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达地区农业的地位及发展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不发达论文,地位论文,地区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农业从供给制约型向需求制约型转变，广大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农业既面临发展的机遇，更面临着挑战。如何在转变期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双重目标，是研究中国农业的重点所在。
（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其它一切非农产业得以发展的前提。正如库兹涅茨分析的那样，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多种贡献。
1.产品贡献。民以食为天，非农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国内农业部门生产的超过自身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剩余，能够足以保证持续增长的非农产业人员的需要，而且工业化往往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发展为起点的。正是这种基础作用，使得农产品价格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可能对其它价格起主导作用。作为不发达的农业大国，基于进口食品的高机会成本与安全考虑，立足本国农业为主来解决农产品供需平衡问题，是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特别是广大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发展农业解决群众温饱问题是农村工作的核心，它关系到在本世纪内，我国能否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小康。且不说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自1980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基本实现了正常年份农产品产消总量平衡。1990年我国农产品总供给为7662亿元，总需求6750亿元，剩余率11.9%。目前农业的商品率已经达到55%以上，比1978年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制造业、饮食业、纺织业、造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缝纫及皮革制品业等产业的发展。1992年我国农业的中间使用率和最终使用率分别为41.9%和51.4%，不发达地区中间使用率更低，如宁夏为31.9%，说明农产品的再加工能力不高；但其轻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的发展，宁夏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总产出的80.5%。
2.要素贡献。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将逐步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为工业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农业作为不发达国家（地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部门，实际上是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唯一来源。为了尽快尽多地从农业中抽取原始积累，并尽可能多地掌握农产品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我国主要采取了剪刀差的方式来积累资金。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以较低的计划价格来强制性地收购农产品，并以较高的计划价格用政府所垄断的生产资料如化肥等来交换农产品。据测算，1952—1990年间。我国农业的总贡献额为11594.14亿元。其中农业税收1328亿元，剪刀差额8708亿元。这种农村经济宏观分配机制至今仍然没有根本的变化。1995年宁夏农业税收5360万元，剪刀差贡奉61585万元，农业储蓄转移48183万元；实际上农村集体提留、摊派和农民上交集体承包任务5691万元，也绝大多数用于非农产业，宁夏农业总共为工业提供积累126179万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的36.1%。农业经济剩余的很大部分贡献给了非农产业。由于农村分配关系主要以土地产权为依据、以农产品为对象，农业主产区往往贡献最大。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负担税收28.1元，其中第一产业纳税占91.2%；人均上交集体承包任务28.56元，集体提留摊派31.99元。1995年农民人均贡献税费，东部80.86元，其中北京、天津税负12.01元、13.25元；天津、上海、广东集体提留分别为4.03元、2.35元和3.65元；中部120.73元，其中黑龙江税收、上交、提留三项分别为56.33元、110.80元和127.45元，为全国之冠；西部新疆173.36元，其它省区38.16元。集体经济越不发达越没有能力减免，越需要提留、摊派来发展公共事业。西部地区各种负担相对较重，而中部农业主产区为我国工业化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力曾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贡献要素。乡镇企业更是农业要素贡献的突出形式。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存在的隐蔽性失业日益增多，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的显著特征依然明显。1992年我国农业劳动者报酬系数高达84.2%，而中间投入率仅为35.6%。农业对中间产品的投入较少而对活劳动的消耗较多，是由我国耕地资源高度短缺决定的。今后我国农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劳动力素质，即人力投资，而不是劳动力数量。
