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论屈原贾谊的意识倾向及其在贬谪文化史上的模式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史上论文,之争论文,倾向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是中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两大恒定主题，前者的结果一般使得耿介孤忠之士益发执著于现实；后者则导致沦落困境的文人往往走向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形成两种既相关联又相反对的意识倾向－执著意识与超越意识。作为这两大主题和意识倾向的早期代表人物，屈原和贾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而他们身经的流放贬谪，更给这两大主题和意识倾向打上了浓郁的悲剧烙印，并以模式的作用昭示后人。
一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贬滴诗人，也是执著意识最突出的代表。据考，屈原一生一次被疏，两次被放。他的被疏约当楚怀王十六年（前313），他的被放，第一次自顷襄王元年（前298）至三年（前296），放逐地点在江南一带；第二次自顷襄王十三年（前286）至二十一年（前278），放逐地点先在汉北，九年之后，亦即顷襄二十一年仲春前，屈原历经险阻返回郢都，适逢郢都陷落，他不得已再次踏上流亡路途，经夏浦、辰阳、溆浦等地，在赴长沙进发途中投泪罗江自尽〔1〕。
在长达十余年的放逐生涯中，屈原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哀怨、忧伤、悲戚、愤懑几乎成了他的终生伴侣，但他却从未屈服过、颓废过，他的生命始终处在反抗、搏斗、奋争的行进过程中。抽绎其诗作内容，这种反抗、搏斗、奋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执著理想信念，决不改易操守——“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揭露黑暗现实，痛斥党人群小——“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态也。”（《怀沙》）
固守赤子之心，深深眷恋邦国——“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维护人格尊严，不惜以死抗争——“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
身处逆境，不屈不挠，坚持固有信念，高扬峻直人格，执著追求理想，愤怒揭露、抨击黑暗现实和无耻党人，深深眷恋邦国，终至以死殉志，这就是回荡在屈原作品中的主旋律，这就是屈原的精神。这种精神高度凝聚，化解不开，支撑着屈原与现实忧患作殊死的抗争，从而表现出对人生悲剧最顽强的克服，对自我志节最坚定的持守，而这不正是一种深沉博大的执著意识么？这种执著意识融贯在屈原的血液中，闪耀在他的性格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2〕，并由此构成了其作品的精魂。
面对沉重的现实忧患，屈原之所以能顽强抗争，表现出坚定的执著意识，无疑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悲剧性质紧相关联。史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疆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3〕据屈原在《惜往日》中追述：“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 。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显而易见，屈原最初深得楚王信任，积极参政议政，肩负着治理楚国的重要使命。所谓“明法度之嫌疑”，就是《史记·屈原列传》中说的“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而其最终目的，乃是为了使“国富强而法立”，由强大的楚国来统一天下。从当时的社会形势看，“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作为大的发展趋势已为世人公认，因而，屈原依赖君主支持和显赫的贵族出身，凭借身为左徒的优越地位和自己超人的才干，是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变法富国并完成统一大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屈原怀抱一再申明的“美政”理想，勤勉国事，公而忘私，执著追求，精进不已。在他的脑海中，始终浮现着一幅高远的政治宏图，对他来说，社会政治和由此派生的政治理想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的信念，他的追求，他的意志，他的生命，都在这一层面上凝为一体，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换言之，当一个人跳出了狭隘的小我的牢笼，而将其全副精力贯注于一个更为远大宏阔的目标时，他便具有了一种宗教般的热情和自觉的使命感，便增添了担承整个民族和人类沉重负荷的巨大能量，他的精神、意志也由此获得了提升和强化。屈原的戮力社稷和执著追求，便体现了这一特点。
