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耕地保护的优化分析_耕地保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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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今后人口高峰值年到来之前的几十年内,耕地的稀缺程度将与日俱增。耕地保护已成为继人口控制问题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耕地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我国今后高速经济增长、结构转换和高速城市化时期将显得更加突出。面对我国耕地紧缺的严峻形势,一个时期以来,对此问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事资源研究的学者及管理者,多强调耕地紧缺的问题,主张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多强调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本文试图把耕地保护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运用经济学、资源学综合分析方法,寻找我国耕地保护最优化的一般规律,为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1 耕地保护最优化的理论分析

1.1最优化的目标选择

耕地保护最优化的目标选择,决不能就耕地论耕地,必须把耕地保护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来考察。在这一观点下,耕地保护可以被视为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在农业利用(耕地)与各类建设利用(建设用地)之间用途转换的最优控制问题。耕地保护的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发展。据此,耕地保护最优化目标确定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根据我国国情,这些约束条件包括:①作为耕地主要产出的农产品需求量约束。农产品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弹性小,在很大意义上没有替代品,从经济结构合理性上看,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供给。②我国农产品供应必须立足自给,不能依赖国际市场。这是我国人口大国的国情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需要。在上述约束条件下,土地收益最大化目标具体表述如下:建设占用耕地获得的土地纯收益与为弥补耕地减少带来的农产品产出损失而追加的耕地开发成本之差达到最优化。

1.2静态分析

运用微观经济学均衡分析工具,在完全竞争假设前提下,建立如下分析模型:

设建设用地(占耕地)的边际收益为MB(Q), 它是新增建设用地占耕地数量(Q)的减函数,即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约束下, 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随其数量的增加递减(见图1)。MB(Q)的这一特性,主要源于位置因素对建设用地纯收益大小的决定作用和特定位置上土地数量的有限性。建设用地开发时序的一般过程也是由收益大的区位向收益小的区位逐渐扩展,城镇规模由小到大的扩展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表现。因此,MB(Q)是Q的减函数正是对上述现象的一般抽象。

设为弥补耕地减少带来的农产品产出损失而追加的耕地开发边际成本为MC(Q),它是新增建设用地占耕地数量(Q)的增函数,即在一定经济技术水平约束下,耕地开发的边际成本,随建设占耕地数量(Q )的增加递增(见图1)。MC(Q)的这一特性,对于耕地外延开发而言,主要源于土地质量的差异性导致开发难易程度的不同和相同质量土地数量的有限性,对于耕地内涵开发而言,主要源于边际产品递减规律或叫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因此,MC(Q)是Q的增函数正是对上述现象的一般抽象。在经济技术水平即定情况下,MC(Q )曲线的形状决定于后备耕地资源和耕地生产率状况,当后备耕地资源充足和耕地生产率偏低时,MC(Q)曲线平缓;当后备耕地资源紧缺和耕地生产率偏高时,MC(Q)曲线陡峭。

由图1可以看出,MB曲线以下的面积为建设用地总的纯收益,MC 曲线以下的面积为追加耕地开发的总成本。两条曲线的交点E 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点所对应的建设用地占耕地的数量(Q[*])为占用耕地的最佳规模。因为在这一点上建设占耕地总的纯收益(OYEQ[*] )与追加的耕地开发总成本(OXEQ[*])之差达到了最大化(XYE),促进了国民经济最大增长,达到了耕地保护的最佳状态。如果片面强调耕地保护,即建设占耕地数量<Q[*]时(如Q[,1]点),虽然耕地开发成本减少,但由于建设用地收益的下降,使得土地净收益减少(损失了ZE[,1]E 围成的面积),从而减少了社会总产出。同样,如果违背经济规律滥占耕地,即建设占耕地数量>Q[*]时,(如Q[,2]点), 虽然增加了建设用地收益,但由于耕地开发成本猛增,致使土地净收益减少(损失了EE[,2]W围成的面积),从而减少了社会总产出。

MB与MC交点的位置,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耕地及农产品余缺状况共同决定的。一般地说,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与耕地及农产品紧缺并存时,交点位于左下方的位置,其建设占用耕地的最佳规模小;当经济发展水平高和耕地及农产品充余并存时,交点位于右上方的位置,其建设占用耕地的最佳规模大。

