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下贬鲁思潮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1)01-006-05
早在40年代初，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平心在其《人民文豪鲁迅》一书的《自序》中就曾指出：“一面是对鲁迅严肃的学习和研究，一面是对鲁迅无耻的曲解和诬蔑，这正是今天中国文化上的重要矛盾现象之一。”60年后，情况依然如此，近来尤为激烈。对于鲁迅的某些个别作品提出自己的新的理解与批评，本系见仁见智之事，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但相当大量的文章是对鲁迅的冷嘲热讽，有的纯属恶意攻击——从鲁迅的创作文本直至鲁迅的生平人格，特别是很有影响的《收获》连篇累牍地刊发如此妙文，许多报刊竞相转载。其实，许多人的观点，大抵是老谱的袭用。
究竟如何评判这种现象？我以为这种现象有其深因，有近因，有远因，有攻击者方面的原因，也有鲁迅研究自身原因，更有社会原因。现在姑且“随便说说”，算是一种“意识流”式的思考。
一
任何一位作家、任何一部作品，都面临着接受场的问题，尤其是伟大的作家、蕴含丰富的作品。不同的时代氛围，会有不同接受主潮，会对某一特定的接受对象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择取乃至改塑，也会产生不同的拒斥——负接受。
鲁迅的接受史，迄今已80余年。这中间有曲折，有反复，也被打上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烙印。但从总体而言，鲁迅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无论是正接受还是负接受），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五四时期，鲁迅是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被接受的，并且在当时即已有人指出鲁迅的世界性，例如凤兮在《我国现在创作之小说》[1]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一篇，……殆真为志意之创作小说，置之世界诸大小说家中，当无异议。在我国，则惟一无二矣！”；左联时期，鲁迅是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盟主被接受的；他逝世之前后，是作为“民族魂”被接受的；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论一发表，鲁迅则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被接受的（实际上，所谓“三家”的提法，冯雪峰早在毛泽东之前就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们对鲁迅接受的主潮；而在“文革”时期，鲁迅居然被称为毛泽东的伟大战友（陈伯达一篇纪念鲁迅的报告，明确发出此种称谓）；到了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又与五四时期相同，仍是将其作为伟大的作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来接受的。应当说，上述每一种接受，都不是十分全面的，因为都无法穷尽鲁迅本体，而“说不尽的鲁迅”其原因亦正在此。
对鲁迅的贬损与攻击，在鲁迅生前即已有人为之：陈西滢之流，梁实秋等人奉鲁迅以明枪；而举鲁迅为左联盟主的“元帅”、“奴隶总管”（周扬们）则掷鲁迅以暗箭；当然，更有国民党政权的这样那样的限制与禁忌，乃至通缉。各有各的特色及原因，但最根本的一点乃是因为鲁迅一生始终站在权威治下的弱者的一边。
鲁迅逝世之后，来自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对鲁迅的攻击何曾消停。但亦不过上述之余绪而已。但是由于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解放区及成立之后的大陆，则很难见到对鲁迅的攻击与贬损，只有曲解和利用了。尤其是“四人帮”，他们对鲁迅假吹捧、真利用，更引起了一部分并不懂得鲁迅的人对鲁迅的逆反心理，这一点可以说绵延至今。
但我们不能因“四人帮”利用了鲁迅，就归罪于鲁迅，正如我们不能因希特勒利用了瓦格纳就归罪于瓦格纳，墨索里尼利用了威尔第就归罪于威尔第。有人说，鲁迅之所以被“四人帮”利用，是因为他有被利用的成分。此语实在不敢苟同。如若硬说鲁迅有可被利用的成分，那就只有一点：他在全体人民中间有巨大的号召力与征服力！一切打着为人民而实际上反人民的政治骗子都势必要利用在人民之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文化巨人，这是中外所共有的普遍规律，除非他公开标榜自己反人民。其实，“四人帮”对鲁迅恨之入骨，曾竭力破坏鲁迅著作的出版及研究工作，直到等毛泽东亲自出面干预，问题才告解决。姚文元甚至叫嚷鲁迅著作“可删之处尚有不少”，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这才是鲁迅与“四人帮”之间的本质关系。他们本是对立者，绝非同路人。
“文革”结束后，对鲁迅的接受与研究，基本上是向更接近鲁迅本体的方向前进。至少在学院派知识分子那里是如此。只是到了1985年又出现了一股逆流：《青海湖》8月号刊登了邢孔荣所写《论鲁迅的创作生涯》，8月6日《杂文报》发表了李不识的《何必言必称鲁迅》，公开否定鲁迅的创作。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但很快就被批驳下去，未成大的气候。