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执著追求理想与可能的悲剧性是紧相关联的，而且这种追求愈是强烈，追求者的人品愈是高洁脱俗，便愈是易于被人中伤，导致悲剧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是一个残酷的历史规律，而此一规律在屈原这里最为突出地呈露出来。概括言之，屈原在追求理想过程中遇到来自两方面的严重阻碍，一为昏庸君主，一为党人群小。从前者看，楚怀王前期颇思振作，曾为山东六国合纵之纵长；至中期以后，便日渐昏昧，先受欺于张仪，与齐绝交；继发兵贸然攻秦，大败而归；终又与秦联姻、会盟，受伐于齐、韩、魏三国，并再度为秦攻伐，不得已西入秦，客死于斯，为天下笑。顷襄王即位后，愈为颓唐，外无良谋，与秦交合离散，有如儿戏；内信群小，“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故庄辛一针见血地指出：“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4〕果然，时间不久，秦即大举攻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败，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5〕至此，楚国风雨飘摇，江河日下，再不复有昔日争霸天下的雄风了。而这一切责任的主要担负者无疑是昏昧的国君。面对如此君主，屈原高远的政治理想怎能实现？他的执著追求又怎能不半途天折？从后者看，楚怀、襄两代党人群居，干乱国政，诬陷忠良，为患甚烈。史载：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6〕与此同时，上官大夫、靳尚之属还广为联络，“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7〕遂使得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干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8〕，也使得更为昏庸专制的顷襄王紧步乃父之后尘，一再迁怒于屈原，从而导致了屈原接连被疏被放的政治悲剧。
就实质论，屈原的政治悲剧无疑缘于他刚直不阿之性格、执著追求理相之精神与昏昧专制之君王间的必然矛盾，但在表现形式上，却直接导源干上官大夫等一批党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诽谤。也就是说，本是因为以摧残人才为特徵的专制制度和作为此一制度之核心、握友生杀予夺之大权的君主，群小党人才有了夤缘附势、打击正人的可能，屈原才会被放逐荒远，可是于群小党人作为君主与屈原之间的中介，一跃而成为矛盾在表现形式上的主要方面，遂使得君王专制这一实质上的主要矛盾被遮掩起来，屈原的被疏被放也就自然成了党人群小从中作祟的结果。于是，君王在一定程度上被开脱出来，党人群小一跃而成为罪魁祸首。对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结局，屈原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他说：“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
怒。”（《离骚》）不只是屈原，后世人也这样认为，“远谪南荒一病身 停舟暂吊汨罗人。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9〕可以说，君主受蒙蔽，罪过在群小，受蒙蔽的君主是可以宽谅的，而进谗挑拨的群小是不可饶恕的，乃是屈原以至后世众多文人十大夫的一种共识和遭贬后的主要心态。正是基于此一共识，所以司马迁明确指出“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10〕
由于屈原的政治悲剧的直接原因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以他不能不怨，不能不争，不能不一再痛切地高喊：“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由于罪在群小，君主只是受蒙蔽者，所以屈原在投江前始终不曾绝望，他一直“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11〕，回到朝廷，推行自己的美政理想；他的“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如所云‘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其关切之意可见。因被谗疏绌之后，纯是党人用事，以致国事日非，民生日蹙。既哀自己，亦所以忧国忧民也。”〔12〕在这里，怨愤与忠诚交织，失望与希望杂揉，使得屈原既忧愤不平，块磊难消，对党人群小愤怒抨击，又矢志如一，不变初衷，对理想目标执著以求。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屈原要实现政治理想，就必须接近党人，并通过他们以获得楚王的支持，若远离并抨击党人，自己就不能取信于楚王，政治理想便难以实现。而他的刚直性格又是不允许他接近党人的，对他来说，理想和人格同等重要，如果人格已经失去，那么即使能够实现理想，又有多大价值？更何况理想与人格本即在根源外相通，没有人格，何谈理相？于是屈原便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遍布荆棘的艰险路途，既坚持理想，矢志以求又维护人格，憎恶群小，他要在坚持自我的前提下追求理想，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于是，屈原的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将长期地持续下去。
