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日经贸结构的动态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经贸论文,危机论文,结构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0］11—0081—05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致世界范围内资本、货币和信贷市场紊乱，且通过货物、生产、人与信息的流动在国际间传递，这一波动至今仍未结束。中日作为东亚“三角贸易结构”中两个主要生产基地，都以欧美作为终端市场，因此这次发自欧美的经济衰退和市场疲软较严重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双边的经贸关系。但我们也发现，以中日经济体为主的东亚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功能性较强的国际分工网络，这一机制使得中日经济在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一、金融危机对中日外向型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全球化带动下的东亚地区产业内的贸易发展和产业间的国际转移，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两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方面表现在中日两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中日两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增长上。但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部依赖性较高，对全球市场的经济波动较敏感，此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就使它饱受考验。
（一）中国出口、投资主导型经济发展直接受到金融危机冲击
2007年中国的名义GDP占世界名义GDP总额的6.2％，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并且IMF预测，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中国持续的高经济增长是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2005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依存度分别为3.9％和2.5％，2007年增加到5.1％和2.6％，也就是说二者对当年实际GDP的增长率的总拉动为7.7％。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额在名义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5％和37.5％。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也受到影响。该年度的中国实际GDP结束了连续5年超过10％的增长，下降到9％。从季度数据来看，2007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高峰值14％；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到8％以下，并且2008年对投资和净出口的依存度分别为4.1％和0.8％；2009年第四季度下降到6.1％，其中对投资和净出口的依存度分别下降为2％和0.2％。非常明显，这一动态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外向性特征造成的，即中国对外贸易中以加工贸易为主，金融危机引起欧美市场进口需求减少，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订单骤降。
（二）日本新一轮出口拉动型经济景气受金融危机影响而终结
2002年日本经济步入“平成萧条”后的复苏，至同年7月实际GDP摆脱负增长实现了1.4％的正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7年10月，共持续了69个月，是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景气。① 此次经济景气与之前的经济景气具有不同的特征，从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依存度来看，本次经济形势转入景气，主要是依靠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拉动。② 同时，日本的本次经济景气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长时间，一个关键因素是出口扩大带动了生产性投资的增加。由于本次经济景气的经济增长变动趋势与私人非住房投资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因此设备投资不仅集中在制造业中的大企业，同时中坚企业的设备投资也明显增加。
2007年第四季度，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急剧下降，经济景气结束。2008年四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为1.3％、－0.3％、－1.4％、－4.1％。2009年，日本实际GDP的增长率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第一季度下降到－8.9％。而且，此次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因素也是由于净出口下降以及由其导致的生产性投资水平的下降造成的。特别是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净出口和居民非住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呈现负数，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GDP对净出口和居民非住房投资的依存度分别为－2.5％和－1.1％，2009年第一季度继续下降到－3.5％和－3.8％，生产骤减，GDP持续呈现负增长，显然金融危机终结了日本新一轮的经济复苏。
二、后危机时代中日贸易量的波动性与结构稳定性并存
（一）后危机时代中日贸易总量出现上升拐点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2008年中日贸易额为19238亿日元，进出口均较前一年增长10％，连续10年迭创新高。但是，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自2008年11、12月，日本对华出口的月度贸易额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超过10％，而且日本对华进口量在此之前一直处于良好态势的服装类，也走向低迷，增长率只有2％。③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9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14670.8亿日元，比2008年下降23.7％。其中，中国从日本进口10235.6亿日元，下降21％，向日本出口4435.2亿日元，下降29.5％。2010年1－2月份，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800亿日元，比2009年同期增加了35.8％。其中，中国从日本进口1821.7亿日元，同比增加了62.3％，向日本出口1978.3亿日元，同比增加了18％。
（二）中国对日进口总量的波动性与结构稳定性
1.中国对日进口总量经历两个“低谷”和两个“高峰”。
