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相克和超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主义论文,区域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8-04-1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00(2008)06-0039-11
一 问题的所在
如何联系全球主义看待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关系,这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就有丸山真男、桥川文三、竹内好、清水几太郎、上山春平等围绕民族主义展开了辩论。将不结盟主义纳入视野的尼赫鲁和苏加诺的民族主义以及以共产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等也值得关注。当然,他们使用的民族主义概念本身也有细微的差别和多义性。同时,今天的流行词汇“全球化”其含义也具有某种强烈的历史性和多义性。在冷战结束前的“全球化”/“世界化”相当于“现代化”,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西方化”。这就意味着,以往的民族主义论几乎都在某种意义上在与现代化论的对抗、共鸣、化合的关系中展开论述。当下的全球化,则在很多情况下,常用于表述以发展主义为中心的“市场化”、“效率化”这样的概念。
此外,与全球化潮流并行不悖的是,这种以区域贸易、投资等经济领域为中心并在事实上推进的区域合作、经济一体化以及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正日益活跃起来。关于最近的区域主义的新动向,原洋之助在《新东亚论》中提出了下列引人注目的论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正在飞速发展,与之对抗的反全球化也日趋显著……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并行的现实中,思想层面的全球主义和区域主义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东亚往何处去?……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亚洲地区‘历史世界’、‘区域文明’、‘历史区域圈’的复活……在全球化大潮中,民族国家的结构和权力受到了削弱。因此,在模拟的全球化中感到不安的人们去追求真实的共同体,而一种平衡的、提供了生存意义的区域主义共同体也在复活。日本同亚洲之间‘平静的融合’在前进,联合日本、朝鲜半岛、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也有充分的可能”。①
原洋之助的观点确实值得倾听。但是,关于民族主义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结构和权力正在削弱”的观点是否妥当呢?实际上,他的论述并不能说明从中国、韩国、日本开始,进而在亚洲各地高涨的民族主义诸现象。因此有必要重新研究。
下面介绍关于亚洲区域主义的另一种值得倾听的论述。此间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中国前驻日大使王毅,在题为《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新亚洲主义》的论文中提出了下列主张:二战后,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的联合和不结盟运动,虽然可以视为亚洲主义的萌芽,但它却因两大阵营的对峙而分裂。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推进亚洲主义的基本政治共识和思想基础。同时,由于日本奉行经济优先主义,在外交、安全上依赖美国,中日关系、中印关系未能正常化等因素,导致亚洲主义缺乏主导力量,更缺乏主导力量之间应有的协调。(例如李光耀的“东亚价值观”、森鸠通夫在《日本成功之路》中提出的“新儒教概念”)。这些观念认为,以儒学为源头的东亚思想,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达观、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作为准则,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稳定平衡正是经济成功的关键。作者进而指出“合作、开放、和谐”正是新亚洲主义的基础。②
的确,王毅的论点从历史背景出发,颇具平衡性和说服力,但他几乎没有涉及新亚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笔者认为,民族主义是20世纪亚洲的火车头并不为过。无疑,二战期间,打着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区域主义旗帜而发动战争的日本,其行动原理实际上并不是区域主义,而是所谓“大日本主义”扩张的民族主义。二战后,许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的执政者,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培育民众的国民意识,将民族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自上而下的予以鼓励。
笔者主要从历史和今天的“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本文的主题。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亚洲民族主义的特征
(一)正在超越民族主义的亚洲主义
本文研究的历史限定于19世纪后半期到今天的“亚洲近现代史”。以往的历史解释,其核心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形成、对立、兴亡”,“民族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侵略、支配及其抵抗”之类的框架。日本对亚洲侵略、统治的历史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中得以说明,而韩国、中国抵抗的历史也能从同样的背景中得到理解。这一框架本身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只靠这一个框架,并不能理解当时亚洲的现实结构。
19世纪末,亚洲人在亚洲周边的国际环境中,产生了该如何应对欧美列强压力的“危机意识”,即所谓“亚洲主义”的思想和运动。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可谓是亚洲区域主义的萌芽。根据竹内好的看法,亚洲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不是“在客观上可以限定的思想”,而是应被称为“多少含有‘亚洲各国团结’指向的倾向性”。因此,不管对亚洲主义贴上“扩张的”、“侵略的”、“大”、“小”之类的标签,它们含有“超越国境的指向”都是确定无疑的。③
