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粹论文,追随者论文,青年论文,心理论文,历史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童年时期的情绪决定着成年后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状态。现代战争的状态、家庭生活的长期解体、加上基本食物和住所的缺乏、再加上全国上下历久不衰的爱国主义、仇恨和暴力情绪，必然要使儿童的情绪和心理发展产生畸变，因为童年时期在满足基本心理、肉体需要方面的不平衡造成了持久的心理畸形。
为了指明由于家庭和社会创伤而造成的紧张情绪的最主要潜伏点，简要地评论一下现代关于以婴儿期到成年期的特定阶段发展理论和情感发展理论，可能是有益的。下面所说的只不过是发展的一种理论模式，人格发展心理动力的一种理想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启发性，可用来检验社会、文化资料。然而，这种模式并不是某一个人心理发展的确切模式。
关于儿童的心理过程和幻想，现在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儿童指导专家一致认为，儿童丧失母爱会对成年时期的心理健康和感情力量发生长远影响。儿童与之发生关系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母亲。儿童对客体（首先是对母亲）的态度是被动的、感受性的；也就是说，儿童是自恋（narcissistic）和自私的，他希望得到快乐，要求消除不适。被称为“英国学派”的一些英国精神分析学者曾强调指出，儿童通常都具有一种有害的用嘴发泄狂怒的特性。当儿童的需要遭到剥夺时，这种具有巨大破坏性的狂怒自然就更为加剧了。
已故英国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者D.W.温尼科特描述了婴儿的狂怒状况：他在狂怒中想要破坏母亲的乳房；他相信能在吃奶时做到这一点。梅拉尼·克莱因称儿童的世界是一口爱憎情绪强烈的沸腾的大锅；婴儿充满了要对其所瞩望的唯一客体（他的母亲）进行破坏的激情。琼·里维耶尔在描写婴儿不可控制的狂怒感情和他不顾一切地要进行破坏的情状时写道：
“他变得放肆了。他好象是自然而然地爆发出了憎恨，想要侵犯。他如果感到空虚和孤独，就会自然而然地作出反应，就会立即不可控制，大怒而特怒，想要侵犯。这种狂怒引起了痛苦、暴躁、愤恨、气闷和压抑；进而又引起失落感、悲痛感和忧虑感。婴儿不能区别“我”与“非我”，他自己的感觉就是他的世界，他就是世界；因此，当他感到冷、饿或孤独时，世界上没有牛奶，没有幸福或快乐——生活中的宝贵事情消失了。当他受到欲望和愤怒的折磨，发出不可控制的、窒息的尖叫，借以减轻痛苦和怨恨时，他的整个世界充满了苦难，遭受了伤害、痛苦和磨难。”
雷内·施皮茨在其对孤儿进行的经典的研究中指出，婴儿出生后的头一年里得不到适当的母爱，就会损害他的身体发育和人格的形成。施皮茨比较了两组孩子：一组是在监狱托儿所中受到自己母亲照顾的孩子；另一组是在孤儿院中由称职的保姆看护而没有得到自己母亲的亲自细心照料的孩子。虽然孤儿院孩子刚入院后在身体素质、发育和智力指标上要高得多；但是不到四个月，这些指标就开始下降，情况并不断变化。他们不会说话，不会自己进食，也养不成清洁习惯。监狱托儿所的婴儿却在健康成长，因为他们在生命头十二个月里与其母亲有着密切的感情交流。[①a]
稍后，对儿童安全的巨大威胁则是与母亲分离所造成的创伤。婴儿和幼童应该与母亲（或是长期充当母亲的人）有个温暖、亲密和连续的关系，婴儿和母亲双方在这关系中都能得到满足和愉快；这对于人格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约乾·鲍尔贝说：“生命的头三年中长期的分离（指母子关系）对孩子的人格起着特有的分离（指母子关系）对孩子的人格起着特有的影响。在临床上，这种孩子感情淡薄，十分孤僻。他们不能开展与其他孩子和成人间的正常联系（Libidinalties），从而得不到名副其实的友谊。”[②a]
对婴儿和儿童来说，母亲是最好的保护人，她能使孩子满意和减轻孩子的痛苦。玛格丽特·马勒说：“没有母亲，正常的婴儿就面临着……失去帮助和希望的危险，从而感到焦虑。”这种危险对孩子之所以特别具有威胁性，不仅是由于孩子要完全依赖他人，全然没有自助能力，而且还由于孩子本身具有强烈的矛盾心理。在儿童成长中的口腔施虐、肛门施虐和恋母情结阶段（Oral sadistic,and sadistic,and oedipal phases），大大发展了对爱恋对象的侵犯特性。孩子由于其自身的敌意和侵犯性，就必须同恐怕失掉爱恋的强烈担心作斗争。他虽然狂怒和担心，但必须保持对对象（母亲）的爱恋。如果孩子不能立即得到母亲的爱和保护，就会作出反应，以为得不到母亲的爱是因为自己很坏。他就会缺乏自尊心，[③a]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个不可爱的和没有价值的孩子，是个赶走爱恋者的坏家伙。他那健康的自恋平衡（narcissistic balance）就会遭受坡坏，他的自我（ego）也就减弱了。对付内在恶劣感的一种方法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些恶劣的不合群的东西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鲍尔贝把幼童生活中与母亲（或承担母亲义务者）的分离称为“原始焦虑”。母子分离状态引起强烈的惊恐、慌乱和苦恼。由于母亲对孩子的生存非常重要，分离焦虑总是要引起反应的；它很容易引起反应，只有孩子所爱恋的母亲本人才能完全消除这种反应。[④a]
一些研究童年时期母子分离和个性形成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青春期和成年期想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愿望表明，在惊慌和恐怖状态中有回归到个性形成以前的阶段（Pre-individuation phase）的需求。这种结合可能是群众之间的互相融合，也可能是与专制制度及其独裁领导者的融合。[⑤a]
与母亲的分离产生了敌意，因为这种分离被认为是遭到了所爱者的拒绝，被体验成是失掉了爱。这种焦虑和敌意最盛的时期也是控制和冲突调节的方式确立的时期。因此，分离焦虑和敌意是同一经历激起的。敌意必须压抑，因为它是针对所爱者的，并且，表示敌意、冒着继续遭到损失的风险，更要危险得多。敌意被压抑着，就会产生更大的焦虑。对母爱的急切需求和对母亲的强烈的无意识的敌意，都促使神经过敏、易于焦虑的人在后来生活中面临挫折时倾向于回归到原始的焦虑和狂怒。
战争的恐怖、父母们被杀和致残及儿童死亡的景象，使孩子们受到了创伤。如果认为儿童不知道破坏和侵犯，那就过分相信了儿童的单纯，误解了儿童的本性。
当然，侵犯性并非终止于婴儿期和童年期。温尼科特、里维耶尔、克莱因、施皮茨、鲍尔贝和马勒所描述的新生儿和婴儿的气愤和狂怒在婴儿长大成儿童时也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这在所有的托儿所中都可以见到。安娜·弗洛伊德和多萝西·T·柏林厄姆描写了他们对排泄训练时期所特有的侵犯性和控制的冲突所作的观察：
“将一、二岁的孩子一起放在游戏围栏里，他们就要互相啮咬，互相扯拉头发，互相窃取玩具而不顾对方的不愉快。他们正生活在一个破坏和侵犯性起着主导作用的成长阶段。我们如果观察做游戏的幼童，就会注意到：他们破坏自己的玩具，扯掉玩偶和玩具兵的胳膊和腿，把球刺破，打破一切易碎的东西……。随着他们的力气和独立性的增长，就越加需要有人照管，以免造成太多的破坏，以免互相伤害，以免伤害弱小者。”
作者接着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托儿所里有连绵不断的激烈的战争。”[①b]