对自己悲剧的性质，屈原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的确，屈原“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13〕，他处世之认真、思想之脱俗、心性之高迈、意志之刚毅，均远超常伦，他不仅时时注意向上提升自己的情操，而日更始终保持着一份诗人的真诚。所以司马迁说他“濯淖汗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14〕王逸说他“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15〕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品格，既导致了他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因孤直而不容于时、被弃于世的悲剧命运，又增加了他在自己生命沉沦过程中百感交集、块磊郁结的程度。他高自期许，不肯随俗雅化，而随俗雅化、专事谗谤之流却平步青云；他忧国忧民，独清独醒，可侈靡贪婪、皆浊皆醉之辈却将他玩于股掌之中。他愈是清醒，就愈是想不通；愈是想不通，就愈是沉痛；而愈是沉痛，也就愈是执著——对理想信念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之悲剧命运百思不得其解的执著。如果说，“屈子以其独清独醒之意，沉世之内，殷忧君上，愤懑溷浊；六合之大，万类之广，耳目之所览睹，上极苍苍，下极林林，摧心裂肠，无之非是〔16〕，乃是屈原放逐后不肯变志从俗而又难以解脱的一种心理常态，那么他的赴湘流而自沉之举，无论从那种意义上，都可视作他执著意识最集中最高度的体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正是死亡，使屈原对人格、信念、理想、志节的持守得到了最后的落实，使他的顽强抗争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同时，也使他从忧伤、悲愤、痛苦的逆境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解脱。
当然，除了主动地选择死亡，屈原还有很多路可走。且不说儒家推举的箪食瓢饮、孔颜乐道和道家宣扬的无己无我、皈依自然，并不失为可行的处世方式，也无论渔父劝屈原所谓“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欲其酾？”其中包含多少道理，即以盛行于战国时代几乎无人能免的游士之风来说，倘若涉足其中，亦足以解屈原于困厄，甚或有助干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叶适有言：“然则‘游’于战国者，乃其士之业。游说也、游侠也。游行也，皆以其术游。而椎鲁之人释耒耜，阡陌之人弃质剂，相与并游干世”〔17〕究其原因，盖源于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现实，故无论策士、谋士、辩士、学士“皆主于利言之”，用以“取合时君”，〔18〕“腾说以取富贵”〔19〕。对此，屈原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从《离骚》内容看，灵氛曾劝他“勉远逝而无狐疑”，因为“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而屈原也确曾有过“吾将远逝以自疏”“指西海以为期”的打算。在《卜居》中，更记载了屈原如下的话语：“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期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粟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朱喜注“游大人以成名”句谓：“游，遍谒也。大人，犹贵人也。”〔20〕王逸《楚辞章句》更明确地申说《卜居》之音图云，“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己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可见，在痛苦的生命沉沦中，屈原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处世方式确曾作过认直的思考和选择。然而，他却始终没有离开楚国，甚至走的想法还在意念中时就被他无情地否定了。屈原的不肯离开楚国，不肯走游士一途，固然有论者所谓的种种原因，如屈原为楚之同姓，他的邦国观念极深，其理想具有只能在楚国实现的排他性……；但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根本性的，屈原不走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作为诗人的真诚没有赋予他逃避的心理机制，他对现实政治过多的感情投入导致他很难抽身退步，他的终极关怀深深扎根于楚国的富强亦即其“美政”理想的实现之中，而他刚直激切嫉恶如仇的秉性也使他不肯服输地顽强抗争。