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与科学发展观——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周年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12)01-0015-06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①学习胡锦涛同志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论述，弄清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源头在哪里，它与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之间有哪些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对于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世界和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通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走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和完整的发展理论。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和引用“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和用语，但在他的著作和一系列讲话、重要论述中，特别是南方谈话中，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涵义和意思，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因此，科学发展观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也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的题中之义。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研究科学发展观对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之间继承、丰富和发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对于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出发点和依据
早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讲到：“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②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既不能超越阶段，脱离实际，也不能落后于现实，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有广泛影响。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③自十三大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阐明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向合格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此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反复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确立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
二、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④在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了这么一些思想基础：第一，社会协调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又不能把书本当教条。这也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不协调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第二，社会协调发展要借鉴外国经验，但又不照搬别国模式。这是苏联模式在他国失败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第三，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的精髓，也是科学发展观确立的思想基础。
三、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确立了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这一论断包含了科学发展观的以下普遍原则：
1、科学发展观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永恒的主题，它们共同体现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当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效率目标，是实现公平目标的客观基础，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必须以效率为先导，没有效率的公平只能导致平均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目标，是实现效率目标的社会保障，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才有持续发展的潜力，没有公平的效率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范。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效率优先是初级阶段的要求，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体现。因为效率优先，所以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兼顾公平，所以我们鼓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2、科学发展观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合规律性的角度看，本质论既包括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又体现了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规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建立在这两个必然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因此，本质论遵循了客观尺度，是一个事实判断。从合目的性的角度看，根本任务的完成和根本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人来完成，即是说它们是历史主体在尊重历史规律前提下的一种自觉选择，因此，本质论同时也遵循了价值尺度，是一个价值判断。
3、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换言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决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甚至也不限于政治领域，它同时也关涉到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实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条件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共同富裕也决不意味着物质富有和精神的贫困。即是说，本质论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总纲。在这里，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前提和物质保障，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支柱和制度保障，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灵魂和智力保障，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和环境保障。
4、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将未来社会的本质界定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其实，马恩从来不从抽象的意义上谈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他们看来，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的自由无非是摆脱了自然力的束缚和社会关系的奴役的那种状态；所谓的全面发展无非是人的各方面潜能和素质充分、自由地发展。显然，如果我们实现了邓小平本质论所规定的任务和目标，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则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四、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中关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讲到：“我们对于艰苦创业，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⑦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⑧“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的统揽全局的基本概念，其内涵是丰富的，意义是重大的。第一，它决定了我们在确定建设速度、提出经济指标时都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决避免过去那种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错误。在具体步骤上，要采取分步走的方针，逐步接近目标，而不能指望一步达到目标。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指标不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作绝对的比较，而要进行相对的比较。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有较深厚的底子，尤其是在工业基础、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和资金积累上，比我们拥有雄厚得多的实力。同时，他们一般人口较少，人均资源拥有量(耕地、矿产等)则比我国要多，因而发达国家和地区能达到的目标，在我们中国则不一定能达到。邓小平在谈到钢产量指标时说：“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人一吨钢……如果我们要达到两个人一吨钢，到本世纪末，就算只有十二亿至十三亿人口，也要六亿吨钢。这不可能，也不必要。”⑨第三，由于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财富由全体人民掌握，能够更合理地加以分配，更有计划地加以有效地运用，从而中国人民将享受到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更多的实惠。就这点而言，中国式的现代化比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五、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中确定“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战略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供了实施步骤
“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⑩这是邓小平1987年8月29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目标的表述。
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理论的形成到完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79年底到1981年底。主要是确立到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前后两个十年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二个时期，大致从1982年到1987年。主要是确立现代化的长期战略目标和部署。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前半期是1982年到1986年底。邓小平粗略地提出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四个现代化，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党的十三大把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确定下来，党的十四大再次肯定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即在90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个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使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化了。“三步走”是雄心壮志与实干精神、远大目标与具体措施的科学统一。邓小平在提出这一发展战略时，一方面认为，“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1)，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12)。一方面指出，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指出：“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1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14)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依据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部署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15)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16)
