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素质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进行的。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已成为这个世纪的四大显性危机。四者的恶性循环说明，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正是面临共同危机的人类的一种积极反应，也是人类立足今天放眼未来的共同宣言。
如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战略和形态，已经不仅限于环境学、生态学的范畴，而且扩大到经济学、社会学等广阔的领域。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人的共同发展，并且以“为人的发展”作为起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为人的发展”主要是指人的素质的发展，因为人的素质状况制约乃至决定着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决定其信奉何种发展观、采用何种发展形态、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阵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由于其欠帐太多、任务又重而演进又只能加速，特别是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素质严重滞后，更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就可持续发展对于人之素质的要求、人之素质缺陷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概念的限定：人的素质、可持续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于人的素质与可持续发展之内涵、外延的理解、界定尚有商榷，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不得不作某些限定。
（一）人的素质
人的素质是人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素养和品质结构。人的素质是综合性的，有人将其分为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两大方面，也有人将其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鉴于本文不涉及生理素质问题，因而笔者把人（包含个体和群体）的基本素质限定为科学文化素质、伦理道德素质、综合能力素质和心理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这是由个体或群体在观念、行为和精神不同层面体现的对科学知识理解、把握、运用和崇尚追求的基本素质。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该素质的核心内容。人对科学人文精神的追求，往往与其创新意识、伦理崇尚、终极关怀相交融，并整合为“人文素质”，这是不同于一般性基本素质的本源性综合素质。
伦理道德素质 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自觉遵守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新行为准则和规范，已是当代社会为人的最重要准则。以公共生活伦理为核心内容的现代伦理道德素质，对于“地球村”每一个公民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综合能力素质 随着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能力本位问题已日益突出。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人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和技能。
心理素质 从个体来看，现代社会重点要求于人的是：成就动机——进取心、宽容性、挫折承受力以及信仰需求等，最低限度是面对快速发展变迁的社会能保持心理健康。就群体看，一方面要对民族有强烈的认同、归属、崇敬和奉献心态；另一方面，在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处理上，应取互容、协调、不对抗的心态。
在日常生活中，上述素质总是体现为具体的观念和行为，并通过一定的社会活动即各人担当的实际社会角色而表现出来。
（二）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在80年代前后开始正式形成的人类发展的一种新思路、新理论、新形态。
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 ·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的社会》（BUILDING A SUSTAINABLE SOCIETY）一书，被公认为是西方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代表作，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正式形成。
1984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集中世界上最优秀的环境、发展专家，在全世界进行三年考察的基础上，于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一书，指出人类面临发展的严重危机， 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其出路之所在。此书被公认为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宣言”。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参加会议的183 个国家和70多个组织一致通过了包括《21世纪议程》（即《绿色议程》）在内的5项文件和条约， 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组织所接受，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从理论走向实践。
目前，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联合国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的，这就是“满足当前需要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993年，联合国对此又作了补充：“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就是资源、环境、经济、人口、社会五大子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5个具体内容或目标，决定了其要着力解决的中心矛盾。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地区以及民族发展的不均衡，内容和目标的侧重点可能各有不同，但要解决的中心矛盾是一致的。
五大内容或目标包括：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人口数、质的合理增长，生态文明的全面建立，社会平等的充分实现，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
要解决的中心矛盾是：人类行为圈和资源可持续圈的关系。
二、起点与终点：人的素质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一切发展都要以人为核心。90年代以来，这一观点在国际性的人口或社会发展大会上一再被强调。联合国科教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精辟地指出：“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笔者理解，这是说，人既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又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作为起点，“第一角色”之“为人的发展”即素质的提高是发展的前提，不能“为人”的低素质者，何以担当重任？！作为终点，则是指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说，“以人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从“为人的发展”开始逐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
（一）“五大目标”、“中心矛盾”和人的素质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大目标、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矛盾，就都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高。
1.从五大目标的实现来看
要使自然资源得到永续利用，就要从人与资源两个方面入手，最关键的是要改变当代人类不适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放弃传统的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放弃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其起点就是要大部分社会成员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变革意愿，还要有相应的科技知识和能力以及较自觉的现代伦理追求。很明显，这都涉及到人的素质。
