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立场的理论心理学——与托马斯#183;梯欧教授一席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马斯论文,心理学论文,立场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84
托马斯·梯欧(Thomas Teo)，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博士后和研究员、约克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家，致力于分析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心理学的历史与理论基础，以及对这些领域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挑战已20余年。他是加拿大心理学会(CPA)和美国心理学会(APA)会士、国际理论心理学会(ISTP)与APA理论与哲学心理学分会执委、加拿大政府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SSHRC)评审委员，曾任加拿大心理学会理论与心理学史分会数届主席，主编美国心理学会《理论与哲学心理学杂志》，兼任《美国心理学家》、《德国心理学》、《理论与心理学史》等期刊编辑。
本采访于2011年2月10日上午在约克大学行为科学楼梯欧教授办公室进行。
王波：上午好。感谢你接受我的约谈邀请。能否先谈谈你研究心理学的心路历程？你是如何开始理论心理学思考的？
梯欧：这要追溯到我在维也纳大学的学生时代。那时没有多少有趣的心理学研究项目，所能接触的都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天真的经验主义和方法对理论的压制。这引起了我对理论问题的兴趣。当你刚开始学心理学时，会认为将学到关于精神生活的知识——不仅是精神生活的形式，还包括其内容——然而不久你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精神生活的内容。你学到的只是如何将一个有趣的问题转化成变量，然后检查这些变量又是如何与其他变量相关的。然而这些变量本身是人工建构的，所以你并不了解一个研究的实际意义究竟是什么。像当时许多学心理学的学生一样，面对大学提供的课程和自己瞩望的心理学之间的巨大落差，我也感到失望。正是从这种落差开始，我对批判心理学(critical psychology)产生了兴趣。当时维也纳大学有个探索批判心理学的学生组织，我开始认同批判心理学，并参与到这个组织中。
王波：是在20世纪80年代吗？你具体都做了哪些研究？
梯欧：是的，我从1981年开始研习心理学和哲学。当时我最感兴趣的领域是发展心理学。我接受的是发展心理学训练，硕士论文也与之相关。我喜欢它，因为它试图将语境与辩证法考虑进来。发展心理学家并不假设人、事件或者“客体”是静止的。我的硕士论文着眼于科尔伯格，探究了道德判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王波：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这个研究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梯欧：经验研究。我对科尔伯格理论的兴趣在于，他关于道德判断的结构是中立于内容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我的论点是结构本身就决定了内容。在这一背景中，我有一次重要经历：我婶母让我给她解释一下我的硕士论文在研究什么。我认识到向心理学圈外人解释我的观点非常困难。这引起了我对自己正在做什么和这个学科在做什么的自我反思。我对理论的、哲学的和历史的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并且认识到，在很多方面心理学都是一个天真的学科，需要批判的反思。
王波：是谁将你引向了批判性地思考理论心理学的道路？哪些思想家对你产生了最重大的理论影响？据我所知，当时德语世界有很多批判理论家，比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甚至一些80年代还在活跃，如哈贝马斯、霍尔兹坎普(Klaus Holzkamp)等等。想必他们为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深厚而广博的德语智识语境。
梯欧：确实如此。虽然还有其他传统，如美国的符号互动主义，但对我们最重要的理论还是来自德语语境的批判理论，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霍尔兹坎普，还有格鲁毕兹奇(S.Grubitzsch)和瑞克索耶斯(G.Rexilius)等。就个人而言，我对霍氏以及德国批判心理学更感兴趣。霍氏的著作很可能对我的发展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当时我搬到柏林，就学于他任教的柏林自由大学。尽管在思想上受惠于他，我绝不是一个正统的批判心理学家。批判的反思包括质疑来自批判心理学本身的假设。我在德国遭遇的批判心理学是德国所特有的路径。当我在奥地利和德国生活时，我并未认识到这一点。然而来到加拿大之后，我就逐渐明白了。如果你想翻译一些批判心理学的著作，文化根植性(embeddedness)就变得显而易见。它很快向你表明这项批判工作扎根(grounded)于一种反思的德国传统中。
王波：一般而言，理论心理学是一个宽泛的领域。从你的视角来看，理论心理学是什么？