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都说明他虽身处逆境，却不曾绝望。惟其不曾绝望，所以他执著现实，执著理想，而他不曾绝望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在于他始终认为楚王是受蒙蔽的，一旦楚王摆脱群小，憣然改悔，则事仍有可为。所以，他始终对君国忠心耿耿，而对党人群小则奋力批判，大笔书写着忠奸斗争的主题，可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楚王非但没能改悔，反而变本加厉，信用群小，一直把楚国搞到兵败地削、都城陷落！至此，屈原才真正绝望了，他怀着无比的痛苦，吟诵着“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的绝命辞，毅然走向最后的归宿。这是执著中的绝望，更是绝望中的执著。正是这种执著，赋予屈原和他的悲剧以贬谪文化的模式意义。
二
屈原之后，身经弃逐而又作为诗文抒发哀怨的第二大贬谪诗人便是贾谊。在贬谪文化史上，贾谊自有他不同于屈原的独特意义。
从悲剧性质看，贾谊与屈原并无大的差别。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年少才高，升迁极快，对贾谊来说，既是幸事，又是不幸。幸在于官职超升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参与政治的条件；而不幸则在于他年少气锐的心性和勇于议政的激情使他很难避免屈原那样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命运。果然，当贾谊进一步施展经纶之才，为汉室昌盛迭进良谋的时候，来自元老权贵的打击便必然性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由于“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21〕
高才博学而遭忌妒，大志未展已被弃逐，不能不使贾谊悲愤郁积，哀怨交攻，也不能不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屈原的遭际自觉联系起来，加以深层的认同。史载：“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22〕细读《吊屈原赋》即可看出，贾谊之哀吊屈原，主要出于两种感情：一是对屈原之正道直行而遭贬的遭遇深表同情，借以抒发自己的哀怨愤懑；一是对屈原狷介刚直的人格表示敬慕，借以展示自己不肯同流合污的决心。除此之外，赋中对“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混浊现象的揭露批判，无疑说明贾谊具有与屈原相同的斗争精神。如果将考察的范围再扩大一些，看看贾谊在经过四年左右的谪居生涯，被文帝重新徵用后“数上书陈政事，多所欲匡建”的表现，听听他“窃惟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23〕的痛切陈辞，便可清楚感觉到，贬谪虽然给贾谊造成了巨大的人生不幸，却没有使他降志从俗，改变初衷，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以与前相同的激烈心性去参政议政。从这一点来说，贾谊与屈原的执著意识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宋人有言：“屈原事楚怀王，不得志则悲吟泽畔，卒从彭咸之居。……贾生滴长沙傅，渡湘水为赋以吊之。所遭之时，虽与原不同，盖亦原之志也。”〔24〕
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与屈原九死未悔、体解不变的信念持守和顽强抗争、执著追求的精神相比，贾谊的执著意识明显要弱一些、浅一些，他在执著的同时，意识中已含有浓郁的超越情调。《吊屈原赋》的结尾这样说道：
风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浬钋币宰哉洹！胖荻嗥渚猓伪鼗炒硕家玻* 一方面固然钦慕屈原的人格，但另一方面也深感屈原因过于执著而导致的深重苦难。有鉴于屈原“不如麟凤翔逝之故罹此咎也”〔25〕的情况，贾谊希图自缩远去，深潜自珍，并以老庄思想为旨归，齐一物我，忘怀得失，委运从化，超越忧患。在他谪居三年后作的《鵩鸟赋》中，这种意向得到了突出的表露：
夫祸之与福，河异纠纆！命不可说，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乌识其时？……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亡不可。
……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
这里，人生的成败祸福已变得无足轻重，它们的消长起伏都与命运相关，生死是造化的安排，没有必要去作人为的努力，惟一可行的途径，便是达观超然、纵躯委命，“泛乎若不系之舟”。显而易见，这乃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而萌生的一种超越意识，这种意识也无疑是对屈原所代表的执著意识的改变、消解和谈化。