真正成气候者是近几年的事。鲁迅生前曾经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2](P68)现在，鲁迅遭遇的正是这样的“华盖运”，虽然那些“沽名获利”者并非“谬托知己”之徒。媒体炒作，扩大销量，发反鲁财；文人炒作，不独发财，更使自己声名显赫。但名利之驱，并非惟一原因，更主要者，乃是当下社会状貌与时代氛围所决定的。
改革经20年途程，发展至今日，取得重大成绩，有目共睹。这是我展开下面的论说的前提。但其暴露的种种弊端亦日趋严重。经济改革大潮并未造成对中国固有的几千年所形成的传统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相反，封建意识形态反而有所抬头，法轮功的猖獗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有些企业管理者在改革中大发横财，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到他们个人手中，成为新的掠夺者与剥削者。某些地方、单位，相当一部分工农大众在改革中丧失了作为阶级的主体地位。
再来看看作为民族精英，曾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群体而言，其生存状态较之从前有了较大的改善，尤其在思想言论方面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在80年代末之前，他们也确实是民族的良知、良心与代言人。但进入90年代后，知识阶层的面貌起了巨大变化与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各级官员，成为葛兰西所说的幕僚型知识分子。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腐败官员，很多人就是昨日的知识分子。再有一部分技术型知识分子，即不掌权者，基本上与工人大众同命运，同样不乏下岗、拉人力车、拣菜叶者（可参阅沙林所写采访张平文）。按葛兰西观点，第三类知识分子是人文型知识分子，他们最应发出人民的声音，是下层人们的代言人。但今日看来，问题甚多，也发生了严重分化。鲁迅的真正的敌人，他的主攻方向，是在文化层面而非政治层面。鲁迅甚至对一些“势利之念”严重而不辨是非或回避“是非之辨”的知识分子总是施以严厉的批评。他将这部分知识分子与老百姓作了比较：“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3](P435)若是说鲁迅前期批判国民劣根性是集中在农民身上，那么在后期已经移至知识分子身上了（包括对周扬们的批评）。因此，某些知识分子仇视鲁迅，也就成了必然。
人文型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主流在促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本体的恢复，鲁迅意义的阐扬，主要是依靠他们。但不得不承认，他们较为重视提高与深化，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普及鲁迅。孙玉石先生说得更为深刻：“过分参照西方社会政治的和思想的模式，较少考虑鲁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侧面，……千百万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生命疾苦和他们所能够享受的自由，在我们的心里究竟有多大的分量？”[4]也就是说，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有钻进象牙之塔的倾向，远离了工农大众，至少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我们再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按理，他们生活在鲁迅所开辟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传统中，以自己的创作反映社会生活，最能代表人民的声音。诚如一位作者所说：“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却歌舞太平的世界，文艺家必须像只兔子一样竖起自己多疑的耳朵，然后把获得的危险的信息以尖利的声音向四面八方传达。”这是他们的良心，也是他们的职责。可是如此为之的作家虽然也有一部分，如张炜、苏童、张平、王开岭等，但是另有一个巨大的群落却不容忽视：那就是所谓新生代作家。他们大搞个性化写作，其实是将人的主体性异化为生物的自然属性，将人的生命体验集中于性体验，如《上海宝贝》之类，靠推销色情出名获利，而对大众苦难不屑一顾，装聋作哑，他们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中完全、彻底地异化了的一部分。他们显然处于与鲁迅根本对立的地位。还有一部分作家，长期以来热衷于搞闲适小品，搞“小女人文学”，成为周作人、林语堂等的嫡传。这事实是将前人的文艺观的冲突重新翻起。性灵小品与闲适文学的泛滥成灾，导致了精神绅士与精神隐士的大量出现。他们虽自诩高雅，但其实与新生代作家的庸俗正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两面：都在拉大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距离，有意识地忘却自己的历史使命，并进一步造成对鲁迅抵拒的心理场。再加上金庸热、琼瑶热，毒化了社会整体接受氛围和相当受众的接受心理。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新老作家的诺贝尔情结使得他们急欲“砍倒鲁迅”。他们深知自己不如鲁迅，而鲁迅不愿领诺贝尔奖，他们去领，未免汗颜。在鲁迅面前，他们事实上是一群自卑者，却以变态的自大表现出来。这是某些人（包括著名老作家）否定鲁迅的深层的、颇具个性化的原因。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曾慨叹中国没有俄国那样的知识阶级。以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状貌印证，此种慨叹实在不虚。
