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北京论文,社会交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4-0030-0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构成了人数众多的农民工群体。伴随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新生代农民工①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生存境遇并不尽如人意，缺乏劳动保障、工资被拖欠等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各种大众媒介中也经常出现他们吃住条件差、工资偏低、受歧视等方面的相关报道。在这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物质生存境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富士康事件”③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迅速出台一些相关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和各个企业都要切实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与之相应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也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起点
在学术界的视野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频频发生?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追求下，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探讨。如果可以将影响因素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次来分别剖析，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内在影响因素的既有研究表明，婚姻状态和性别都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产生影响[1]。从外在影响因素来看，以研究所关注的重心来分类，可概括为如下几种视角：
(一)制度结构的视角。制度具有的重要意义已经无需赘述，在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中，制度的作用也得到了再次强调。有学者认为，独特的工厂体制是构成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根源，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是基于劳动力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消极的自我保护机制作用的结果[2]。同时，国家、地方政府和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也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状况欠佳的重要原因，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等措施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3]。此外，国家宏观制度的结构性制约，如现有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4]。
(二)关系网络的视角。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关系”问题的探讨也是学者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时可以汲取的思想源泉。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社会网络具有向其成员提供功能性、情感性和社会交往支持的功能[5]，可以对其成员的心理压力产生缓解作用。赵延东的研究发现，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对身心健康均起着积极作用：紧密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核心网络”对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而相反特征的松散网络则对身体健康更有利[6]。何雪松等人(2010)的研究则认为，社会支持是精神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7]，其他学者也得出社会支持和精神健康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类似观点[8]。
(三)生存体验的视角。除此之外，相关研究指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生活满意感体验存在负相关关系，生活满意度越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几率就越小[9]。从现实背景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体验到的“半城市化”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会认同(最直接地体现为对所在社区的认同)的不确定，都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发挥作用[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移民压力的体验对精神健康也具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说，已有研究为我们深刻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还需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制度结构视角更加关注宏观结构环境的制约作用，但缺少了中间变量的分析，因为很难想象宏观结构本身是如何直接对精神健康发生影响的；关系网络视角更专注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但同样缺少更细微的分析；生存体验实际上是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同一层级的分析层次，这种视角强调的是生存体验是其他社会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而非引起其他变量变化的原因。
宏观制度结构是如何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生存体验的前置变量是什么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梳理。分析发现，社会交往的视角可以作为沟通现有三种视角和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做出解释的一种尝试。宏观制度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机会，社会交往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关系网络具体表现出来，生存体验则是社会交往的结果。社会交往机会越多，社交的范围越广；社交范围越广，对外界的了解越多；对外界的了解越多，越不会出现抑郁和孤独的精神状态，也就越不会出现心理问题。同时，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有利于破除以往文化观念的束缚，对自身的社会认同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考虑社会交往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直接关联。
近些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将目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定义为“内卷化”，并分别从农民工的社会体制和阶层流动、社会行为和身份认同等不同特征进行研究[11]，但直接探讨社会交往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更多地围绕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的关系展开。既有研究认为，社会交往对阶层认同有重要影响[12]，社会交往的“内卷化”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培育[13]；还有学者指出社会交往的“内卷化”导致了沿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感归属“族内化”的出现，从而加大了与城市居民的心理隔阂[14]，但并未进一步探讨沿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问题的关联。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文献回顾和理论思考表明，社会交往对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实际生活中，良好的社会交往对于减少个体的孤独感，宣泄个体的愤怒以及负面情绪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的关系问题遂成为本文的研究起点。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基本情况