3.市场贡献。农业的市场贡献来源于农业与其它部门的交易。由于农业部门人口的绝对规模，农村必然是国内工业品的主要市场。农民用于购买工业品的支出代表了农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市场贡献。它既包括建材服装、日用品等消费品，又包括化肥、农机、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1995年全国农民用于这两项的开支至少为5323.7亿元和1435.7亿元，约占商品销售总额的16.7%，然而，这种“生产过程的市场化”取决于“农业净产品的市场化”。只有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才能有足够的购买力来实现扩大其市场贡献。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的市场贡献极小，必须打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经济循环流动的屏障。因为产业间的生产联系具有较强的收入乘数效应或收入生成效应。
还有库兹涅茨将其隐含在“市场贡献”之中的“外汇贡献”，即通过增加国家的农业出口收入或扩大农业进口替代品的生产，使国内农业对解决外汇稀缺性限制、平衡海外支付作出贡献。地区之间的贸易也具有相似作用。农业贸易可以充分克服资源结构与技术范围方面的不足，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1995年我国出口各类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约683.97亿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46%。虽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的市场、外汇等贡献的重要性相对逐渐下降，但其贡献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可忽视。
（二）
资料表明，我国农业生产区域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生产中心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从优等地向劣等地转移。中西部不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担起了我国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任。1976—1995年间，我国年末耕地面积从149082万亩减少到142456万亩。此间耕地面积增加的仅有四个省区，增加数量分别为，内蒙古4060万亩、黑龙江359万亩、云南292万亩、广西77万亩。突出表现为边疆开发特征。耕地面积减少数量较大的省区是：辽宁2019万亩，吉林1640万亩，山东1049万亩，四川785万亩，广东（含海南）742万亩，陕西720万亩，湖北659万亩，河南616万亩，晋、湘、苏、浙、皖、赣等省区均在300万亩以上。可见，传统农业区的地位衰落。1995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东部45519万亩，中部63148万亩，西部33789万亩，比重分别为31.95%、44.33%、23.72%。其相对地位中部提高、西部持平、东部下降。特别是粮食生产，已经从原来的“南粮北调”变成了“北粮南调”。1992—1994年间年均余粮在100万吨以上的有黑龙江（1005）、吉林（765）、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北、江西、内蒙古、山东10个省区，缺粮最多的10个省市是广东（805万吨）、上海（394万吨）、福建、广西、贵州、四川、北京、天津、云南、浙江。粮食余缺基本平衡，余缺总量在100万吨以内有10个地区，其中宁夏、辽宁、新疆、湖南粮食略有余，海南、甘肃、青海、陕西、山西、西藏略有缺口。中西部地区一些省区为东部发达地区粮食供需平衡作出了贡献。而且粮食生产有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主产区的趋势，其基尼系数从1978—1980年的0.0371扩大到1991—1994年的0.1536，1993年我国362个商品粮基地县耕地面积不到全国的1/5，而粮食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提供的商品粮却占全国的60%。
1995年，中西部地区现价农业总产值为10358.63亿元，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51%。其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所占比例，粮食61.06%、油料63.36%、棉花68.37%、水果35.25%、肉类54.82%、水产品21.87%，分别比1984年提高0.7、5.71、28.85、0.31、1.97和3.64个百分点。特别是新疆、河南、湖北的棉花，四川的猪肉，黑龙江的麻类、甜菜、奶类，云南、贵州、河南的烟叶，内蒙古、新疆的毛皮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东部许多原先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项目，现在正在向中西部转移。
然而，从长期过程来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部门的相对重要性趋于下降。1978—1995年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经济活动人口的份额从70.5%下降到52.9%，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28.1%下降到20.6%。因为根据恩格尔定律，食品与其它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通常小于非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包括农业部门在内的全社会的生产与生活，越来越依赖于非农产业发展，致使非农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部门。这种变化的直接效应就是农民增产不一定增收。必须避免忽视短期国内农产品对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而供给却并不稳定。因此，必须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