亚洲主义的主张,集中体现在自19世纪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到日俄战争前后的20世纪初,从大井宪太郎、植木枝盛、河野广中、板垣退助等亚洲主义活动家的主张中可见一斑。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以《脱亚论》、《文明概论》而著称的福泽谕吉也有追求“亚洲团结”的主张和实践。将亚洲主义从“理想世界”带回“现实世界”,又在嵌入理性主义思想的同时采取具体行动的,是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1893年)。他写道,日韩两国是“土同唇齿、势同两轮、情同手足、义同朋友”,提倡“不以土地之大小、人民之多寡立阶级”,“不依两国之旧号”,以对等、自主、自治的联邦国家的形式通过日韩合并建设“大东国”。“我日韩宜先合并,合纵清国,以御异种人之侮”是他基本的观点。④
这样的主张,不仅在日本也在韩国得到了共鸣,通过日韩团结来对抗欧美的联邦国家建设的设想,掀起了轩然大波。但众所周知的是,这一动向不久就“背叛”了樽井等人的构想。1910年,日本吞并了韩国,将其变成了殖民地。但是,主张超越民族主义的亚洲主义的动向仍然存在。例如,笔者认为,暗杀了日韩合并的核心人物伊藤博文且以“朝鲜民族的英雄”著称的安重根,确实是“朝鲜民族的义士”,但他同时也在“狱中”力主“若日中韩三国合力对抗西洋帝国主义之侵略,足以克服危机”,可以看出他的确也是“东洋和平策略论者”、超越国境的亚洲主义者。
又如日本的民权论者宫崎滔天,在其代表作《三十三年之梦》(1902年)中,他主张“救中国四万万之苍生、雪东亚黄种之屈辱、复拥宇内之人道,乃成就我国革命之唯一道路”。此时的孙中山也力主“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力”。⑤樽井藤吉、安重根、宫崎滔天、孙中山等绝不仅是民族主义者,称他们为亚洲主义者才更为准确。对此,不能只从一国的框架来分析,只有从“亚洲的框架”下的角度才能得到理解。
(二)与“民族主义”关系密切的亚洲主义
然而不久,“团结指向的亚洲主义”就被“扩张的日本民族主义”淹没了。日俄战争正是其重大转折。在这场战争中,从韩国人开始,亚洲人士曾以多种形式支持日本。孙中山在上文提到的演讲中也说,“这次战争的影响,便马上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欢天喜地,产生一个极大的希望”。⑥作为“亚洲对欧美的胜利”的日俄战争却成了“日本民族主义吞噬亚洲主义”的根本转折,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讽刺”吧。
日俄战争的胜利,充实了日本国力,也增强了日本的自信,日本开始考虑将欧美先进国家(列强)作为对手。这一思路的延伸,酝酿出了假想与欧美列强对抗的民族主义(日本主义)。在日本拥有了足以和西欧列强对抗的实力后,也出现了强调与西欧价值相异的独特的日本价值的观点。日俄战争前(1902年),冈仓天心于伦敦发表的《东洋的理想》是其真正的开端。在此书中,他论述了著名的“亚洲一体,日本是亚洲之精髓”论。他认为西欧是“蒸汽和电力”、“被交通机械吞没了时间的激烈的世界”,而与之对照的东洋则是“简朴的生活”、“将自然和人连接起来的田园”、“帝王与农夫合一的和谐的世界”。因此“同欧洲迥然不同的亚洲毫无必要感到羞耻”,“今天亚洲应该做的,是拥护、恢复亚洲的方式”。他主张亚洲是“体现了共同体的、自然的、和谐的、慈悲的、价值的世界”,“仅此即有光辉的价值”。冈仓没有局限于此,他以此为背景,紧接着强调了日本的优越的特权地位,即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亚洲诸理想的历史”、“亚洲的精髓”,甚至做出了“完全实现(亚洲的)统一是日本伟大的特权”的论断。⑦
冈仓一书发表后不久,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宣告结束。虽然人们庆贺这是“亚洲的胜利”,但结局并不是日本带来的“亚洲的胜利”,而是日本朝向“世界一等国家”迈出的第一步。在此过程中,“脱亚论”产生了,稍后又有“亚洲盟主论”的崛起。但是,如果仔细回顾历史的话,日本一点也没有“脱亚”。倒不如说是通过“日韩合并”、“‘伪满洲国’建立”、“大东亚战争”之类的形式,让“入亚”日益成为现实。这该做何解释呢?笔者认为,这一连串的动向应从“心理脱亚、战略入亚”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问题是,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前提下,亚洲主义并没有风化,而是它在变化中残存下的形态发生了矮小化。
赋予“战略入亚”正当性的意识形态正是“新”亚洲主义。此亚洲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日本盟主论”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强调;其二,“日本是亚洲的精髓”(冈仓天心)作为意识形态被利用,日本民族主义和以日本的方式向亚洲“强行推进”的论调得到强化;其三,反之,各国的民族主义被否定,按照“领导国家(日本)”的意图,强行发动“大东亚战争”、“亚洲解放战争”等。
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观察这个时期的亚洲主义的话,日本并没有从价值观、政治、经济上支撑作为“自立的区域”的亚洲的构想。大概“亚洲”不过是日本(民族主义)向外扩展的外侧的同心圆而已,或者是对于西方(全球化)的“作为对抗概念的区域”。旧亚洲主义被日本民族主义所吞噬,因日本主义的扩张产生了“大亚洲主义”,进而,又朝着同欧美型全球主义对抗的结构发生转变。因此,作为日本的扩张民族主义的亚洲主义,它的思想框架正朝着将“亚洲的地区利益”从属于“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发生转变(参见图1)。
图1 日本的扩张民族主义的亚洲主义
当然,亚洲对“日本的反击”也与日俱增。1919年,李大钊强烈批判了日本主张的大亚洲主义,斥之为“侵略主义”、“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他提倡以团结民众为基础的“新亚洲主义”。⑧孙中山也在上文提到的演讲中呼吁日本回归“王道文化”的亚洲。两者均从自由民权运动中孕育的“亚洲主义”的原点发问。但是,“反日”迅即转化为与“侵略”民族主义相对的“抵抗”民族主义。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正表现了中国人对民族主义的强烈诉求。在亚洲各国,都有试图抹杀各国民族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对抵抗的民族主义,即“侵略”民族主义对“抵抗”民族主义的格局,原来的“亚洲主义”被两者的冲突所淹没。
三 二战后至冷战时期的亚洲民族主义
(一)国际主义(冷战框架)中被“扭曲”的民族主义
二战后的日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控制战前日本决策的政治、军事核心层瓦解了,在盟军司令部(GHQ)领导下,日本彻底否定了二战前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体制和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致力于制定一部希求“绝对否定战争-绝对和平主义”的“新宪法”和创造出“现代民主的主体”。日本人自己也将对1945年前侵略亚洲的历史进行反省,将主体性的和平主义、民主和经济发展作为二战后复兴的支柱。
