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和平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和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正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
人民政权的诞生，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起步的改革开放历程，昭示着党、政府和人民奋发追求的是一个文明古国名副其实的和平崛起。邓小平为此建立了卓著功勋。在这位伟人百年诞辰临近之际，笔者应约撰写这样一篇文稿，既引以为荣，又深感力不从心。姑且作为一份学习札记吧！
邓小平为中国和平崛起开辟广阔天地
我们所说的国家崛起，意思是摆脱贫弱，走向富强。这个“崛起”，其实与“发展”、“振兴”、“腾飞”是同义语。我们所说的和平崛起，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本着崇高的以人为本的和平目的，造福于中华民族，也造福于全人类；就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并经过和平的途径，到达胜利的彼岸，避免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冲突和对抗；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亦即我国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中国有必要、也有条件实现这个理想。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同时，他明确指出：“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这个“足够分量”，便是以中国和平崛起为前提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探索和平崛起之路，虽历经坎坷，却矢志不移。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中国开始突飞猛进，中央领导集体接力棒顺利相传，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亦即和平崛起的新局面。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是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和平崛起的辉煌理论。他总结国内和国际的深刻历史教训，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了科学设计，从而为国家的和平崛起开辟广阔天地。
就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论，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要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论，他阐明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
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抓科技的同时必须抓教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就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而论，他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实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阐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还要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而论，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区域，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而论，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建设和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而论，他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就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而论，他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纪律，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增强各民族团结，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他还阐发了“一国两制”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为了祖国的和平崛起，他提出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一系列著名方针，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和外交方面一直发挥指导作用。
这一切充分表明，邓小平理论贯穿着和平发展的原则精神，体现了国家崛起的和平本质。
对于邓小平为中国和平崛起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国际上不乏公论。1993年英国《中国季刊》秋季号发表英国作者迈克尔·亚胡达的文章，称赞“在全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中，邓小平是惟一的一位既能坚持共产党领导，同时又使他的国家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放，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道路的人。”1997年2月26日日本《时报》刊登《邓小平的影响超时代越国界》一文，说“邓小平的理论和决策，不仅使中国人民大大受益，而且惠及亚洲，惠及整个世界”。
邓小平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世界。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和平崛起。中国人民以诚实的劳动建设自己的祖国，热爱和平，需要和平。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他还明确宣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2页）
邓小平为国家和平崛起竭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有充分的构想，而且有丰富的实践。
他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经过对世界形势的长时期观察与思考，从1984年起，他一再阐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强调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乃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抓紧利用。时代主题的揭示，为我国的和平崛起拓展了空间。1992年初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又警示人民，一定要保持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他作出了对世界战争有可能推迟甚至避免的科学判断。1985年他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这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可以聚精会神地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他指出了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他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此后“世界多极化论”广为流传，乃至成为越来越多国家领导人的共识。这一论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客观地反映了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而且为人们反对霸权主义、抵制超级大国妄图主宰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斗争武器。
他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冷战结束前夕，他便一再论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原则。这一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
他积数十年革命实践和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当是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
他还阐述了解决领土纠纷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构想，提出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同时尊重别国利益的原则。他是国际关系新安全观和双赢思想的奠基者。