幼童想杀死所有在想象中和现实中妨碍、冒犯和拒绝他的人。由于猜忌而想除掉妨碍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和竞争者，这是普遍存在的常有的事。教育的首要社会目标之一，就是要约束儿童的十足的侵犯性。首先，外部权威要禁止住想要进行破坏的直接行为。其次，儿童要学会抑制住自己的冲动。对这种冲动的防御方法是同情和怜悯这类的反应形成（Reaction formation），以及认真照料和细心周到这类的强制性防御。这些冲动是可以被压抑住的，或升华成为相互竞争和极富建设性的活动。儿童要学会批判和克服自己的敌对的、反社会的欲望；这就是说，他要不让冲动有意识地表现出来。他要认识到，伤害、致残和杀人是坏事。他要确信自己不再想干那些暴力和破坏的事情了。只要外部社会支持他约束其侵犯行为的努力，他就能不再干坏事。
当竭力抑制其侵犯性和破坏性的冲动的儿童身处战时社会的时候，围绕着他的外部世界的憎恨和暴力正好与他内心世界中尚未抑制住的侵犯狂相吻合。正是在开始接受教育抑制冲动的年龄上，这些冲动却得到了战时社会的赞许和确认。当儿童生活在心里想着并在实际上进行着战斗、残害和屠杀的人们中的时候，他不可能压抑凶杀的、破坏性的欲望。儿童不是避开战争的恐怖和残暴，而是以纯朴的激情趋向恐怖和残暴。他曾试图将之埋葬于自己内心的那种凶杀的、破坏性的冲动，现在却得到了战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励。
对于儿童来说，他内心升起的暴力幻想是能够产生焦虑的。这就是说，似乎有个内心的信号提醒他谨防失控的危险。此外，当儿童与家庭不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常会出现温尼科特所描写的神经质、尿床、大便失禁、偷窃、逃学和犯罪等症状。[②b]
许多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指出了民族社会主义对不安全感的防御功能。哈罗德·拉斯韦尔不同于那些把希特勒说成是父亲的（或儿子的）象征的人；[③b]他准确地揭示了“希特勒对德国人民所具有的母性功能”这一主题，认为纳粹主义是为了补偿曾经缺少的母爱和家庭生活而出现的一种回归欲望。拉斯韦尔强调肛欲阶段在纳粹所宣传的纯洁和污染中的作用。
“对于德国社会中的某些阶级来说，希特勒本人起着一种母性作用；这一点有着深刻的意义。他那连续不断的道德说教就是全身心地关注着孩子的身体发育、智力增长和伦理形成的焦虑的母亲所作的说教。他在公众面前演说，就象他的自传所写的那样，谈论从历史教学的最优形式到消除社会弊病所造成的灾害的方法等各类教育问题。他之所以谈论这些教育问题，是由于他一直关注着“纯正”；他经常提到‘种族血统的纯正’，并常常提到个人的禁欲、节制法则。这位现代加拉哈德主义（Galahadism）大师使用新教的清教主义语言和天主教的虔诚语言阐述家庭生活的准则。他所坚持的主张充满了深切的疑虑、反复的肯定、有力的否定和严厉的强制。这实质上是保姆所主张的一组‘禁止事项’。”[①c]
同样，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时期丧失父爱（这一点在以后接近和经历恋母冲突（oedipal conflict）的年龄阶段时有着愈益增长的重要性），也对青年人的人格及其对父亲的形象、政治权威和权力的来源的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乔治·R·巴赫在其对父亲在外的小学儿童和父亲在家的小学儿童进行比较研究中发现，“父亲在外的儿童理想主义地幻想着父亲的形象”，这“似乎表明存在着要求父爱的强烈倾向”。而“父爱要求的被剥夺则强劲地刺激着理想主义的、满足愿望的幻想”。[②c]离家在外的父亲被理想化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反应形成——即抵御对父亲的憎恨，抵御的方法是将这些受抑制的敌视父亲的情感转换为其对立的意识。[③c]
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证据告诉我们，父亲长期在外的结果是加强了对母亲的亲近。而这一点又将增强儿子潜伏的恋母冲突。被激起的乱伦幻想将加深受惩罚的恐惧，因为这种欲望是遭禁的。单独同母亲在一起的男孩有着深深的去势焦虑（castration anxiety）；其结果就加强了对离家在外的理想化了的父亲的认同，渴望与父亲之间的同性爱恋。对远地父亲的同性恋情感是一种与母亲分享的对父亲的爱情，是对强化了的与母亲乱伦情感的抵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时整个经济的需要大大加速了妇女的解放；而妇女的解放又使妇女从事了传统上男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担任起了家庭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她自己及其孩子们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中工作的妇女现在正做着“男人的”工作。因此，管理家庭的母亲可能在其孩子们的心目中被看作是个“阴茎崇拜”者或男性的形象。当她不习惯为家庭幸福和纪律承担完全责任时，她会变得焦虑不安。这种焦虑由于她得不到情感和性欲的满足以及对她丈夫的悬念，而进一步加剧。所有各种焦虑必然会立即传染给孩子，然后孩子也变得焦虑不安。心神不安的母亲常常会比她在正常情况下更爱惩罚人；这既是为了避开她自己的性欲情感，也是由于忧虑她作为纪律执行者的作用。这一点加强了年轻男孩的消极受虐狂（passive masochism）和去势焦虑。
变成同性恋者的男孩常常是如下的孩子：他被留下单独与母亲在一起，并形成对母亲的热烈依恋，而且这种依恋没有父亲的在场和保护来起居间调理作用。反对女性化的斗争和向自恋对象选择（即选择象他自己一样的人、同他先前一样的人和他想要成为的人）的回归，都在无父亲照料下成长的男孩身上大大地加剧了。
如果幼年时期与父亲分离和失却父爱有损于儿童对挫折的耐受力和现实检验功能的话，我们就必须考察正常儿童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幻想形成的过程。对儿童的政治概念、政治领导概念和民族身份概念方面的研究表明，有许多终生的基本认识是在小学二年级以前（即在八、九岁时）就已形成。[①d]小学儿童显示出对某一政党的倾向，显示出“我们好，他们坏”之类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显示出对国旗和自由女神雕像之类的爱国主义象征的积极依恋之情。戴维·O·西尔斯指出：“情感先于信息。儿童表现出对领导人的强烈的信任情感，然后才有支持这一情感的理由。”对高级领导人的熟悉程度实际上在小学二年级就已达到了成年人的水平。根据弗雷德·格林斯坦的抽样调查，美国九岁儿童有96%的人知道谁是总统。根据罗伯特·D·赫斯的研究，七岁至九岁的儿童有95%的人能认识和正确识别总统。智利、日本和澳大利亚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对国家领导人的识别能力具有同样高的水平。[②d]
儿童往往将总统理想化，并将政府人格化——即他们把政府看作是领导人本身，而不是人们于其中起作用的一个机构。儿童对个人权力和对领导人超凡魅力加以夸大的程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儿童的意象中，领导人具有上帝般的素质。86%的二年级学生把美国总统看作“指挥国家的人”；76%的二年级学生以为总统制定法律。总统被儿童们视为仁慈的、起保护作用的、权力大而强有力的人。对366个芝加哥儿童作研究表明，有60%的二年级学生认为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③d]
战争状态下的心态补充了儿童对于自己和世界的最原始的心理机制，即分裂和投射（splitting and projection）的手段。分裂正是战时人们所做的，他们把世界分为“好的”和“坏的”国家，分为站在我们一边而只有优点并为我们所喜欢的国家和我们所赠恨的罪恶敌国。这样，我们满足了自己的侵犯性情感，从而能够得到愉快。对于儿童，人也有两种，一种“好”，另一种“坏”。战时离家在外当兵的父亲被理想化了。他受到颂扬，并且所有对他的敌意情感都被投射到了另一边的罪恶敌人身上。[④d]