当时对和平与民主的强调,可以说是顺应了与民族主义的侵略性相对立的普遍主义、全球主义的潮流,包括自民党的政治家和支持者在内的众多“良知派”,成为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现代主义的拥护者,即全球化的信奉者。因为公然主张民族主义的人美化了日本的过去,即遮蔽了“侵略亚洲的现实”,故而“民族主义论者即右翼”的看法成为当时的风潮。日本的民族主义不能被正面讨论,在表面上失去了“官方地位”。在复兴了健全的民族主义,又丧失了拷问“加害者意识、战争责任”的机会的情况下,日本人自己也没有对民族主义的功罪做出总结,总之,“日本民族主义”遭到了全面否定。
从亚洲主义的历史背景来看民族主义的轨迹,正如上文所述,二战前就有从“亚洲团结的亚洲主义”-“心理入亚、战略入亚”转入“大东亚共荣圈论”-“心理脱亚、战略入亚”的趋势。但是,二战后由原殖民地转变为新兴独立国家的亚洲各国,不少持亲共、反美、中立的态度,与亲美、加入自由主义阵营的日本的立场截然相异。“亚洲”的概念在二战后成为比二战前更加遥远的存在,日本是“既从战略上也在心理上脱亚”了。“亚洲主义”这样的区域主义显然因“战略脱亚”而被冻结乃至风化了。
但是,民族主义本身并没有消失。笔者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在国际主义(冷战框架)中被“扭曲”了。关于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日本政治思想的代表丸山真男在1951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中认为,“到战败为止,汇聚在强大的军国/帝国象征下的民族主义感情,因该象征的崩溃而失去目标,再次分散、还原到社会结构的基层,即家庭、村落、地方的小集团之中。”“民族主义停滞下来,虽然其特征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在量上出现了细微的分化,其身影从政治的前台消失了。”因此“只有通过对它(民族主义)的发酵地,即强韧的家族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的破坏,才有可能从日本社会的根基开始推进民主化”。⑨
与丸山真男一道引领二战后民族主义且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为民族主义复兴而竭尽全力的清水几太郎,也有和丸山的相通之处,即“匿名的思想(民族的观念)确实因战败而散乱不堪了,但却散布到国民的内部。能抓住这一人心的新思想,虽然往往还没有什么的苗头就散乱不堪了,但却等待着承继原来思想基础的再生机会。清水产生了这样一种危机感”。⑩因此,当时的清水几太郎主张“只有从民众的质朴而直接的关心、欲求、愿望出发,对真正的民主的追求才是有价值的”。
同丸山、清水等战后民主主义论者主张相近的,还有上山春平的《大东亚战争的遗产》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前者在对战后民主的意义、和平国家日本的复兴予以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对大东亚战争本身尝试予以相对化的理解。后者看到“大东亚战争不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战争,而是必然的战争,是对抗欧美民族主义而‘武装起来的天皇制’的战争”,他主张作为战争支柱的民族主义在战前、战时、战后都是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本身不应该被否定。从逻辑上说,大概只有林房雄的主张才堪称严谨。但是,在冷战体制的框架下将反共的民族主义正当化,是遮蔽了招致大东亚战争的“负的现实”,将自二战前扩张性的日本民族主义正当化,当这一理论被利用的时候,超出林房雄原意的“民族主义的曲解”便诞生了。
(二)二战后的亚洲民族主义
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用“民族主义的极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他预测随着战后国际合作的登场,民族主义将日渐衰退。但是,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民族主义非但没有衰退,反而日益高涨。其中最强烈的地区就是曾在日本支配下的亚洲。日本战败的同时,英国、法国、荷兰等旧宗主国殖民化下的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反殖民的民族独立斗争高涨,中国、朝鲜半岛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则朝着争夺民族国家建设的正统性而发生“内战”。乍看这是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这是另一种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带有极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那些非共产主义者,如从西方多党制导入议会制民主的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印度的尼赫鲁等非共产主义领袖们,则统合了松散的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为了创造现代的民族国家、国民意识,竭力推进民族主义。这些民族国家建设的手段,与作为反美民族解放斗争的手段的动员型民族主义并无二致。
不久,这些新兴国家集团主张建立起不卷入美苏冷战格局的“不结盟运动”和亚非团结,换言之可称为“贫困地区”的团结的某种区域主义便诞生了。但是,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树立起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自立的目标,但自立的经济发展基础却极为脆弱,使这些国家的团结具有局限性。为了国家的生存,有的国家实行了独裁体制并依附于欧美资本,有的国家则在政治、经济上向苏联接近。
1965年,不结盟运动的领袖苏加诺在苏哈托指挥的军人政变中失去了实权,此后,在苏哈托领导下,印度尼西亚走上了反共并开始权威统治的国家道路。越南战争的胜利,虽然也是反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但却不是“贫困地区”区域主义的胜利,而是苏联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国从幕后推动的“冷战”中的“热战”的结果。这样,20世纪50年代显露头角的不结盟运动迅速衰落了。
至此,亚洲民族主义、区域主义的基础是反欧美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大国主义、抗日、抗美、抗法之类。说得极端一点的话,是对什么都“反对”、“抵抗”的思想。当然,对应侵略、压迫、干涉,两者也结成了共同抵抗、合作的关系,也带有某种团结的意识。但是,因为内生、自发的共同意识还不是团结意识,因此在实现了“反对”、“抵抗”的课题之后,就不断倾向于分裂、分散的状态。亚洲的内生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区域主义的出现,不得不还要花上一段时间。
