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习论文,年中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1-0057-07
风习与习俗、风俗是同义词，是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乃历代相习积久而成，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变，但不易改变并非停止不变。事实上，风习现象同样有它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风习的兴衰、生灭就表现得更为大量和激烈。在社会风习的演变过程中，往往出现相当多的人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喜好、随从和追求，这就是时尚的流行。时尚与风习不同，易因时顺势，变动不居，起落无常，是社会风习发生变化的前兆；它有可能经年被人淡忘，也有可能演变成新的社会风习。因此，本文在论述1949-1956年（建国初期）社会风习演变时，同时论及这时期的社会时尚。
本文主要涉及以下社会风习：民间信仰；消费风习。
一、民间信仰
考察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至少要论及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意识观念层面。民间信仰的内容是一个糅合体：既有古老原始崇拜的遗留，也有佛教、道教等正宗的宗教信仰，更有俗化的宗教信仰，即乡村社会普遍的多神信仰；既有对习俗礼仪的信仰，也有对神灵世界的信仰；既有信仰各个时代英雄人物的，也有信仰传说中的飞禽猛兽的。第二，制度层面。在制度层面，存在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组织，如香会、庙会、灯会；有近于制度化的信仰活动，如宗族祭祀、迎神赛会，这些活动相沿传习成俗，是社会风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物质层面。在物质层面，既有进行信仰活动的场所，如寺庙、道院、祠堂，也有信仰组织赖以生存、信仰活动赖以进行的产业，如庙田、祠堂公田等。1949-1956年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上述三个方面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受冲击最直接、最厉害的，自然是民间信仰物质层面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因此，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祠堂公田不复存在，庙宇寺院田产锐减。苏州灵岩寺当家和尚必邻对来访者说：“寺里有两千多亩出租土地已被征收了，但保留了一百多亩自耕地。全寺约二百人，为了维持生活，除耕种这一百多亩地外，又加开荒地约五十亩，还要继续开荒”。（潘光旦：《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2。）旧时的僧尼道士，大多出身贫寒，为僧入道，多为谋生，并非出于信仰。寺庙道院既然已不再是谋生之所，他们便纷纷走出庙门，或回家务农，或参加其他生产劳动，没有出路的，惟有“失业”。仅1952年秋冬的统计，全国城市“失业”的僧尼道士就有5 700多名。僧尼道士数量锐减，又导致了寺庙道院的衰败，尤其是农村的子孙庙及小道院，减少几近半数。
1949-1956年民间信仰组织受到冲击，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被政府取缔，这类民间信仰组织，旧时往往成为地方精英控制基层社区的工具，或者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在建国初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社区扩张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过程中，自然在被取缔之列。二是经历一段时间的衰败而逐渐消亡，更多的民间信仰组织经历的是这条衰亡之路。如对太湖渔民中的20个香会组织的调查发现，20个香会中，只有5个是被政府取缔的，而其他在建国初期虽还存在，但无不开始衰败，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部停止活动或解散了。与前者主要依靠政治变革的推动有所不同，这一种情形是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思想观念变革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民间信仰组织衰败相互影响的是民间信仰活动的衰落。这也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第一，集体的、公开的、制度化的信仰活动日趋减少，而被代之以个体的、秘密的、非制度化的信仰活动。如1949年以前，宗族祭祀是全宗族的集体活动，千百年来已成制度，1949年以后，集体祭祀活动已经停止，但一家一户为单位祭祀祖先的活动仍然存在。第二，原有信仰活动的形式被保存，但内容被彻底地改造了，如庙会。传统庙会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信仰（祈求神灵驱疾赐福）、娱乐和贸易三位一体的形式。建国初期对庙会的改造，着眼于剔除庙会的迷信成分，利用和改造其娱乐和贸易形式，如舞龙、舞狮经改造已成为一种表演艺术，商业部门还利用庙会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会、商品展销会。所有这些，与昔日庙会都有了本质的区别。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整体，缺少了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表征，意识观念层面的文化就会走向衰微、淡薄。