在精神分析研究和临床工作中，尤其是在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中，近来往往强调青春期这一年龄段对性格形成和解决自我同一（identity）问题的重要性。在这段年龄中，经过大量痛苦的探索、考验和怀疑之后作出了终生的基本选择和承诺。那么，当受过损失的儿童们在政治上起作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他们作为青少年对现实的挫折怎样反应呢？对于青少年的侵犯性，有许多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看法。艾伯特·班杜拉和理查德·H·沃尔特斯的基本看法是，青春期侵犯现象是对社会的模拟或模仿。他们的研究是重要的，因为研究表明，具有侵犯性的男孩来自缺少情感培育的家庭。恋母情结阶段之后的儿童不得不压抑其性欲冲动和敌意冲动，以利于对父母的深情依恋。青春期的生理成熟过程导致恋母情结的暂时复活。但是这时必须最后放弃乱伦的性欲愿望和敌意愿望。青少年对父母的感情联系也必须充分地解开，以保证其未来能自由选择对象和充分顺应社会现实。他必须明确而最终地抛弃在实践和情绪上对父母的依赖性。[①e]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对父母权威的摆脱是“青春期最重要的、但也是最痛苦的心理上的成绩之一。”[②e]
在讨论童年时期受损害的后果时，我们已注意到儿童特定阶段的性心理形成的情况。我们依次考察了口欲阶段所受的创伤，与母亲分离而独自生活所受的创伤、肛欲阶段对侵犯性的斗争和对控制所作的努力、恋母冲突、学龄时期潜伏的政治社会化以及成年期之前的青春期危机。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殊的重点和冲突的焦点。每个阶段都可能成为一个固结点，日后如果烦扰和动荡过大过猛，使儿童不得安宁的话，就会回归到这个固结点上。
我们在找寻历史证据时，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尽量搜集多种临床材料、文化资料和统计数据。本文将介绍三部分历史材料，即比较资料、定性资料和定量资料：这是从上述各类资料中抽出的一部分。各种历史证据在提出新假说、提供新观点和勘定未来开拓领域方面都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精神分析的兴趣在于研究事件的同时，研究战时的一代人。早在1919年，保尔·费德恩即阐释了战后遍及中欧的罢工和士兵、工人委员会的心理因素。他把皇帝这一国父形象的丧失视作战争的心理创伤事件：皇帝已不能再满足婴儿对父亲的如下幻想：父亲是全能全权的，是英明坚强的，能提供绝对的安全和保护。这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帝被剥夺了土地、宝座、权力和提供安全感的能力。因此，造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不再敬畏国家的社会。费德恩认为对于国家的某些儿子来说，失望产生于战争期间，因为当时他们的领导人和军官们提出了不负责任的、有时是不可能做到的、将他们置于死地的要求。士兵和工人委员会被看作是建立一种非父权制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取代战败的父亲的兄弟会的尝试。然而这种形势是不稳定的。费德恩1919年3月（这个日期值得注意，因为它是欧洲共和主义发展的顶点）预言，由于流行的家庭模式和人们想被人支配的愿望等心理上的原因。中欧的共和政体将让位而转向独裁。没有父亲的社会将不会成功。“在已经摆脱社会父子关系的人们当中，向往这种关系的趋势仍旧非常强劲，人们只是期待一个适合的新人物出现，希望他成为他们理想的父亲，以便再度以儿子的身份建立起同他的关系。”[③e]
象本篇这样的研究论著是要评价战争之类的灾难对儿童的影响，应尽可能利用历史上的最佳临床观察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如果战时所受的伤害对幼童有深远的影响，那末这种影响在现代世界中就不可能限于一时一地。对其它工业国家、对20世纪的其它战争来说（例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来说），德国的这些现象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考虑儿童所受战争影响的历史学者来说，英国的经历特别有价值，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英国儿童撤离他们在伦敦和其它大城市的住宅和家庭，并在这难受的经历中得助于安娜·弗洛伊德、多萝西·T·伯林厄姆和D·W·温尼科特这样一些儿童心理学专家的专门指导。这些精神分析学者对撤退的儿童进行了细密的观察，并发表了关于儿童对战时家庭分裂的反响和适应情况的详细研究结果。这些儿童是“正常的”儿童，他们既没有住院治过病，也不是少年罪犯。他们不象集中营中大多数幸存的儿童那样在精神上被自己的经历伤害得那么严重，不象那些集中营幸存儿童那样由回归防御（regressive defense）抗拒着一切改变。[①f]遭到闪电战攻击的英国儿童有个家庭般的环境，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正常发展的引导。[②f]他们离开家宅和家里人这一事实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性。资料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的第一手观察结果，而不是从父母的报告中筛选出来的。
安娜·弗洛伊德和多萝西·伯林厄姆发现，当亲生母亲不在时，孩子会认可代替母亲的人，但是“没有能代替亲生父亲的人。”他们写道，“婴儿对父亲的感情关系在生活中比其对母亲的感情关系开始得晚，但从两岁以后确实构成了其感情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形成其性格和人格的复杂因素中的一个必要的因素。”[③f]
研究者们发现，离家在外的父母被高度地理想化了。父母的来信传来传去，要给孩子们读上不知多少遍。父亲在外服兵役时，孩子提起父亲来总是带着思恋和敬仰之情。那些实际上被父亲抛弃了的孩子们对父亲特别形成了爱恋、热爱和钦佩的关系。一个从来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孩子，会幻想出一个理想化的父亲；这个父亲容许他有受到禁止的贪婪愿望和破坏性愿望；这个父亲爱他、保护他。[④f]
然而，当父亲休假回家，从而侵犯了密切的现存母子关系时，他就遭到孩子的怨恨和不满。父亲被看作是个把母子隔开的闯入者。有个小男孩说过：“写信给我爸爸，说我不要他来这里。我不想同他共进晚餐。别人可以领走我爸爸。”[⑤f]但就是这个孩子，当母亲不在身边，和父亲两人一道时，同父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弗洛伊德和伯林厄姆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了极大的灾难时，孩子们根本不承认其父亲的死亡。所有的孤儿在谈起自己已故的父亲时，都好象他们的父亲仍旧活着似的。他们拒不承认父亲死亡的事实，幻想着父亲的复活、从天堂归来。[⑥f]
对青年纳粹党人进行精神分析的最新颖的尝试是马丁·旺1964年所作的卓越的分析；我认为他的分析在概念上最具洞察力，最为有用。[⑦f]他精确而透彻地阐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儿童的心理动力，这些儿童在希特勒崛起时达到了可以发挥政治作用的年龄。旺氏指出，深深的内疚之心也是一种因对父亲怀有不甚明确的敌意而产生的尚未认识到的自责。对离家在外的父亲这一对手的敌意，表现于因父亲降级和战败而感到高兴的思想中。但是，敌意是与对加剧儿童同性恋欲望的理想化的父亲的思慕之情共生的。这种同性恋的欲望能为儿子提供一个摆脱因单独留下与母亲在一起而加剧的恋母冲突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往往被弃置一旁；乱伦的欲望则转向他人。旺氏认为，这种心理防御再现于神化元首、丑化犹太人的纳粹运动。强烈的同性爱恋之情通过对全权首领的顺从、通过将妇女说成是“生儿育女者”、通过把犹太人当作“乱伦罪犯”和“种族玷污者”加以迫害而得到消除男孩在由焦虑而且好惩罚人的母亲抚养教导时，会形成一种消极受虐狂倾向；这一倾向可通过对某一男人的顺从而得以控制，因为这与对女人的顺从比较起来危害性和去势危险性要小得多。自卑、自辱的感情变成了对犹太人和其他被视为劣等人的羞辱和轻蔑，从而减轻卑下感、消除由于被遗弃而产生的受虐狂幻觉。因为从前的战时敌人一同难以被攻破，所以那些没有自卫能力而唾手可得的犹太人便由移位机制（mechanism of displacement）变成了那些需要一个回归目标者的牺牲品。