思考战后亚洲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例子是韩国。韩国在二战后以三八线为界与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对峙,并加入自由主义阵营,强力推进反共路线。在此情况下,为了国家的维持和统一,韩国强力动员起反共民族主义。但韩国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源泉来自“抗日”和“反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败北使朝鲜半岛获得独立,但围绕战后处理问题,日韩两国长期留有芥蒂。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是以武力为背景强行推动的,它造成了韩国国家体制的解体和韩民族的从属地位,使韩国不得不陷入“残酷的国家掠夺”和“屈辱悲惨的生活”的状态。直面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本应是战后日韩交涉的出发点。但是,日本政府的交涉却采取了视对韩国殖民统治为“合法的事情”,否认日本有“赔偿”责任的态度。这表现在1953年日方在“财产请求权委员会”时明确拒绝了韩方提出的“对日请求八项目”等事件之上。曾担任驻韩大使的须之部量三,后来在回顾日韩交涉时,直率地吐露了心声:“无论如何也要对日本的负担‘打折’是问题的重点。从今天来看,虽然在条约上、法律上问题的确了结了,但却不能让人释然”。
日方的回应刺激了韩国的政府和国民,使“反日”、“抗日”的民族主义得以强烈地持续下去。但是,以建设强大国家为目标的朴正熙政权在“反日”的同时,也因同北方金日成政权的对抗,不得不重视只限于强调自己持有民族正统性的“反共民族主义”。又因只有通过国力才能显示正统性,故而不得不需要日本的援助。由此,反日民族主义在被收敛的同时,不得不在同日本合作的框架下同“反共”密切结合,形成了“扭曲的”结构。朴正熙政权特别对“为了国家统一,集中全力培养足以对决共产主义的实力”的经济发展与日、美、韩三国东北亚安全保障格局倾注了力量。其结果是日韩邦交正常化得以积极推进,双方交涉取得重大进展。
作为当时正常化交涉最大的壁垒的“请求权问题”也取得重大进展,在1965年6月《日韩基本条约》的附属协定(请求权、经济合作协定)中,日方对韩方提供价值4亿美元(当时1美元约折合360日元)的有偿和无偿的经济援助,同时,请求权问题也写明“被完全且最终地得到解决”,在政治上做出了了结。但是韩国民族主义的感情却未必同意这样的了结。从而,在韩民族里诞生出“扭曲的感情”,在日韩合作强化的同时也逐渐爆发出“反共-克日的民族主义”。
的确,在1998年,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和韩国总统金大中缔结了历史性文件《日韩共同宣言》,由此迈出改善日韩关系的重大的第一步。但是,韩国国民的“芥蒂”实际上自邦交正常化35年(同殖民统治一样漫长)以来即已存在,消融谈何容易。2005年因“历史教科书问题”、“竹岛(独岛)问题”等爆发的反日示威,表明韩国对日民族感情依然处于“芥蒂状态”。这就是,日本对亚洲侵略的历史在今天看来依然清晰,虽然作为时代潮流的区域主义现正崛起,但“反日”的民族主义却在亚洲徘徊,这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事实。
四 萌芽中的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回归亚洲的日本
(一)自生型区域主义的萌芽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越南战争升级为正规战争,不久美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沼。越南的民族主义,确实有力地鼓舞了第三世界,但越南战争并不只是越南人民的英勇战斗,它的胜利离不开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但同时,区域民族主义也通过亚洲反美民族解放斗争的民族主义的团结的形式掀起高潮。不过,民族主义、区域主义的崛起基本上都是动员型的。
几乎跟越战同时的1967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5国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强调“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成立宣言》)和“中立地带化构想”(1971年《吉隆坡宣言》),这些在大国的夹缝中摇摆的东南亚小国,首次表现出构建自立的区域主义的强烈愿望。但要使区域合作机制真正发挥实效,在克服区域内的相互对立、纷争的同时,东盟各国自身实力的增强也是不可欠缺的。
众所周知,在这些国家从战后殖民地独立后,随着旨在引入民主体制的实验失败,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马科斯体制、苏哈托体制、李光耀体制等威权主义的独裁体制。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积极对东盟各国开展了经济援助。不少批判者认为这是日本制造的经济附属化,反日民族主义也自下而上地喷发出来。特别是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次访问东盟时,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都发生了反日抗议示威,甚至在雅加达酿成了反日暴动。此后,在福田首相1977年《马尼拉宣言》(“心心相系”)、铃木首相1981年《曼谷讲话》(“人才培育项目”)等文件中,日本努力向东盟方面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另外,1985年“广场协定”后,日元迅速升值,日本企业在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发展引人注目,也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当然,日本资本和技术在东南亚的发展也成为环境破坏、城乡差距扩大等新社会问题的诱因,但在各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某种自信、自立的意识得到增强也是事实。恰逢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的崩溃”成为现实,翌年美军从亚洲最大的军事基地——菲律宾苏比克、克拉克两个军事基地完全撤出,东南亚地区产生了所谓的“力量真空”。不久,1994年东盟按照自身理念建立了讨论安全保障问题的平台——“东盟地区论坛(ARF)”。稍早些的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呼吁以东盟为基轴,建立不含欧美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1994年又提出建立“东南亚经济协议体(EAEC)”。