本项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与城市适应研究”，主要选取了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北京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作为调查地点进行问卷调查。依据具体实际，北京地区的调查对象主要以从事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调查从事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共随机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67份，回收率为96.7％。数据整理后用spss和stata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概念界定和测量指标
在研究中，我们主要将精神健康问题的概念界定为医学上有明确特征的焦虑和抑郁的心理状态，主要用国际上通行的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来测量。在具体影响因素的操作化方面，本文将社会交往更多地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交往，包括各种集体活动，如聚餐，参加比赛，外出郊游等；同时也包括个体性交往，如与他人聊天等。同时，研究还将社会交往区分为虚拟性交往和实体性交往两个维度。在具体变量选择方面，主要选择“是否经常聚餐”、“是否参加集体文化活动”和“是否参加集体体育活动”等变量作为群体性交往的测量指标，将“是否经常闲聊”和“是否经常上网和人沟通”作为个体性交往的测量指标。为了体现社会交往通过城市认同进而对精神健康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中纳入了对所在城市认同的测量指标，体现在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态度、对社区事务的关心和社区事务的参与等层面，主要用变量“社区事务是否与我无关”和“城市休闲方式是否适合自己”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
三、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比例较为均衡，年龄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女性所占比例为52.9％，男性为47.1％，性别比例基本持平。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37岁，其中16岁～20岁的占18.0％，21岁～25岁的占42.5％，26岁～33岁的占37％。婚姻状况的主体是未婚群体，但已婚比率逐年显著上升。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已婚的比率占39.4％，其中已婚有小孩的占到31.5％。在居住条件方面，在城市生活中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或独自租住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有了一定的比例，但单位宿舍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居住方式，为40.8％。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比老一代农民工有了提高，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占到74.9％。行业分布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就业状况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以全职为主，占总体的71.8％。收入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集中在1600元～2400元之间，其比例占总体的42.1％，处于收入两端的相对较少。具体情况见表1。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
图1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状态分布状况
Zung抑郁自评量表主要测量人的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和抑郁的心理障碍等方面存在的健康问题④。已有研究表明，Zung抑郁自评量表可作为诊断焦虑和抑郁症的一个有效的检测工具，并可用于评价抑郁症的疗效[15]。王春芳等人的研究指出，我国男性和女性在SDS量表上正常水平得分为24.91～42.01之间[16]，这进一步验证了将抑郁标准的得分划分为40的有效性，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参照的基点。调查发现，从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精神状态良好的处于大多数，占总体的52.8％，但抑郁状态的人数也达到了42.2％，不容忽视。其中处于轻微抑郁状态的占26.5％，中度抑郁的比例为17.9％，重度抑郁的比例也占到了2.8％，具体如图1所示。
(三)精神健康的比较分析
从行业类型来看，在制造业中没有抑郁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其制造业总体的66％，而在诸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等服务业中，其比例降到了60％以下，也即说明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出现问题的比例更高。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进行卡方分析也发现不同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态存在明显差异性。从婚姻状况来说，已婚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未婚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抑郁程度低，在轻度抑郁、中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等不同层次中分别低15.8、19.8和40.0个百分点。这表明相对于已婚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未婚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处于抑郁状态。在性别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抑郁状态的比例占其总体的45.4％，高于平均水平，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抑郁状态的只占其总体的39.3％，比前者低了6.1个百分点。这说明男性和女性虽然处于几乎相同的工作环境中，面临着近似的压力，在精神状态上却存在着显著差异。
四、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
在本研究中，将社会交往作为自变量，社会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城市认同和群体交往取向等变量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因为因变量“是否处于抑郁状态”和部分自变量属于二分变量，因而采取logistic回归来进行分析。
在不考虑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婚姻情况和文化程度纳入分析(模型1)。结果显示，除婚姻情况外，其他的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处于抑郁状态均有影响。具体说来，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的发生比提高了31％；随着年龄每变动一个单位，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抑郁状态的发生比降低3％；而婚姻状态并未对抑郁状态产生任何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高中或职高”、“中专或技校”、“大专”等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的发生比分别变动了0.75、0.72和0.67倍。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影响均有统计显著性，具有推论价值。
为了探讨社会交往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程度，将“是否经常聚餐”等自变量加入模型1，得到模型2。数据表明，社会交往中的属于群体性交往的“经常聚餐”、“参加集体文化活动”和“参加集体体育活动”均对是否处于抑郁状态有正面的影响，但后两个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同样属于群体性交往的“参加集体郊游活动”却对是否处于抑郁状态发挥着负面影响。数据同时显示，属于个体性交往的“经常闲聊”对抑郁状态没有影响，但“经常上网和人沟通”对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抑郁状态却发挥了负面的效果。具体说来，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相对于不经常上网沟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经常上网沟通的群体其抑郁发生比提高了1.53倍。除此之外，纳入解释变量后，控制变量的影响几乎未发生变化，基本维持在原初水平。