这种研究方式已被用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儿童这一当代问题。黑尔曼·罗斯卡姆普在其对德国第二次大战期间出生的大学生所作的临床研究中，强调了下述两个方面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孩子把参战的父亲高度理想化成为一个全能的人物；另一方面是对战败回来的父亲的看法。[①g]父亲离家在外时受到尊敬和赞美，是个家人切盼其回家的对象。然而很快就清楚了：他不是所渴望的那个样子。他是个战败者，是个靠不住的父亲，闯回了迄今没有父亲的家庭。在此以前，母亲代表了现实的一切。相反，这时的父亲却是个一无所有者：他未能满足家人的大多数愿望，使希望化为乌有，还增添了以前没有过的一些限制。
叙述战时和战后年轻德国人经历的最丰富的资料是这个时期的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的意义远高于其在魏玛时期丰富的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有时文学生动真实地叙述了一代人的经历，并深刻地描绘了细腻的统计（或数量）资料不能传达的感情；这就为历史学者摄取了事物的精髓。许多有特色的情感是统计不出来的，是不能用文件资料来证实的。了解、识别和指出父亲的形象和去势焦虑是可以做到的，不需要、也不可能用电子计算机对之加以计算。这就要求历史学者既要有分析的能力、又要有文学鉴赏力。例如，人们能从数量上测定（或比较）某个人的痛苦、哀伤、失落或狂怒的感情的程度吗？对于这类感情的显示，我们必须依靠我们文化资料中最敏感的部分——文学中个人情感的描述。
说到这一点，令人惊异的是恩斯特·格勒泽尔（1902—1963）所著的和平主义巨型自传体小说《1902年》：作者在小说中激情满怀而又悲怆地描述了自己的感情，往往令人读来更象是精神分析中的一个病人的自由联想。评论家威廉·索斯金认为《1902年》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与《军士格里沙》和《西线静悄悄》齐名。[②g]这本书在1928——1929年冬季接连再版了六次，在德国售出了七万册，已译成了二十五种语言。
这本书的书名取自作者的出生年份；这一年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服兵役的年次。1902年的士兵不能在前线参加1914——1918年的战争[③g]。他们还太小，上不了前线；但是正如格勒泽尔所尖锐地指出的：“战争没有给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们留下空白。”他说，该书记述了“社会上非战斗人员的悲剧；这一悲剧系指被扼杀了的精神和气魄以及病态的气质。”[④g]
战争开始，父亲们离家入伍，十二岁的小男孩说道，“我们镇上的生活变得寂静单调了。”男孩们玩战争游戏；游戏中法国人和俄国人总是失败。他们痛苦地惦念着父亲们；父亲们很快被理想化，受到了颂扬。格勒泽尔描述了对离家作战的父亲所作的过高评价和认识的情状。
“这些日子里我们只想我们的父亲，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英雄。所以我们以一种新的崇高的敬慕之情爱着我们的父亲，他们完美无缺。我们从前常常戴上用锡箔做成的头盔（或吕措帽），借以象征性地表达我们对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或解放战争中的人物的崇敬之情，而现在我们开始以深得多的崇敬之情把自己装扮成我们的理想化了的父亲形象。”
农村的男孩子们找理发师，把头发推成象他们父亲那样的军人式的光头。
“我们推了头，脑袋光光的，没有一根长发，头发只有三毫米长。这是我们的父亲离家上前线时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发式。他们当时没有一个把头发理成分头的。
九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一群十五个下定决心的男孩找理发师理发。我们按身材高矮排好队，让理发师给我们挨个推头。一小时后，理发师在用扫帚扫除我们的头发时说：‘你们现在看起来就象新兵了’。
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每人高高兴兴付了40芬尼。”[①h]
1916年冬，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开始感觉到了战争所造成的匮乏。他们经常挨饿，根本没有足够的吃食。老是喝芜菁汤是不行的。城里人找门路，托关系，贱价出让珍贵财物，从农民手中换得营养食物。母亲把她一件最好的罩衫交给女佣卡廷卡，要她在看望其农民父母时换回一点食物。忠实的卡廷卡把黄油藏在自己的羊毛灯笼裤里，瞒过宪兵，忠实地完成了任务。武装宪兵和管理人员在路口和车站搜查旅客没收走私食物。孩子们想出各种各样办法，欺骗宪兵，私运违禁食物回家。一个男孩充当诱骗者，把宪兵的注意力引开；另一男孩则带着一袋面粉或一只火腿越过警戒区疾走回家。
格勒泽尔生动地描写了两年中从理想主义到饥饿的过程和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整个冬天艰苦难熬，战争影响开始冲过前线波及人民，饥饿破坏了我们的团结，孩子们在家里互相偷食对方的配给口粮。……不久，排队站在商店门前的妇女们就谈起孩子们挨饿的情形了，不大谈论丈夫死亡的事了。战争引人注目的事件变了。
存在着一条新的战线，这条战线被妇女们占据着，敌人是武装宪兵和死板的警卫队。家里的人们以两年前祝贺军队胜利的同样热情，为走私的每磅黄油和夜里高兴地藏匿起来的每袋马铃薯而兴奋不已。……瞒过宪兵得手之后，被母亲誉作英雄，是很快意、很鼓舞人心的。”
战争年代中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的儿子加剧了恋母情结。饥饿激起了无意识的、想复归到早期哺乳时母子之间关系的愿望。有时父亲会从东部前线寄送回一点非法屠宰的猪肉或一点走私弄到的鹅肉，于是即可美餐一顿，喂喂长期饥饿的肚子。暴食之后，长期饥饿的肚子吸收不了丰富的食物，常常闹病。得堵死窗口，不要让邻居闻到肉味。青春期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个晚上就几乎吃一整只十二磅重的鹅。偷送给女友的一只鹅爪就是令她信服的爱情象征。[②h]格勒泽尔写道：“我们不再讲到战争了，我们只谈论饥饿，我们的母亲比父亲更亲近我们。”[③h]
父亲在外，难以保护儿子免受母辈人的诱惑。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母辈农妇勾引一少年，答应给他一只大火腿。尽管他的肚子饥饿疼痛、他母亲写信恳求他把火腿带回家，但他仍然不能带火腿回去。这只美味的大火腿曾是乱伦的目的。他代替了农妇的丈夫，从而挣得了火腿。之后，他感到非常内疚和焦虑不安，难以让自己和家里人享用这只火腿。内疚的苦痛超过饥饿的苦痛。男孩把火腿放在农妇床上而离去，好象这样就能“消除”他的恋母罪恶（oedipalcrime）了。他感到悲哀和抑郁，但对此他加以文饰，认为这种情感的产生是由于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个丈夫的代替者，因而内心受到了伤害。他同男友爬上床；在寂静的黎时时刻，他们拥抱在一起，温情脉脉；他将他被诱惑和性行为的经历传授给了他人。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描述得十分详尽的、因父亲不在家而加剧了恋母情结，深重的内疚和受报应的恐惧，以及最终拒绝把妇女作为性欲的对象并加剧了由于战争在感情上的影响而出现的青春期同性恋。