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12月底到2008年1月，中国对日进口额出现第一次下滑，从2007年12月的1163.1亿日元下降到932.4亿日元，从而出现“进口低谷Ⅰ”；2008年2月进口总额转而上升到1014.1亿日元，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7月，达到1282.6亿日元，超过2007年的最高值，出现“进口高峰Ⅰ”；继而进口额又一路下滑，2009年1月降到510.9亿日元，出现“进口低谷Ⅱ”，低于“进口低谷I”的水平；2月进口额转入增加趋势，一直持续到12月，达到“进口高峰Ⅱ”，数额为1070.2亿日元。从2007年末到2009年底，中国对日进口额明显经历了两个低谷和两个高峰，变动呈典型“W”型轨迹，波动幅度较大。进入2010年，进口额又转入下降趋势，截至2010年2月，进口额下降到901.1亿日元。
按照产品分类，2007年底到2009年底，中国对日进口中占主导的电气机械、一般机械、原材料制品、化学制品、其他产品、④ 运输机械等产品的进口变动与进口总额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⑤ 也呈现“W”形轨迹，这表明该类产品进口的动态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日进口总额变动的大趋势。今年的最新统计显示，2010年1月进口总额和各产品进口均呈现持续的下滑态势，但所不同的是，2月份在电气机械、化学制品和其他产品的进口继续下滑的同时，一般机械、原材料制品、运输机械的进口出现拐点转入增加，尽管这种部分产品的进口增加没有扭转进口总额走低的趋势，但与2010年1月份相比，总出口大幅下滑的趋势已经收窄。
2.中国对日进口的产品结构呈相对稳定性。
总量上看，金融危机引起了中国对日进口的波动，但产品结构却保持了相对稳定性。根据2007年1月到2010年2月按照产品分类的中国对日进口比重的月度变化情况，我们发现在此期间电气机械产品在进口总量上波动较为明显，但在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保持了绝对稳定性，即其绝对主导的地位没有变化。这主要得益于中日之间形成了完整的、功能性生产分工网络，这种自主的、功能性的相互供给机制，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同时，运输机械产品所占比重波动幅度较小，并且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这也与中日两国之间的功能性分工格局有关。
（三）中国对日出口总量的波动性与结构稳定性
1.中国对日出口总量变动的“W”形轨迹明显。
2008年2月中国对日出口总额出现第一次下滑：即从2008年1月的1283.3亿日元下降到2月的1014.9亿日元，进入“出口低谷Ⅰ”；3月转而上升到1217.1亿日元，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9月，达到1389.7亿日元，超过2007年的最高值，转而进入“出口高峰Ⅰ”；继而出口总额又一路下滑，于2009年2月降到600.6亿日元，从而进入“出口低谷Ⅱ”，低于“出口低谷Ⅰ”的水平；3月出口额转入增加趋势，并一直持续到2010年1月，达到“出口高峰Ⅱ”，出口额恢复至1051.2亿日元，只是此次高峰并不明显。但中国对日出口总额却经历两个低谷和两个高峰，明显呈“W”形的动态轨迹，波动幅度比较大。按照产品分类，2007年底到2010年2月，中国对日出口中占主导的其他产品、电气机械、一般机械、原材料制品、化学制品、运输机械等产品的出口变动与出口总额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也出现“W”形轨迹。这意味着正是这些产品的出口变化决定了出口总额的变动趋势。不论是出口总额还是不同产品的出口额，与进口的情况类似，都经历了两次低谷和两次高峰，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进口日本中间产品组装成最终制品之后，很大一部分会再出口到日本，正是由于从日本中间产品进口的减少，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对日本的最终制成品的出口；但是，出口的低谷和高峰所出现的时间均晚于进口，这主要是因为进口合同签订的滞后性导致的。
2.中国对日出口的产品结构表现出相对稳定性。
总量上看，尽管金融危机引发了中国对日出口的波动，但出口产品的结构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性。这主要是：一方面近年来中日贸易对国际经济的动态反映越来越敏感，特别是“三角贸易结构”决定了影响中日贸易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复杂，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欧美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增加了中日贸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主导的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自主的、功能性的相互供给机制，主要体现在产业内贸易比重的增加，这对增强抵御外部冲击具有缓冲能力，对贸易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性具有贡献。
三、后危机时代日本对华FDI与中日贸易互动性强化
中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直接投资导向的，中日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在密切相关性。在中国，加工贸易的企业中，外资企业占相当比重。笔者曾用日本在华企业数量代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分析日本制造业各细分产业在华投资规模与贸易的相关关系。通过简单的线性回归发现，线形相关系数等于0.88，说明了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日贸易的推进，二者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量的微减与结构的升级
2001—2005年，中国吸引日本直接投资进入第三次高潮。2005年中国吸收日本直接投资的项目数、合同利用额和实际利用投资额分别达到3269个、119.20亿美元、65.3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日本对华FDI在日本对外投资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4年日本对华投资额为4909亿日元，占日本对亚洲地区投资的48.6％。⑥ 对华FDI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12.8％，中国成为继美国、荷兰之后，日本海外投资的第三大目标国。
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量出现微减。
