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外交的三大变化_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德国外交的三大变化_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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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十年来,其外交战略总的是为谋求与其经济相适应的“世界政治大国”服务。从十年来德国在外交棋盘上的运筹和实践看,主要出现了三个变化。

美国从第一位降下来

在整个冷战时期,密切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是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和“基石”。在北约中,除英国外,德国是美国“最亲密”和“最可靠”的欧洲盟友。这主要基于两个因素。

第一,“共同敌人”把德美的国家利益拴在一起,特别是当时的西德把苏联视为关系其生死存亡的“最大的”和“惟一的”威胁,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庇护。美国认为苏联是自己争霸全球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这种共同的国家利益使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二,出于德国国家战略总目标的需要。当时西德的国家战略总目标是谋求统一。为此目标,德国在外交上必须依靠美国的支持。总之,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德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决定了德国把德美关系作为外交上“第一位”。

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共同敌人”的消失,德美联盟关系的“旧”基础不复存在,而现在的“紧密关系”或“领导伙伴关系”又虚多实少。于是乎矛盾和不和谐的一面凸显。近来发生的几件事足以说明。

其一,目前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正处于关键时期, 迫切需要欧洲盟友、 特别是德国的支持, 但德国一再重申强烈反对部署NMD,德国外长菲舍尔7月11日在启程出席八国集团外长会议前夕还特意向媒体公开声称,他已向美国政府反复说明了德国对此的反对立场。在7月22日的八国首脑会议上, 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经过较长时间的会晤后,德政府发言人称,虽然德俄两国均反对美的NMD 计划,但德不会同俄结盟向美施压。这番“表白”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其二,目前美国内要求从科索沃撤军的压力日增,5月17 日,美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在北约盟军没有履行其援助承诺的情况下支持美军明年从科索沃撤军。克林顿政府不愿撤军,原指望能得到欧洲盟国的支持,但德国政府表示,它将“敦促北约从科索沃撤出,无论在短期内的代价有多大”。如此明白无误地表示要从科索沃撤军,在欧洲盟国中德国是第一个。其三,德国反对“一极”主宰世界,主张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因为只有在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德国才有可能实现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抱负。今年6 月号的墨西哥《全球化》月刊指出: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的目的是“打压并征服三强中的另两强,即欧洲和日本”。

以上说明,美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政策与德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利益不一致或相悖,“侵犯”了德国谋求“政治大国”的根本利益。德美关系正从“依赖”型向互相借重型转变。

欧盟上升为重点

随着德美关系的下降,德国同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国家关系相应上升。欧盟已开始取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早在1990年10月4日, 科尔总理在第一个全德联邦政府声明中就提出:“德国是我们的祖国,统一的欧洲是我们的未来”,并宣称,建立联邦式的“欧洲合众国”是德国在欧洲的目标。十年来,德国在外交上一直是遵循这一原则展开活动的。这既是其利益之所在,也是形势使然。

首先,对德国来说,北约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西德加入北约主要是依靠北约抗衡苏联和为谋求统一服务,冷战后的“新北约”和统一后的德国则是另一种利益和使命关系的结合。

其二,欧盟的发展方向同德国的长远目标相吻合,即建立“统一的欧洲”。德国是把欧盟作为未来“欧洲联邦”的“胚胎”来培养的。而北约是受美国控制并主要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其发展方向和根本目标将会与德国的利益相抵触。

其三,欧盟集经济、政治和防务于一体,是欧洲诸大组织中最有活力和最有前途的组织,而德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欧盟中举足轻重,借重欧盟是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捷径。

从冷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实践看,德国借“法德轴心”,在加强欧盟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并以德国模式建立了欧洲中央银行。同年6月6日,欧盟15国科隆首脑会议发表了《加强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声明》,标志着欧盟的一体化建设已从经济、政治发展到防务领域。尤其是今年3月12日和7月6日, 德国外长菲舍尔两次提出了建立“欧洲联邦”的设想。他认为最迟到2002年,欧盟应就这个“最终目标”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德国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法国的赞同。从而使建立“欧洲联邦”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此可见,欧盟实际上已成德国外交棋盘中的重中之重,这是冷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又一重大变化。

俄罗斯分量加重

除了上面的一“升”一“降”之外,德国外交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靠拢和靠紧了。

冷战后期,德国凭借其地缘政治、历史渊源和安全上的需要,与当时的苏联已发展了比西欧其他国家更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更是如此。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同德国发展关系的路子更宽了,特别是在安全和政治两个领域。

安全方面,1990年11月两国签署的《德苏睦邻、伙伴和合作条约》中规定,“双方排除首先使用武装力量对付对方”和“如果双方中的一方遭到第三方进攻,另一方不向第三方提供援助或其他协助”。这表明,双方将遵照“互不侵犯原则”处理今后的争端,并意味着,如果在美苏之间发生战争时,德国将采取中立立场。这与德作为北约成员国所承担的义务是相矛盾的,也是北约其他成员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中从未有过的。可以说这是德国同苏联在安全关系上发生“质”的变化的一个标志。1998年德国外长菲舍尔甚至背着美国提出“北约应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倡议,它与美国和北约的现行军事战略思想背道而驰,可以说是上述“质”变的新发展。再加上最近德国坚决反对美国部署NMD。 把这一系列变化联系起来考虑就不难发现德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还有借用俄罗斯、甚至同俄“合作”来抵制美国的不符合德国利益的“安全观”的想法甚至“行动”。

政治方面,冷战时期德国一再申明“决不在美苏间搞等距离外交”,但现在不仅在美俄间搞某种平衡政策,而且在某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开始表现出同俄罗斯站在一起。其中最突出和最主要的一点,是德俄两国从各自利益出发都反对美国一极“主宰”世界,都要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

1997年10月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首脑会议期间,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和俄罗斯都强调欧洲人自己应当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希望美国不要像现在这样介入欧洲事务。德俄法三国还达成了今后三方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以“解决三国面临的相似的问题”。这表明德国和俄罗斯实际上已达成了协调政策共同对付美国控制欧洲的“默契”。为了加强抵制美国霸权主义的力度,德国还企图提高俄罗斯在“八国集团”中的地位。在今年7月的冲绳八国首脑会议期间, 德国总理施罗德公开表示,如果可能,今后不必事先举行七国首脑会晤,而是让俄罗斯共同参与。

总之,以上三个变化是德国面对冷战后国际关系变化作出的重大外交政策调整,是带有战略性的。这种变化延续下去,必将对欧洲形势和欧洲的现有格局产生新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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