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同胜利”、“一国胜利”到“一国两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胜利”理论、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和邓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构想联系起来考察，可发现马克思主义中有关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关系思想的演化轨迹，表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
关键词 共同胜利 一国胜利 一国两制 继承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了祖国的统一，使香港、澳门、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香港、澳门问题铺平了道路，也为台湾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地区性冲突提供了范例。或许有人会认为，“一国两制”只不过是政治策略上的一种权宜之计，在理论方面意义不大。然而，当我们把“一国两制”的构想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共同胜利”思想、列宁的“一国胜利”以及以后提出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联系起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一国两制”的构想既是伟大的政治策略，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既继承了马列的思想，又是对马列思想在更深层面上的发展。
一
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现状，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呈现国际化的趋势。随着国际金融、贸易、投资的发展，各国资本家通过跨国公司、跨国企业以及种种商务联系，把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国的资本家既直接压迫、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也直接、间接地压迫、剥削他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各国资本家之间会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但面对无产阶级的反抗，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又会结成统一的联盟。因此，一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既是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打击，也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打击。任何国家的工人斗争都是整个世界工人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紧密相联的。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一国的无产阶级事业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有可能胜利。它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发生并取得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思想，后来又多次加以重申。在1850年，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①]。1872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教训时说：“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②]1893年，恩格斯又说：“无论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③]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可能建立。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既不能并存于世，更不能并存于一个国家政权之下。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革命同时发生也并不是说在同一时刻世界各国一起爆发革命，一起获得胜利；而是指在某一相同时期内，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连锁式地爆发革命。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起来，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从而联合起来反对世界上整个的资产阶级，然后先后在本国获得胜利，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总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或全欧洲同时获得胜利的思想，为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所广泛接受。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格福尔马尔在1878年夏撰写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一国或几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可能的。但是，他提出的是一国达到最终的胜利，而且缺乏科学的论证，因而没有为其他的社会主义者所接受。
二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基本思想，但根据现实的发展，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思想，以后在实践中逐渐使之完善、成熟。1915年，列宁考察了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政治形势，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④]1916年9月，列宁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进一步强调，由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尤其如此，“社会主义又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⑤]因此，当一个国家革命的条件成熟时，要敢于革命，敢于胜利，而不应做死抱马克思、恩格斯某些个别词句，忽视其理论真正实质的教条主义者，幻想等待全世界无产者共同采取联合行动来取得胜利。1917年，列宁果断地用“一国胜利”思想指导俄国革命实践，成功地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后来，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学习俄国经验也相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在实践上证实了“一国胜利”的思想。
一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关系的问题随之产生。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究竟如何？列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一个转变过程。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初，列宁认为，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国内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说要在国内剥夺资本家，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在国外，要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在那些国家中鼓舞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支持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必要时用武力反对其他国家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政权。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资产阶级国家必然会联合起来，反对和扑灭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用自卫战争来反对各国资产阶级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
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虽然国内资产阶级已经被打倒，但它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它甚至还占有一定优势。例如，有国外的联系、支持；有些人还保留有部分生产资料，有钱；有些人还掌握着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绝不会坐视他们的财产和特权被剥夺。他们必然要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进行激烈的反抗。因此，列宁认为，刚刚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绝不能心慈手软，要毫不犹豫地对资本发起“赤卫队式的”进攻。
十月革命后，俄国出现的国内战争以及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的历史，证明了列宁上述论断的英明。但是，由于进攻资本而产生的限制商品生产、货币流通，以及为一概排斥资本主义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加上战争和自然灾荒，又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入了经济困难。
在一个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不进行商品生产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就不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就无法维持下去。面对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困难，列宁对以往一概排斥资本主义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必须不断“进攻资本”的思想进行了反思。终于在1923年1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⑥]
实际上，在列宁的“一国胜利”思想中早就在逻辑上蕴含着这种改变。因为一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必然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关系。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则，这种关系必然是又对立又统一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存在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的一面，又由于共存于一个世界，存在有共同利益的另一面。在苏维埃政权刚成立时，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列宁更注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有些地方甚至走向了极端，如限制商品生产、货币流通，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⑦]随着现实的发展，列宁终于认识到了这种过激思想的危害，从而在思想上、策略上作出了很大的改变，即从一概排斥资本主义转向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共存，社会主义又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
首先，在国内，从“进攻资本”转向了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认识到，在新生的革命政权产生以前，资产阶级的资本是对革命有利的。新生政权成立后，经济基础很薄弱，要想加速经济的发展，就应该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而且，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利用资本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⑧]列宁认识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一过渡，根据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有不同的过渡形式和时间。如果是在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则可能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首先在经济条件上就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能直接过渡，就必须保留、利用资本主义。“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⑨]而且，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政权利用资本主义是安全的。因为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所有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其次，在国际上，列宁的思想也从和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对抗转到了和它们建立贸易关系，利用外国资本主义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方面。社会主义新生政权刚建立时，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千方百计，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灭亡苏维埃政权梦想的破灭，加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来帮助社会主义共和国生存。要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尽可能多地获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⑩]
三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列宁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内，由早期的“进攻资本”转向了晚期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生产”；在国际上，由早期的“全面对抗”转向了后期的“和平共处”、“建立贸易关系”、“平等互利”。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实际上也发生过类似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加上紧张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走过许多弯路。直到建国三十多年之后，邓小平同志认识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1)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是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邓小平和列宁一样，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改革就是要在国内消除计划经济的弊病，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利因素；开放就是要打破传统的闭关自守，在国际上和资本主义国家、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改革开放的思想在实质上是对列宁晚期思想的继承。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首先，在商品经济问题上，虽然列宁认识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有贸易自由，但他认为这样做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只是为了发展自己要加以利用而已。而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从而彻底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既然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那么发展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利用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次，也就是本文试图证明的，邓小平在“一国两制”构想上既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如上所述，列宁在晚年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要利用资本主义，不仅在国内要利用，在国际上也要利用。要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的政治关系、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利用外国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吸取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金融资本。在此，邓小平同志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于同一个时代，那么在一个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应该是能够和平共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而且局部地区的资本主义不会改变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在1982年9月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中首次提出，以后多次强调，并于1984年6月详细地表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2)一国两制，是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不是我吃掉你或者你吃掉我。
总之，从马克思、列宁到邓小平，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全面对抗到和平共处，从在国际上和平共处到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既是理论本身合乎逻辑的发展，又是理论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的反映。而且，从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领会到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一国两制”构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468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8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7
④⑤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9、873
⑥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7
⑦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1
⑧⑨⑩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1、217、167
(11)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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