中西部地区农业将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是资源制约。中西部地区农业垦殖历史较短，相对而言土壤贫瘠、耕地粗放、投入偏少，特别是一般存在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如西北地区的干旱、三江平原的渍涝、黄淮海平原的盐碱等。我国高、中、低产田比例约为2∶5∶3，而绝大多数中低产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1994年我国九大农业区粮食中低产田面积比重黄土高原区100%，青藏区93.7%，内蒙及长城沿线区90%，华南区73.2%，西南区68.8%，东北区57.9%，黄淮海区56.4%，甘新区45.0%，长江中下游区26.9%。而且我国目前1亿多亩的可垦荒地，多数分布在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开垦荒地与改造中低产田投资很大，周期较长。因此，在重视中西部地区农业开发建设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对东部地区基本农田的保护。
其次是需求制约。诸多因素表明，近中期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可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1979—1984年间我国农业在需求拉动下得以超常规增长，然而，随后则进入了长期的农产品“买难”“卖难”交替出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阶段，实际上是恩格尔效应发生了作用。1988—1992年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粮食－0.5、油料0.49、猪肉0.53、家禽0.75、糖料0.09、水产品0.87，除水产品外，均比80年代初有很大幅度的下降，粮食甚至是负值。城乡居民人均消费量也出现徘徊或缓慢减少。表明我国食物消费已经总体上从注重数量型向注重质量型转变。1995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为49.92%、农村为58.62%，其中东部农村54.63%，中部59.06%，西部63.88%，但省区间差异较大，上海农村为44.03%，贵州为71.12%。同一省区内差异也大，宁夏川区农村为51.4%，山区为67.2%。据初步测算，1995年我国城乡有6.4%的居民（主要是农村贫困者）处于粗杂粮替代时期，食物消费量低而不稳，粗粮为主。39.7%的人处于主粮替代时期，细粮和动物性食物增长很快。53.9%处于主副食替代期，粮油消费水平在维持一段高消费后逐渐下降，动物性食物增加较快而追求多样化、营养化和快捷化。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动将对农业生产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已经进入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的深化时期，成本增加而增长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制约，导致城乡居民对粮食及其转化品的支付能力相对下降。另外，粮食省长负责制虽然能够充分抑制东部农业的衰落，但这种违背区域分工原则的逆市场化调节，非常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更加减少了对不发达地区农产品的有效需求。1996年我国粮食市场形势正说明其弊端，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和国外农产品在品质、价格等方面的竞争力，也对不发达地区农业产生不利影响。
再次是规模制约。近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已经基本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说明我国农业比较优势正在丧失。究其原因是：80年代中期我国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下降后，农业技术推广因政策失误而受忽视，耕地替代型技术特别是良种培育未能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挥更大的贡献，而耕地高度短缺的国情和均田制又决定了劳动替代型技术不能广泛使用；国有经济改革滞后与景气低迷，使得广大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垦殖边缘地和增加化肥使用大大增加了农产品物质消耗，农民收入更多地依靠非农产业的增长，也使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迅速上升。我国改革以来采取提高农产品定购价格和扩大农产品市场交换比例来刺激农业生产，1996年部分农产品市场价格开始低于定购价格，预示着剥夺农业积累阶段的即将结束和农业保护阶段的即将来临。规模经营是农业降低成本增加收入的一条途径，然而，1995年我国农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仅2.17亩，称得上规模经营的，一类是东部一些经济发达乡村的集中型，一类是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新疆等地区少数农场和农户的开发型，我国大多数乡村地区处于农村劳动力剩余与农业机械化的矛盾之间。1984—1992年间，我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所调查的7012个农户中，没有转让耕地的农户占93.8%，转让出一部分耕地的农户占4.2%，全部转让出耕地的农户仅占1.99%。在现存土地政策下，土地流转根本不可能增加农户的耕地规模。虽然1991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数达到顶峰（34186.3万人）后开始下降，1995年为32334.5万人，年均减少463万人，1993年起我国农业人口也开始减少，但是乡村人口规模将长期持续增加，至2030年以后我国总人口才绝对减少。九十年代兴起的农机热与联合收割机跨省作业，说明对农业机械化需求增加的新局面正在形成，然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
今后中长期内，我国农业问题主要是结构矛盾，饲料粮供需将成为粮食问题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寻求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双重目标，已经不能沿袭农产品数量扩张的传统农业增长方式来完成，农产品供给将越来越通过价格受到需求制约。所以，我们的对策应建立在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基础之上，侧重于谋求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结构优化。