梯欧：就我理解是元理论。每个研究者都采取了某种理论范式。因此，每个心理学家都是理论心理学家。比如，如果我在皮亚杰的传统中工作，这也是我早年在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与教育研究所做研究生、博士后和研究员时的一段学术生涯，因为当时没有多少关于批判与理论心理学的职位。这其实很讽刺，因为为了从事批判理论研究，我必须依靠传统的发展心理学谋生。话说回来，如果承袭皮亚杰或者科尔伯格的传统，我也是在做理论，因为我尝试改进和发展一种理论。但这并不是我所谈论的理论心理学。作为一种元理论学科，理论心理学是一种哲学的和反身的学科。因此，理论心理学应该关注心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体论和主体问题(subject matter)，以及伦理—政治和实践问题。
王波：我注意到你在不少著作中都使用了这个模型，即将理论心理学和批判心理学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政治三个维度。能否对此做一阐明？你是如何发展出这一模型的？
梯欧：这个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哲学传统。就本体论而言，我们可以追问何谓心理学主体问题的本质和特性。比如如何理解心理学史上那些模型和隐喻的重要性？有批评者指出，心理学追随人类精神活动的机械论模型，人及其心灵被理解成反应性的。他们没有能动性，脱离文化与社会。当涉及真正的人时，这样一种主体问题的自然科学模型就没有意义。而且它还导致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如果认为人只是反应性的，并且像机器那样运转，就可以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但如果认为人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就需要发展出一种能够恰当处理主体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实践(praxis)而言，需要弄清楚某种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对伦理和政治产生的后果。例如，若将贫困重构为内在的个人问题，我会专注于为一个生活贫困的人培训某种心理学素质(competency)。但这并不能解决贫困的实际问题。心理学实践具有伦理与政治的维度，在权力的领域内，研究可以被使用，也可以被滥用。总而言之，这个体系沿袭了西方哲学的传统。
王波：主流心理学家可能会否认这一体系的第三个维度的存在，即伦理—政治维度。他们可能会争辩说，这个维度会影响心理科学的客观性。即使让主流心理学家不情愿地承认这一维度，很可能也只能以外在的强制规定的形式在美国心理学会(APA)研究手册的伦理守则中找到它。这些守则只是做研究必须遵守的一种形式上的规定而已。
梯欧：很久以来，心理学家赞同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在某种程度上，APA的伦理守则是一种法条化①(legalistic)的守则。在对美国酷刑制度(torture regime)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局限。伦理守则被快速地改变，以允许(心理学家)“参与”国际法和奥巴马现在称之为酷刑的实践。有时候对某个伦理守则的定义如此技术化，以至于被归于这一类的人们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这和我所指的伦理—政治维度不太一样。对我而言，它表示意识到，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你在研究、教学和实践中的所作所为具有伦理和政治后果。而霍克海默早已将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指认为批判理论的一个目标。这不仅是关于照着世界的样子描述世界，更是关于朝着社会正义的方向改变世界。这是一个核心价值。当然，对主流心理学家来说，这等于客观性被限制。但是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的讨论，具有党派性以及某种理想与愿景实际上会让你更客观或者更不客观。
王波：许多主流心理学家并未意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是在一个政治领域中工作的，以及实际上他们如何可能在帮助维持现状——这本身就是政治决定。主流心理学已经遭受越来越多的批评，心理学家们自己也开始深入反思。你认为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梯欧：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相关性(relevance)。相关性标准可以追溯到哈贝马斯(甚至更早)。就理论心理学而言，相关性是指能够抓住人类精神生活的特质。遵循统计—分析模型对某些问题可能有帮助，但是它不能是心理学中心的和惟一的方法论。要理解更丰富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内容，你不得不囊括现在被称为质性的，以及解释学的方法论。相关性标准也指涉实践。研究对实践有多大的相关性？心理学可能有某些技术相关性。有心理学家就特定人群开发了一些技术，将其用在做广告上确实收效良好。但从批判的观点看，技术相关性不能被称为惟一的标准。它需要和一种解放(emancipation)的相关性结合起来。在福柯之后，我们应该对一般而言的心理学科群(psy-sciences)中的解放和相关性更小心。用福柯的术语来讲，就是反抗的相关性(resistance-relevance)。我们需要自问心理学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帮助人类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对一种更为美国化的社会正义术语的使用，以及它如何使得心理学家不得不使用这些术语从事研究。心理学是仅仅在维持这个非正义的社会形势的现状，还是有助于改变这一形势。
