不单纯是过时的伊斯兰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产物，而是反 映了当前时代的需要和渴望。”[18]伊斯兰文化在塑造穆斯林的世界观和认知体系的同 时，它本身也必须做出变革，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满足穆斯林对未来的追求。“ 伊斯兰威胁论”的误区就在于它无视伊斯兰文化自身的变化和调整，有意无意地忽略造 成当代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弱化体系的结构性、制约性 因素。这种观点只会加剧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解，对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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