2008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增长了31.7％，实际到位金额累计达627.9亿美元。从整体上看，日本依然是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二大来源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继续深度盘整，日本某些企业推迟或冻结了对华投资项目。2009年1—3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新批项目个数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为270个、98105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9.64％、8.36％。但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和要素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日本协力银行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出于分散投资风险和长远发展战略的考虑，日本对印度等国家的投资继续增加的趋势还会持续，但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明显，将依然会成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区位选择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盘整后将逐步回稳。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结构实现“升级换代”。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常驻中国的专家表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今后将不会有过大增长，甚至可能会减少，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出现了结构性变化，投资结构将由原先的以制造业为中心逐步升级、扩大到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流通等第三产业。这种转变说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层次和质量的提高，或称之为投资结构的“升级换代”。它标志着中日经济合作正朝着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据日本公布的2006年第一季度统计结果，“电气设备器具”（613亿日元，份额28.8％）最多，其次是“运输机械器具”（451亿日元，份额21.2％），这两个行业占五成。⑦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另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对中国投资注重的各项机能中，呈上升趋势的是“高附加值生产机能”和“研究开发机能”，而“低价劳动力机能”和“原材料成本机能”则在近几年的调查中不断下降。⑧
近年来，日资企业在华投资形式的独资现象非常普及，但最近也有一些日资企业与当地有实力的企业建立起了更具有战略性的商务合作关系，谋求集群效应。日本企业在华经营战略调整的目的在于，在充分利用中国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强调规模效应，实现集约化生产，不断延长产业链，完善产业集群，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同时，日本企业的整合活动，实现了分散化生产和区位集中的有效结合，标志着日本企业在华经营战略正在向更高层次转型，投资结构正在实现调整。⑨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的互动性日益强化
根据日本财务省和日本经济产业省《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2007、2008年）的数据，我们在比较日本在华企业产品供销市场的情况后，进一步分析和预测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及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
1.日本在华企业的销售市场情况。
从日本在华企业产成品销售市场来看，2007年日本在华企业一半以上的产成品（66％）主要销往本地市场，19％返销回日本市场，15％销往第三国市场；其中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分别为61％、22％和17％，非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分别为82％、8％和10％。2008年，日本在华企业的产品销往本地市场的比重上升到68％，返销日本和销往第三国市场的比重保持不变；其中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分别为65％、22％和13％，非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分别62％、25％和18％。将第三方市场进一步划分为北美、亚洲、欧洲和其他市场，2007年日本在华企业销往这些细分市场的产品分别占第三方市场总额的15％、70％、10％和6％；其中制造业的相应比重为17％、65％、12％和6％，非制造业的相应比重为2％、95％、1％和3％。2008年日本在华企业销往这些细分市场的产品分别占第三方市场总额的8％、80％、7％和4％；其中制造业的相应比重为12％、70％、11％和7%，非制造业的相应比重为1%、98%、1%和0%。⑩
可以看出，日本在华企业的产品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其次才是返销日本和销往第三方市场。2008年在这一特征得到加强的同时，中国市场在制造业领域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非制造业领域，产品销往中国的比重下降了20％，而返销日本和第三方市场的比重则不断增加，特别是日本市场。这说明，不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中国市场显示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日本在华的非制造业企业的全球战略得到增强，特别是零售与批发业、运输业、建筑业，不仅局限于中国市场，而且是以中国作为战略基地，进一步实现国际化战略，同时也带动了中国非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优化了出口产品结构。从第三方细分市场来看，亚洲占绝对优势，从2007年到2008年，不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日本在华企业在亚洲的销售比重都有所提高，说明日本在华企业注重中国市场的同时，也逐渐从欧美向亚洲市场转移，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形成了广泛发达的生产网络，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纷纷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同时各国中间消费阶层的成长，形成了自主性的市场需求机制。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欧美市场疲软，迫使日本在华企业向东亚市场转移。
2.日本在华企业的供应市场情况。
2007年日本在华企业一半以上的中间品（60％）源于本地市场，30％源于日本市场，10％源于第三国市场；其中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分别为59％、30％和11％，非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分别为63％、30％和70％。2008年，日本在华企业中间产品源于本地市场的比重为55％，源于日本市场和第三国市场的分别为37％和8％；其中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分别为51％、41％和9％，非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分别为63％、31％和9％。