虽然这只限于政府、精英层面,但却体现出亚洲独自的自立型区域的形成趋势。而美国却对此表示了强烈忧虑。日本也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但日本并非始终对构建区域主义持消极态度。日本虽有所保留,但对区域合作的制度化极为热心。例如,1980年,大平首相带头提出了“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在他提倡的“综合安全保障”思路中,也很重视粮食安保、航路安全等多国间的合作。另外,由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提议于1989年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有日澳两国密切合作的贡献,但是,日本因“过去的记忆”,仍对构建(东)亚洲的独自的区域态度消极,立场微妙。
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合作应对欧美投资集团的金融攻击,人们痛感需建立起亚洲独自的组织机构。对此,日本发表了“宫泽提案”,提供了超过3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还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达到了积极效果。东盟各国及韩国在日本经济援助下较早地恢复了经济,但经济崛起中的中国和经济超级大国美国则对日本的存在、对亚洲的渗透表示警惕,而采取了反对“亚洲货币基金”的立场。大国间的自我意识依然强大,可能成为亚洲区域主义强力推进的阻力。但是,从该地区后来的动向来看,毫无疑问,以亚洲金融危机为重大契机,亚洲区域主义出现了新的浪潮。
(二)对日本二战后民主的批判和自生型区域主义的萌芽
进入20世纪70年代,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于1969年就任总统的尼克松,不久就计划正式撤出越南战争。但是同时,美国为直面日益增大的“苏联威胁”的课题,带来了“美中接近”的冲击,即所谓“尼克松冲击”。接替佐藤内阁的田中内阁也抓住机遇,一举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美中接近和日中关系正常化成为溶解亚太地区冷战的重大契机,中国在70年代前期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各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从而加速了冷战格局的缓和。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实力增强的日本身居日美同盟的大框架下,也有开展以亚洲为中心的“自主外交”、扩大外交空间的需要。当时“自主外交”的支柱无疑是同东盟关系的强化。20世纪70年代,东盟占日本总进口额的20%,超过了美国、欧共体而跃居首位。从投资来看,1969-1977年,东盟接受外资总额的44%来自日本,远高于第二位美国的24%。另外,作为日本ODA对象国的中国一度曾跃居首位,但总体上看东盟仍是第一位。
回顾历史,日本在二战后30年内基本实现了战后复兴,又用10年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逐步恢复了国家的自信,对国际社会的主体性参与也日益引人注目。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如果追溯历代内阁的外交轨迹的话,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国际援助,推进国际主义,另一方面被日本遗忘的“自主自立”即民族主义的势头也在急剧增长。
这样,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以新的形式浮出水面。该如何理解20世纪80年代后的日本民族主义成了问题。二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旗手清水几太郎的《日本,国家!》一书也于1980年出版。当时对战后民族主义论的解释,被视为以回归现代化或传统为目标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易同军国主义复活发生联系的某种“危险思想”。但是清水对战后民主提出了质疑,“如果日本不前进为‘国家’,日本的‘社会’也危矣”。(11)他从正面讨论了作为国家的日本当然应保有防卫力,战后日本民族主义如何被扭曲的问题,主张作为国家日本应该拥有“正常的形式”。
他认识到战后的日本民族主义因变形而受到压制,产生了重建“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他开始对知识界对于民族主义历来的警戒感(二战前的大日本主义=军国主义复活)提出异议。特别是中曾根政权推崇的佐藤诚三郎、香山健一等智囊型知识分子,虽曾是二战后民主的“左翼推进者”,但也和清水一道成为“健全的民族主义”的提倡者。
如果回顾“健全的民族主义”论的发展的话,可以看到有两个方向的分歧。第一是小泽一郎等推崇的“普通国家”论,另一个是对“东京审判”提出异议,要求重新看待战后历史认识的基础。当然两者之间也有重合的认识,但赞同小泽等“普通国家”论的人们,大多数基本接受了“东京审判”是二战后日本的出发点的结论,进而着力探讨经济大国日本如何作为与之相称的政治大国,做出负责任的国际贡献,受到作为大国的普遍待遇。
与之相对,反“东京审判”——历史再认识论者,对盟国对二战日本的处理,进而是对日本进入亚洲的历史的一般性理解表达了强烈异议,他们主张“日本是为亚洲的解放而战。太平洋战争是正当的防卫战争”。于是,出现了与1945年前的“全面的历史批判”相对的“局部再认识”,或“是是非非”的历史认识。这些虽不能说是恶意的观点,却滑向了将主流的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教育视为“自虐史观”,并要求对历史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价的方向。
这样的声音,在20世纪80年代被作为部分“右翼的主张”,而不被良知派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国民的感情所接受。但是90年代中期开始,它开始颇具影响,但“右翼的主张”还是尚未完成的一种趋势。持反“东京审判史观”的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拥有着巨大的人气。许多政治家的“靖国参拜”也值得注意。日本自身的民族主义正重新遭遇拷问。
五 21世纪日本和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
(一)冷战后的世界和全球化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带来了作为世界体系的冷战的崩溃,也意味着政治军事的两极平衡体制的崩溃。弗朗西斯·福山甚至提出颇具冲击力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当然,从此后的历史来看,现实中“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发生,现实显然是美国对单极霸权的追求和它与其他国家世界性对抗的开始,人们对世界新秩序的追求正处于彷徨之中。