建国初期，长期被人们供奉祭祀的神灵，逐渐走出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宋庆龄在东北旅行时对此深有感触，她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前进，生活及思想方面古旧与阻碍进步的习惯就会受到尖锐的打击，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的迷信已经失去它对人民的控制了。在永贵村，我们看到祭拜各种神佛的的习俗已经完全废除了。尤其是再也没有人花钱去买香烛及其他迷信品了，新年的时候也没有人浪费时间去拜偶像了”。（宋庆龄：《新中国向前进——东北旅行印象记》，载《人民日报》，1951-01-05）。除去民间信仰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衰败这一直接原因外，引发民众观念改变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农民本来是信命的，认为穷是“五行八字命生成”，“命里只有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土地改革中地主被打倒的现实，促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土地改革一实行，每个地主的好八字都勿来事哉！”（潘光旦：《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27页。）农民本来是信神灵的，同样是社会变革使他们改变了看法：“敬了几十年神，也没有见减过一颗粮，如今有了毛主席，领导大家翻了身，减了租，反了恶霸，我只跟毛主席走，敬神干什么！”（《翻身中的邵阳农民》，载《长江日报》，1950-06-09。）
应该看到，建国初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主要触及其物质和制度层面，而观念层面的改造是肤浅的。当时表现出的民间信仰衰微的种种现象，或许仅仅是一种表象，而人们申明放弃神灵的种种理由，表征的恰好是传统农民务实求验的心理本源。于是，在神灵退出人们的心灵世界时，对革命领袖的崇拜成了时尚。有些农民，领到土地证后，把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来给毛主席像磕头；香火行的生意差了，但“坊间印行的毛主席像，销路好极了！”（潘光旦：《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14页。）民间信仰的心理及其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并未改变，这也正是日后对革命领袖盲目崇拜的心理基石。
二、消费风习
消费风习与社会生活条件的联系最为密切，因此，在以稳定为常性的社会风习中，消费风习是较易变化的部分。而消费风习的变化，又必然促使消费时尚的流行。下面是对建国初期消费风习变化的一个简括的说明。
（一）食。从结构上说，风习都体现着由一定模素构成的模式，一般地说，可以选择的风习模式相对较少，但可以选择的风习模素就要多得多。饮食风习亦当作如是观。
在考察近代以来中国饮食风习的演变时，人们常论及西式（或俄式）饮食的影响。应当看到，西式（或俄式）饮食东渐，其影响所及主要是城市社会的中、上阶层。但广大群众是社会风习的现实承担者，没有他们的介入，西式（或俄式）饮食在中国最多只能成为时尚，而难成为社会风习。因此可以说，建国初期乃至今日，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人口中，饮食风习基本上仍保持着传统的中式模式，即以五谷为主食，以各种蔬菜、肉类为菜肴。而且，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一饮食模式在建国初期还影响到一些游牧渔民族，如蒙古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他们已从过去以肉类（包括水产类）为主食，开始向以谷物为主食或以谷物与肉类（包括水产类）并重为主食的模式转变。
然而，在饮食风习模素方面，建国初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主食中粗粮减少，细粮增多。以吉林省为例，建国初期职工和农民人均细粮消费量分别是伪满时期生活水平最高年份的7倍多和3倍多。第二，肉类消费量增加，蔬菜品种发生变化。仍以吉林省为例，建国初期肉类、鸡蛋和食用油的消费量都在伪满时期的3倍以上；伪满时期食用蔬菜的30%是野生菜，而建国初期95%是园艺田菜。第三，烟酒消费风习的变化：烟酒品种增多，较高质量的烟酒需求量增加。例如，在1956年销售的卷烟中，甲级烟由上年的0.69%上升到0.85%，乙级烟由22.24%上升到24.23%，丙级烟则由42.72%下降至36.5%；1956年销售的饮用酒，名贵酒由上年的2.31%上升至3.54%，白酒由80%下降至74.63%，黄酒、啤酒则分别由14.46%、3.23%上升至17.12%和4.71%。第四，在饮食消费风习模素上，城乡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除猪肉外，粮食、食用植物油、食糖、烟等主副食品的城乡比1957年都要小于1952年。上述变化，反映了建国初期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活的平等化趋向。
建国初期，一些饮食陋习得以禁绝。吸毒是近代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恶俗，禁而不绝、危害日甚。但建国后仅用了几年时间，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的烟毒问题就被彻底禁绝，到1953年中国成为“无毒国”。这是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对社会风习的改良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衣。建国初期的服饰，总体上看是新旧并存，中西皆有：一方面传统服装如长衫、旗袍依然可见，另一方面干部服异军突起；一方面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服饰被吸收引进，穿西服的并不乏人，另一方面列宁装、布拉吉从苏联传入，盛行一时。服饰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负载体，建国初期服饰的上述特点，是这一时期社会的过渡性特点在服饰风习上的反映。