可见，日本在华企业的中间产品主要源于中国本地市场，其次是日本和第三国市场，2008年源于中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为55％，而源于日本的比重上升，为37％，特别是制造业领域。这说明，不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日本在华企业的本地化采购比例已经非常高，中国成为了日本主要的零部件出口国。日本在制造业供应比重的提高主要是近年来日本加强对中国研发方面投资以及先进设备输出的结果，同时日本在华的非制造业企业的全球战略得到增强，特别是零售与批发行业、运输业、建筑业，不仅局限于中国市场，而是以中国作为战略基地，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的国际化步骤的重要环节。从第三方市场的细分市场来看，亚洲市场占绝对优势，从2007年到2008年，不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日本在华企业源于亚洲市场的供应比重都有所提高，这证明了东亚地区形成了广泛的生产网络，以及功能性的、自主的供应机制。
由此得出结论：第一，通过日本在华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中日两国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及其细分产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功能性的、自主的相互供给机制，正是这种相互供给构成了中日两国密切的贸易关系，也证明了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相关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从中间产品的供给机制来看，直接投资带动日本中间产品的出口比重也比较大，这正是日本对华出口的主要部分，同时日本在华企业现地取材的比重较高，提高了本地化程度，有利于增强日本在华企业对中国其他经济部门的联动效应和溢出效应，实现两国资源的有效整合。第三，日本在华企业制造业产成品的销售市场形成了第三国市场、日本市场、中国市场三方齐头并进的局面，显示了日本在华投资与东亚地区独特的“三角贸易结构”的相关性正日益增大。这充分说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企业越来越看重中国的市场潜力，并借此来补充日本国内市场消费紧缩的不足，同时相应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最终达到有利于产品价值的均衡、稳定实现的目标。第四，在供应市场方面，亚洲都在第三方市场中占绝对比重，在销售市场上，欧美比重不断下降，亚洲占主导，这说明中日贸易和投资不仅局限于两国范围，同时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不断下降，而与亚洲各国的密切联系不断加强，并逐渐形成自主的循环生产网络，这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中日两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中日经贸的对外依赖性，增加了中日贸易的不确定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两国不可避免的都受到了影响。但是，由于东亚地区已经形成国际生产网络，构筑了自主的功能性经济体系，域内贸易和相互间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因此作为主导国家的中日之间也形成了功能性的相互供给机制，增强了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性。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虽然有时可能会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冲击，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带来了中日经贸结构的战略调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日经贸未来一个时期将会迎来总量的更大突破和更高的结构性升级。
中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面对当前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双方应本着战略互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探索经贸合作的新方式，加强协调，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同时，应该冷静分析“危”中蕴藏的“机”，积极推动两国在贸易、投资、能源、环保、信息、通讯、物流、金融和高科技等更广领域开展更深入的务实合作，加快结构升级、提升中日经济合作水平。第一，发挥中日应有的影响力，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第二，加强中日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目标不仅局限在抑制金融危机而采取临时性的应急措施，而是为了两国共同利益采取一致对策，即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长期而持久的调整，消除两国在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政策制度的不平衡性，使得两国经济能够更加协调稳定发展。第三，携手推进和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将引发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良机。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全球经济进入战略调整期。从现实需要和技术储备看，新的重大产业革命的时机已基本酝酿成熟。中日应加强合作，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加强联合研发与技术创新，探讨制订和推广统一标准，推动亚洲引领制造业领域新的产业革命。
收稿日期：2010—07—29
注释：
① 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白书2009》。
② 需要注意，此时的日本出口战略与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贸易立国”战略不同，出口增加是由80年代“贸易战略”转向“投资战略”后，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拉动的贸易扩张。
③ 中日贸易额1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数据来自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9年3月30日。
④ 其他商品包括杂制品、特殊买卖品、科学光学机器、摄影与电影用材料、光盘等。
⑤ 由于食品与原材料和矿物质燃料的进口额较小，并且此类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对外界影响的反应不敏感，因此对进口总额变动的倾向不大，这一特征也同样适用于接下来的出口额及产品结构分析。⑥ 在此亚洲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东北亚地区共计24个国家和地区，未含西亚地区国家。
⑦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中日贸易投资关系数据》。
⑧ 《日本对华投资进入“升级换代”》，《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5月5日。
⑨ 张威：《日本对华投资走向衰落？》，《世界知识》2008年第8期。
⑩ 日本经济产业省：《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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