但如果从经济层面来看冷战的崩溃的话,是市场化、特别是美国式的市场化的浪潮打败了计划经济集团,又因美国信息技术革命致使信息化高速发展,全球化的确如字面那样,一举扩大到世界的规模,超越边境的市场,媒体、信息的共同空间在戏剧性地扩张,生产、生活的距离在急速缩小。作为普遍主义的某种渗透,全球化成为压倒并吞噬民族主义、区域主义的一种趋势。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现实,欧盟的统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盟的发展等区域主义也是一种主流。正如本文开头引用的原洋之助的看法,反全球化的浪潮,在欧洲或亚洲以区域主义的形式方兴未艾。
然而区域主义的崛起并非是单纯的反全球化的动向。虽然欧盟各国的确出现了反对全球化的“破坏运动”,但欧盟的主要动力是通过消除各国的关税壁垒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而全球化正与之互补。即便在亚太经合组织成为重要的存在的过程中,或者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尝试中,也是如此,特别是它们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发展产生了“联动”的关系。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各种层面的均质化现象,另一方面催生了为谋求“规模性经济效益”而在特定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圈乃至区域主义。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区域主义未必是排他性的,而是开放性和外延性的。
从反全球主义的背景中理解的区域主义也颇有意义。例如,马哈蒂尔提倡的东亚经济协议体(EAEC)的构想就存在着强烈的反美色彩,蕴涵着某种对抗美国式全球主义的抵抗思想。甚至欧盟在坚持对美合作基轴的同时,也牢牢构筑起不被美国吞噬的欧洲的组织框架。以中东为中心的泛伊斯兰主义的扩张,也似乎出现了比质疑欧美式市场化更为强烈的反全球化主张。在冷战后不久倡导美国式全球化的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将伊斯兰文明圈、中国中心的儒教文明圈视为最顽固的对抗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强烈认识到了各地区的坚实壁垒的存在吧。
但是,反全球化未必造成了区域主义的收缩,有时它也以民族主义,或者小规模的族群认同的形式高涨起来。下文中将谈到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崛起,它的一个主要背景就是随着日本各种产业保护政策的壁垒的崩溃,形成了对美国强烈的全球化要求的反抗。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是这一思潮的代表。1989年断然拒绝全盘西化的中国,随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美国式市场经济保持高度警惕,努力推进儒家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鼓舞中华民族主义,这些事情也可以从反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中得以理解。
(二)新区域主义和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摸索和挑战
前文提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亚洲区域主义正在推进。但是这一动向的加速、亚洲地区的合作真正制度化开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呼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首脑会议即所谓东盟+中、日、韩(“10+3”)不久后成为惯例,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事宜因美国的强烈反对而夭折。
但此后,因韩国总统提倡建立东亚展望小组(EAVG)和东亚研究小组(EASG),东亚区域共同体的构想再次引人注目。日本方面,小泉纯一郎首相于2002年1月访问新加坡时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同年,通产省提出了东亚商务圈构想,并由小泉在2003年的东盟+日本的东京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国方面宣布到2012年中国将同东盟缔结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此后中国也掀起了对东亚共同体的热烈讨论。从以上背景来看区域主义的动向,它是先从经济层面,再通过功能主义的渠道实现制度化。其中日本政府对这一方式尤为热衷。
但是,人们也怀疑,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功能主义的区域共同体建设能否顺利发展。因为经济不过是追求利益的活动,在区域内运行良好的共同活动,若在不能获取利益,或是能以其他方法、在其他地方能获得更高利益的情况下,就会使共同体丧失功用。另外,仅仅通过追求利益的行为不能增进相互的信赖关系。譬如,中日间、海峡两岸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正在大幅深化的同时,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却日渐加深。
2005年第一次东亚峰会(EAS)召开。这是中日两国高层在东盟十国框架下的首次会晤,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但是,中日关系却因首脑对话中断,存在着相当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感。中国积极主张应在“10+3”的框架下建设东亚共同体,但日本却主张应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形成“10+3+3”的东亚共同体。对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共同体的未来构想,双方却产生了如此的对立,体现了双方的不信任和争夺主导权的表面化。
(三)反全球主义的崛起
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这一亚洲最初的真正的区域主义制度化的动向,事实上受到了各国民族主义崛起的牵制。尤其是中日韩民族主义的对立,围绕2005年4月中国、韩国激烈的反日示威所涉及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日本入常”、“中国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韩间“高句丽版图和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等历史问题产生了争议。为何近年来东北亚民族主义出现令人瞩目的发展势头?而近年的动向同以往相比又存在着某种异质性,这该做何理解呢?