要使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得到合理的增长，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实行优生优育、晚生早育。这主要取决于人的文化素质，因为许多实证研究早就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水平与其人口的质量成正比，与其人口的数量成反比。
要全面建立生态文明。这就要改善生态系统，使之良性循环。人类是生物圈中的一环，人类必须自觉地把自身置于整个生物圈的相依相存的网络中，在自身的发展活动中积极而主动地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从而创造高度的生态文明。这必然受制于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伦理素质：因为只有科学地把握了自身在生物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人们才会自觉地建立和遵守人与自然的新伦理关系，并主动调整和改善其他有关的各种关系。
要充分实现社会平等。为了避免经济—社会的“无发展的增长”，就必须使经济的增长惠及全体人民，以防止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并存的现象，防止损害平等的社会契约关系，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这自然离不开人的文化素质、现代伦理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因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文明素养、伦理追求和健康心理，才能保证更多理性化和规范化的行为，才能促使人们真正自觉而坚定地遵守、维护可持续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公共生活伦理。
要使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如今，生活质量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标识，亦即核心指标。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与生活质量的最优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作为生物、心理、社会的存在物，其生活内容不仅包括经济活动，还包括生物需要、社会参与、自由时间的支配等，也包括政治、文化的发展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享受。可持续发展要求所有这些方面不仅有数量上的增长，更应有质量上的提高；而对于生活质量的实际体验和自觉提高，无不与人自身的文化、道德和心理素质联系在一起，只有高素质的人才能追求、创造和体验高水平的生活质量。
2.从中心矛盾的解决来看
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矛盾是人类行为圈与资源持续圈的关系问题，因为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就是源于人类行为圈接近乃至超过资源持续圈的现实。一般认为，解决危机的方法有两种，即技术的办法和非技术的办法。
所谓技术的办法，就是指通过技术革新，进一步扩大资源持续圈。然而创新、发明有自身的规律，且又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更何况技术革新、创造发明的行为都要通过人自身得到实现，往往受制于技术以外的种种因素，“人的因素”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所谓非技术的解决办法，是指在资源持续圈不变的情况下，创立、建设一些制度、法规、条约乃至道德规范来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限制人类行为圈的扩张。然而，这些制度、条约、规范要人来遵守与执行，能否有效显然也受制于制度、规范之外的人的相关因素。
这里，我们所说的“技术以外”、“制度之外”的人的因素，主要就是指：人在改造与协调大自然的活动中形成的文化修养、品位，以及在此基础上一代又一代积淀而成的科学人文精神。这“是有教养的心智”、“终极的道德原则”、“是力量的形成和力量的克制”，即通常所说的“人文素质”；这也是人能操作工具、创新发明和遵守法纪、崇尚伦理的本位素质或曰“深层素质”。人正是凭借这类深层素质的引导、规范和调节，规定自身行为的方式方法，进而在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意志和目的。由于这类本位素质直接影响人类行为、制约人的价值取向，因而具有根本性、总体性和稳定性，所以，它是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不可持续行为的核心要素。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五大目标的实现和中心矛盾的解决，几乎与人的素质处处相连、环环紧扣。所以，切实提高“第一角色”特别是其中精英们的素质，并以精英们的示范作用去带动“全体人口的行为方式的变化”，确乎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义”。
（二）“最终目标”和人的素质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一切发展都要以人为核心，其最终目标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对此，应在历史教训、理念追求和实践操作三个层面上来把握。
1.对历史教训的分析
二战以来，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紧迫问题，经济发展需要人才，特别是懂科学技术的人才，由此导致了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和行为上的浮躁，与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片面认识一样，一味追求造就单面的“科技人”，片面强调人才的专业性和科技知识、能力素养，而忽视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养成。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使人们认识到：培养人才特别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培养人才，不仅要开发智力、培养智力、教人做事，更要传播理想、建构人格、教人做人。只有使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素质得到和谐发展，人才能在科学技术中确立自己真正的主体地位，成为社会的人，成为造福于人类的人。唯此，经济—社会—人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可靠的保证。
2.对理念追求的归纳
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相伴相生、相辅相成，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设定大致可概括为：人应当具备并享有为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和掌握自己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的自由，培养自身富有批判精神的意识和判断能力，从而由自己确定在人生各种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并对此充分负责。当代学者对全面发展的现代人特征的阐析，侧重从素质角度具体反映了对人的全面发展前景的初步设想。这些学者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德国社会学家R ·贝伦特和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作出了整体性的描述，择其要者，主要是：思想开放、热心参与，富有进取心和创造精神，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善与人沟通、待人热诚，追求真诚而拒绝虚伪，渴求知识、技能又不墨守成规，自觉遵守、努力完善现代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心理健康且注重精神生活。
3.对实际操作的把握
要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就要使人的素质得到整体性的提高和发展。然而现实告诉我们，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或是人的素质的整体性提高，不仅在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里没有实现，即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也鲜有实现的，甚至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也难以充分实现。因此，这种全面发展、整体性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目标理论，一种理念追求。为此，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项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不仅仅只是理想的追求目标，更要设定适合于各国家、地区、民族特点的过程性、阶段性目标。我们只有通过分阶段的发展、积累和传承，才能实现人的整体性素质的发展提高；只有从“为人的发展”——从培养人的各种基本素质做起，由观念而行为，由他律而自律，由量变而质变，一步步地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下更紧迫的现实则是：充分认识并改变人的各种素质缺陷，特别是那些将要或已经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结构性、本源性的素质缺陷。