一、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节水型农业。
1995年全国农田受灾面积45821千公倾，其中旱灾占51.2%，水灾占27.8%，旱涝是我国最主要的农业自然灾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下决心彻底整治好大江大河，解决水利设施老化问题。北方农业的突出问题是缺水，随着其农业地位的提高，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南水北调”工程是长久之计，近期提高水价是节约用水立杆见影的办法，宁夏农业与工业耗水定额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和1.2倍。农业与果林灌溉用水中的2/3被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浪费，而且造成了排水条件较差的银北地区土壤次生盐渍化发生和加重。近年提高水费既避免了农业用水的浪费，又通过节水没有增加农民负担。应该尽快理顺水资源有偿使用体制，实现水利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黄河水流量目前已锐减，枯水期自1939年以来有20多次，流量在500立方米／秒以下，近年来则几近干枯。黄河下游多次断流，用水矛盾较大。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窖灌、滴灌、井灌、渗灌、膜下灌等节水农业技术，可以使灌溉工程的灌溉面积增加三四倍。发展节水型农业对于干旱、半干旱农区意义特别重大。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农村贫困的聚集地，扶贫开发应与经济开发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例如，宁夏西海固是全国最为贫困的地方，国家长期投入大量资金扶持，但因为资金分散，其靠天吃饭局面未能根本改变。宁夏现有农荒地848.2万亩，有712.1万亩荒地分布于山川交界的盐同灵等丘陵地带，即未来的大柳树新灌区。那里70%是10万亩以上的连片荒地，地势平坦，但却是全区水资源最为贫乏的地方。虽然宁夏1978年以来已经陆续建成了同心、固海、盐环定等扬黄灌溉工程，解决了山区部分人畜和灌溉用水问题，但仍然是杯水车薪。1958年就提出的黄河大柳树水利枢纽及灌区工程，是彻底改变宁、陕、 甘、蒙四省区部分干旱地区的重大战略，工程远景灌溉面积1920万亩，宁夏640万亩，相当于再造一个河套灌区。经过几十年的论证可行性早已成熟，但涉及到相关省区间的利益协调资金问题，迟迟未能决定。近期国家才同意立项，开始建设已是下世纪前10年的事情。
二、改革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加速科技进步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
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小麦和水稻等品种分别经过了多次更新换代，使其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总产值中的作用显著增强。然而，改革当中国家农业科技投资出现负增长，其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已开始体现出来。不但种子的抗病和丰产性能下降，农民往往还受假劣种籽坑害。
其实农业科技进步减缓有其深刻的制度性原因，根源在于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减弱了国家财政能力，致使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生产投资相应减少，农业科研与推广部门缺乏必要的资金来进行工作，更在机构改革中被部分地区“脱钩”、“断奶”，造成网络断线，人才流失，原有良种繁育场等基地也大部分土地承包到户，名存实亡。缺乏中试基地、推广网络与资金，全国农业科技转化率只有30—4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原有繁育、推广、销售等农业科技体制脱节，科研部门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另外，农业科技管理与经营部门大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经营部门追求经济效益的短期行为，往往违背科学规律，很少进行种子田间检验，而且价格高得难以让农民承受。
由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分散的农民家庭，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需求不足，其商品化有待稳步推进。中央决定“九五”期间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稳定机构和队伍，保持一支精干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科研队伍，并增强其活力与实力。同时，应该相应调整农业院校专业结构，改变其以种植业为主的设置，相应增强养殖业专业，积极探索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教研农产品加工、保鲜、贮藏、流通等技术，并定向委培急需的农业专业人才。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发展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西部农业外延式扩大虽仍有余地，但其投资大工期长，开发成本很高。今后农业能否再上新台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研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必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联合攻关。要积极探索农业行政、科研、教育相结合之路，改革体制，继续以“丰收计划”、“沃土计划”为龙头，鼓励科技承包，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农业生产力。