首先来看看今天日本的民族主义。笔者认为其最大的特征分别如下:第一,来自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急速衰退和民族主义推进者的危机感。这可以从“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强行要求唱‘君之代’国歌”、“历史再解释”、“修改宪法”等现象看出来。第二,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种社会现象或国民感情的倾泻。思考社会现象、国民感情的关键是“不安化”和“保守化”。“不安化”在日本国内主要表现为:其一,二战后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神话的崩溃,即自泡沫经济崩溃后,从“日本第一”论(Ezra Feivel Vogel)一下子陷入了所谓“失去的十年”的经济低迷期;其二,随之而来的是家族共同体式的终身雇用型的日本式经营体制崩溃,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弱化等问题日益显著;其三,企业倒闭、包括海外转移在内的企业重组、大量外国劳动力的涌入,造成日本失业者的增加、产业空洞化的加剧、对未来生活的不安感急速增长;其四,“不安化”的国际层面,如“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崛起的中国”的膨胀,由“核危机”、“大浦洞导弹”、“绑架”等问题产生的朝鲜威胁感(虽然不那么明确,但总让人觉得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安感)。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罕见的“社会治安和秩序”的优势正在丧失,国际关系中“大国的兴衰”催生了不安的心理,使本国的不安定化和国际的不安定化连接到了一起。
正是全球化的推进传播了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加速了社会差距,即“失败者”、“成功者”的形成。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获取安全感”而努力,减少了对他人的关心之类“应然”的理想追求。但政府为了振兴经济,谋求按照国际市场化的目标对经济体系实行轻量化。重视效率优先、业绩主义,轻视福利、人格教育等,一时蔚然成风。从字面看,“自我保身”就意味着“保守化现象”的发展。在此风潮中,形成了落伍的人们和得势的人们之间的严重“差异”。前者即是所谓“失败者”,后者被称为“成功者”。
“成功者”正是功利主义的胜利者,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爱自己的祖国,希望祖国的强大是理所当然的”,主张“总是拘泥于战后制定的宪法、总是对亚洲各国表示反省的时代已经落伍了。应该面对国际社会的现实,不损害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这与街头高声叫喊日本主义、反复歌唱军歌或‘君之代’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冷静的保守”、“巧妙的保守”完全不同。这样的“成功者”,将自身价值观跨越国境向周边地区推广,从保守向强烈的民族主义靠近,但这不能说是国粹主义的右翼。再次借用香山的研究,“如果问,你是民族主义者吗?大多数人都会否认。他们认为总是拘泥于战后制定的宪法、总是对亚洲各国表示反省的时代已经落伍了。应该面对国际社会的现实,不损害自身利益采取行动”。(12)
“成功者”和“失败者”都成为那种没有右派的意识的民族主义者,两者有时也会对国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言行产生共鸣。甚至可以说“成功者”是美国式全球化的积极推进者,产生了保守化的民族主义者。反之,在市场主义、业绩主义中落伍的“失败者”则成为反全球化的体现者,也就民族主义者化了。
(四)韩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日本的相似性
在考察韩国、中国近年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当然可以看到各国不同的历史以及不同的特点,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同上文提到的今天日本的民族主义现象相类似的情况。要考察韩国民族主义的话,应考虑经历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等军事政权后韩国逐渐确立民主体制的历史。同时,冷战结束后,三八线两侧南北对峙的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缓和,虽然也隐藏着紧张,但是,韩国同朝鲜的对话常态化,北方也没有南进的可能。在此期间,所谓“市民意识”得以提升,军人政权时代典型的动员型民族主义迅速弱化。
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动摇了韩国的经济结构,加速推进了“成果主义”、“效率优先”的全球化。韩国在取得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大成就的同时,“成功者”与“失败者”的贫富差距也成为深刻的社会问题。但是韩国的民族主义却不像日本那样“冷静”。首先是同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问题”;其次是朝鲜民族南北分裂的现实常常强烈刺激了民族感情。处于低支持率的卢武铉总统,不时借助反日情绪或利用驻韩美军的负面报道强化本国的反美情绪,或者呼吁同朝鲜的对话,唤起民众情感深处的民族认同感,以此来维持政权的延续。当然,除了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日方的强烈刺激引起了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外,市民已经比过去更为“冷静”,这些举动未能有助于卢武铉政权支持率的提升。
依然处于鼓励爱国主义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是怎样的呢?中国积极强调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制定爱国主义教育大纲,并在战后50年前后开展“抗日战争”纪念活动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这些也都是以往的动员型民族主义。此后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令人震惊,伴随军事实力的增强也萌生出了“大国意识”。的确,一个“崛起的中国”足以成为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稳步前进。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中国市民中的“成功者”,也出现了和日本“成功者”相似的状况。他们优先考虑维护、享受自己的生活。加之高速发展的社会信息化,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来自西方的信息,使得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和生存的价值观,促进了他们的“保守化”。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民族主义的动员日益困难。