王波：主流心理学家是否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我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比如新行为主义者托尔曼在生涯的最后认识到自己搞了一辈子的研究可能并没有很大的成就和意义，但是当年在做研究的时候他确实是乐在其中。对一个假装致力于积累关于人类经验和行为的科学解释的学科而言，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标准。一旦在某个具体研究领域成了名，你就可以通过实验或者相关分析把每个变量都搞一遍，而且你还总能得出一些看似有趣的结论，然后申请更多的研究基金。
梯欧：是的，他们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但他们可能会说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使用它的原因。一旦置身于一个成果累累的位置，就很难再从内部质疑这种范式。心理学的主流方法都很多产：选定一个概念，就可以将它操作化成一个变量，继而检查这个变量是如何与其他变量协变的。你可以就此进行无限多的研究，因为可以将各种各样的中间变量或者中介变量囊括进来。这样一个研究项目可以产出大量的科研成果。问题是这样的研究和全局有何关系？它们对理解人类主体性以及精神生活有多大贡献？不幸的是，看看心理学史就能发现，某个时期被认为重要的研究或者人物，实际上已经不为现在的学生所知了。比如霍尔曾是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但当我在课堂上问及他时，约克大学的本科生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霍尔被认为是科学心理学的范式案例。他不再为人所知，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采用他的研究方法。库恩主张，如果某人建立了一个研究纲领或者范式，这个范式在他去世之后可能就会被废弃，或者一旦这个学科的纲领发生转移，就没有人再关注过去的研究了。心理学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很多当时被认为重要的东西消失了，因为在心理学学科里，除了一个时期的专家共识，我们没有用“相关性”作为标准。心理学里缺乏知识的积累。
王波：心理学只用科学家共同体的共识作为判断某个研究是否重要的标准，随着共识的转移，这个研究的重要性也就失去了。只有采取与人类主体问题勾连的“相关性”作为标准，一项研究才可能具有恒久的意义，也才能促进心理学的知识积累。在库恩看来，范式转移导致科学家用不同的方式看他们的研究卷入的世界。在科学革命之后，科学家在对一个不同的世界作出反应。在科学家的世界里，革命之前的鸭子在革命之后就是兔子。你认为有没有理论心理学家或者主流心理学家自己可以采取主动行动去促使将主流心理学的“鸭子”变成“兔子”？或者说，我们能不能瞩望一种主流心理学中的科学革命呢？
梯欧：在心理学中关于库恩的讨论连篇累牍。一些人指认了心理学中的认知革命，另一些人指认了神经科学革命。它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科学革命”。有的人认为这些发展都应该是革命，但是如果你从批判的视角来看，只要核心的方法论不变，它就不是革命。所以我不完全确定我们是否能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王波：让我们把这个主流心理学可能的科学革命的问题变得更具体一点。我们能否将前面讨论的“相关性”引入主流心理学中？
梯欧：问题是这个“相关性”同时是一个伦理—政治概念——问题仍然是谁来裁决什么才是相关的。许多主流心理学家会认为他们的研究是极具相关性的。谁是相关性的裁决者呢？如果你出自马克思主义传统或者基础论传统，你当然有相关性的标准；如果你从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你同样知道什么才是相关。但是如果你并不赞同这些价值，相关性就可能是任何东西。我们没有上帝之眼。但是必须反思我们是如何为这些标准辩护的。
王波：如果将主体问题和社会正义都作为相关性的重要标准，是不是可以说这种相关性最好以一种乌托邦的形式存在呢？这里是在德里达的意义上使用乌托邦这个词。我们知道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以“学习与幽灵共居”这一问题开篇，并贯穿全书。在他看来，诸如正义这样的概念都是乌托邦，因为它们趋向“乌有之乡”(the non-lieu)，一个不断生成之所，所谓“无处”(no-where)。另外，一个以理性主体为名的现代性被认为正是压迫他者的根源，建立在这种本体论之上的伦理叙事难免会有基础主义的色彩。传统主体意识的社会正义论述在今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中已经显露出了左支右绌的疲态。你这里谈到的心理学的“相关性”如何避免这种窘境，正如《后现代状况》末尾的袅袅余音，以“为正其歧异之名而努力”②呢？