要之，当下中国各阶层的生存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总体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背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甚至已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已经异化了的知识分子要肯定自我的当下的生存状态，必然自觉不自觉地要与鲁迅发生对抗。若是工农大众完全理解、接受了鲁迅思想，对他们的生存就要构成威胁。
二
以上是贬鲁迅潮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原因。而社会文化风貌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诚然，这两者也是关联着的。
首先是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倡明“国粹”的思潮。“国粹”一词，在五四时期，本系贬语，如今我们又恢复了其“原义”。我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到外国拍卖行买回外国人抢去的“国粹”，并且将这耻辱之后的耻辱当作光荣来炫耀。这种倡明“国粹”的最力之举，也是最威胁到民族的生存与前途的，就是新儒学的泛滥。新儒学必然引中国走向复古与倒退，他们否定五四（也势必连带地否定鲁迅），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是腐败颓废风气现在像瘟疫一样扩散，连学术界也未能幸免。评奖、评职称、选专家、研究生论文答辩，……许多时候都变成了作戏，更甚者其后面往往有形形色色的交易。鲁迅所悲叹的那种“瞒”与“骗”的大泽的局面，重新出现。不少知识分子也一意追求自己的食色之欲，仅因自己的这种愿望得到了空前满足而称当下这个“危机四伏却歌舞太平的世界”为“太平盛世”。王富仁正确地指出：“享乐主义使社会迅速分化，阶级阶层间的差别迅速扩大，人与人的感情关系变得极不可靠，甚至相互嫉妒、仇视，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动荡加强，对于更多的人，社会的关怀不再是对别人的关怀，同时是对个人的关怀。”[5]这种社会风貌构成了对鲁迅接受的障碍。
在这种时代氛围下，鲁迅的被贬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不否定鲁迅，不推倒鲁迅，形形色色的喜剧小丑们就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就无法解释自己的存在价值。
那么，谁来发出贬损鲁迅的声音呢？显然，工农大众不会，他们虽与鲁迅不无隔膜（其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我们普及鲁迅工作做得不够），但深知鲁迅从来不与他们为敌，是为他们而奋战一生的，这一点，连并非共产主义者的张学良都看得十分清楚：“鲁迅是每一个不愿意作奴隶的中国人的鲁迅”。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而且更是中国底层民众的‘民魂’。”[6](P7)“民”不会要掘掉己之“魂”。发出反鲁声音的主要是背离了五四方向的新生代作家和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支流、逆流（尤其是新儒家学派）。其中前者大抵不懂鲁迅，不读鲁迅（至少没有全读），他们所接受的鲁迅，往往是被曲解了的，然后就发出辱骂之能事。例如有一位新生代诗人竟说鲁迅所讲的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多读外国书、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等语是“乌七八糟的鸟语言”，不独见出他的无知，也昭示出他自己的灵魂已被腐朽文化吃掉了。当然，在其背后亦有具有诺贝尔情结的老作家的支持。而后者却比前者更为危险，若是说前者还多为浅层次的谩骂，后者则是力图从学理层面砍倒鲁迅，以图使中国由现代回归传统。
毛泽东对鲁迅非常崇敬，并称自己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但他却没有像当下权威话语那样看待鲁迅。我以为，毛泽东虽然几乎一生没有离开鲁迅的书（逝世前不久还在读），但也有误读。
毛泽东不管有多么大的错误，但有一点必须肯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他一心要为大众（尽管为的并不十分好），他扶弱凌强。这是他与鲁迅在基本立场上的相通之处。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事实上他与大众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这就是他的那些重实际与实利的各个层次的大小官员。哲人是孤独的但又不安于孤独，孤独的哲人要以孤独的哲人作为知音。于是，对西方文化稍有隔膜的毛泽东在东方的现代哲人鲁迅那里觅得了自己的身影与声音。这种对鲁迅深厚感情的存在，使得在毛泽东时代不可能形成贬鲁风潮。