到1917年冬，父亲对儿子来说已经陌生了。父亲不仅成了陌生人，而且是个可怕的、危险性的陌生人；他耍威风，要控制儿子的生活。父亲成了冷漠、严酷的人，对不顺从、越轨的现象要进行惩罚、强制要求可怕的代价。格勒泽尔叙述了他十五岁时曾以其强烈的去势焦虑对他父亲从俄国战线的来信作出的反应。这位少年要为他取代父亲的恋母胜利而赎罪，要因其充满罪恶的幻想而遭到残忍的阉割巨魔的凶狠报复。格勒泽尔企图全然否认他父亲有权要求控制他。但是，他父亲知道他在哪里；不可避免的惩罚是无情的。
“我们感到害怕。这是前线来的话语。说这话的人以前曾是我们的父亲；但是他们离开我们数年后，现在成了陌生人，可怕、奇异、难以抗拒、投下阴影、象碑石那样令人窒息。他们还知道我们些什么呢？他们仍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但已不知道我们的长象和我们的思想。”[①i]
格勒泽尔1933年以后离开德国侨居布拉格、苏黎世和巴黎，这段经历对本文的论点颇有意义。他1939年在苏黎世写了一篇文章，见诸报端，对希特勒的政策表示谅解，并谴责逃亡国外的伙伴。不日，他即收到柏林一个办报人发出的合同。他回到德国，参加了军事工作，当上了空军战地记者和军事报纸《南方之鹰》的编辑。[②i]
因此，格勒泽尔同他那个人群中的许多人一样，二十年后决定穿上制服，追随他那神秘的、令人敬仰的父亲。跟随这位父亲离家参战，有助于抹掉关于那可憎可怕的、战败回家的父亲的记忆。由于作为一个爱国者，并无条件地服从领袖，这少年由对他父亲的可耻战败和破落感到高兴而产生的那种爱憎相杂的矛盾心理就受到了否定和抵消。于是他向那理想化了的、远不可及的、神化了的、不可侵犯的领袖俯首致意。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年中德国中产阶级人士间的代沟的矛盾情绪，托马斯·曼在其1925年出版的小说《混乱与早期的悲痛》里作了深刻的描述。地点是历史学者科尼利厄斯教授的家；时间是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社会气氛是普遍的焦虑不安：地位的丧失、青年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隔阂的扩大和经济危机的加深，这经济危机的加深又导致了坚定的道德规范信念的动摇。殷实的中产阶级女士现在成了科尼利厄斯家的佣人，而那位粗俗的、靠投机倒把为生的年轻人却驾着汽车、请朋友吃酒会餐、将大量形状奇异、令人生厌的“粗俗”礼品送给教授的孩子们：这个年轻人代表着战后的一代人。
故事从午餐的菜单开始；菜单上的主菜是用芜菁做的煎丸子。若与曼氏在《巴登布鲁克斯》与《魔山》中着意描写的丰盛的菜单比较起来，这顿素食午餐就很不象样了。哪位读者能轻易忘记伯格霍夫国际疗养院餐厅丰美的膳食和曼氏所描写的汉萨同盟海港里贵族商人家庭餐桌上的美食呢？魏玛时代教授家的正餐甜点心，是带有杏仁和脂肪酸盐（一种代用的调制品）味的碎布丁：这象征着当时的艰难岁月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许多人不得不停用自己的电话机，但科尼利厄斯一家还一直使用自己的电话机。屋顶坏了不能修理，因为缺乏材料。这位教授用破盆洗手，因为没有人来修理。衣服穿破了翻过来再穿；而家里的孩子们对此却不予注意，他们穿的是一种带腰带的简便亚麻布罩衣和便鞋。曼氏说，他们生来就是“别墅无产阶级”（Villen-proletarier），他们已不知道，也不再注意中产阶级的得体的夜礼服和绅士风度。实际上，教授已不能根据服装式样和个人举止来区别他的儿子和家里的工人阶级布尔什维克佣人。“他想，他们看上去都象是年轻的俄国农夫。”他的孩子们是混乱时期的产物，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标本，有他们自己的成年人听不懂的行话。年轻人千方百计欺骗店主，为家里搞到点额外的分配食物（例如鸡蛋）。在金钱已失去价值的世界里，他们比父母起到的作用大。教授一直看不惯他那青春期的儿子的言行，从而就产生了两代人的冲突。教授将他儿子与别的年轻人加以比较说：“这就是我那可怜的伯特，他除了扮演小丑以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想；就是扮演小丑也没有什么才能！”小儿子才四岁，却极易发出“极端的伊斯兰教托钵僧”的狂怒。他“生长在这凄凉的、心烦意乱的时代，……因而神经过敏、喜怒无常，深受生活不正常之苦。他常常突然发怒，辛酸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件小事就急得直跺脚。”[①j]
这样，曼氏就描绘出了魏玛共和国时期两代人之间的不和。他们对现实所抱的期望和对付现实的方法都不相同。在教授1913年买了住宅以后的十年中，其家庭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化了。小说的主题之一，就是他们作为不同年龄的个人对这个事实所作出的不同反响。老一代人不能顺应这种新情境；而孩子们出生于这新情境，不需在生活方式上进行什么调整。曼氏总能概略而很好地描绘出德国中上等阶级贫困化的心理动态和战时儿童对其父母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所进行的反抗的心理。
我要考察的第三种资料是数量资料。这是1934年西奥多·艾贝尔收集的一系列自传文章。艾贝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者；这一系列自传文章选自“希特勒运动拥护者最佳个人生活史”有奖征文竞赛。[②j]
人们阅读这些文章时，经常碰到的是说教。有些作者直率地说，他们乐于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写下自己的经历。因为文章是通过所有纳粹地方党部的公告和纳粹党报刊所载的通告进行征稿的，而且作者都署上了真名实姓，所以人们可以推定，作者担心党的机关会获悉文章中的批评意见和政治上的及个人的越轨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感觉到，地方党务官员可能鼓励了作者的撰文应征活动。有些文稿盖有纳粹党宣传部门的图章。许多文稿令人厌倦地重复着关于犹太人战时牟取暴利和1918—1919年革命的红色破坏行为等等宣传口号。
虽然作了这些防止误解的说明，但将近六百篇的文章仍是一批宝贵的史料。首先，这是当时的原始资料。若三十七年后对前纳粹分子进行一组采访，是不可能得到同样材料的。艾贝尔编纂的自传文章可用作理论创造的基础，而不是用作下结论所需的统计实例。这些文章是个起到认识作用的棱镜，可以使人们看到政治行为的必然变化；这些文章不是死板板的统计实例，不是纳粹党员人数的确切数据。然而，这些文章能告诉我们激励、鼓舞作者的是什么，他们幻想、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怎样看待自己、他们的孩子、家庭和敌人。因此，这些资料就能成为进一步形成理论概念和建立行为模型的参考对象；尤其是主观感情内容更为宝贵，这些主观感情内容似乎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也不重要，所以作者没有删掉。
艾贝尔编的自传文章中最动人的情感是儿童成人后对童年时期严重的饥饿和匮乏的回忆。有一个在战争年代是儿童的纳粹党员回忆说：“有时我不得不为买到一些马铃薯或一点黄油而奔忙八至十个小时（往往在夜间行动）。原先认为只适于喂牲口的胡萝卜和甜菜也成了餐桌上的美食。”另一个人在回忆时用非常清楚的丧失母爱之情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被遗弃和感到孤独的情怀。
“我们挨饿。面包和马铃薯很少，而肉和油则几乎没有。我们总是挨饿；我们已经忘记吃饱肚子时的感觉情形了。
所有的家庭生活都完结了。我们当中无人真正了解家庭生活的意义——我们放任自流、随心所欲。妇女们得取代上了前线的男人们的位置。她们在工厂和办公室里辛勤工作（如在旅店料理牲口，担任商业推销员）；在原先男人们干的一切活动领域里工作（种地和赶公共马车）。因此，我们不但根本见不到父亲，而且只能在晚上看几眼母亲。甚至这时母亲也不能专心照料我们，因为她们十分疲劳，白天紧张工作后还要料理家务。我们就是这样在饥饿和匮乏中长大，没有一点象样的家庭生活。”[①k]