梯欧：这样说确实很有道理。想想马丁·巴洛(Martín-Baró)③是怎么做的吧。相关性的意义对他而言非常清楚。为穷苦人工作，与穷苦人一起工作，质疑政府对权力的滥用，质疑权力操弄的虚假意识形态——最后他也为此献身了。对于他来说，相关性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幸福。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个很明确的标准。但是在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它就比较复杂了。在这里，相关性是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我们可以有一个解放的视角，它意味着推翻旧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是大多数加拿大人不再这么看了。这跟他们的经验格格不入，所以这种解放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至少在这个历史时期是这样。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必须认真地对待人们的经验，而对很多人，按照保守的说法，解放的意思就是少纳税。这就是个人可能赞同的具体形式的解放。它可能是解放的虚假景象，一种意识形态幻觉，但它也可能是一种社会现实。在加拿大的语境中，它是一种合法的政治立场，虽然我不同意，但在我的经验中，它比马克思主张的推翻生产资料所有制更引人注目。从个人层面上说，很多人不再把解放与劳动领域联系起来了。即使在互动领域，“我的声音需要被社会听到”这样的观念都很少见了。任何相关性话语或者解放话语的困难都在于强加给人们他们没有相关经验的想法。你可以说他们的经验代表着虚假意识，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你如何去裁决和判断个人的痛苦呢？困难在于说服人们相信为什么在劳动领域和互动领域解放是重要的主题，以及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不再仅仅围绕“经济增长与否”，而是“谁拥有生产资料”。
王波：现在我们自然地走近马克思了。如果说在现代性社会我们还能发现政治经济学形塑心理学的蛛丝马迹，那么后现代社会(如果可以这么区分的话)的政治经济叙事已经成为一个心理学故事。所以当马克思断言心理与心理学的社会历史中介性时，他是一位现代性的思想家。如今心理学所处的脉络与话语已经更为复杂。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学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你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理论心理学有相关性吗？
梯欧：很有相关性。每种理论都需要更新。就心理学而言，我将马克思视为“人类主体性根植于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语境之中”这种理解的转折点。我们必须理解这种联系。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意识是社会的一部分、与社会密切联系、且不能与社会脱离”是很重要的。但现在我们更要讨论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将是下一步更为复杂的研究。经济结构固然非常重要，但可能还有其他的方面，如哈贝马斯的“交往领域”。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社会学理论供我们思考社会。社会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愈加复杂，在社会语境中反思主体性亦是如此。我们不能就此止步。
王波：我有一个观点，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如果苍天假年，使他能够看到心理学的虚假繁荣，马克思很可能会写一部《心理学批判》。在他的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是主流学科，如今心理学也是煊赫一时。心理学在西方社会变得如此具有支配性，它甚至已经反过来在深重影响和形塑政治经济制度本身。人们开始用心理学概念解释和理解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很多理论心理学家称之为“心理学化”(psychologization)。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现在都在用心理学概念来解释。最让人担忧的是，现在不再是经济学因素，而是个体缺乏某种心理素质该为一个问题负责了。这种趋势在中国已有苗头，而在西方已经相当普遍了。政治家和非心理学家不再提及政治或者经济概念，在讨论社会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言必称心理。面对社会愈演愈烈的心理学化，马克思很可能会有话要说。如果我们在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会更有意思，那就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主体性如何生成？”这可能也是康德、黑格尔以及其他相关思想家潜在地想要说明的问题，即人类主体性在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如何可能？