不过，贾谊这种超越意识又是不完全的、有限度的。不完全表现为在他的整个意识中，超越倾向与执著意念同时并存，二者虽有因时间、心态不同而导致的一定变化，却没有轻重悬殊的差异和非此即彼的森然界限，而就超越一点论，他也不及后代诸多心香庄学者来得纯粹，来得彻底。有限度则表现为此种超越意识仅存在于他的意念里，却没有落到他的人生实践中，也就是说，在谪居生涯中，他并没能做到泯灭悲喜、忘怀得失，他心头终日笼罩的仍然是驱不散的愁云惨雾，他似乎只是悲怨极重时将超越学说拿来，聊作宽解而已。所以《史记》本传说他“既以適（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可见，超越意识在贾谊这里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外在的，或只是危急时的一副临时救济剂。
既然贾谊的超越意识是不完全的、有限度的，而比起屈原的执著意识来又毕竟有所不同，那么，他的独特性表现在何处呢？我们认为：贾谊与屈原的显著不同处，就在于他将人生关怀的主要目标由社会政治转向了自我生命，将外向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内向的悲情聚敛，将忠奸斗争的悲壮主题转向了一己的、文人普遍具有的感士不遇。从而在中国贬谪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都表现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
如所熟知，贾谊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稳定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政治相对开明，经济日趋繁荣，一切都呈现出上升的态势，而这与屈原所处的争霸斗力、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以及社会混浊、动荡飘摇的楚国确已不可同日而语。就君臣情形论，汉文帝倡导与民休息，减轻赋税，宽免刑狱，励精图治，向被人称作明君，已远非昏昧瞀乱的楚怀、顷襄二王所能比；大臣如周勃、灌婴等皆元老重臣，曾为平定诸吕之乱、保持汉家政权出过大力，虽然有居功自傲、排挤新进的一面，但较之昔日楚国的佞臣靳尚、子兰等，到底还有一间之隔。准此，则此一时代便不能与一般所谓的黑暗社会等量齐观，而贾谊初始因才获用、一岁超迁的际遇也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然而，贾谊毕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无罪被贬了！这一惨重事实再次告诉我们：社会政治的相对开明并不能改变专制政治扼杀人才的实质，只要高度集中的君权还存在，勇于参政者的政治悲剧就不可避免。尽管与乱世昏君之时相比，这种悲剧在数量和程度上可能要少一些、轻微一些。如果暂且撇开这一深层原因不论，仅就悲剧的形式原因加以考察，则贾谊的长沙之贬无疑与中国封建社会根深柢固的嫉妒才士的习惯性势力直接相关，而周勃、灌婴等人便是这种势力的突出代表。他们身为元老重臣，建立过盖世功勋，如今眼看年方二十余岁的新进之士贾谊参政议政，出尽风头，其内心很难不嫉妒；汉文帝对贾谊的提拔重用，无形中是对他们的冷落忽视，其精神上很难不有失落感；贾谊首倡“列侯悉就国”之议，直接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其心中更不能不怨恨；失落、嫉妒与怨恨加在一起，遂导致谤言横生。但究其本心，亦不过发泄不满和私愤，而非有意干乱国政，诚如后人所言：“汉大臣若绛、灌、东阳数短贾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学，未必谗人罔极，如上官、子兰也。”〔26〕如果这一说法大致不差，那么贾谊的悲剧在表现形式上便只能是旧势力对新势力横加压抑的产物，其矛盾性质是新旧之争，文士与武将功臣之争，而非忠奸之争。
面对这样的社会和君臣，贾谊的情感应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无罪而遭远弃，不能不深感愤懑，故对同样遭遇的屈原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并大胆批判了“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现实并非一团漆黑，君臣也不是完全的昏庸奸佞，朝政远没有到达屈原所谓的“恐皇舆之败绩”的岌岌可危的地步，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专制政治的实质进行深层透视的能力，因而，他的批判，他的抗争，他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便不能不是有限度的，他的关怀目标也就不能不主要落实到饱经沉沦的自我生命上。于是，忧伤哀怨成了贾谊的恒定心态和情感，而“自以为寿不得长”、欲以超越忧患、纵躯委命的态度在一定时期内成了他的努力方向。也于是，屈原代表的忠奸斗争的主题在他这里开始下落，取而代之的乃成为怀才不遇这一在中国历史上反复鸣奏的苍凉乐章。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始则悲愤高喊：“呜呼哀哉，逢时不祥！”终则沉重叹息：“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这其中呈露的，不正是一颗才而遭弃、无人见知、孤独、寂寞、忧伤的心灵么？
三