根据艾贝尔编的自传文章，对出生于1911—1915年间的同龄人群（ 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是幼童）所作的抽样研究结果表明，他们中存在投射（Projection）、移位（displacement）、对挫折的低耐力和寻求理想化的父亲等防御机制。以姐妹俩的文章为例：她们出生于1913和1915年，父亲于1915年战死。她们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希特勒就是她们的理想化了的父亲形象。她们刚记事时所看见的是痛哭的母亲和穿黑衣服的人们。她们叙述了1931年在卡塞尔的一次集会上聆听元首亲自讲话时的兴奋情形。这俩姐妹高兴异常，彻夜未眠。她们祈求“元首”的保护，请求原谅她们从前对他的怀疑。俩姐妹开始参加纳粹党的活动，照顾冲锋队员，向他们提供食物。[②k]
《艾贝尔编纂的文集》中有些人早年丧父，后来又与母亲分离，所以特别珍重冲锋队的同志关系。他们中的一个人写道：“加入冲锋队，大家是同志，好极了。人人互相支持。”许多文章明显地反映出大量的自我—异己冲动（ego-alien impulse）。有个人说，戴珠宝的犹太女人试图用蛋糕对他进行政治引诱。许多参加街头吵闹和暴力行动的冲锋队员责备别人（如警察和共产主义者）煽动争斗和迫害他们。有个人在叙述其弟死于一犹太医生所做的一次非必要的手术时，表现出了他因其弟死亡而产生的凶狠情感的投射和移位。他写道：“因为我特别喜爱我的亡弟，所以我就怨恨那位医生；这种尚难理解的仇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最终变成仇恨犹太人的一切事物。”象《艾贝尔编纂的文集》这样的自传文集吸引着各种各样有着自身目标的研究者。彼得·H·默克尔为了揭示和阐释政治动员阶段的情况而用计算机进行计量研究就是一例[③k]。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欧在人体保健、营养和物资上的大量匮乏和父母离家在外这两个人口因素，历史学者应当运用有关贫困的童年时期对人格的长期影响的理论和临床知识。表现为侵犯性、投射机制、移位机制和内心狂怒的性格结构的弱化，可以为成年时再次遭到的引起焦虑的创伤所激起，这一点被这一人群后来在大萧条时期的政治行动所证实，他们在这次大萧条中参加了极端主义的准军事性青年组织和政党。精神分析学对人格的理解把这两部分资料基本上联系了起来；由此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儿童所经受的损失与这些儿童、青少年对由本世纪30年代初期大萧条引起的焦虑所作的反应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心理动力上的关系；战争的一代削弱了自我和超我（superego），这意味着这一代人在萧条期间遇到新挫折时就会轻易地接受以快速的解决办法和暴力为基础的纲领。于是，他们就复归到了儿童发育时期的早期阶段的特定固结点：这一固结点的特征是狂怒、施虐狂及对在外父母（尤其是父亲）的防御性的理想化。这些要素使得这个同龄人群特别容易接受在其意识形态中利用投射和移位的群众运动。而最重要的是，这个年龄群体的人成了服从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首领的年轻的德国选民。
但是幻想最终总是不如人间现实令人满意。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没有找到理想化的父亲，而是与他们的首领希特勒一道使德国和欧洲很快遭受到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要多若干倍的一系列的损失。因此，重演了寻求与在外当兵的父亲认同的光荣；但象所有对幻想的往事的追求一样，注定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要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一代人的受创伤的童年再现并欲满足其要求，以致要将消除那次战争的后果和解除那些儿童所遭到的损失作为政治纲领。其结果是，纳粹主义的回归幻想以前线苦难和家庭饥饿的再现而告终，而且情况比上次更糟：城市惨遭破坏、罪行罄竹难书、新孤儿成千上万。
回归过去总是不现实的。这种企图是通向灾难的途径。因参战而受敬仰的父亲没有过，体现在希特勒身上的受敬仰的父亲也没有过；他只存在于幻想中，绝不可能立足于现实。没有理想的母亲和父亲；只有带缺点的人间父母。因此，对于想要挽回失去的童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一代人来说，只有更加惨痛的现实；一个患有精神病的骗子巧妙地操纵着人们的意愿，给德国和欧洲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个青年人群所想要的东西是一种对温暖、亲密、安全、权力和爱情的幻想。他们所再创造的东西是他们自己童年的重演。他们给予自己孩子和欧洲的正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他们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所受到过的创伤，而且是更大的创务。（续完）
〔译自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 The 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张同济译
注释：
①a D·W·温尼科特：《侵犯性》（D·W·Winnicott,Aggression）（1939年），载于《儿童与外部世界》（The Child and the Outside World:Studies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纽约1957年版，第170页；梅拉尼·克莱因：《爱情、犯罪与补偿》（Melanie Klein,"Love,Guilt and Reparation"），载于《爱情、憎恨与补偿》（Love,Guilt and Reparation），纽约1964年版，第58页；琼·里维耶尔：《憎恨、贪婪与侵犯性》（Joan Riviere,"Hate,Greed and Aggression"），出处同上，第8—9页；雷内·A·施皮茨：《对幼童时期精神病发病状况的研究》（Rene A·Spitz,"Hospitalism:An Inquiry into the Genesis of Psychiatric Conditions in Early-childhood"），载于《儿童精神分析研究》（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第一卷（1945年），第53—74页；《孤儿：1945年第1卷所载调查的后续报告》，出处同上，第2卷（1946年），第113—117页。
②a 约翰·鲍尔贝等人：《母亲的照料、心理保健与母亲照料的缺乏》（John Bowlby et al.,Maternal Care and mental Health and Deprivation ofMaternal Care），纽约1966年版，第11和32页。
③a 玛格丽特·S·马勒：《论人类共性与个体变异：幼儿精神病》（Margaret·S·Mahler,on Human Symbiosi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Individuation:Infantile psychosis），纽约1968年版，第1卷，第234和222页。
④a 鲍尔贝：《分离焦虑》（Bowlby,"Separation Anxiety"），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第41卷（1960年），第105页。