梯欧：很有意思。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对理解主体性非常重要。你也的确可以这样重构康德。我想提一下耶格尔和斯道布勒的历史著作④。他们是当时心理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试图说明人类主体性的殊异化(particularization)是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系统，比如犯罪系统、卫生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等等。他们认为主体性被这些需求殊异化了。在司法系统里，与你的主体性相关的是目击证词是否可靠；在教育系统里，与你的主体性相关的是你能否在班上取得成功；在卫生系统中，人们会问你的行为是否正常？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导致了人类主体性的分割与殊异化。被关切的不再是主体性的整体，而只是与现代制度关联的那一部分。心理学还在其他很多领域受到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制度的影响。但有一种现象表明了不同方向的影响。也就是你说的社会的心理学化。奥巴马就说，它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心理学“共情”(empathy)的缺乏。⑤他用一个心理学概念来阐明见解。心理学渗透北美社会的方式非常有趣。当然，批判和理论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精确指认它们，以及心理学概念如何反作用于社会，个体如何使用这些范畴重构自我。人们从媒体或者心理学课上搜罗到几个心理学概念，就开始用这些概念重新解释自己。这样这些词就变成一种社会实在。你知道，这个过程被哈金(I.Hacking)和丹兹格(K.Danziger)称作“循环效应”。它对理解心理学范畴如何创造现实，以及成为一个人认同(identity)的一部分非常重要。
王波：你认为心理学化的可能后果会是什么？
梯欧：可能会有一定反弹，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实际上很多心理学概念并不能解释多少东西。我只是在怀疑是否其他流行的概念就更好。就算不再用使心理学概念，人们可能还会使用生物学概念，比如“我的基因没这块料”，或者“我的脑子不是这么长的”等。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心理学科群的一部分。
王波：我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康德否定实验心理学的可能性。他认为心理学是对心灵活动规律的经验研究。而心灵活动缺乏实体，它只有时间维度，所以不能够被测量。因此，他说心理学不能被称为实验科学。而跨越经验之界限的倾向在试图表象灵魂、世界与上帝这样的观念时达到顶点。这三者其实是作为理性努力的最后成果以确证绝对无条件之物的。康德说将这些观念作为构成性的(constitutive)是错误的。它们并不为处于人类理性认知能力之内的对象而存在。一切教给我们灵魂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上帝是什么的形而上学企图都无可避免地失败了，而且注定要失败。我的重点是，现在心理学就在努力和这些观念的表象打交道。在这种意义上，心理学成为形而上学的最后形式和最终完成。它超出了经验的界限，没有边界。结果就是，它敢于将人类生活的任何方面心理学化。另一方面是关于心理学知识的确证问题。构成性的知识备受重视，而规范性的知识却被漠视。知识现在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是科学家共同体的共识。心理学家现在只谈论世界的表象，而不是在世存在。似乎已经没有超越性存在的空间了。
梯欧：是这样，当康德谈到心理学批判时，他先谈的是理性心理学批判。当时有两种心理学，即理性心理学和经验心理学，由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命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谈到了理性心理学的不可能性。他说的这种不可能性是作为关于灵魂的科学的不可能性，对康德来说，没有什么办法能科学地研究灵魂。而对于经验心理学，康德意识到了心灵中有某些东西在发生，比如情感、思维和意志——无论我们用什么概念——它们是否充足并不是问题，但心灵的确在做某些事情。对经验心理学的批判是在另一本书中提到的。康德认为经验心理学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物理学或化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是它可以是对事情的描述。这是一种较低形式的科学，甚至不应该得到科学这个名称。但是，在他的人类学中，他谈到了思维、情感、性格、气质等等我们认为的心理学话题。因此，心理学被归入人类学。对康德而言，超越性的意思不是超出经验，而是在经验之前。在我们的经验之前知识所依赖的基本特征。这就是直观形式和范畴。它是我们的心灵施加于外部世界之物。我已经说过我们应该从一种文化意义上重释直观形式，以认识论的主体来阐释，而不只是以先验主体：文化和历史首先决定了我们能体验和了解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眼光。
王波：是的！在马克思之后，那我们不妨对康德做一个引申：我们确实需要他的时间和空间的直观形式，但是让我们把它变成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
梯欧：这样很有意义。
王波：某些人也许会认为宗教也是直观的一种形式，它决定了我们能体验和理解什么。我注意到一些重要学者，比如美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分会的前主席斯拉夫(B.Slife)教授就在大量撰写关于宗教在心理学中的地位的论文。
梯欧：对于某些人来说，宗教是他们直观的一部分或者范畴的一部分。继而一切都通过这一范畴得以理解或者感知。如果我没有这种范畴，那么这对我就没有意义。我能做的就是反思我的范畴，因为在这里我同样可能存在偏见。我们应该审视一个人的基本假设，比如宗教、相关性或者社会正义，是如何实际地影响一个人的观察与诠释的。一个人会认为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经验证据？比如，主流心理学应该质疑其关于人性的模型，或者那些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观察的价值的假设。这也许就是康德的观点。