在模型2中测量了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性交往在行动层面对是否处于抑郁状态的影响，现实中，群体性交往的意愿也往往会通过行动从而对是否产生抑郁发生作用。同时，社会交往也会通过城市认同变量对是否处于抑郁状态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人生追求的目标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对是否处于抑郁状态产生影响。为此，在模型3中将“是否愿意群体交往”、“金钱是否是人生目标”、“社区事务是否与我无关”和“城市休闲方式是否适合自己”四个变量纳入模型。结果显示群体交往的意愿对抑郁状态的发生起到了削弱的效果。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愿意参加群体交往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不愿意参加集体交往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抑郁的发生比降低了51％；相对于“金钱不是人生目标”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将金钱看作人生目标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抑郁发生比提高了59％；相对于对“社区事务与我无关”持否定答案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社区事务与我无关”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抑郁发生比提高了0.71倍；而变量“城市休闲方式是否适合自己”的影响方向与“社区事务与我无关”一致，对此持肯定答案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持否定答案的农民工其抑郁发生比提高了64％(表2)。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1)从总体上来说，4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抑郁问题。中度及以上程度的抑郁比例达到了20.7％。(2)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来看，不同行业、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抑郁状态都存在差异。其中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抑郁比例高于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抑郁比例高于已婚群体，而男性抑郁状态的比例高于女性。(3)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状态的因素来说，剔除没有通过检验的自变量，数据显示城市认同是社会交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处于抑郁的重要中介变量。(4)在社会交往因素的影响方面，从群体性交往和个体性交往的维度看，群体性交往能够减少抑郁状态的发生，个体性交往的影响则趋于复杂。(5)从实体性交往和虚拟性交往的维度来看，实体性交往能够降低抑郁的发生比，而虚拟性交往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具体来说，在同时属于群体性交往和实体性交往的自变量中，属于企业组织的群体性交往(如参加文化和体育活动等)并没有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抑郁发生比，相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发组织的群体性交往(如经常聚餐等)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同时属于个体性交往和实体性交往的自变量“经常闲聊”，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和验证。与之对应的属于个体性交往和实体性交往的自变量“在网上经常和人沟通”，却产生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抑郁状态可能性的消极影响。除此之外，在心理层面集体交往的意愿越强，抑郁的发生比越低；而在价值层面越是把金钱看作人生的目标，抑郁发生的可能性则越强。
(二)讨论
在新生代农民工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社会性交往中自发组织的群体性交往对缓解抑郁状态发挥了积极作用。之所以企业所组织的群体性交往活动并没有很好地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抑郁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性没有发挥有关。在互动的形式上，面对面的交往虽然是最初级的交流形式，但却是最好的交流形式，因为它使交往的双方全身心地投入。网络上的沟通虽然便捷方便，但因为其匿名性和不确定性往往成为了逃避现实交往和互动的另一途径，网上沟通的加强反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抑郁发生比提高就是很好的例证。正如理查德·桑内特指出：“媒体大大加深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了解，但也毫无必要地削弱了他们的实际交往……电子媒体满足了人们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感知自己的人格而从社会交往中退缩的需求。”[17]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流动的劳动力体制”⑥的存在，它造就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制度格局。在直接原因方面，既有研究已经表明，个人条件、社会支持、移民压力、劳动权益和工厂体制等方面都会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劳动权益普遍被侵犯的现实催生了员工的精神健康问题[18]。本研究指出，社会交往因素也是影响精神健康不容忽视的重要面向。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只有进行普遍交往，才能造成人与人之间全面的依存关系，形成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在当代社会，普遍的扩大化的交往成为应对人与人之间“原子化”关系的重要手段。已有研究也表明加强社会交往是增强流动人口群体城市社会认同，满足其需求的重要途径[19]。为此，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国家和政府除了为改变流动的劳动力体制而长期努力，还需要在企业层面倡导企业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为他们开展自主性的群体性交往活动提供便利，从而改变以往“运动式”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在社区层面，也需创造各种条件，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设施，加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为真正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提供有力保障。
注释：
①新生代农民工指户口在农村，出生于1980年以后，在城市里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
②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
③富士康科技集团创立于1974年，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已发生14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2011年7月18日凌晨3时，又有一名员工跳楼，年仅21岁。详情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624334.htm。
④Zung抑郁自评量表中包括两类问题，一类是正向计分问题，一类是反向计分问题，各10题。正向计分的分值越高，越抑郁，精神状态越差；反向计分的分值越高，越不抑郁，精神状态越好。最后分数为将所有的题目的得分相加，得到总分。根据量表的判断标准，分数在40分以下者为无抑郁，分数在40分到47分者为轻微至轻度抑郁，分数在48分到55分者为中度至重度抑郁，分数在56分以上者为重度抑郁的标准。
⑤控制变量中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考项。教育程度的选项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职高”、“中专或技校”、“大专”和“本科及以上”，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项。解释变量中“是否经常聚餐”为二分自变量，以否定情况“不经常聚餐”为参照项。“是否经常和人闲聊”、“是否经常上网和人沟通”、“社区事务是否与我无关”和“城市休闲方式是否适合自己”等自变量参照项的处理方式与“是否经常聚餐”一致，调节变量中“金钱是否是人生目标”和“是否愿意群体交往”也分别以否定情况作为参照项。
⑥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是范芝芬(C.Cindy Fan)在分析中国劳动力的制度和性别建构中提出的，是指国家继承了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制度遗产以强化其能力，强化了基于户口、籍贯、阶级和性别的差异，从而有利于获取农村劳动力的最大价值，这一体制通过户口建构机会，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