三、隐性危机：人的素质缺陷和可持续发展
与人的现代素质对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作用相反，人的种种素质缺陷则对可持续发展产生反作用。由于这种反作用尚未充分显露或已经显露但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而成了可持续发展中的隐性危机。笔者认为，在种种的素质缺陷中，科技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素质方面的结构性、本源性的缺陷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而这种缺陷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又最为突出，所以尤应引起重视。由于资料所限，仅以国内为例略作分析。
（一）科学文化素质的结构性缺陷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对于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评估应从量与质两方面去把握，应在知识、方法、能力以及精神的不同层面上加以考察。如果说，知识、方法、能力层面属于“工具理性”，那末，精神层面当属“价值理性”。
1.文化素质的缺陷
（1）国内现有文盲近1.5亿，而且每年还在产生着200～300万的新文盲。
（2）国内人均受教育为5.8年，日本则在1907年就普及了六年制义务教育，而今天的美国已达到大学一、二年级。不过，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报告，中国在改善全民受教育机会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的。
（3 ）“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与发展之科学家、工程师的平均数”，美国为中国的10.4倍，韩国是中国的4.2倍，巴西则比中国高出25%。
（4）人均藏书量，被认为是文化素质的深层次表现，据对中国9个省市数千名城乡青年的调查，藏书量在500册以上者只占2%；对上海青少年的调查显示，藏书者与不藏书者几乎各占一半。
2.科学素质的缺陷
国内曾于1992年按国际惯例对国民的科学素质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
（1）科学知识，正确率为40.3%， 在已进行过此项调查的丹麦、英、法、葡萄牙等15国中，排在第15位。
（2）科学方法，理解的比例为2.5%，美国1990年的同样测试比例为13%。
（3）科学兴趣， 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或“科技报道和话题”感兴趣的比例均小于对政治、社会、体育、文化等新闻或话题感兴趣的比例。对青少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大城市青少年对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的重视度都很高，不过在实际投入的程度上还明显不足。从阅读科技书籍的情况看：在职青年平时读一点本专业书籍的尚不足半数，平时一点不读的近六分之一；在校学生中，平时常看一般科技书的也不足六分之一。
综上所述，科学文化素质上的这些缺陷，特别是那些属于较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有可能使人满足于工具理性的追求，驻足于科学技术的实用层面。从而很难自觉升华到对价值理性的执着追求，进入高层次的精神层面，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将使可持续发展缺少灵魂和原动力，以致失去发展的后劲；并且，这些缺陷的负面影响，将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而日益凸现。
（二）伦理道德素质的本源性缺陷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从只有一个地球的角度来重新审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传统伦理的“创造性传化”和现代伦理的系统性建构。唯此，人类在未来的生存空间中才能和谐共存、携手发展。显然，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中，公共生活的领域将继续拓展，“公德”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也势必日益增大。然而大量的研究报告、专著却揭示，人类的道德素质主要是公共道德素质在下降，诸如社会公德式微，职业道德失落，社会责任感低下等等。笔者认为，在表面的道德素质的缺陷之下，似乎还有着历史文化的、根源性的深层缺陷，由于它对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影响尚在显露之中，因此，更需要加以揭示和认识。
1.“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及其引发的后果
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素以崇尚伦理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过，我们的传统伦理主要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和基础，以适应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而建构起来的一个道德体系，因而“私德”显得相当完整和发达，而“公德”则始终得不到发育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伦理背景中，我们启动了现代化，并已经着手实施可持续的发展。然而，传统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伦理的系统性建构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一项庞大的工程。这样，在飞速发展的转型社会里，在日益扩张的市场经济中，一方面“公德”——公共生活伦理的建设无可避免的严重滞后，另一方面“私德”——以私人关系、亲情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规范未经任何“创造性的转化”而直接进入了“公德”的领域代替公德发挥“作用”，而当有的“私德”无法进入代替时，伦理的空白地带就出现了，这些地带实际上是处于野蛮的无伦理状态之中。这就是伦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A.N.Whitehead）。这才是当今伦理道德素质的本源性和深层缺陷。在存在着如此严重的道德素质缺陷的状态下，一些人进入一般的公共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法律生活以后，坑骗、伪冒、贪污、行贿、巧取豪夺、权力寻租等等腐败行为的出现似乎有其必然性。这种“谬误”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任其蔓延、扩张，那么不仅不可能有什么持续发展，反而会更加恶化某些不可持续的状况，加剧各种危机，进而由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不公平而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混乱，最终给人们自身包括子孙后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对“谬误”的反思
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似乎每隔数百年总会出现一次大动荡，总会造成极大的资源破坏和人民劫难。这除了经济、社会的不可持续因素外，是否也可以从伦理的角度探究出某些不可持续的因素，是否应对不同伦理的“错置谬误”进行认真的反思——如果说，我们的前人由于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种种历史性限制，无法避免这种“谬误”；那么，如今充分认清这种“谬误”的根源及其灾难性后果，弥补我们自身在伦理素质上的深层次缺陷，大力发育发展公共生活的伦理规范并自觉地加以执行和维护，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必须；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几百年、几千年的在一个地球村里和谐、持续地发展下去。
总而言之，走向21世纪的人类面临重重危机，这种世界性的危机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大受威胁，而从根本上说，这又恰恰是人自身的素质问题所造成的。如今，人的素质问题正若一柄“双刃剑”高悬于人自身之上，如不加以正视和改变，人类将陷于不可持续的境地而难以自救，最终会自己毁灭自己。为了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人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将“人为的发展”放在首位。只有逐步地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才能既使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发展，又使人自身的各种需求得到发展和满足，两者的发展都将统一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