固然，后人认为贾谊并非未遇明主的观点也不无道理〔27〕，从贾谊开始时的官职超迁，到其谋议的多被施行来看，他还是有过知遇经历的；但若就其政治悲剧论，则贾谊高才博学却无罪遭贬，又确为不遇；而且这不遇因了始受重用旋被弃逐的落差和比照益发显得沉重。固然，屈原被放逐后的诸多哀怨也含有浓郁的怀才不遇的内容，故后人常将屈、贾合论，谓：“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入议国事，出对诸侯，深见信任。贾生年二十余，吴廷尉言于汉文帝，一岁中超迁至大中大夫。此两者始何尝不遇哉？谗积忌行，欲生无所，比古之怀才老死、终身不得见人主者，怨伤更甚。”但稍加寻绎即可清楚，屈、贾二人的不遇感又自不同：屈虽感不遇，但因其主要关注目标在生灵社稷、社会政治而不在一己之身，故导致其不遇感在相当程度上被遮掩从而降居次要地位；而贾则由于将主要关注目标转移到了自我生命，生命价值的沦丧最为使他痛心疾首，故其不遇感不能不跃居突出地位。屈、贾二人都是文学家，又都是政治活动家，但相比起来，屈的质地更近政治家，贾的心性更近文人，政治家顽强执著九死不悔，“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从内到外都充溢着一股义无反顾的坚刚之气；文人则多愁善感，心性脆弱，“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吊屈原赋》）在感怀不遇的同时从执著向超越迈进。正是有鉴于此，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的赞语中深有感慨地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谊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马迁在此表现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敬慕屈原的人格，又不否定贾谊的思想，所以才会“爽然自失”。如果从实质上追溯，贾谊的人生态度似也同司马迁相类，即对执著和超越表现出一种矛盾：就坚持过的理想、信念而言，他是决不愿背弃的，就自我在现实忧患中所面临的人生抉择而言，他却不愿走屈原的路，而希望遁世自藏，超然解脱。在他身上，这两种态度都是真实的，只是时代尚未给他提供实际超越的条件，而他过于专注自我的心性也不具备真正超越的机制，所以他只能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他的整个精神也只能时时萦绕于“汉廷公卿莫能材贾生而用”这一因感士不遇导致的自悲、自怨、自怜、自叹之中。
从屈原到贾谊，虽不剧烈但却清晰地显示了贬谪文化在执著与超越间游移演进的轨迹，而屈原和贾谊，则有如中国贬谪史上的两座峰头，既标志着贬谪士人在生命沉沦过程中不尽相同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代表了忠奸斗争和感士不遇这样两种不无区别的主题及其价值和意义。所以，“自汉以来，感其事作为文词者”，无虑万千，而考其身世遭际，“亦何非拓落人耶？”〔28〕当然，由于屈原在本质上更近政治家，他的人格境界更为高远，他顽强执著，以死抗争的精神特为突出，因而以他为代表的模式、风范在历史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贾谊；而贾谊本质上更具有文人的特点，他的人格境界和抗争精神皆不及屈原，因而他给后人的影响也就相对小一些。但从另一方面看，屈原的人格境界和执著精神虽然朗洁高远、坚毅顽强，但在实际生活中毕竟难以达到，因而不免与多数文人的现实人生稍有距离；而贾谊尽管自悲自怜，感士不遇，旦具有浓郁的超越意向，但与现实人生的关联却更为紧密，更具有救济作用，因而无疑能为众多挣扎在专制政治压抑下和生命沉沦中的文人广泛接受。换一个角度看，究竟是以屈原为楷模，自儆自励，向执著提升，还是引贾谊为知音，悲叹身世，从困境中走向超越，也成为我们判别后代文人心态、性格和意识倾向的一个标准。
注释：
〔1〕详见拙文《论〈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载《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
〔2〕〔3〕〔6〕〔8〕〔10〕〔11〕〔14〕《史记》卷八四《屈原列传》。
〔4〕《战国策·楚策四》。
〔5〕《史记》卷四○《楚世家》。
〔7〕刘向《新序》卷上。
〔9〕李德裕《汨罗》，《全唐诗》卷四七五。
〔12〕林云铭《楚辞灯·离骚》。
〔13〕刘熙载《艺概·赋概》。
〔15〕《楚辞章句》卷一。
〔16〕明天启六年丙寅蒋之翘评校本《楚辞集注》引黄汝亨语。
〔17〕《战国策题》。
〔18〕王觉《题战国策》。
〔19〕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
〔20〕《楚辞集注》卷五。
〔21〕〔22〕《史记·屈贾列传》。《汉书·贾谊传》略同。
〔23〕《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24〕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七。
〔25〕《史记》卷四八《索隐》引李奇语。
〔26〕《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贾长沙集》。
〔27〕班固和王安石的观点堪为代表。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说：“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王安石《贾生》诗云：“一时谋议骆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28〕乔亿《剑溪说诗》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