三、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饲料及其加工业，把养殖业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粮食生产比较收益相对较低。我国粮食主产区在超经济力量的牵引下，牺牲了发展非农产业的机会，地方财政负担沉重。在产销区利益一时难以协调的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其政策效应就是区域自保成为解决粮食平衡问题的主要方法。粮食主产区将大幅度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玉米生产，不但是增加粮食总量的重要举措，更是为了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随着居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过度，肉食消费正在成为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的重点。粮食消费方式也开始从以直接消费为主向间接（转化）消费为主转变。将传统的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调整为粮食——饲料——经济作物三元种植结构。加快发展养殖业，是实现居民饮食结构升级、提高营养水平的基本要求。
发展养殖业是今后中长期中西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增长点。中西部地区有发展养殖业需要的饲料、水域、草原等有利条件，动物性农产品需求弹性比粮食大，比较收益较高，经过多次加工将不断增值。发展养殖业既能够获得高附加值，又能够延长工链，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中西部地区扬长避短、加快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一般在50—70%，而我国1995年达到30.4%，宁夏才28.8%。养殖业及其加工业都应该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在丰富肉食品种的同时，加速本地优良的皮毛用羊的改良。在巩固和提高毛、皮、肉、蛋、奶等加工业的同时，也应开拓骨、血、鬃、肠等的加工业。
发展养殖业应该转换饲养方式，走集约化商品畜牧业之路。目前我国农民每年约有0.8一1亿吨饲料粮，80%以上的农户就是以原始的方式将原粮直接低效率地用作饲料，经过加工的仅占饲料量的10%，而全价配合饲料至少比传统饲喂方式降低饲料粮消耗1/3。应大力发展饲料工业，提高饲料转化率。另外，我国养殖业的集约化程度不高，农业畜禽自食率较高，商品畜禽主要是兼业农户提供。应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采取公司加农户模式，产供销一条龙，贸工牧一体化，引导养殖方式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发展。
四、建立健全农业投资机制与农业保护制度，加强宏观调控能力，防止农民利益的流失。
农业是基础产业，保持农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油、肉的稳定发展，对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和稳定发展，保证社会安定团结，都具有重要意义。道理人人皆知，口号年年照喊，但实际却并不如人意。从八十年代中期起，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紧缩。地方财政状况一直窘迫的不发达地区更是无力顾及。信贷资金也更多地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适应农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农业骨干工程老化损坏程度严重，一些贫困地区靠天吃饭的境况没有改变。“九五”期间，国家计划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水利等支柱产业的重点建设，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内资金和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保证国家银行新增信贷总规模的10%以上用于农业，并积极利用外资进行扶持贫困、土地改治和综合开发。但不发达地区财政近期收不抵支状况无法改善，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可能性不大，农业资金和物资短缺仍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应该认真落实《农业法》，充分调动国家、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明确投资责任，协调收益分配，真正形成农业投入良性循环的机制。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性已经使农民独自承受了人类还无法有效防御的自然灾害等风险，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使生产需求弹性较小、保质保鲜困难的农产品险上加险。农产品少了则强行征派，多了则压级压价。为此，应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彻底放开农产品市场，并继续加以完善；加强对农产品的宏观调控力度，建立相应的储备制度和经营法规。“九五”期间，应该寻找时机深化农村改革，将农业税收、提留、剪刀差、财政支农等统盘考虑，下决心重新调整农村国家、集体和农民的经济关系，这是不亚于联产承包变革的一场改革。
五、实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是控制不发达地区人口过快增长。
随着粮油消费水平基本趋于饱和，人口增长将是主要农产品消费的第一推动力。不发达地区人口自然增长最快，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额的绝大部分被新增人口消费，用于积累的比例很低，这与发达地区正好颠倒。人口增长过快既削弱了地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又增加了农产品供给的压力，在人口已经超过土地负载能力的中西部地区，人口再生产类型正处于由增加型向稳定型过渡时期，生育高峰仍然存在。作好计划生育工作，切实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将是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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