今天的“中国崛起”举世瞩目,与社会差距滋生的“成功者”对生活的满足感相重合,使他们产生了对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自豪感。这样,对日本的对抗情绪高涨起来,于是对日本“入常”表示强烈反对。2005年3月的网络问卷调查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竟有3 000万人反对日本“入常”,正反映了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成功者”阶层的心态。而小泉首相偏执的“靖国参拜”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深感被“小日本”严重伤害了的感情高涨起来。他们未必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民族主义,但确实是一批民族主义者。同时,那些遭受失业、贫困的“失败者”将“爱国无罪”的口号作为发泄不满的渠道,参加了反日行动。在笔者眼中,爱国主义成为既能逃避惩处,又能发泄自己不满的幌子。这样“成功者”和“失败者”带着各不相同的背景,形成了反日的自生型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动员型民族主义产生了共鸣。
六 结论:作为民族主义的超克的区域主义
从以往的历史现象来看,美国(西方)型全球化的推进催生了失落的阶层,或者从反抗阶层诞生出反美(西方)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反美(西方)亚洲主义这样的区域主义。但是,今天的格局与之相异,正如开篇引用的原洋之助的论点,并不能将区域主义的崛起视为对抗全球化的反全球化。民族主义的崛起来自于“成功者”、“失败者”的理论逻辑。
对于日本而言,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和“民族主义符号化”的问题。在“失去的十年”里增大的不安化也是社会各种挫折感积聚的过程。但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与此并行不悖的又是“膨胀的中国”和“正在超越日本的中国”。中国内部的种种矛盾固然在增长,但同时又是中国扩展国际合作和接受国际援助的必然结果。很多日本人没有看到这一情况。于是,不安化和挫折感使一些日本人转向了“反中国”的方向。
同时,对于社会的不安化、保守化单纯吸附于民族主义的现象,不能说明民族主义已成为意识形态,对于把民族主义的对象分为“正义还是邪恶”或“赞成还是反对”的说法,用单纯的二分法逻辑予以驳斥是行之有效的(符号化)。这种典型的案例有“小林善纪现象”。标榜自己编造的“宣示傲慢的主义(Gomanism)”、“自我本位主义(Wascism)”,以漫画这种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作为手段,通过单方面的斥责以求得诽谤、中伤对方的快感,是该现象的特征。本来这不是民族主义的事物,但因为批判对象主要是现存的“历史认识”或中国,从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高声痛斥“批判靖国神社”或“亲中国论调”的观点。他的批判采用搞笑的漫画手法,让读者在接受他的论调中得到心理满足。
当然,脱离了意识形态化、符号化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成为“帅的”或是“土的”之类的时尚,强化了剧场化的“可以看到的民族主义”的倾向。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的“保守化”或是“回归扩张的侵略性民族主义的道路”吗?笔者不这么看。第一,小林善纪等人的言行表面上看有极端强烈的攻击性,但内容上却是防御性和“内向”的论调。上文提到的“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无意识的民族主义”也是“被动”的意识,这是将日本民族主义往亚洲扩散的类型,同扩张主义的民族主义没有关系。第二,日本国内已经局部形成了同多国籍人士共同生活的区域,这一趋势在今后还会增强。第三,本文已经提到,以经济为主流的亚洲地区,物、人、资金、信息的流动化和密切化正在加速,某种机构化的“区域”正在形成。日本自身经济的持续繁荣也是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东亚地区制度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他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共生、合作的区域主义,无疑已经成为日本国内外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过去以“国家”为基础,在国家之间共享意识形态的事情已难实现。当然这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例如,双方为抵抗共同感受到“敌人”或“威胁”而缔结的“同盟”关系,在性质上深化的话,确有可能形成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国家基本上是以“国家利益”(但这是执政者的极端主观的观念)为基础制定政策,各国间的“国家利益”尽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
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就不会灭亡,也不会成为“负面的现象”。确实,如果民族主义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的话,则是危险的。另外,如果民族主义成为跨越国境、支配其他国家的动力的话,则不只是危险的,更将带来一场悲剧。意识到这种危险性,就是二战前日本的历史教训。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扩张之中,或许也潜藏着这样的一面。
接下来重要的问题该是构筑起驾驭民族主义的机制。对这一点笔者十分重视推进各国认同感的多重化。认同是社会主体的行为造就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个人在社会中可能有多种认同感,从而使认同多重化成为可能。因此,在思考建立平衡的国际关系之时,认同多重化也是相当必要的。这就是足以形成不被民族主义淹没的多重的区域主义的基础。如果这样的区域主义成为今后的时代潮流的话,参与其中的民族主义就需要更加开放,全球主义也需要从单纯的美国式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变得更加包容、更加和谐。21世纪亚洲的区域主义要求各国超越彼此的政治、经济、社会樊篱而适应上述开放的发展潮流。
注释:
①[日]原洋之助:『新東亞論』,東京:NTT出版,2002年版,第13~17,32~33页。
②王毅:《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新亚洲主义》,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第6~10页。
③[日]竹内好編集·解說:『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体系9),東京:筑摩書房,1963年,第8~13页。
④[日]竹内好:『近代の超克』,東京:筑摩書房,1983年。
⑤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8页。
⑥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⑦[日]竹内好編集·解說:『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体系9),東京:筑摩書房,1963年,第67页。
⑧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载《国民》杂志,1919年,第1卷第2号。
⑨[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民族主义》,《现代日本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64。(初出:《中央公论》,1951新年号)
⑩[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思想状況』,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年,第21页。
⑾[日]清水幾太郎:『日本余国家たれ——核の選択』,東京:文芸春秋,1980年,第70页。
⑿[日]香山,福田和也:『愛国問答』,中公新書ラクレ,2003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