但从服饰时尚角度看，各式服饰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西服、长衫已成明日黄花，而干部服、列宁装则成了服装时尚的主角。如干部服，不仅城市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竞相穿着，蔚然成风，而且这种风气逐渐进入农村，农民以在节日能穿上干部服为荣耀，为喜事时，则要做或借一套干部服穿。干部服、列宁装分别源于革命根据地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们以此为美，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和尚尚革命的社会心理。可以说，建国之初流行服饰的交易，是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标记。
服饰流行包含变异和趋同两个过程。干部服、列宁装取代民国时期的流行服饰，属于变异；人们竞相穿着，则是趋同。趋同是短暂的，而变异是恒常的，这是服饰流行的规律。但在经历了建国之初服饰变异后，我国的服饰变化却出现了停滞的迹象，蓝、灰、黑三色取代了五彩缤纷，列宁装、干部服成了“唯吾独尊”。这种现象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55年3月，《新观察》杂志社邀请北京文艺界人士及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座谈服装问题，并刊登座谈记录。1956年第4期又刊发了记者与全国政协委员华君武、叶浅予、丁聪关于服装问题的谈话录，并刊发了大量读者来信。各界人士疾呼要尽快结束服饰款式色调单一的状况。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指出，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我们大家来提倡，首先从机关的女同志做起，然后影响整个社会”。（张琴秋：《谈谈服装问题》，载《新观察》，1955(11)。）经过宣传鼓动，人们着装有所变化，但并没有新的流行服饰取干部服而代之。在建国后社会生活日益政治化的趋向下，映衬政治理念的干部服的主导地位是不易撼动的。建国之初的服饰时尚已经演变成新的服饰风习，而这一新的服饰风习成了一个时代的重要文化表征。
（三）住。建国初期居住风习的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住居单位的变化。建国初期，与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一致，小家庭作为独立的居住单位在城市已非常普遍，即便在农村也出现了以小家庭为居住单位的发展趋势。这一变化，主要是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是土改中地主多余房屋被征收分配给农民，使得原本以大家庭为居住单位的农家可以析家而居；二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打破了农村的小农经济关系，冲击了以大家庭为居住单位这一适应小农经济关系的居住模式，生产协作已超出了家庭范围，因而子女成家后与父母分居独过也就有了可能。不过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当时农村分家居住多数只是在原住居内划分若干小的单位。
第二，在城镇，住房来源发生了变化。以前城镇居民住房主要靠租房、买房和自己建房。建国后，国家提供公房作为城镇居民住房新的来源，比重在逐年提升。到1956年，工业、文教卫生以及国家机关、中央所属单位等部门的公房供给均超过了50%。而且，住公房条件好于私房。如1956年住公房人均面积3.95平方米，住私房则为3.4平方米；公房租金低于私房，1956年私房租金一般要高出公房租金30%以上；而且由于住公房与职业相联系，因而它又成为人们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这些因素影响到人们的住居心理，使住公房成为时尚。
第三，居民住宅模式发生了变化。以北京市为例，刚解放时，1350万平方米住宅中，楼房面积只有83.3万平方米，仅占6%，绝大部分为四合院和杂院平房；大多数居民居住的城根、关厢都是用碎砖土坯盖起的破房，其中有300万平方米的房屋属于危房。建国初期，这种状况大为改观，住宅建设速度加快，楼房增多，风格多样：有按西方“邻里单位”样式设计的，也有按苏联样式设计的单元楼，还有按“小区建设”理论修建的住宅小区。这一时期兴建的住宅，大部分超出砖木结构所需造价，与建国前碎砖土坯房相比，有着质的区别。
（四）行。行的风习变化，主要表现在较为新式的现代交通工具愈来愈受到人们欢迎。首先，现代交通工具日益发展，而一些传统的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被逐渐淘汰。铁路、公路的通车里程，分别由1949年的21 989公里、80 768公里，增加到1956年的29 237公里、226 318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长度则由1950年的11 387公里增加到1956年的19 082公里。在城市，电车、公共汽车迅速发展。如北京，1956年有有轨电车240辆，是1949年的8倍，营业里程49.98公里，是1949年的7倍。自行车作为重要的代步工具，也在不断增多。如北京市，到1957年，1/3的家庭有自行车。其次，人们的“出行”观念发生变化，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的人数迅速增加。1957年，每万人乘坐火车、汽车、轮船、飞机次数为10 012人次，是1949年2 528人次的3.9倍。市内交通使用现代交通工具的人数增加更快，如北京市，1956年有轨电车的客运量是1949年的5倍多。显然，在“行”的问题上，人们对现代交通工具是乐于接受的，这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现代气息。