根据上述重要构想，邓小平及时地调整了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最先改变了冷战时期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制定的“一条线”战略，形成并完善了一整套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特别注意处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一贯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巧妙结合，在解决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方面都有独特建树。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利用联合国大会讲坛，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
国际社会给予邓小平这位“和平巨人”以高度评价。许多外国领导人和国际朋友盛赞他“是一位全世界尊重的伟人”，“他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现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说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克罗地亚总理称颂邓小平“开辟了解决不同社会制度矛盾的新途径”，说他“作为果敢决策和远见卓识的伟人将永载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史册”。
邓小平对有违中国和平崛起的悖论加以透析
中国和平崛起是属于人类的共同成果。解决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和平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也导致不同的看法和结论。
邓小平早在1985年会见外国客人时就说过：“世界上有人怕中国发达，主要怕两点，一是怕中国发展起来会称霸，另一点是怕中国发展后会同他们竞争。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事。中国越有力量，和平就更靠得住。中国发展起来，是存在竞争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能生产更多的高档的东西，发展中国家是竞争不过发达国家的。”（转引自《瞭望》1985年第18期）1990年他又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和平崛起的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丝毫不会妨碍别国崛起，当然也不应受到他国的歧视。中国和平崛起有着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经受各种压力，其一便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宣扬或接受“中国威胁论”，大致有三种不同情况。
一是误会。历史上确实有不少大国是凭靠军事手段实行扩张甚至借助战争发迹起家，因此，有些人便按照这一“经验”和思维定式，来判断中国崛起的“威胁”。这显然没有跳出“冷战思维”的框框。殊不知，当今时代发生深刻变化，国家间的依存性大大加深，无论是从道理上还是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实践上，都没有任何根据来说明中国将是通过威胁别人甚至侵略扩张来发展自己。
二是疑虑。有些人妄论，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9.9万亿美元，甚至说2020年就超过美国，于是由心怀疑虑而听信“中国威胁论”。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不过1.3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000美元，而美国和日本人均都超过3万美元。更不应听信那种信口雌黄，说什么“崛起”一词在西方语境下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含义，而给中国堂堂正正的和平崛起抹上阴影。
三是心怀叵测，恶意攻击。这种人恣意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本身恰恰是一种威胁和平的势力。正是这种势力，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威胁论”，有时又抛出所谓“中国崩溃论”。说什么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状态，乃至引起经济崩溃。“中国威胁论”也罢，“中国崩溃论”也罢，两种谬论同出一辙，都是苍白无力的。《日本论坛》2002年秋季号刊登经济产业省官员黑田笃郎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都是错误的》。
中国现在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国和平崛起，不会走向侵略扩张，道理很简单：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维护和平的国家本质；第二，中国人民饱受外来侵略的苦难，特别珍惜和平生活；第三，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经济规模大幅增加，人均收入仍然低下，实现发展的目标将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第四，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永远珍惜“和为贵”的道德传统。
还应该指出，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影响是一回事，而杜撰的所谓“中国威胁”则是另一回事。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香港《南华早报》一篇署名文章说：“中国的崛起似乎给东南亚蒙上阴影，这主要是因为东南亚从表面上看不能迅速进行改革，其改革步伐甚至还不及其巨大邻国的一半。”上述《日本论坛》2002年秋季号文章指出：“日本和日本企业应该采取冷静思考怎样利用中国产业的生产力、增长力的态度。过度的威胁论将引发感情的反感，是要不得的。”2003年3月19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戴维.兰普顿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就中国崛起的影响问题的听证会上提供证词，题为《考虑中国崛起的安全影响》，其中说道：“总之，从美国利益的角度看，中国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而不是错误的道路崛起。”可见，面对同一事实，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如今，“中国机遇论”越来越占据上风。2003年1月2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驻香港记者题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促进其邻国的发展》的文章，说“不论人们怎么焦虑和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也将给这一地区带来机遇”。2004年2月16日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公布几位美国贸易代表的言论，其中巴尔舍夫斯基大使明确表示：“有人把中国说成是毁灭力量。我不这么认为。”2004年2月19日《亚洲华尔街邮报》发表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的文章，称“短短几年前，该地区还担心中国成为一个独断专行、主宰地区事务的霸权国家。如今，这种担忧已经烟消云散，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看作友好邻国、建设性伙伴和善于聆听者。”该作者还从另一角度指出：“安全方面，中国也采取了若干步骤来消除该地区各国对其军事力量的担忧。中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合多边增强信任措施化解了这种局面。”
当然，也还有人在观望。这也不奇怪。例如2004年2月25日《南华早报》刊登香港记者兼评论员秦家骢的文章，说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并称，“中国对和平崛起的强调虽然值得称赞并应受到鼓励，但是国际社会仍担心中国在具备称霸资本时会不会寻求霸权。”既然如此，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谈到中国和平崛起，还有必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和平崛起与遭受外来侵略的关系。尽管我国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了巨大的和平努力，并充分估计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但仍应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准备应付任何外来侵犯。这是我国必须保持足够防御军事力量的道理所在。二是和平崛起与面临台湾“独立”的关系。在我国和平崛起条件下，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个方针不会变。但是，一旦出现台湾“独立”的非常状态，我们必须运用武力，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