⑤a 伊迪丝·雅各布森：《自我与客体世界》（Edith Jacobson,The Self and Object World》，纽约1964年版，第41页注4。
①b 安娜·弗洛伊德和多萝西·T·伯林厄姆《战争与儿童》（Anna Freud and Dorothy T·Burlingham,War and Children），纽约1943年版，第21和22页。
②b 温尼科特：《用收容的办法对难以管教的儿童进行治疗》（Winnicott,"Residential Management as Treatment for Difficult Children"）（1947年），载于《儿童与外部世界》（The Child and the Outside World），第100页。
③b 这两种说法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按照多重功能和超定原则，希特勒可能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个人口集团或在同一时间对不同人口集团起着母亲、父亲或子女的作用。
①c 哈罗尔德·D·拉斯威尔：《希特勒主义的心理学是中下等阶级对持续不安全感的反响》（Harold D·Lasswell,"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asa Response of the Lower Middle Classes to continuing Insecurity"）（1933年），载于《政治行为分析：经验法》，哈姆登1966年版，第240和241页。
②c 乔治·R·巴赫：《父亲在外的孩子所幻想的父亲和父亲形象》（George R·Bach,"Fatherfantasies and FatherTyping in Father-Separated Children"），载于《儿童发展》，第17卷（1946年），第71页。亦见洛伊斯·米克·斯托尔兹等人：《战时出生儿童的父子关系》（Lois Meek Stolz et al.,Father Relations of Warborn Children），斯坦福1954年版，第192—207页。
③c 巴赫的研究结果表明，“除了父亲形象对儿童的影响外，母亲实际上可能在父亲在外期间使儿童性格向女性方面发展。在男性社会行为方面没有父亲可供模仿或认同，而却有较多机会来模仿母亲的女性姿态、方式和价值观。父亲在外的男孩和女孩所幻想的理想主义的父亲形象具有其标准的、深情的、非侵犯性的特性：这很像正常家庭条件下女孩特有（与男孩不同）的玩偶游戏形象。因此，父亲在外的孩子所幻想的形象的‘女性化’，可能就是母亲作为社会刺激因素能量日益增长的反映。理想主义的父亲形象不仅可能表示孩子希望有个情深的父亲，而且实际上还可能表明母亲单独影响所引起的人格的变化。”见乔治·R·巴赫：同上注。
①d 历史学者马文·林塔拉明确地论断，“青春期的后期和成年期的早期”这段年龄是“个人特有的、直至老年保持不变的政治观点形成的年龄。17至25岁被认为是关键的年龄。如果这些年龄确是性格形成的年龄，那末这以前和以后的年龄在其政治观点的形成上都不是决定性的。”见《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s"），载于《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第93页。这无疑是林塔拉的夸张之词。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早期决定因素是不可轻视和忽视的，它们包括学龄前的婴儿时期和童年时期：这是构成自我同一的基本要素的认识形成的时期。
②d 戴维·O·西尔斯：《政治行为》（David O.Sears,"Political Behavior"），载于《社会心理学手册》，雷丁（马萨诸塞州）1969年版，第5卷，第415和416页；弗雷德·I·格林斯坦：《儿童与政治》（Fred I·Greenstein,Children and Politics），纽黑文1965年版，第32页；罗伯特·D·赫斯：《政治权威观的社会化：若干跨国比较》（Robert D.Hess,"TheSocializ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y:Some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25卷（1963年），第555页。
③d 罗伯特·D·赫斯和朱迪思·V·托尼：《儿童政治观点的形成》（Robert D.Hess and Judith V.Torney,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ttitudes），芝加哥1967年版，第35页；戴维·伊斯顿和杰克·丹尼斯：《儿童心目中的政府》（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The Child’s Image of the Government"），载于《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第361卷（1965年），第48页；格林斯坦：《儿童与政治》（Children and Politics），第37—42页；《仁慈的领导人：儿童心目中的政治权威》（"The Benevolent Leader:Children’s Images of Political Authority"），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4卷（1960年），第934—943页；罗伯特·D·赫斯和戴维·伊斯顿：《儿童心目中的总统》（Robert D.Hess and David Easton,"The Child’s Image of the President"），载于《舆论季刊》，第24卷（1960年），第648—654页。
④d 乔治·L·莫斯把反犹主义的作用说成是对战后儿童失败情绪的一种转移。他断言，魏玛共和国时期反犹主义鼓动的作用在于“向儿童们提供一个可发泄其受挫情绪的明确对象，一个可识别的、妨碍其志趣的障碍：后来生活中的一切失败都可归咎于这个障碍。”见《德国意识形态的危机：第三帝国的思想起源》（The Crisis of GermanIdeology: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ird Reich），纽约1964年版，第267页。
①e 埃里克·H·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强调指出了希特勒在德国公众面前自我创造的形象所具有的显著的青春期素质。他把《我的奋斗》解释成为对一种幻想的巧妙描绘，而这种幻想迎合了德国战后一代人的许多人的心理需要。抱有这种幻想的青少年决不屈服和认同于盛气凌人的父亲。他顽强而决不投降。希特勒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受人称赞的兄长、“一个不屈服的青少年”、“一个帮头，他把孩子们团结在一起，其方法是要求他们钦佩他，制造恐怖，以及精明地策划他们犯下无路可退的罪行。他是对父母的失败加以无情利用的人。”见《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纽约1963年版，第337页。
②e 艾伯特·班杜拉和理查德·H·沃尔特斯：《青春期的侵犯性：关于儿童训练实践和家庭内部相互关系的影响的研究》（Albert Bandura and Richard H.Walters,Adolescent Aggression: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hild-Training Practices and Family Interrelationship），纽约1959年版；S.弗洛伊德：《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of Sexuality），弗氏著作全集标准版，第7卷，第227页。