三、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演变的特点
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是在社会形态、社会生活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它本身又是这一时期巨大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形态和生活。从社会风习演变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入手，对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它具有如下特点。
（一）一般来说，社会风习的兴起和传承，大都是自然的，但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更主要的是依靠政治力量的推动，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
政治力量主要是指国家行政力量。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实行区乡制，乡的规模校民国时期大大缩小；城镇基层政权，从街闾到街道办事处，其规模也小于民国时期同级政权。这说明国家政权已深入到最基层的城乡社会。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扩张，使得民间文化自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而行政力量对它的影响则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比如，在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宗法家族制度被瓦解，而这一结果从多方面改变了民众的生活风习：在精神生活上，曾经对中国民众有重要意义的宗族信仰及民俗信仰丧失了制度支持，走向了衰微消亡。在物质生活上，家族组织的衰灭，使人们析家而居有了可能，推动了住居风习的演变；合作社取代家族组织，成为人们生产、分配的基本单位，这就使得国家政策不再滞于社会上层，它不仅可以传达至基层社会，而且可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政治力量还包括政治文化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变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把自己的政治文化转化成公众能接受的文化符号，以保证民众对新制度的认同。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运动，通过这些运动，新的政治文化逐渐渗透到民间生活中。比如，新的政治文化崇尚节俭朴素，“勤俭建国”、“勤俭建社”、“勤俭持家”是当时社会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现在具体的民间生活中，则是以勤俭为荣，以朴素为美。如在服饰上，倡导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讲究服饰上的漂亮、美观则显然与主流政治文化相违背，“一个人穿得稍稍大方、美观些，就有敏感的好奇的眼睛在打量你、谈论你，甚至于批评你，他们认为穿花衣服是‘不进步’的标志。即使你的工作搞得不错，学习也努力，还是有人批评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读者来信》，载《新观察》，1955(11)。）显然，建国初期服饰变化的停滞，起支配作用的已不再是人们的审美需求，而是比审美因素更为复杂也更为直接的政治因素。再如人们以住公房为时尚；出行乘人力车的日渐减少，乘坐各式轿子的即使在偏远农村用于迎娶新娘时，也遭到进步青年的鄙视，如有人投信《中国青年》，说结婚坐花轿，“还保留着买卖婚姻的残余，不是革命青年应有的行为”。（《读者来信》，载《中国青年》，1952(1)。）还有，与迷信有牵涉的活动日渐减少，生产迷信品的厂家一律衰败或破产。凡此种种，以崇尚勤俭节约、公有平等为时尚，反对迷信的社会风习，不能不说是政治力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结果，或者说是新的政治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显现。
一些落后的社会风习，代表了历史积淀中丑陋的一面，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其传承沿习的顽固性，非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不能革除，因而建国初期依靠政治力量推动社会风习的演进，是有其必然性的。这为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也折射出这一时期狂飚急进的时代特征。
（二）社会风习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排斥统一、拒绝同化是其本质所在，但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却明显表现出特殊化向普遍化、区域化向全国化、群体化向全民化的单向流动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文化模式，我们姑且称之为根据地生活文化模式。这一生活文化模式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军队，同时还有部分受其影响的根据地民众，因而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特征。其影响范围，主要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因而又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建国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根据地推及全国，根据地的生活文化也开始向全国其他区域其他群体传播，逐步完成着对其他区域和其他群体生活文化因素的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根据地生活文化由一种特殊的区域性、群体性文化而普遍化、全国化、全民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重新构建了其统治下中国的生活文化。