王波：你是如何思考理论心理学的处境及其与主流心理学之间的关系的呢？北美那些将理论心理学设为必修课的大学和设有理论心理学专业的博士点屈指可数。
梯欧：由于主流心理学并不认为批判反思或者元理论反思在心理学科中是重要的，所以理论心理学是被边缘化的。在北美的多数大学课程中，理论心理学并不是必修课，甚至不开设这一课程。我给研究生上理论心理学课时，他们大多数抱着消极态度而来，但是在学完之后就会说，“这是一种思考事物的有趣方法，我以前可没这样想过。我很高兴还有这门课存在”。我对学生的感受实际上是积极的。对当代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进行这种反思已经对许多学生产生了吸引力。而一些教师对此却是更加挑剔，因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理论心理学的教育。他们已经成功了，所以还要理论心理学干什么呢？用成功的标准代替教育的标准，这太不幸了。如果标准是“你需要理论心理学以获取成功吗”，那么答案是你不需要理论心理学也能在主流心理学中获得成功。但是如果你想质疑假设，批判思考，并探究心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问题，那么就需要这门课程了。理论心理学实际上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并最终为成为一个“更好”的心理学家打下基础。这就是主流心理学与理论心理学之间的问题。
王波：如果有中国的学生决定学习理论心理学，并以此为事业，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梯欧：我对中国学生的建议是，不要只是引进西方的概念，而是要创造自己的概念。这样才能够促进东方与西方之间视角的融合，最终引发一种真正的全球理论心理学。
王波：你刚刚提到了全球心理学，你认为有一个世界性的心理学吗？从理论上讲，康德提出过世界公民这个概念，与之相对就该会有一种世界性的心理学。从实践上讲，自15世纪早期世界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全球性的贸易已经开展400余年了，这是世界心理学的一个现实经济基础。
梯欧：这取决于怎样理解你说的普适性或者世界性的心理学。如果从生物学角度讲，人类在生物学的某些方面是普适的。乃至对人性而言，你也可以主张意识总是根植于社会和历史之中，全人类概莫能外。泛言之，有些事情是具有普适性的，而有些事情是因文化而异的。问题是如何去分辨这两者。精神生活的内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文化而异的。理论心理学家的任务不是假定自己的范畴是普适的。我们需要投入和参与到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群中，以评估哪些心理维度是普适性的。在翻译好问卷并收集完数据后，仅仅把一个测试、问卷或者研究工具用于另一个文化，并不意味着这些测试、问卷或者工具就是普适的，它只能说明这些接受测试的个体能和这些问题关联起来。一个具体概念对另一种文化的相关性必须由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人们和专家来确定，以确定这个概念有何意义。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这里不会再有纯粹的本土心理学。问题是，西方仍然认为他们的本土心理学就是普适心理学。
王波：非常感谢！
梯欧：也谢谢你！
注释：
①“Legalistic”或译法条主义，语源出自基督教，意指守法，而不包括立法，因为《圣经》中的“律法”多指上帝所立之法。“Legalistic”强调法律乃客观现成之物，所要做的只是去发现、诠构和遵从法律。普林斯顿大学词网(WordNet)的解释为严格遵从法律条文而不是法律精神。故此词具有拘泥于固有规则的“墨守”意味。
②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p.82.
③马丁·巴洛(S.J.Ignacio Martfn-Baró，1942-1989)，萨尔瓦多社会心理学家、哲学家和耶稣会教士，因传播进步思想在萨尔瓦多内战中被军方杀害，20年后被萨尔瓦多政府授予最高荣誉。
④S.Jaeger & I.Staeuble,Die Gesellschaftliche Genese der Psychologie(The social origins of psychology),Frankfurt am Main:Campus,1978.
⑤“共情”本来是一个心理学范畴。英文词“empathy”是1909年由铁钦纳自创的。当时他正试图将19世纪末主要由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李普斯(Theodor Lipps)研究的“Einfühlungsverm
gen”现象翻译成英语。后来该词又被以“Empathie”的形式回译成德语，而且现在仍在使用。奥巴马多次在各种场合阐述过“共情”。在其自传《无畏的希望》中，他将其定义为“不只是对同情或者慈善的吁求，它要求的更多，它是一种对站在别人的立场，并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的呼唤”。奥巴马将“共情”视为自己道德准则的“心脏”和施政的“标杆”。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似乎正遭受着缺乏共情之苦。”奥巴马断言：“更强的共情心将匡正我们当前的政治平衡，以支持这个社会中那些奋斗着的人们。”参见：Barack Obama,The Audacity of Hope,New York:Three Rivers Press,2006,pp.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