③e 保尔·费德恩：《革命的心理学——没有父亲的社会》（Paul Federn,Psychologie der Revolution——Die Vaterlose Gesellschaft），维也纳1919年版，第28页。
①f 盖尔德·比尔曼：《德国犹太儿童和青少年的认同问题》（Gerd Biermann,Identitatsprobleme jadischer kinder und Jugendlicher in Deutschland），载于《儿童心理学和儿童精神病学实际》，第13卷（1964年），第213—221页。
②f D·W·温尼科特（D·W·Winnicott）的战时论文及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广播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见《战争中的儿童》（1940年），《受损害的母亲》（1939年），《撤退的儿童》（1945年），《撤退儿童的返回》（1945年），《回家了》（1945年），均载于《儿童与外部世界：论发展着的关系》（The Child and the Outside World:Studies inDeveloping Relationships），纽约1957年版。
③f 弗洛伊德和伯林厄姆：《失去家庭的婴儿：赞成和反对寄宿托儿所的情况》（Freud and Burlingham,Infants Without Families:The case for andagainst Residential Nurseries），纽约1944年版，第102页和103页。
④f 弗洛伊德和伯林厄姆：《战争与儿童》（Freud and Burlingham,Warand Child），第154和155页；《失去家庭的婴儿》（Infants Without Families），第108、110和113页。
⑤f 同上注，第111页。
⑥f 同前注，第107页。
⑦f 马丁·旺：《民族社会主义与犹太种族灭绝：对历史事件的精神分析研究》（Martin Wangh,"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Genocide of the Jews: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a Historical Event"），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Analysis），第45卷（1964年），第386—395页；亦见《战争再起时的心理遗传因素》（"A Psych-Genetic Factor in Recurrence of War"），出处同上，第49卷（1968年），第319—323页。
①g 黑尔曼·罗斯卡姆普：《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的大学生同一性的冲突》（Herman Roskamp,"Uber Identitatskonflikte beüm zweiten Weltkrig gebornen studenten"），载于《精神：精神分析及其应用杂志》（Psyche:Zeitschrift für Psychoaalyse und Anwendungen），第23卷（1969年），第754—761页；亦见亚历山大·米切尔利希：《缺少父爱的社会：社会心理学研究》（Alexander Mitscherlich,Society without the Father:A Contribu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伦敦1969年版。
②g 威廉·索斯金，引自斯坦利·J·库尼兹和霍华德·海克拉夫特编的《二十世纪作家》（Twentieth Century Arthors），纽约1942年版，第540页。
③g 关于在参战的最年轻的应征士兵中流传的一种讥讽说法，见埃里希·卡斯特纳：《1899年的士兵》（Erich Kastner,"The Class of 1899"），载于其所著《如果翻阅我的书……》（Bei Durchsicht meiner Bücher……），苏黎世1946年版，第97和98页。
④g 恩斯特·格勒泽尔（Ernst Glaeser），引自《二十世纪作家》，第540页。
①h 格勒泽尔：《1902年》（Glaeser,Jahrhang 1902），柏林1929年版，第242和243页。
②h 汉堡的一位教育工作者、诗人在其日记中指出，“现在食物起着多么奇异的作用啊。人人都在谈论食物。无论谁私藏了食品，都保守秘密。无论谁得到什么东西，都象犯罪一样隐瞒着。一磅黄油就成了上千次发问和发泄妒忌的对象。从哪里弄来的？从谁那里弄到的？怎么弄到的？”（1916年11月11日）。“从前吃是生活的手段，而现在已成了生活目的”（1917年12月18日）。引自恩斯特·L·洛温伯格《雅各布·洛温伯格：日记、书信摘抄》（"Jakob Lowenberg:Excexpts from His Diaries and Letters"），载于《利奥·贝克研究所年鉴》，第25卷（1970年），第192页。
③h 格勒泽尔，《1902年》，柏林1929年版，第292—293页和314页。
①i 出处同前，第323页。
②i 埃里希·施托克霍斯特：《为第三帝国服务的五千个人》（Erich Stockhorst,Fünftausend Kopfe:Wer War Was im Dritten Reich），布鲁恰尔（巴登）1967年版，第155页。
①j 托马斯·曼：《混乱与早期的悲痛》（Thomas Mann,"Disorder andEarly Sorrow"），载于《死在威尼斯与其它七个故事》（Death in Venice andSeven Other Stories），纽约1959年版，第182、183、185、188、196、204页。
②j 艾贝尔强调指出，文体、拼写法和戏剧性情节的评价不在考虑之列。要考虑的是“家庭生活记述、教育、经济状况、协会会员资格、参加希特勒运动的情况、以及有关战后时期事件和观念的重要经历、想法和情感。”见西奥多· 艾贝尔：《希特勒为什么上台：根据六百名希特勒追随者个人生活故事而得出的答案》，纽约1938年版第3页。艾贝尔在搜集资料时得到了纳粹党的合作。他的征文通告分发给了所有的地方纳粹党部，并发表在纳粹党的报上。艾贝尔使用了683篇征文手稿中的600篇。他没有采用过分简短的文章和48篇妇女写的文章。自传原稿移交给了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这对历史研究来说真是一件幸事。这些文章中如今尚有582篇可供研究，其它文章已经丢失。根据艾贝尔编纂的自传文章作结论时，应该慎重考虑一些问题。文章是自己选定的，不是没有目的的，这意味着奖金和爱表现之类的动机可能使其带有偏见。从地理上说，文章偏重于柏林（30%）和莱茵兰（莱茵河西岸地区），而且主要是大、中城市，而非小镇和农村。
①k 西奥多·艾贝尔：《希特勒为什么上台：根据六百名希特勒追随者个人生活故事而得出的答案》（Theodore Abel,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An Answer Bas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Six Hundred of His Followers），纽约1938年版，第14和15页。
②k 《艾贝尔编纂的文集》（Abel Collection），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第41和42号。
③k 出处同前，第61、96和167号；彼得·H·默克尔：《在卐字徽下的政治暴力：581个早期纳粹分子》（Peter H·Merkel,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581 Early Nazis），普林斯顿1975年版；《一个冲锋队员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Stormtrooper），普林斯顿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