1.3动态分析

MB(Q)与MC(Q)交点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MB曲线的移动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一般地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会随时间推移而发展,所以MB的移动方向一般为右上方,即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建设用地的纯收益普遍上扬。在一定时期内,MB移动的幅度决定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MC曲线的移动决定于农产品需求量的变化和农业科技进步的速率,一般来说,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会拉动MC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它源于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农业科技进步因素会拉动MC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它源于科技进步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着MC曲线的移动方向。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看,MC曲线往往表现为向左上方移动,只是移动幅度大小决定于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MB和MC曲线都会发生移动。它们共同移动的结果是使交点及其对应的建设占耕地最佳规模发生变化,其变化方向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MB曲线的移动幅度大于MC(见图2),新的建设占耕地的最佳规模大于基期,即Q[*]>Q[*],这是一种常态组合;第二种情况是,MB曲线的移动幅度小于MC(见图3),新的建设占耕地的最佳规模小于基期规模,即Q[*]<Q[*], 这是一种特殊组合。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MB曲线的移动稳定,因为它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MC曲线的移动是产生两种组合的决定因素,在影响MC移动的两大因素中,农产品需求量属相对稳定因素,农业科技进步速率是活跃因素。在农产品需求量即定条件下,农业科技进步速度快,就产生第一种常态组合;农业科技进步速度慢,就产生第二种特殊组合。

2 我国耕地保护最优化的实证分析

2.1静态最佳规模测定方法

按照前述理论分析可知,我国耕地保护最优化的实质,就是确定一定时期内新增建设占耕地的最佳规模。实际操作中并不需要直接测定最佳规模,而是直接测定全国或一定区域内新增建设占耕地的边际收益(MB)和新追加的耕地开发边际成本(MC),通过比较MB与MC的大小,评价新增建设占耕地的合理性。当MB>MC时,建设占耕地合理; 当MB <MC时,建设占耕地不合理。当区域内全部建设占耕地均符合MB>MC条件时,该区域就处在了建设占耕地的最佳规模状态。在MB和MC两项指标中,MC是耕地保护最佳规模的直接调控指标,MB是比较指标。MC一般由新增开发耕地中成本最高的地块决定,MB一般由新增建设占耕地中收益最低的地块决定。

我国耕地开发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耕地外延开发;第二类是耕地内涵开发,这一类型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狭义的内涵开发,即通过投资于耕地(如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等)提高耕地质量;另一种是广义的内涵开发,即通过投资于其它生产要素(如化肥、种子等)提高耕地生产率。上述三种耕地开发的成本计算有所不同:

(1)耕地外延开发的成本计算公式是:

MC[,1]=MC[,b]+MC[,e]

其中,MC[,b]为耕地开发的直接成本,MC[,e]为耕地开发的间接成本,表现为生态损失成本。由于我国后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现有后备资源在空间分布上有两大特点,一是宏观生态环境较好的东部季风区,后备资源多零散分布在微观生态条件脆弱的区位;二是集中连片的后备资源多分布在宏观生态环境脆弱的内蒙古和西北地区。因此,耕地外延开发的生态成本很高,不能忽略。[1]

(2)耕地狭义内涵开发的成本计算公式是:

MC[,2]=MC[,b]+MC[,1]

其中,MC[,b]为直接开发成本;MC[,1]为间接成本,具体表现为剩余农业劳动力安置成本。MC[,1]的存在是由我国长期存在的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决定的。为此,我国《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了把劳动力安置费作为征地费中的一项内容[2]。

(3)耕地广义内涵开发的成本计算公式是:

MC[,3]=MC[,b]+MC[,1]=(k/r)+MC[,1]

其中,MC[,1]同MC[,2],k 为因耕地占用每年追加投入的流动资金,k/r为永久使用流动资金的贴现值,r为贴现率。 因为流动资金的投入是每年的,为了与其它直接开发成本具有可比性,必须进行贴现处理。

一般地说,在上述三种耕地开发类型的边际成本中,应选择最低成本者作为耕地保护最佳规模确定的调控指标。对全国或一个区域来说,上述三种不同开发类型的边际成本比较,可以作为耕地开发时序选择的依据。

2.2最佳规模调控指标估算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3], 可以对部分省(区)耕地开发成本进行粗略估算(见附表)。

附表 部分省(区)耕地开发成本估算

省区类型 增产量

实际投资 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 全部成本

(kg/hm[2]) ( 元/hm[2]) ( 元/hm[2]) ( 元/hm[ 2]) ( 元/hm[2])