根据地生活文化在建国初期的普遍化、全国化、全民化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进程，即在这一进程中，原有生活文化的差异性、区域性和复杂性逐渐缩小。这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根据地生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表征，它既糅合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生活态度，因而被确定为“科学的”、“文明的”、“进步的”的生活文化模式。所以，在建国后生活文化模式的建构中，它自然成为生活文化重构的标准，依此标准决定其他类型生活文化因素的存弃取舍。第二，建国初期确定起来的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生活文化的一体化、全民化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因为，在建国初期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形成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区的扩张，这就使得广大民众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而在此之前，制约着民众生活风习的地方性规范是无力与之抗衡的。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一种单一的生活文化与之相适应，因而缩小了生活文化多样化的生存空间。
伴随生活文化的普遍化、全国化、全民化，建国初期社会风习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同一性，无疑有利于增强建国之初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同。然而，由于社会风习的差异性、复杂性逐渐消失，社会生活变得单一且日益缺乏活力。
（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习演变的大方向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但建国初年与以前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一，建国之前，上层社会虽有计划地推行社会风习的改良，但就社会风习的主要承担者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社会风习改良的过程中，对于上层社会的规范表现出高度的依附性。就总体而言，这就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基本仍保持着传统的习惯。而建国初期，由于人身解放的获得，以及被赋予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翻身做了主人的广大民众在社会风习演变过程中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因而以现代性为基本取向的社会风习的演化变革范围更大、进程更快。
第二，建国之前的社会风习改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其方向是步西方风习的后尘，或是将中西风习进行融合。建国初期对社会风习变革现代性取向的理解，与之显然不同，表现为对西方社会风习的排斥和对传统社会风习的不妥协态度。那么，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现代性取向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这大致由三种因素确定。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实践知识，这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较为完整的概括。其中包括：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禁绝社会恶习，如吸食鸦片、迷信、玩牌、赌博、铺张浪费、游民生活等。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如由于长期生活在生产力落后的农村而形成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如平等、互助等。建国初期提倡的社会风习的许多方面，以苏联为榜样，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是分不开的。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正是按照以上三个方面所规定的内容展开的。
上面从演变的取向、方式和动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建国初期社会风习演变的特点。综合这三个方面，可以对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作如下概括：首先是确定一种社会风习的理想模式，然后主要通过政治力量推动，向全国推广这一模式，使其普遍化、全国化和全民化。因此，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是一个“计划”的社会变迁过程，而非一种“自然”的转型。
[收稿日期]2000-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