六、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中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国民经济思想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供了正确指南
1、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确定以后，经济发展应保持怎样的速度?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既反对急于求成、盲目求快的倾向，又主张经济发展要有适当的、较高的速度。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困。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7)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精辟的论断。
从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来看，80年代以来，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相当快。“亚洲四小龙”的年增长速度为6％至8％。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香港和新加坡均约为12000美元，台湾约为8000美元，韩国约为5500美元。即使是泰国、马来西亚等原来较落后的国家，也奋起直追，90年代初年增长速度达8％左右，大有成为“新小龙”之势。所以，邓小平指出：“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18)如果中国在亚洲也长期处于落后的位置，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更与我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的地位不相称。邓小平指出：“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19)我国90年代的年增长速度，原计划定为6％，这个速度基本可以实现第二个翻番，但同周边国家的差距会拉大。后经党中央、国务院的慎重考虑，修改为年增长8％至9％。中国必须有这样的速度。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20)邓小平强调“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他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是从国际国内的形势出发，从社会主义担负的历史使命出发所作出的一个具有更加深刻意义的论断。
2、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不仅论证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而且对如何加快发展提出了全面、科学的思路。《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21)“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2)所谓“上台阶”，就是经济每隔几年要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经济总量要有较大的增长。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进入较高速发展时期。1979～198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4.3％。从1984年起，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84～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5％，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7.8％。所谓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指1984～1988这五年的高速增长，这五年被邓小平称之为“加速发展”的五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84年的6962亿元增加到14018.2亿元，国民收入由1984年的5652亿元增加到11738亿元。在这几年中，我国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有的产品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跳跃性前移。
经济发展节奏加快，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邓小平以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23)以日本为例，1955年国民收入只有218亿美元，1960年达到386亿美元，上了一个台阶；1965年国民收入增加到776亿美元，五年翻了一番，又上了一个台阶；1970年国民收入增加到1701亿美元，又翻了一番多，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1975年国民收入达到4286亿美元，再上一个新台阶。日本经济发展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地上，仅20年的时间，国民收入增长18.6倍，跳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总结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和国际经验，邓小平对我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充满信心。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24)
3、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提出必须处理好加速发展同稳定协调的关系。首先，稳定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定，不能强调得过分，不能因强调稳而不重速度。我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不要稳定协调，货币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但稳不是惟一的，稳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能把强调稳与抓住机遇、跳跃式发展、上台阶对立起来。过去我们有过大上大下、比例严重失调的教训。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不能有片面性，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其次，稳定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评价1984～1988年的五年加速发展和1989～1991年的三年治理整顿时说：“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25)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前的几年里，我们对五年加速发展的功劳一直没有足够的评价，而对问题的一面又看得过重。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我们在强调经济要稳定协调发展的同时，无论在改革还是发展方面，都有些谨小慎微。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明确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26)这就把加速发展与稳定协调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了。
七、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中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指明了战略重点
我国的经济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靠什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讲得很明确：“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7)重视科学技术，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
进入80年代以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出现的新情况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讲的次数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他要求全党同志要掌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谈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28)1982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29)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30)强调科教领先，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视察南方谈话中的一个独特之处、深刻之处、伟大之处，它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以高投入、高消耗求高产值、高速度的非持续发展，不断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值得指出的是，1994年9月，“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这就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把握完全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重视人在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这一主题明确地标示出来，不但体现了当今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也为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确定了战略重点。
八、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出了现实课题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1)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都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出了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这些课题也完全包括在江泽民1995年9月28日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所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之中。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协调发展的总纲领，其内容包括12个方面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江泽民的这个讲话是继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以后，我们国家又一个社会发展纲领，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在新时期的最新发展，它将长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九、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南方谈话中“三个有利于”论断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指明了评价的根本标准
针对人们长期以来在姓“资”姓“社”方面的争论，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2)科学发展观所需要构建的评估体系，是要着眼科学发展，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以提高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全面综合考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协调标准、效益标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提出集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于一体的评估指标。所有这些评估指标最终都要归结于“三个有利于”。从根本上说，科学发展观与“三个有利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它们共同成为检验我国社会是否协调发展的根本标准。它们是唯物主义的标准，辩证法的标准，也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标准。
注释：
①《求是》，2005年第1期。
②⑦⑨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3-164、259、260、251页。
③④⑤⑧(11)(12)(13)(14)(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382、373、372、251、305、77、383、255、369、354、375、377、375、377、377、377、377、377-378、9、120-121、370、37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5)《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1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7页。
标签：科学发展观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武昌教育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武昌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