黑龙江 开发 1477.5

8263.6

36498.0…

黑龙江 治理 1350.0 5940.628710.0

57935.0 86645.0

浙江开发 12255.0 20707.2

32653.0 … …

陕西治理 720.2

1705.712505.0

22634.0 35139.0

江西开发 2145.0 10696.3

92881.0 … …

江西治理 3232.5 5143.729639.0

141000.0 170639.0

河北治理 2355.0 7557.127996.0

51547.0 79543.0

附表的基础数据是由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学者进行的典型调查得到的结果。“实际投资”数按物价指数订正到1995年。直接成本是建设占耕地需追加的开发成本,按照下述公式测算:(全省平均耕地单产/耕地开发增产量)×订正系数×实际投资,订正系数是按照建设占耕地多是优质农田的现象设置的,本测算取值1.5。 耕地内涵开发(治理)的间接成本为剩余劳动力安置费,其测算按照《土地管理法》提出的公式:(建设占耕地面积/占用前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耕地年产值×倍数系数,本测算中倍数系数取6,水稻价格取1.5元/kg,小麦价格取1.2元/kg。 耕地外延开发的间接成本即生态损失成本的测算比较复杂,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故这一指标没有测算。按照上述系数、价格的取值看,本文对耕地开发成本有低估的可能。

根据附表估算结果可以概括出如下特点:①耕地开发直接成本与耕地生产率、开发难易程度呈正相关,即耕地生产率越高,开发难度越大,直接成本越大;在直接成本中,内涵开发普遍低于外延开发。②耕地开发(内涵)的间接成本与现状耕地的紧缺程度呈正相关,即人均耕地越小,间接成本越大;各省区的间接成本普遍高于直接成本,这是耕地和农村人口比重大的经济结构共同决定的,反映出我国耕地保护的迫切性。③按照全国各地城镇基准价评估(理论上的建设用地纯收益)结果[4],与本文的耕地开发成本估算比较看, 县城以上建成区的土地纯收益均高于耕地开发成本,一般建制镇和村庄用地因缺乏数据难以比较。但从建设用地纯收益的分布规律推测,村庄用地纯收益可能较普遍存在着低于耕地开发成本的情况。

2.3最佳规模调控指标变化预测

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3],我国到下世纪中叶前后, 人口总数将达到15.56亿~16亿人,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上升为500kg,粮食需求量为7 780亿~8 000亿kg,为1995年的167%~171%。由于后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耕地总量按保持现状计,粮食的耕地单产达9157~9 430kg/hm[2],为1995年耕地单产的1.49~1.53倍。城镇化水平达64%左右,比1995年的29%大大提高,农业人口下降到现状的0.65倍。按照国际经验[5],随着经济发展,由于土地数量固定性的制约, 农业部门会出现明显的资本深化,资本系数(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本数)在人均5 000美元时为600美元时的1.61倍。为此,我们假设由于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农业投资资本系数为1995年的1~1.61倍。

根据前述耕地开发直接成本的计算公式,未来耕地开发直接成本(现值)为:现状直接成本×耕地单产倍数×资本系数倍数,为现状直接成本的1.49~2.46倍,上下限主要决定于技术进步的大小,从稳妥考虑,可取上限指标。根据前述耕地开发(内涵)间接成本的计算公式,未来耕地开发的间接成本(现值)为:现状间接成本×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修正系数×耕地单产倍数,未来间接成本为现状的0.97~0.99倍,与现状水平基本持平。

3 结论

(1)把耕地保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来考察, 是耕地保护最优化分析的合理起点。把新增耕地开发成本指标作为评价区域建设占耕地合理性的调控指标,简洁、易得,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本文的实证分析非常粗略,只能给出一些宏观性的判断, 与可操作性要求尚有很大的距离。建议有关方面组织系统研究,真正建立起实用的全国各级区域耕地保护最优化调控指标体系。

(3 )粗略的实证分析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①耕地与建设用地间的转换并不是绝对不可逆的,土地纯收益很低的村庄用地、各类工矿废弃地等,应该作为今后置换为耕地的主要类型。②“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作为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但具体操作并不是机械的,应该是在耕地保护最优化约束下,实现农产品需求与供给的平衡。③耕地保护的形势在今后半个世纪里,将会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严峻,而缓解这种严峻形势的关键措施是农业科技进步。因此,中国应该采取世界上力度最大的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政策。

收稿日期:199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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