然而，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对鲁迅的认识也是以政治为本位的，这就难免发生偏颇与偏离。毛泽东完全从阶级斗争角度、从政治角度评价鲁迅杂文，而对其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职能是忽略的。对于《阿Q正传》等名作的态度亦如此。毛泽东虽然冠鲁迅之名以“三家”，但显然偏重于革命家那一面，鲁迅甚至被改塑为一位活跃于文化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误读。许多人心目中的鲁迅，正是这样一位鲁迅；某些人对鲁迅的反感，亦正由此发生。这正成为当下贬鲁风潮的一种远因。
可是事实上毛泽东与鲁迅之间颇有歧途：比如毛泽东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必须为政治服务；鲁迅却认为文艺与政治歧途。“政治想维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7](P114-118)这些写于1927年底（即鲁迅已经完成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之后）的话，与毛泽东的观点大相径庭，可是毛泽东却漠然“不读”。其实两人的文艺观还有多处分歧[8]。但我以为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鲁迅与毛泽东都在一心为大众的同时，鲁迅更重视个体生命和个体价值（在这点上，新生代作家本应是与鲁迅相通的，但他们却骂詈鲁迅，足以证明他们不读、不懂鲁迅，并且他们对个体的生命与价值也作了完全错误的阐释），毛泽东对此却是相当漠视的。
要之，由于毛泽东对鲁迅非常崇敬，但又发生了误读，而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既有奇勋亦有大错，一些无知的人由他而迁怒于鲁迅。这是鲁迅学者必须极力加以辨证的。
三
我以为，就人学思想而言，就关于人的解放的道路的认识而言，鲁迅事实上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首先，他们对等级社会的愤恨与批判是相似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则这样写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人类历史中的普遍现象，那么鲁迅批判的便是中国特色的等级社会了，更为形象，亦因之更为深刻。
其次，对金钱拜物教的批判亦是近似的。马克思认为，在货币拜物教者眼里，货币是伟大的，人却是渺小的，并非货币为人服务，而是人为货币献身[9](P152)。而鲁迅也写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是能够为钱而卖掉”的名言[10](P161)。
再次，都对个体存在的价值及意义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P30)，因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11](P321)。鲁迅也一向主张“尊个性”、“任个人”，实现“个人的自大”，即个体、个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猛烈地批判“冒充的集体”或“虚幻的集体”对个人的压制，鲁迅也对“借众以凌寡”、“以众虐独者”施以无情的愤火。
最后，他们对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都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解放不能代替人的解放，“政治解放的限度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成为共和国。”[11](P426)鲁迅对此的认识亦很深刻，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种种状况向他证明了这一点。他似乎不无悲观地写道：“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12](P20)显而易见，我们的现在也还不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上面只是以罗列的方式作了一下简单的类比，认真的研究尚须专文进行。我认为，认真地、深刻地进行一下鲁迅与毛泽东、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确定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乃至整个人类思想史中的地位，这对于消解反鲁风潮是有益处的。但那些执意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决心在广大工农大众的血汗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天堂的人，是要永远反鲁的。否则，鲁迅反而不是鲁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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